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将军的遗愿
——写在伯伯王震逝世一周年之际
王井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伯伯王震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奥比斯组织主席奥利弗·傅达先生一行时，在一张写有“我身后捐出眼睛角膜给中国人民”的表格上，郑重地签上“王震”两个字。伯伯逝世后，捐献眼角膜的遗愿已由他的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落实。
去年三月二十日，在北京八宝山哀悼伯伯，向他老人家遗体告别时，我含着泪水摄下伯伯捐献眼睛角膜的像片保存着。这是伯伯实现了他自己身后事的第一项遗愿。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伯伯曾写下遗嘱：“我写于后的话，请留作未来要用之时采用勿误。我的大半辈子是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最好治疗的。如若遇不治之病，则请让安详寿终，勿予抢救，是嘱。寿终之后送太平间作病理、生理解剖。凡可作科研标本者，取下作科研用，余下送去火化。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天山南北是伯伯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悠悠几十年岁月，伯伯对新疆各族人民和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特殊感情。我在新疆部队工作和生活七个春秋，深深地感到：新疆各族人民和指战员们都十分尊敬和爱戴我的伯伯，茶余饭后常常交谈着王胡子司令员的传奇式的故事。
伯伯多次在新疆群众集会和部队官兵会议上讲：“我的骨灰一定要撒在天山南北，为新疆各族人民站岗放哨！”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中午，伯伯的骨灰由各级领导、伯母王季青等亲属，眼含泪水，撒在天山的前峡、后峡和石河子垦区，实现了伯伯身后事的第二项遗愿。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伯伯在给病重的叔叔王贵龙的信中写道：“建议区乡委、政府出面立个碑，把北盛区每个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党员、老同志的英名刻上为妥。……将来，这块石上，若能刻上一个共产党员——王震，我也足以欣慰了。”去年十月底，经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将编辑《王震文选》，我受市委的委派，回家乡收集伯伯的书信、题词、批示等。在收集三十多份材料中，伯伯多次建议修建烈士纪念碑。北盛区、镇政府和浏阳市政府缺乏资金，未能实现。人民和烈士们的亲属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一定能修建好烈士纪念碑，刻上先烈们的英名，伯伯对身后事的第三项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浩气贯壮乡风范留千秋
——深切怀念韦拔群同志
黄荣
今年２月６日，是我们敬爱的韦拔群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壮族人民的卓越英雄。他，最早点燃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他，与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创建了举国瞩目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他，对革命忠贞赤忱，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百折不挠，正气凛然；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心里装着各族群众疾苦，与群众休戚与共，感人肺腑；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的功勋，不仅在壮乡遐迩闻名，深受红七军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景仰和爱戴，而且在全中国也负有盛名！
我是跟着韦拔群同志的足迹走过来的人，他当年在峥嵘革命斗争岁月里，那种叱咤风云的雄姿和崇高的革命风范，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跨越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共产主义战士光彩照人的楷模。
（一）
韦拔群同志虽然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东兰县山沟里，但他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他矢志不渝地探索和追求革命真理，以信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光荣归宿。
韦拔群同志目睹当时国家的危难，民族的孱弱，人民的苦难，他和所有的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一样，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走的是一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艰苦道路。为了寻求民族生存、祖国振兴的道路，他曾离开学校和家庭，跨高山，越平川，前往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考察，进一步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黑暗，扩大了他的眼界和胸襟；当听到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消息时，他愤慨万千，毅然投笔从戎，在家乡招募１００多名有志青年，竖起义旗，举戈讨袁，他带着这支义军投到贵州熊克诚护国旅部，曾任连副。但旧军队的腐败、黑暗，使韦拔群的满腔爱国热忱在现实面前碰壁了。曾因反对旧军官虐待士兵而遭到诬陷、降职、撤职以至被捕入狱。出狱后进贵州讲武堂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在四川张毅军部当参谋。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把在黑暗中艰苦探索出路的中国人民引进到一个豁然开阔的新天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我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韦拔群积极投身到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激流中去，他秘密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串联军部几位进步青年，在士兵中宣传十月革命思想，揭露旧军队的黑暗，提倡改革军制。不久，他的革命活动受到军部军法处的查究，他只好弃职潜逃，飘泊长江，经上海、广州回到家乡开始从事农民革命斗争工作。
韦拔群同志回到家乡后，首先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改革东兰同志会”，成立“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发布《敬告同胞》书，号召各族群众“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他曾带领壮、汉、瑶等族贫苦农民，清算武篆区的大土豪杜琨选（又称杜八）；也曾率领农民武装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最后一次打下县城，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的群众，赶跑了反动的县知事。但不久，敌人进行反扑，不少同志遭杀害，韦拔群等被诬为“劳农党”而被通缉。斗争的失败，又一次磨练了韦拔群同志的革命信念和意志。
１９２５年１月，韦拔群带着寻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和自己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思想矛盾，摆脱敌人的追踪，历尽无数艰险，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开始他一生最关键、最宝贵的时刻。他在农讲所里，结识了彭湃、陈延年、阮啸仙等共产党员。从此，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我党民主革命纲领的教育，实现了其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革命理想和宏图在他心里跃动！
（二）
