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专题报道
澄清鄱阳万顷浪
本报记者余清楚
时值３月，江西鄱阳湖一碧万顷，烟雨迷蒙。我的故乡就在鄱阳湖畔，每一次来到鄱阳湖上，我的心总会感到一种净化。这回，我随江西省水上公安局的巡逻船进湖，穿波逐浪，心灵更感到一种震撼。
保护明珠不蒙尘
３８８０平方公里的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接纳江西所有的大水系，北接长江，南临闽粤，沿湖有１２个县市，自古代就是水上交通要道。改革开放以来，一度沉寂的鄱阳湖水运再呈辉煌。湖区内码头相连，百舸争流。目前湖区大约有５万条船往来运输、打渔。
但是，在湖区的兴旺中也泛起了一股浊流。当人们把警惕的目光投向了“车匪路霸”的时候，鄱阳湖上的“船匪湖霸”渐起。一些不法之徒拦船抢劫、杀人越货、霸河占港、捕杀珍禽。近年来鄱阳湖上刑事案件每年以千数计，沿湖打捞的无主尸首达２００余具，治安问题一度相当突出。这是对改革开放的严重破坏。
为了鄱阳湖——这颗祖国明珠的光彩，江西省水上公安局于１９９０年成立，５００名水上公安战士脚踏惊涛征腐恶，坚决打击“船匪湖霸”。
撒下罗网擒湖匪
驾驶舱内，４０岁出头的雷明珠副局长出语幽默，说：“我这明珠不如那明珠，鄱阳湖才真正是中国大地上的闪闪明珠。”他对鄱阳湖熟极了，抬手为我指点。
与庐山正东隔湖相对，有一条不高的山脉，半山腰有一座老爷庙，庙北端有一片水域，是都昌至湖口的必经之地。不幸的是，几年前在都昌县南峰乡出现了一个以惯匪余效元为首的湖上犯罪集团，他们疯狂敲诈过往船只，打死打伤受害者，民愤极大。他们作案时，习惯于利用枯水季节航道狭窄之际，将破网撒在航道上，待货船经过，就以挂着网为由，借查看为名，上船抢劫。这群水匪往来诡秘，水上公安多次打击未着。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由雷明珠带队，１６名水上公安战士化装成船民，埋伏在两条运粮船上，进入惯匪经常出没的水域，只待湖匪上钩。
中午时分，两船故意在一片浅滩搁浅。这时，有３人划一小船爬上粮船看了一阵后离去。又过了１小时，有６人乘一机帆船而来，跳上粮船就要船主交出８００元“买路钱”。藏于舱内的水上公安战士冲了出来，当场擒获两人，另４人跳水逃走。初战小胜，雷明珠命令继续等下去。下午２时，又有一只小船载４人靠上粮船。其中有２人跳上粮船，抓住船主就打。一位船民发出暗示，劫匪中有一人正是绰号“毛瘌痢”的惯匪余效元。公安战士跳上了甲板，与水匪展开格斗，生擒余效元。
原来，余效元利令智昏，先前受到了打击还以为船上不过是几名普通的保安队员，所以前来报复，不想被水上公安战士候个正着。
安宁重返博阳河
庐山南麓星子县山清水秀，是陶渊明的故乡。但是，在博阳河进入蚌湖的要冲上，有一些村民走上了设卡劫财的邪路，其首犯走上了犯罪道路。１９９３年８月，罪犯于林绲、于艳火胁迫本族村民“集资”逾万，购船买枪，在河上设立哨棚，走“抢劫致富”的邪路。
博阳河失去了往日的宁静，３道卡像是３把刀，威胁着过往船民的安全。水匪设网为障，任意拦阻船只，大肆抢劫，有时连船民刚煮熟的饭也被端走了。九江水上公安分局从１０月起连续接到报案。在那个河段，有时一天竟发生抢劫案１０多起。
侦察科长董德良立即带领５名侦察员开船进入博阳河。
突然，船被航道上的鱼网挂住了，四周围过来的船上冒出５０来人，强索“买路钱”。一个小头目手持自制手枪威胁：“无钱莫走，前面还有两道卡子。”侦察员立即向分局报警。
傍晚，红霞满湖，分局副局长袁明带领增援的警察赶到，与董德良会合。水上公安战士扑向歹徒，将为首的９人抓获。经审讯，查明这是一个水上抢劫团伙。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６日，九江市公安局集中警力，水陆并进，一举捣毁黑窝，并将匪首于林绲、于艳火捉拿归案，使博阳河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鄱阳湖在沉思
３月１３日，我随水上公安巡逻船驶上归途，笔记本上已经记满各种各样的故事。而身边的水上公安警察也显得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完成了值勤，该回家与亲人相聚了。
但是，只要是在鄱阳湖上，他们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一点不敢大意。果然，刚才还是波光粼粼的湖面，转眼间狂风大作，浊浪排空。过了一会儿，竟飘飘扬扬地下起雪来，湖面上寒气逼人。水上公安战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障鄱阳湖安宁的，这使我更生敬意。
