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愿将心火传后薪
——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和老年文化
本报记者杨健
黄昏临近，走在东北各大城市的街头，到处可见穿红戴绿的老年秧歌队。风靡全国的气功热的追随者，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前段时间“香功”流行，从兰州回来的同志说，兰州日落较晚，到晚上９点多钟，公园空地上还聚集着许多老人如痴如醉地念着：“香啊，香啊……”在长沙某居民小区里，除家务缠身或卧床不起的老人外，几乎所有的老人都玩麻将。很多单位的离退休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待为数众多的老年人，他们或诉说赋闲在家的失落，或要求帮助另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或提出加入老年教育的大军。到１９９３年，我国共有老年大学、学院５３３１所，学员４７．１万人。而南方一些城市的街头，维护交通秩序的大多是身佩醒目标志的老年人。在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还参加田间劳动，他们在经济生活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其“量入为出”、“养儿防老”等传统文化观念仍然在青年人心目中形成较大的影响……
进入９０年代，“人口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在为控制人口进行不懈努力的同时，众多的人口却已悄然步入老年。据最新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６０岁以上的老人有５亿左右，中国的老年人口就占其中的１／５。到本世纪末，我国６０岁以上的人口将上升到１．３亿人，约占总人口的１０．３％。
随着老年人的增多，一种新的文化现象——“银发文化”开始凸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它与传统文化有着较强的认同，而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文化系统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和它们发生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它有一句耐人寻味而又铿锵有力的口号，那就是：“你也会老的！”
年龄的老化是挡不住的自然规律。社会学者提醒道：“如果不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些变化，总有一天，我们会对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猝不及防。”
老年人：社会安定的天使
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正在向“核心家庭”演变，但年迈父母与成年子女分而不离、相互扶助，有效地缓冲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震荡
老人是稳定的象征
清华大学６４岁的退休教师余顺吾夫妇至今与８５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每当遇到重要的事情，夫妇俩总要和母亲商量。余老师说：“家里有一位老人是一种稳定的象征，虽然他不一定掌有实权。”
湖南宁乡县居民刘红萃已经５０多岁了，但仍保持着向老人交出全部工资的习惯。用她的话来说，“尽管老人拿着钱从来不用，我们用时再从她手里取，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尊重。这是我祖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就已培养起来的一种家庭和睦的氛围和尊重老人的美德。”
一位日本记者在《老龄化社会——无形的革命》一书中指出：人们往往强调老年社会的“对立”、“停滞”和“沉重的负担”，却忽略了它还孕育着安宁、几代人的融合、重新认识传统价值等未来文化的内容。
工业革命瓦解了大家庭
在古代社会，东西方的老年人都被看成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享有极高的威望。然而，西方工业革命的汽笛声打破了中世纪田园诗般生活的和谐宁静。工厂制度把年轻的劳动力从四面八方召唤到一起，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把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抛在一边。传统的几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家庭制度解体了。从１８８９年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世界上第一个老年社会保险措施《养老保险法》起，西方各国普遍由过去的家庭养老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老年人依靠养老金独立生活，或者在养老院中相互抚慰晚年的孤独。美国电影《金色池塘》生动地展示了西方老年人美好而凄凉的精神世界。
中国子女愿与老人同住
在我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大家庭开始向年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核心家庭”过渡。尽管如此，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仍高达７５％。我国的这种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仍保持相互扶助的家庭模式，被称为典型的东方式“反馈模式”。
在这种家庭模式中，成年子女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但老年人对子女的援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对九大城市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３１．５％是因为子女结婚无房，２０．６％是为了帮助已婚子女料理家务。
