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李喜所
欧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轴心。二者犹如银河两岸的两个星座，交相辉映，潜移默化，影响着世界的文化格局。但是，文化的交流不像以钱易货那样简单，即使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有一个相互碰撞、理解、积淀的过程。中国文化之所以对欧洲发生影响，既受客观社会需求的制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历史积累。
司马迁的《史记》曾有关于欧洲的记述，希腊学者拖雷美在公元１５０年著的《地理书》也对中国有极简单的描述。不过，这都是一种臆测。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西交流的通道，经过几个世纪的推进，丝绸之路逐步形成。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药品等经阿拉伯转运欧洲，欧洲的一些物品如珠宝、钱币等被带到了中国。汉唐乃至宋元时期，中欧之间的联系虽在一步步扩展，但大致停留在为数较小的贸易方面，其中诚然有过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印行和基督教（唐时称景教）的东入中土，但严格意义上的深层的文化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东西方还谈不上什么文化需求，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仍然没有悟出双方文化的魅力何在。欧洲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洗礼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迫使西方人要走出欧洲，影响世界，古老的中国自然对欧洲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曾使他们受益无穷。欧洲人对产生这些先进技术的中国理所当然怀有浓厚的兴趣。加之，１５世纪航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欧洲人抵达世界任何一国提供了交通方便。１５４３年天主教耶稣会的建立，欧洲出现了一股宗教狂热，耶稣的信徒妄想让上帝的光环普照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当然包括地大物博的中国。
于是，伴随着商人、游客的东来，一个不大不小的传教士队伍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所始料不及的是，这批传教士在播植上帝福音方面成果寥寥，中国文化则以他们为主渠道，对欧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渗透。
１７世纪前后的欧洲是呼唤世界、呼唤理性的时代。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龙华民、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就他们所见所闻的中国文化粗略向欧洲介绍，恰好适应了那时欧洲人的品味。１６１５年发行的《利玛窦日记》，１２次再版，被译为６种文字。西班牙在华传教士的旅行报告，再版２８次，译为７国文字。一部描述清兵入关的小书，则发行了２１版。英、法、德等国对东方的习俗异乎寻常地感兴趣，先后出版了７部研究中国礼俗的书，如《中国礼俗政治讨论》、《中国礼俗政治档案》等。据可靠史料记述，中国典籍的最早西译本为《明心宝鉴》，由罗明坚译为西班牙文，约在１５９５年。１６２６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译为拉丁文，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译本，在杭州刊印。那部扑朔迷离的《易经》，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中国文化的内在美，欧洲人已经品到了。一位名叫布伯的英国诗人写道：“东方有孔子，孤立如高峰，教人以为善，切实且可用”。可见，个别的欧洲人对中国圣哲已有一种崇拜。
伴随着传教士对中国古籍的翻译，欧洲一些有远见又学识渊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陆续出现了专攻中国学的汉学家，并出版了一些作品。以德国为例，１５８９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强大中华王国新志》，１６６３年在奥士堡出版了《中华经典铨译》，１６７２年米勒出版了他多年搜集和研究的杰作《中国的刻碑》，１６７８年基尔谢出版了他编译的《中国历史》，１６９７年莱比尼次出版了他的《中国新志》。整个１７世纪，欧洲的汉学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谈不上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问世，但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汉学的点点星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到１８世纪，巴黎逐步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并首创汉学一词，一些著名的大学筹组汉学系，有关的讲座和研究机构亦应运而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较全面而深刻的一个汉学新学科在欧洲创立起来了。
如果说１７世纪前后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东土“取经”，那么到１９世纪中叶之后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殊不知此时西方的“经”里也渗透了某种中国文化的因子，虽然是经过欧洲人提炼和重新创造过的。因为，１８世纪前后的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最大，有的思想家如伏尔泰曾主张“全盘中化”。这种影响虽然还较难从哲理上进行准确的概括，但就一般现象看，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
文学突出人物形象和具有细腻的情感色彩，最易于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沟通。１７、１８世纪，英、法、德等国逐步流行少数中国文学作品，一些著名作家或是从中国取材写散文、诗歌，或是改编中国古典故事写短篇小说，或是吸收中国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理论进行再思考，从事文学评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评判虽带有猎奇性质，充满好奇、片面和不准确，如将贾宝玉说成“性情暴躁的女子”，将明朝皇帝译为“猪皇帝”，但中国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内涵使他们大受补益。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鲜明生动，在流传中很容易为异国他乡的民众所接受。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传入欧洲，与其说是生活需求，倒不如讲是艺术欣赏。这些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艺术佳品，往往为欧洲人所倾倒。特别在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初，欧洲艺术界一反庄严古板的静态的艺术风格，掀起一股乐观向上、崇尚自然的颇具生机的新的艺术风尚，被称之为“罗柯柯”运动。中国的绘画、建筑、园林、工艺品、民间戏曲等，由于贴近自然，源于生活，形象逼真，于是在欧洲风行一时，给“罗柯柯”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
儒家政治思想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主要是适应了１８世纪前后欧洲风云突起的反对愚昧的宗教而寻求理性主义的思潮。那些富有世界眼光又力求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的思想家，孜孜不倦地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儒家思想所论述的天人合一、个人修养、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序的伦理道德、宁静而富足的小康生活，给欧洲不少思想家以理性的启迪。１８世纪前后在西方出现了几位很有影响的“欧洲孔子”，如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坦布尔、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东方文化十分崇拜，认为中国文化优美无比，并从他们的价值取向出发去吸收和传播儒家文化，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理想。伏尔泰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呼吁欧洲人在中国文化面前一要赞美，二应自惭，三须模仿。他将儒家的哲学、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论、社会法则等进行综合研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建构了一套很有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中国文化在伏尔泰身上可谓硕果累累。
