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西方的新亚洲政策
编者按：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亚洲是当前国际形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国家的政府调整其对亚洲的政策，制定新的“亚洲战略”；大批企业界人士纷纷涌向亚洲，发展经贸，参与竞争。亚洲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是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而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经济连续衰退，相互间经济贸易矛盾加剧，则使这一趋势加速发展。
美国 成为亚洲发展的伙伴
地处两大洋之间的美国，长期以来其全球战略重点是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越来越重视太平洋对岸的亚洲。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曾多次提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布什政府在１９９１年提出了以北美为基地、向太平洋彼岸辐射的“扇形结构”经济合作方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重视亚洲的倾向更为明显。去年７月，入主白宫仅半年的克林顿总统借出席东京７国首脑会议之机，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多次发表重要演讲，发出要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的强烈信号，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使美国的亚太战略更加明晰。
舆论认为，克林顿政府如此重视亚洲国家，主要是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战略，把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安全首位。克林顿也是把“重振美国经济”作为“头号战略目标”。为此，美国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政局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崛起的亚洲。
克林顿政府认为，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可以给美国经济带来极大好处：首先是扩大出口，创造就业。这是刺激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影响美国的对外出口，而亚洲国家市场容量增大，购买力增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不断增长。１９９２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达３４４０亿美元，是对拉美国家贸易额的３倍，比对西欧贸易额多５０％。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为国内提供了２３０多万个就业机会。其次是通过投资，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由于亚洲地区政治相对稳定，劳动力素质高而工资低，当地政府为外国企业创造优惠条件，产品又易于就地销售，美国公司在这里投资能以低成本换取高收入的经济效益。所以，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美国公司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加了５６％，相当于美国对欧洲直接投资增幅的２．１倍。据美国商务部调查，在此期间，美国在亚洲的平均投资率超过２３％，在亚洲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是同期在２４个主要工业国的２倍。此外，美国与亚洲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美国可以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出口先进技术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从这些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轻工产品。
面对迅速崛起和市场潜力巨大的亚洲，西欧和日本都在千方百计扩大与这一地区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占尽近水楼台之利，美国担心如不尽快调整战略，重视亚洲，就会坐失良机。因此，美国的亚太战略包含着争夺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的意图。
为此，克林顿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作为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去年１１月在美国西雅图成功地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克林顿总统和与会领导人就加强该地区经贸合作的领域、手段和机制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今年一二月间，美国财长本特森和商务部副部长加藤先后访问亚洲，商讨扩大美国投资和经贸往来。
随后，克林顿政府推出今后重点开发的十大新兴市场，其中东亚地区占４个，中国市场（包括台湾、香港）高居首位。可以预计，随着亚洲经济贸易地位的不断上升，美国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将会随之提高。
（本报记者刘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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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政要看亚洲
美国总统克林顿：我认为太平洋地区能够并且必将成为美国人民就业、收入、合作、思想以及经济增长的巨大来源。一九九三年，美国二百三十多万个就业机会与我们向亚洲一千二百亿美元的出口有关。我们国家准备成为亚洲发展的正式伙伴。
德国总理科尔：亚洲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最重要的大陆。因此，一个充满动力的亚洲政策，将符合德国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利益。同美国和日本比较，德国的经济力量在亚太地区显得逊色。政府保证将对德国经济界进军亚洲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英国首相梅杰：英国计划与亚洲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让该地区在我们优先考虑的国家中居“新的地位”。“我们计划加强在亚洲的参与和存在”。
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自由党政府认识到，太平洋世纪已经来临，我们必须更多地强调亚太地区的贸易可能性。
