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参政议政)
专栏：统战佳话
和邓大姐一起过党的生日
万国权
那是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天津市委给我打电话，请我和我的夫人刘宗华在７月１日下午到天津市第一招待所同邓大姐见面。当时我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常委、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和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接电话时正忙于和民建天津市委会的同志一起准备庆“七一”的活动，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高兴得无法言表。
第二天，也就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我们准时到达。９点钟，见邓大姐穿着布鞋，满脸微笑着稳健地向我们走来。我和刘宗华非常激动，赶紧走上前去，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邓大姐热情地握着我们夫妇俩的手，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党的生日，请你们来更有意义。我们算是世交了，我听彭真同志说，你父亲（注：万福麟）给党做了不少工作，吕正操同志原来就在你父亲的部队里。共产党历来对各界爱国人士，对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做过贡献和出过力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今天特别请你来谈谈，拿你当最亲近的人接待。”
与邓大姐一起过党的生日，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听了邓大姐感人肺腑的言语，又把我们当成最亲近的人，我们夫妇俩非常高兴。
邓大姐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我多次聆听她老人家教诲，体会到邓大姐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典范。这次在这位８０岁高龄的革命老前辈面前，只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她老人家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邓大姐又先说话了，她亲切地说：“你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我听了以后，内心更感到不安，深知自己的工作距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同时内心也很激动，一个党外人士按照党的教导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得到了肯定，难道还有比这更激励人心的吗？我由衷地说：“我没做多少工作，这都是党教育的结果。”
邓大姐听了以后，赞许地点了点头，深情地看了看我和我夫人，然后像前辈关怀晚辈似的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关心地问：“你有几个孩子，都在哪里工作？”我说：“有６个孩子，１个在国外，５个在国内，在国内的５个孩子中有４个是中共党员，他们有的教书，有的搞技术工作，都结婚了。”邓大姐满意地笑了笑说：“你的家庭很不错嘛！”说完又问我住几间房，住什么地方，我回答后，邓大姐又说她在天津读过书，对天津很有感情，我说我也是南开中学毕业的，邓大姐笑了。
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着。邓大姐既坚持原则又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感染了我们，我的话也多了起来，从全国政协谈到天津市政协，从民建中央谈到民建天津市委会的工作。邓大姐一直耐心地听着。１１点，邓大姐提议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和夫人刘宗华非常高兴地站在她的左右，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第5版(参政议政)
专栏：
矢志不渝爱国心
——记全国政协委员姚美良
本报记者袁建达
我是去年春天结识姚美良的。那时，他平生头一次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位斯斯文文的华侨实业家虽然初涉政坛，却毫不怯场，居然在庄严的政协讲坛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国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讲话，令人们刮目相看。
此后，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满腔的忧患意识，奔走于全国各地及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他的那番内容充实的爱国主义游说和实践活动。继１９９２年斥巨资兴建广东省中山大学永芳堂之后，他又于去年下半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和台湾省的台北等地举办了“纪念黄遵宪先生当代书画艺术展览”。我国清代极具思想光彩的爱国主义外交家黄遵宪一夜间名传海峡两岸，成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共图中华强盛的话题。接着，姚美良又发起筹办了“香港华侨归侨侨眷华人总会”，积极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活动，为促进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合作、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贡献。
姚美良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个小镇，是广东籍华侨姚永芳先生的公子。姚老先生虽然久居海外，创办了南源永芳集团，事业兴旺发达，但乡情不减，心系祖国。为了让下一代不忘中华文化，他于６０年代中期不顾亲友反对，毅然将八个儿女送回国内受教育。姚美良继承父业，参与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后，才华毕露，事业一再成功。他负责经营的南源矿泉水公司、南源日用化工有限公司、南源永芳化妆品工厂及广州嘉应宾馆有限公司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谈起事业成功的秘诀，这位年轻的华侨企业家总是真诚地感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是祖国给予我自信和力量。”
姚美良事业有成，因而被评为世界级青年企业家。他还是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亚洲副总领事，美国名人协会研究团顾问，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一些乡团会馆组织的名誉会长。