改革开放以来，年轻人事业上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城市妇女就业的比例也保持着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里有老人做好后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那些工薪阶层的人来讲更是如此，“新婚燕尔嫌父母，生育之后盼父母”的现象相当普遍。上海市的老年人约有８０％要承担主要或部分家务，平均时间每天达３．３８小时；天津市约有４８％的老年父母要给成年子女以经济援助。在全国，２／３的男青年和１／３的女青年结婚需要父母“赞助”一定的费用。
在城市里，许多人保持着与年迈父母“分而不离”的关系。天津市统计局的调查表明，与老人们分开生活的子女常到老人身边聚餐的占８６％，每月吃２０顿饭以上的占６０％左右。某大学一位中年教师辞职下海，铩羽而还，离婚后孩子由祖父母照看。他本人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但与父母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慢慢恢复了过来。他深有感触地说：“回到父母身边，我又找回了安定的感觉。”
京郊密云县王老太太丈夫早逝，自己又因病行动不便。在两个儿女的毕业分配问题上老太太犯难了：让儿女留在身边吧，怕耽误了他们的前程将来受抱怨；放他们走吧，自己又实在需要人照顾；请保姆，既花钱也不习惯；搬走与子女同住，他们自己都没房子。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自己一个人留下来。
老年人就是这样无私地照顾着子女，为子女提供着住房、劳务和经济上的帮助，缓解着人口增加和竞争加剧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维护着东方骨肉情深的伦理文化体系。
“恋母情结”的得失
这种文化的继承和反馈也使我国较多的青年人懂得尊敬父母。抽样调查表明，城市老年人认为子女对自己“很尊敬”的占７１．６％，“比较尊敬”的占２６．４％，即使挤掉其中的水分，受子女尊敬的老人还是占大部分的。
在北京音乐台３月１５日不到一小时的“音乐礼品卡”节目中，就有两位老人收到儿女的祝福。其中沈茂伟老人的子女这样讲：“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意围绕在您膝边，与您牵手同行。”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发现其社会保障制度使子女放弃了对父母的责任，无法满足老年人娱乐活动和感情交流方面的精神需求，１９８２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应设法按照每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制度和家庭的老年成员的需要来支助保持和加强家庭。”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方式，是全世界解决老年问题的榜样。”
当然，这种“榜样”式的家庭文化格局所拥有的并不全是优点。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的胡显文认为，在中国，这种“恋母情结”式的依赖性是较深的。小到一家两代人对独生子女的娇宠溺爱和少数高干子弟仗势欺人的犯罪行为，大到许多人躺在单位、国家的怀里迟迟不愿自立，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度出现的“家长制”，这些社会现象恐怕都能从“家庭文化”中找到源头。
文化滞差：时代前进中的迷惘
在大变革的时代，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文化观念与年轻一代都拉开一定距离。中国人“忘年交”的传统有助于弥合西方社会病态的“代沟”
谁来养老？ 我们社会中的老年人是人生历练异常丰富的一代，少年时目睹过解放战争甚至抗日战争的硝烟，盛年期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荡，退休以后又感受到经济改革的冲击。
日本在１９７０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民收入已达１６８９美元，而我国到本世纪末经济发展只有中等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约８００美元。１９９０年我国退休人员为２３０１万人，退休金为２７０．２亿元。到本世纪末，预计退休人员将增至４３３０万，退休金将超过１０００亿元，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之比为１∶４．１。
从国家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我国劳动保险的费用完全由国家（企业）负担，个人不缴纳保险金，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国家已不堪负担；而从职工个人的角度看，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制，职工的绝大部分工资都用于吃穿，若再拿出一部分来缴纳养老金，的确有一定困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但共同负担的比例以多少为宜，各地还在摸索之中。
“经济滞差”
让我们不深谈这些政策性较强的内容，单来看看目前已退休人员的经济收入。我国的退休金是职工退休时基本工资的某个百分比，尽管近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职工退休金上调了一部分，但退休金的增长仍难以赶上物价和生活费用的提高。这就是老年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滞差”问题。经济上的负担直接影响到文化生活。在清华大学，离休人员每年的文化活动经费为５５０元，退休干部为５０元，而退休工人的活动经费为零。以前学校曾组织离退休人员去桂林、西安、三峡等处旅游，而此后就只能到近郊溜达溜达了。
对退休的心理障碍
与经济上的需求相比，老年人更注重精神上的待遇。
西周的《礼记·王制》中记载：“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从珍。”说的是朝廷敬重老人，除准许其扶杖到处活动外，还规定八十岁的老人可以上朝；帝王需要向九十岁的老人请教时，则要带上时鲜食品，亲自到家中访问。