日本首相细川：日本要重视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一员应该起到的作用，要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比以往更加紧密地与这些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并且要为中国、韩国和大洋洲各国等近邻国家更进一步改善关系而努力。
意大利参议院议长斯帕多利尼：前不久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为太平洋两岸开辟了新的合作方式。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关系中，加强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法国工业和外贸部长隆盖：法国之所以把亚洲作为重点，是因为到下一个世纪，亚洲的产值将占世界总产的百分之四十。为此，政府已制定一项近期加快对亚洲投资和促进贸易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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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澳大利亚一个现实的口号：“融进亚洲”
澳大利亚在同欧美国家情同手足地度过了漫长岁月之后，最近几年响亮地喊起了“融进亚洲”的口号。“澳大利亚的前途在亚洲”，这可以说是保罗·基廷担任总理以来重要的政策声明。
澳大利亚转移外交重心，追求的是个平朴而又简单的道理：维护国家利益。近些年来，欧洲大市场的形成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使澳大利亚有种“被人抛弃”的失落感；而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及其市场的巨大潜力，又产生了令澳大利亚挡不住的诱惑。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融进亚洲”自然是个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澳政府开展了以亚洲为主要舞台的外交活动。
基廷担任总理以来的两年零３个月中，出国访问４次，有３次是在亚洲进行的。他访问了中国、日本、印尼、韩国、新加坡和柬埔寨。越南、泰国和老挝已正式列入他今年四五月间的出访计划之中。澳政府对亚洲事务，特别是对倡导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召开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随着外交重心的转移，亚洲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场所。澳对亚洲的出口，目前已占其出口总额约２／３。澳十大出口市场中，有７个在亚洲。澳商对亚洲的投资已进入加速期。据今年２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在过去的１８个月里，澳投资者在亚洲股市上共投注了８０亿澳元（１澳元约合６元人民币）。澳商在亚洲国家开设的合资企业数以百计，不少项目的投资额达数亿澳元。有的澳商信心十足地宣称，亚洲已成为他们“永久的、主要的国际投资场所”。
在军事方面，澳国防部长不久前向联邦议会提交的防卫战略回顾报告指出：与亚洲邻国建立友好关系，比依赖西方的盟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从商业利益考虑，澳可以向亚洲国家出口自己的军工产品和国防技术。堪培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观点很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国防战略的主要框架。
但人们也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澳的“融进亚洲”的局限性也不时显露出来，这就是它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与亚洲国家价值观的差异和碰撞。澳大利亚如何做到在“融进亚洲”的过程中理解亚洲的文化历史背景，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已是显得越来越突出了。不仅亚洲国家这样认为，国内一些政治家也持同样的看法。“澳大利亚在亚洲国家中的形象仍需改善”，澳总督比尔·海登的这句话大概就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本报记者史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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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随着亚洲快车前进
北欧国家由于受地理和经济结构的限制，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比较缓慢。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两年，开始迈开步子，出访亚洲的各国政要及大型经贸代表团不断增多，其中以瑞典、芬兰为最。瑞典《每日新闻》把这种现象称为北欧“追赶飞速前进的亚洲快车”。以冰岛为例，它的外长汉尼巴尔松已确定今年将出访亚洲。他不久前在一份报告中说，当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比得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冰岛虽然国小，且远离亚洲，但也不能忽视那里的发展趋势。这一地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迅速的市场，而且也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冰岛有必要考虑如何获得在亚洲的利益。
目前北欧各国亚洲政策的侧重点无疑是经贸关系。由于各国在经济结构上素以外贸为重，扩大出口便成为它们经济走出衰退的唯一出路。而从现实情况看，北欧各国向这一地区的出口均未超过其出口总额的１０％，具有很大的潜力。许多北欧经济专家据此认为，北欧经济复苏的希望就在于能否在亚太地区站住脚。记者最近参加的两个研讨会，主题都是讨论北欧企业怎样才能更顺利地打入亚洲市场。为此，有的国家要求增设领事馆，有的准备建立“对外贸易秘书处”，派专家到亚太国家调查了解情况。
在促进与亚洲国家经贸关系发展方面，北欧国家政府决策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了保证北欧企业在亚洲市场上的竞争力，各国政府十分重视利用各种贷款支持重点企业打入亚洲市场。例如瑞典政府将１９９３年向中国提供的软贷款的７０％给了爱立信电信公司；二是利用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增加高层交往促进经贸往来。
北欧国家有众多小型外向型企业，在发展与亚洲国家经贸关系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政府在鼓励大企业扩大亚洲市场的同时，将注意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寻找机会。瑞典出口理事会的高级顾问希德告诉记者，北欧国家的高科技型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很强，从长远看，如能使中小企业与亚洲厂商建立联系，将会进一步推动和加速北欧国家“随着亚洲快车前进”的步伐。（本报记者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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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增强在亚洲的存在