今年春天，姚美良再次进京参加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在这个参政议政的神圣讲坛上，这位年轻人又要作何番感想呢？果然，一见面，他就递给我一篇讲演稿，内容是“纪念孙中山先生，促进祖国统一和海内外华侨华人交流合作”。他说，当前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海内外中华儿女更加团结、精神振奋。这使我们对为“振兴中华”建立过历史功绩的先贤们更加怀念和崇敬。他建议海峡两岸及港澳和海外华人、华侨艺术家携手合作，举办一次“孙中山与华侨”书画艺术展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希望此议能得到全国政协的支持，并愿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个华侨企业家，能够一二次投入地参与弘扬民族文化活动，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像姚美良这样矢志不渝地钟情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振兴和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开完政协大会，姚美良坐上飞机到香港去了。他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美好形象，一个爱国者的肺腑诤言……
（附图片）
姚美良先生近照
第5版(参政议政)
专栏：
尽职尽责团结合作
柳德茂
我是１９８５年从北京到湖北省保康工作的。作为一名党外干部，我先后担任县化学矿山公司副经理、经理，县燃化局副局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深深感到：要很好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做到守职尽责，必须注重和努力搞好合作共事。
担任副局长之初，我思想上有畏难情绪，认为自己是党外干部，怕说话无人听，工作不好开展。这时分管工业的原县委书记王国良主动与我结对子交朋友，我也敞开心扉和他交谈；局党组领导及时和我交心谈心，我也把自己的顾虑和想法和盘托出。局党组还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树立我的威信，有关重大决策，包括人事、纪检、监察等方面的问题，都以党组扩大会的形式让我参加，把我视为同志，而不是“党外人”，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主动和党外干部、知识分子交友谈心，协助局党组做好他们的工作。
党外人士到政府部门任职，是党和人民的信任，它意味着责任和奉献。因此，正确认识自己的岗位和责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是搞好合作共事的必备条件。
为了做好工作，我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便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前些年，我县矿产开发中采富弃贫，资源浪费严重；销售中竞相降价，乱发补助突出；管理混乱，效益低下。如何使矿产开发走上良性轨道，提高企业效益？带着这个问题，我深入到矿区调查，走访了全县矿山企业的主要领导及部分职工，分析了省内外主要产磷区多年来的生产经营经验和教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规划，统一管理”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局党组、县经委领导的支持和县委、县政府主管领导的重视。随后县政府制定下发了磷矿开发的“八统一”管理办法。这个办法的贯彻和实施，使我县磷矿开发步入了良性轨道，大幅度提高了磷矿开采效益。
我在完成政府部门工作的同时，没有忘记县政协副主席的自身职责，积极参政议政。１９９２年，我在县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加强对锰矿的调查”提案，受到了县经委领导的重视。并付诸实施。对我县磷化工发展，我提出了“整体规划，土地预留，系列开发，规模效益”的建议。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县政府的重视和采纳。现在我县成立了磷化工开发小区，并开发了黄磷、磷酸、三钠、五钠等磷化工系列产品。
总之，我认为紧紧依靠党组织，搞好团结合作，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非党干部在合作共事中定会大有作为。
编后：本篇摘自湖北省委统战部主办的《统一战线》杂志发表的《我是怎样和党内同志合作共事的》一文，标题作了修改。希望各地统战报刊和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经常向“参政议政”专版提供稿件和照片，以扩大这个版的报道面，增加信息量。
第5版(参政议政)
专栏：政协论语
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
金开诚
说起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人们心中难免有一个疑问，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要求都很高，传统文化却总有历史局限，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那还有什么用处？
其实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误区。要知道古代的思维经验只要包含客观真理的因素，就可以与现代相通，为社会主义所用。所以说“真理是不怕重复的”，但不能是简单的重复，而必须在真理的发现与表述中包含创造性，那就能对人的心灵有渗透力，使之有所感悟。
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话出于《论语》，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两句话境界不高，甚至是老生常谈。但在西方却被视为“黄金法则”，又说是“人类行为的伟大法则”。这就因为它在指导人际关系的处理中，的确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叫人不要那么主观，多为他人想想。
又如“敬业乐群”四个字也说得很好，因为在任何社会，企事业的发展都要求从业者的责任心与凝聚力；而在中国的今天，“敬业乐群”更意味着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并对现实中存在的不负责任、专搞磨擦等行为很有针对性。
关于爱国主义，现代的人可以用许多豪言壮语来表达豪情壮志。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诗句时，仍然感到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这就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奉献能够做得完全，说得彻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必须在市场活动中抓起来。因为市场活动最有张力，影响到全社会的价值观。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以义为利”这句话便大有用处。因为这句话见于四书五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当然，现在讲“义”已不是一般地指公道，而是指参与市场活动者在为自身谋利的同时，要做到对国家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对服务对象有利。“义”的含意发展了，但“以义为利”这句话，在建设市场文化、企业文化中，仍可以发挥其言简意赅、富有渗透力的作用。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可使精神文明的内容丰富；而只有内容丰富了，才适用于处在不同情境中的人。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