这种源远流长的敬老传统被工业化社会的工作、退休制度扰动了。虽然现在退休人员的再就业率已达２８％，但大部分老人还是呆在家里的。从社会化生产的主潮里退出来，心理和生理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医疗资料记载，退休后的一年内，老年人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某报驻外记者退休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生活很少关心，退休后终日手足无措，最后竟发展成老年性痴呆。丈夫因此悲伤过度，一病不起终至撒手而去。
退休的适应性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不多，老年人对退休多少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而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老年人要考虑的还不只是这些。许多人对自己的前途心存忧虑。
在某大学，当返聘大夫要求学校关心离退休人员生活时，校长竟“直率”地称老年人实在是财政的包袱。现在这位校长恐怕早已忘记，但许多老人谈起此事仍颇感寒心。
两代人各执一词
不单是在单位里，即使是在家庭生活中，老年人也难免觉得与子孙们的共同语言在减少。据对６１３名老年人的抽样调查，经常与子女交谈的只有２２１人，占３６．０５％，很少谈话或不谈的有３５７人，占５８．２４％，可见两代人在精神上的沟通并不能令人满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现阶段的老年人文化层次偏低。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也不到１０％，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却高达８０％左右。在部分偏远地区，老年人的文盲率很高，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听不懂普通话。
人到老年，记忆力减退，每到出门总得像背书一样念叨着“钥匙、煤气和月票”，而对往事却记忆犹新，百谈不厌。修养不高的年轻人每当此时就难免面露不悦，这也加深了代际隔膜。
从美国学者威廉·奥格本开始，专家们注意到老年人中存在的某种“文化滞差”：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已发生急剧变化，而一些老年成员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却依然保留着传统格式。
此外，“代际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观念上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中，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国有企业人员流向外资企业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两代人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差异是明显的。
某国有单位的吴先生看中了一家资产雄厚的外资企业。在“跳”与“不跳”的问题上，两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父母认为国有单位虽然工资少一点，但工作轻松，福利有保障。而吴先生认为外资企业工作富于挑战性，而且现在国有单位大包大揽的福利制度迟早要改变。
至于毕业分配，年轻人大多希望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而老年人从内心来讲则多希望儿女守在身边。像前边谈到的王老太太那种子女离家还不算太远的情况毕竟好办一点，每年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离家千里甚至远渡重洋、留下父母独守“空巢”的情形就更让人作难了。仔细分析双方的考虑，谁都不能说没有道理。显然这已经超越了“文化滞差”的范围，而涉及就业文化、迁移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范畴。
傅雷给儿子的信
ＤＥＣ电脑中国公司的张报昌副总经理认为，文化差异是社会变化的必然产物，只要想开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作为父亲，他不但不对子女的去向横加干涉，甚至自己也干脆一下“跳”到了外企公司。用他的话说，只要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就没有什么差异可谈了。
这是对待文化滞差的一种积极和开明的态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忘年交”的传统，留下了很多佳话。在这种“没大没小”的交往中，老年人从年轻人身上汲取了青春活力，年轻人从老年人的智慧和经验中受益不浅，有助于弥合西方社会病态的“代沟”。老作家傅雷与儿子傅聪既是父子，也是朋友。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身上得到的少，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自然，并不是每一位老人和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素质和心胸。老年人要更开放，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年轻人要更诚恳、虚心。当年与少年聂卫平下棋的陈老总，把小学生陈明远称作“一字师”的郭沫若，堪称为善于在两代人之间铺架桥梁的楷模。
老年的智慧：岁月的结晶
干部退休制度是对中国几千年老年文化在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性改造，但如何把老同志的政治智慧传承下来，是一个新的课题从老一代学者中抢救文化遗产已迫在眉睫
老干部的“第二次解放”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事实上的官员终身制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后的３０年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以革命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领导干部实行退休制度，并在８０年代末身体力行，成为东方政治史上罕见的一位退休老人。老干部退休，既促进了干部年轻化，增加了政治制度的弹性，同时也是继平反冤假错案以来对老干部的“第二次解放”，使他们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得以静心思虑诸如历史的经验、传统的继承、社会的走向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薄一波同志退居二线后完成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部回忆录式的著作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珍贵文献。