韦拔群同志风尘仆仆从广州农讲所回到家乡后，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发动广大各族群众，在壮乡的山寨里播下了革命火种，把成千上万的各族泥腿子引上了革命道路，点燃了右江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为了发动受苦最深的壮、瑶群众，他经常穿着草鞋、戴着斗笠，身披着蓝黑色的粗布上衣，深入到西山的乡村里，热情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
有一次，大约是１９２６年夏天，韦拔群带着几位警卫战士来到西山福厚乡（原属凤山县、现属巴马县）宣传。当时，我正在福厚街上一私塾里读书，一听到此消息，我们便挤进会场，第一次看到敬慕已久的韦拔群同志。他站在凳子上，身材魁伟，演讲的声音宏亮。他号召众乡亲参加农民协会，说农民协会是代表各族贫苦农民利益的组织，它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我们贫苦兄弟的利益，我们要组织起来闹革命。在韦拔群的号召下，乡亲们纷纷表示要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跟韦拔群同志闹革命。我听了他的宣传后，深受启迪和教育，内心激起崇敬、羡慕之情，向往着那一天跟韦拔群一起打天下。
为了培训农民运动骨干，韦拔群还仿效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在东兰县武篆区举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既当所长，又当教员，亲自给学员讲课。他用当地阶级斗争实例和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解“农民运动”这一课程。不仅说明农民要组织起来干革命的道理，而且讲授如何宣传发动群众、如何依靠受苦最深贫苦农民，把斗争锋芒对准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的做法、经验。同时，还带领学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宣传，帮助组织农会、农军，参加当地清算地主豪绅的斗争实践。有效地提高学员从事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能力。他先后举办了三期，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了５００多名农运骨干。我有幸参加第三期农讲所学习。临结业前，韦拔群同志找我到他的宿舍个别谈话，说西山的瑶胞受苦最深，其革命也最坚决。黄松坚同志已在那里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你回去后，在宣传发动好壮族群众的同时，要着重发动好瑶族群众，团结瑶族群众，共同起来闹革命。
在韦拔群同志指引下，我回乡后，先后担任乡农民协会宣传员、县农民协会交通员、县农民赤卫军常备连指导员，协助黄松坚同志发动了西山大多数瑶族青年参加农民协会或农民自卫军。有一次，黄松坚写一信要我从凤山送到东兰县武篆给韦拔群，说此信很重要而又非常紧急，我接受任务后，一口气跑了１００多里山路，当天赶到武篆。第二天，我又把韦拔群同志的指示信带回凤山。后又送了两次，都按时完成任务，得到黄松坚和韦拔群同志的赞扬。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韦拔群同志告诉黄松坚同志（当时为中共凤山县特别支部书记），说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武装挺进百色，正在筹集武装起义经费，要黄松坚派人送一笔经费到百色去。这一任务又落在我身上，我带着５００块大洋，在几位武装人员的护送下，战胜种种困难和艰险，终于把这笔经费送到了百色，并被留下参加了革命军队。在我党掌握的广西第四警备大队部卫士队当战士。同年１２月，百色起义胜利举行，成立红七军，韦拔群为第三纵队长，我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当文书，成为一名光荣的红七军战士。总之，我的成长和进步，是与韦拔群等同志的教诲和影响分不开的。
（三）
百色起义后，在火红火红的斗争日子里，韦拔群同志的工作更加繁忙，既要率领第三纵队红军战士肃清各地反动武装，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又要动员各族人民踊跃参军支前，扩大红军的力量。但他时刻没有忘记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当时，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他便与邓小平、雷经天等同志一起，深入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东里屯共耕社建立后，恰遇到大旱灾，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韦拔群同群众一样，心里非常焦急，他一方面发动红军战士帮助群众挑水抗旱保苗，另方面，帮助当地群众修了一条几里长的水渠，韦拔群亲自参加测量和修渠劳动。在军民共同奋战下，终于战胜了旱灾，获得了当年的大丰收。群众称赞红七军是“干人”（壮话，穷人）的队伍。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红七军集中在河池整编，誓师北上。韦拔群同志被任命为２１师师长，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当时，他从东兰、凤山带到河池共有２０００多名战士，为了前线的需要，他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师中最优秀的战士、最好的武器拨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而自己只带回一连体弱有病的战士和一些破旧武器，突出表现了他一切服从全体利益的崇高品质和坚强党性。我随主力红军北上前夕，与黄世新、韦鼎新等同志一起到军部驻地向韦拔群同志告别，他勉励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给予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要远离家乡，希望你们安心战斗，将来必定会胜利打回家乡来！”他的亲切教导，一直激励我前进。
主力红军北上后，敌人乘机派大量兵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反革命“围剿”。韦拔群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率领右江军民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在烽火连天的斗争岁月里，尽管环境多么艰苦险恶，韦拔群同志紧紧依靠各族群众，始终同群众、战士一起，睡山林，钻岩洞，啃野菜，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他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后或岩洞里慰问、宣传群众。而群众也非常爱戴韦拔群和红军，千方百计给山上的红军送粮食、送生盐、送情报，尤其是西山瑶族群众，他们宁可自己吃野菜或挨饿，也要把自己保存下来的粮食和食盐，借上山种地机会，骗过敌人的严密搜查，送到山上给红军和韦拔哥。有不少群众为掩护红军而献出宝贵生命，由于红军与广大各族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才能一天天坚持下去。
韦拔群同志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牺牲后，东里屯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他的遗体抢运回来，隐埋在特牙山上。为了永远纪念他，群众还在墓地上盖起一座小庙，称为“红神庙”。
解放后，党和人民无比怀念韦拔群烈士。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８１年的亲笔题词中这样写着：“韦拔群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附图片）
右江革命运动的指挥台——武篆魁星楼。本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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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武装了广大人民，大大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左上图：号称雁翎队的冀中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在船头上开会，准备打击敌人。左下图：埋伏在青纱帐里的民兵游击队出发作战去。右上图：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右下图：解放区的孩子们组织起的儿童团在村口上站岗放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