今年２月３日，法国工业和外贸部正式推出“法国的亚洲新政策”，全面阐述了亚洲在２１世纪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加强向亚洲出口和投资的１０项具体措施，被认为是法国第一部进军亚洲的整体方略。
去年２月密特朗总统访问越南、柬埔寨，法越两国实现了全面和解，法国得以“重返印支舞台”，这是法国亚洲政策的调整的开端；今年１月１２日法中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恢复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认为是法国政策调整中的一个重大转折。过去的一年，法国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纷纷前往亚洲，工业和外贸部长隆盖四访亚洲，先后到了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法国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亚洲新政策随即出台。
多年来，亚洲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说：“２１世纪，与其说是亚洲—太平洋世纪，不如说是亚洲世纪”。西方已越来越具体地感受到来自亚洲的挑战和压力。但法国与亚洲的经贸往来除越南外（去年外商在越南投资中法国占首位），总的看是滞后的，到１９９１年止，法国产品仅占亚洲大多数国家进口产品总额的１％—４％，不仅远远低于日本、美国，还不及德国的一半，甚至也赶不上英国、意大利。投资方面，法国在亚洲各国的投资仅占法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额的０．７％—２％。正是这种严重滞后的情况，引起了企业界人士不满，也促使经济尚未复苏的法国领导人决心尽快介入亚洲。
法国亚洲新政策的总精神是“坚定不移地实现向亚洲的转移”，它的口号是：“以最快的速度、动员一切力量，增强法国在亚洲的存在。”具体目标是：从１９９４年起的５年之内，使法国对亚洲的出口从目前所占出口比例的７％上升到１０％。扩大的方向是东亚、东南亚国家，以新加坡为立脚点，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标。出口和投资的重点项目是水力、能源、电信、地铁、高速火车以及高档消费品。
１０项具体措施是“法国在亚洲的主动行动”，意味着“法国开始冲向亚洲”。其中重要一点是准备把日常贸易的贷款集中到亚洲。措施还规定了工业部所属的一些组织今后５年内应该达到的出口、投资的指标。此外，还打算在亚洲进行一系列宣传和改善法国工业形象的活动，比如举办法国产品展览会，在新加坡成立一个法国商务中心等。（本报记者郑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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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支持经济界进军亚洲
德国是西欧诸国中较早制定亚洲政策的国家。科尔总理于去年初对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韩国进行的首次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科尔回国后不久，德国便推出面目一新的“联邦政府亚洲政策”。
统一后的德国实力增强，冀求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出现东高西低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情势下，德国认为走向亚洲是它摆脱经济困难、顺应世界新潮的重要国策。
德国的亚洲政策的中心是，“加强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地区的经济关系”。德国认识到，亚洲经济迅速发展，是对世界、对德国的强劲挑战，同时亚洲建设中所需的基本设施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为德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此，德国主张与亚洲开展双边贸易，互相开放市场和进行直接投资。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加强海外商会在亚洲各国的建设，增加企业投资咨询服务，提供出口信贷，促进企业产品在亚洲参展等等。去年已采取两项较大行动，一是成立了“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二是在新加坡开始兴建“德国工贸中心”，为企业进入亚洲市场服务。
在科技方面，德国将与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在已有的合作协定内继续增加对话，加强联系，同时鼓励德国企业增加高新技术的投入，以技术转让力促市场开发。在发展援助政策上，对贫穷地区将重点支持生产、促进教育和卫生事业，对中等发达国家则以技术转让为主。
值得提出的是，德国的亚洲政策中专门论及了与亚洲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对话。
金克尔曾强调，德国必须认识到双方“体制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了解其根源，并承认这种差异及其根源才是对话的基础”。
德国的亚洲政策还包括了在政治、外交方面与这地区国家的合作共事的内容。今年初，波恩召开了德国驻亚太地区外交使节会议，虽说当务之急是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指出，双边政治关系和多边合作必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保持同步。为此，将加强从政府首脑、议会到外交部和政府对口部门的互访及交流。
在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和“复关”方面，将继续持积极立场。德国还表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能没有广大亚洲国家的参与，特别是要发展同日本、中国、韩国、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和以印巴为重点的南亚地区合作伙伴关系。
波恩舆论认为，德国的亚洲政策具有进取、多向的特点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利益冲突呈加剧的趋势。美国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意向颇让德国不安，害怕自己成为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局外人。
从政治上看，与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的亚洲地区发展关系，有利于统一后的德国，用金克尔的话说，正在形成的亚洲政策“对德国未来的地位来说也是一种保障”。 （本报记者黄晴刘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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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20日，亚太经会组织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附近的布莱克岛举行非正式会议。图为与会领导人乘船抵达布莱克岛。郭占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