在最近本报记者的采访中，陈希同说：当年我当北京市市长时，老市长彭真告诉我，要管好北京，有三件事情要办好，其中一条就是教育。当我卸任时，我又郑重地把彭真的话转告了新任市长李其炎。北京市在教育上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就可以说与新老之间经验和智慧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抢救“国宝”
与政治文化的交递和继承相比，学术文化上的传、帮、带似乎就要逊色一些。
上海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感叹，文化的积累就像藏书，一辈人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随着收藏者的撒手西归就彻底散了，或尘封蛛网，或逐渐被不肖子孙佚失殆尽。这种文化遗产的流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几乎使中国先秦文化断种绝传，是一大批民间收藏家和像刘向这样的大学者殚精竭虑才使得部分文本得以流传。而今天，许多学术上的“国宝”正在走向衰老，抢救这批文化遗产的工作就成为当务之急。
梅兰芳之死的震动
早在６０年代初梅兰芳逝世时，我国科学界和文艺界就震惊不已，深感抢救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可时至今日，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点仍常常因为一位学术泰斗的逝世而衰落。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告诉记者，到本世纪末，我国现有的学科带头人９０％将面临退休，培养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已成为当务之急。
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学者、专家、教授的退休问题上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外，在梯队建设上也应做到“薪尽火传”，并努力形成“薪未尽”而“火已传”且后来居上的理想局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了一位喷气发动机火焰稳定器的发明家高歌，在国际上曾经引起轰动。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导师宁榥教授对他的无私扶植。成果初步上报时，署名是“宁榥高歌”；一旦取得肯定评价，宁榥就把署名顺序改为“高歌宁榥”。文革时期在干校牛棚里，宁榥曾让高歌睡下铺而自己睡上铺；高歌取得博士学位后，宁榥就提议将他晋升为教授，甚至说：实在不行我退休，把名额让给高歌！
传统美德的流失
在一般文化层次的老年群体中，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继承也令人堪忧。老年人普遍具有的勤恳敬业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年轻一代身上有所弱化。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人们普遍反映青年人敬业精神不如上一代，浪费粮食、大吃大喝等现象在不少青年人身上也有突出的表现。
“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来临时才会起飞。”“密涅瓦”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栖息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黑格尔爱用的这个比喻是对老年人智慧的高度评价。
就像从上古的神话里可以找到新启示一样，在与老年人的交往中，后生们总会有新的发现。石油规划设计总院的王健告诉记者，他总愿意与老同志聊天。他认为老年人就像是风干的果实，只要填充以水分，依然能散发出鲜果的清香，而这种香意经过岁月的浓缩更显得醇远绵长。
各退一步
当然，经过几十年人生的酸甜苦辣，老人们可说是曾经沧海，岁月的流逝抹去了他们探索的足印，所以在谈到自己的见解或结论时，有些老人往往只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愿或不能讲清其中的道理。
有人评价天才的数学家高斯在苦思冥想得到某个问题的证明之后，总是“像狐狸一样扫平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足迹。事实往往证明他是对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情形恐怕和老年人与后辈人之间的交流障碍有一些相似吧。要消除这些障碍，一方面老年人要努力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晓之以理，另一方面青年人也应尽可能地领会、把握和消化老年人的知识，理解老一代的思路。
找寻通向幸福和乐的道路
专家认为，幽默感和高尚的信仰是老年人精神幸福的源泉５天半工作制将为老年人提供更广阔的时空
罗素的比喻
生与死是人生永恒的话题。大哲学家罗素这样讲：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流，随着时光的流淌，河岸不断地向后退去，这条小河越流越开阔，最后平静地汇入大海。
正是有了这种平静的心境，人们才逐渐学会了坦然甚至幽默地面对死亡。中科院化学冶金研究所的陈晓晖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和王秋颖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分别扮演邓世昌和李鸿章。王秋颖临终前提出想见李默然一面。当李赶到医院与阻拦他的护士发生争执时，从昏迷中醒来的王秋颖猛然喝问：“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应声而入，抢步上前低头道：“回大人，是标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听罢此言，王秋颖溘然而逝。
近年来议论的“安乐死”和去年开始举行的骨灰“海安”仪式也反映出老年群体生命观念上的变化。