客观地讲，１８世纪前后欧洲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都努力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突起，或多或少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联系。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批研究中西文化的思想家鼓吹“西学源于中国说”，虽有夸大之处，但确有合理的地方。诚如一位德国汉学家所言：“就历史来看，世界文化的发展，是由东方而西方的，所以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这是件自然的事，也是必然的趋势”。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传统的误读
刘梦溪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倾向认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还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在中国，儒家就是传统，传统就是儒家。这样来看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以为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误读。
不妨回顾、检讨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两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引入汉代盛行的谶纬学说，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解儒学，实际上是自乱儒统，尊之适足以卑之。
董仲舒的儒学，是变了味的儒学。
东汉，佛教传入，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儒家的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玄学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势的是佛家和道家，不是儒家。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准确地说，是儒、道、释、庄、玄、禅，各种思想彼此交融、互相吸纳的结果。至于明代一般市民的生活，与儒家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才有《金瓶梅》那样的作品出现。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是十足的小国心态。与儒学传统不调谐的思想潮流，始终没有停止过。至于以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思想，已由道德传统向知性传统转变，现代学术开始萌芽。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儒家中心说解释不了历史。儒家即传统是对传统的误读。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汉、唐文化所以令人神往，主要在于它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气象。汉代打开了西域的大门。唐代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交汇地，西来东往，胡汉杂处，奇装异服，一派繁盛热闹景象。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溶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精神。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禁锢诚然是事实，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反而保持相当大的思想活性。爱因斯坦提出的科学研究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就内在自由而言，中国文化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版图之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对世界各国文化，中国文化采取的态度是礼之、师之、纳之、化之，如同孔子所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绝非儒家一家一派所能代表。
最近，国内思想文化界，复兴儒学的声浪甚高。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似有偏颇。面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课题，只是坚持儒家即传统的儒家中心说，强调复兴儒学，其结果，我们最多也只能变成另一种儒家，哪怕是新儒家或新新儒家也好。对中国文化整体而言，未免太偏狭。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于近日召开座谈会。长期从事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和有关的专家、学者２０多人出席会议，学习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党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领导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全面、正确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用以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各项工作。
在座谈中，与会者指出，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遵循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振奋精神，努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针对群众普遍关心和担心的一些问题，与会者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十分自觉地维护和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抵制那些企图动摇这两个主体地位的思想和行为。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表述，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不能割裂开来甚至任意取舍、断章取义。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进行这一伟大事业的主力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建设，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使各级领导班子切实掌握在忠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削弱党的领导，忽视党的自身建设，丢掉群众路线，削弱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脱离农民群众，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失甚至失败。必须深刻记取一手硬、一手软的历史教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保证我国改革和建设大业健康发展。
（钟键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