夕阳未必逊晨曦
那些能够淡然面对死亡的老人是幸福的，而那些人到暮年仍然不愿意放弃对社会的责任、帮助儿女、扶养孙辈的人，那些在老年大学里像小学生一样学习绘画、写作和烹调的人，那些在生命的夕阳里迸发出强光、努力整理著述传之后辈的人也同样是幸福的——毕竟，生的充实比死的安宁更具魅力。
在工业化前的美国社会，清教徒赋予勤奋工作的美德以宗教的光彩，而视游手好闲为一种罪过。工业化之后的西方国家里，人们开始心安理得地在退休之后享受自己先前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但在物质享受之外的精神生活中，众多老年人仍然要从宗教中寻找依靠和解脱。
与国外老年人的宗教倾向相比，中国的部分老年人尤其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年人则从社会化的活动中，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信仰中追索精神快乐的源泉。
离休老人刘芝桂今年６９岁了，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告诉记者，他现在仍然保持着与本单位散居在北京市区的大多数离退休干部的联系，并经常骑车上门为他们服务。为组织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他和另两位老同志一起填平了数百平方米的门球场。老人也有忧虑、有痛苦，但谈起整个人生，老人是幸福的——他认为人生的乐趣有三：乐在知足，乐在有为，乐在奉献。
分点闲暇给盛年
从今年３月份起，我国开始实行５天半工作制。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接受教育以及随后而来的生儿育女和难以喘息的工作事务，当儿女长成，终于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年龄的界限又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岗位，迎来并不一定情愿的退休时光。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线性生命模式”，并建议将非工作时期进行重新安排，把青年、老年时期原来的非工作时间分配到生命的中期，用于接受教育、开展各种娱乐活动或从事非全日制就业，而对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逐渐放宽限制。美国１９７８年通过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修正案，就禁止在多数私营企业中对７０岁以下的雇员实行强制性退休。目前中国在拥有两亿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要完全实现这一点还有困难，但５天半工作制可以说是一种尝试和开端。它对老年生活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感觉到。
为老年人做点什么？
“青春不觉书边过，白发无端镜上来”。法国社会学家加思·弗拉斯弟在其著作《四万小时》中预言，寿命延长与经济富裕将带来一个“余暇时代”。当“白发潮”在我们的身边涌动的时候，当这个时代即将或正在向部分人迫近的时候，我们能为老年人和老年文化的研究做点什么？
第11版(文化)
专栏：
发掘传统文化中的重商精神
——政论片《历史拥抱今天》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祝华新
“西方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而我们两三千年前就有重商精神了。”
３月２１日，在电视政论片《历史拥抱今天——齐文化与现代化》的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发出这样的感叹。
由昔日齐国故都淄博推出的这一政论片写道，早在春秋时代，齐国君主就意识到“无市民乏”，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商品交换的措施：带４马１车来的商人可免费吃饭，带１２匹马３辆车的商人同时免费供给饲料，带２０匹马５辆车的商人还给配备５名服务员以供差遣。关税仅为２％，而对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行为的罚款却高达１００倍。林子力教授风趣地说：轻税负、重罚款是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看来齐人早就精通此道了。
淄博市《管子学刊》主编陈书仪说：当年姜尚从关中来到濒海的齐国，改造了周家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与儒文化相区别的齐文化。如果说儒文化更多地具有“内陆文明”的特征，那么齐文化其实是一种“海洋文明”。主编过学术专著《齐文化大观》的淄博市委副书记李新泰谈到：一说传统文化就是孔孟之道是不对的，中国文化从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系统。中宣部局级调研员贾春峰认为：弘扬传统文化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把它与现代市场经济很好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一提到搞竞争、搞开放、开拓市场，往往就会认为传统文化是绊脚石。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固然有相矛盾的方面，但也有结合点，齐文化中的重商、重人才、讲诚信就是这样的结合点。看不到这些，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土壤，就没有根基了。
电视片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８０年代初几个农民在淄博闹市区搭起小服装摊，竟有人指责他们是财迷心窍。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千年一脉生生不息，却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长成参天大树，这是为什么？解说词撰稿人秦晓鹰惊问：我们祖先的重商精神怎么竟会沉埋千年无人问津，以至于常常被看作外国的舶来品？
５集政论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留给观众绵延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