侦察大队长马建山对我说，水上办案与陆上不同的地方就是“水”，罪犯还往往水陆“两栖”。这在江西还是全新的事业。
在这全新的事业里，近３年来，鄱阳湖区共破获水上刑事案件３８８２起，抓获罪犯３９１６名，受到湖区人民的称赞。
鄱阳湖水上公安又是在艰难中创业，整个湖区４４个基层水上公安机构，大部分因为经费不足，还没有装备优质巡逻艇，有时竟会眼睁睁看着罪犯驾小艇扬长而去。无线电通讯设备的配备更是当务之急，是围追湖匪之必需。
这些，水上公安的同志都跟我说了，然而他们说得更多的是，如何克服困难，让鄱阳湖的波浪永远枕着安宁，透着秀丽，尽情地唱着动人的歌，为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鄱阳湖，你说什么呢？
（附图片）
公安人员正查缴船匪湖霸作案用的渔网（左上图）。
水上公安现场查案（上图）。本文照片均由江西水上公安局供稿
第9版(理论)
专栏：公仆谈心录
当官不想身后事
——山西省忻州地委书记赵凤翔访谈录
本报记者阎晓明
赵凤翔：１９３７年出生，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１９９３年担任忻州地委书记。３０年来，进过８个部门，担任过１０个职务。上上下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下基层时心情很复杂，每次回机关时心情也很复杂，但这复杂不一样。”
“去年（１９９３年），春回大地的时候，我走出省委大楼，来到晋西北这块黄土地上工作和生活。在改革开放的１５年中，我已经是第三次由上而下了。晋西北艰苦的自然条件，山上山下的巨大变化，勤劳朴实的忻州人民，深深教育和感动了我……”——摘自赵凤翔日记。
我到忻州一年了。忻州地委书记是我３０年来担任过的第１０个职务。１９８８年我从基层回到省里后，一直负责农村政策研究工作，干得比较顺手，很舒畅。说句实话，我觉得我的“句号”应该画在这里了。不想，省委决定我再下基层到忻州去。这就像文章该结尾了，突然又另起一行。再下基层我倒不怕，但毕竟５６岁了。这个句号能不能画圆满？别人劝我，我自己也有些担心。但这是组织决定，我恪守一条原则：服从决定。
忻州是个怎样的地方？有两点很有名气：一是佛教圣地五台山，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二是走西口，“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贫穷。忻州地区２．５万平方公里，资源富区：铁贮藏量占全省４８％，铝占７３％；忻州又是财政穷区：１４个县有１１个穷县，全区工业企业亏损总计２．４个亿。我这个一把手深感责任重大。我来后，首先声明，不做糊涂官、太平官，要做到这点就要有点和消极腐败现象斗争的勇气，就要接触矛盾解决问题。
我上任后用了１０个月时间，全区１４个县跑了三圈，最多的县去过１０次，算起来大概在基层跑了３个多月。新的一年的基本方针已经确定，就是：抓住改革、开放、稳定三件大事，从忻州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晋西北特点的经济格局。我们有个说法叫做：“山上搞脱贫，山下出水平”，力争早日走下黄土坡，走向外面的世界。
从我的经历来说，每次下来时心情很复杂，回去时也很复杂。下来时的“复杂”往往是工作需要与自身利益的矛盾引发的。下来后，接触实际了，能推动自己正确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社会，这个时候就发现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回去时的“复杂”里包含的内疚就多了。
去年冬天，忻州一个县长为了核定修路的定额，自己背土３方。我听后感慨良久，回来写了一首诗：“县长背土高山平，万民筑路达天宫。县令七品人十品，当官不念‘红薯经’”。为什么不念“红薯经”？那就是当官在任的，不要去想自己身后的事，而应该扎扎实实地把眼下的工作做好。（附图片）
第9版(理论)
专栏：都市生活
东单街口典当新话
本报记者钱江
北京东单路口，叫谁说也算得上尺土寸金的地盘，往南拐上几步，紧挨着工艺品商店，是家门脸儿全新、开业才半年的“华夏典当公司”。从１９８７年典当行业在我国开始恢复以来，本着稳步发展、总结经验的原则，从１９９２年到今天，北京陆续开了三家典当行，这华夏典当公司是第三家。它属于国营企业，去年６月开业，规模算是大的。
过去的当铺是高柜台，柜台里的人从上往下看，如今的柜台齐胸高，比一般商店里柜台还是高一截子，因为那是空空的木柜台，职员们在柜台里头悄不言声地坐等顾客上门。
经理赵埙，年届花甲了，是从市贸易信托公司转过来的，他手下的职工大都是这么来的。典当行业有两道口子最关键，一是典当品的价格评估，二是保管。这方面，搞信托的人是行家。
在东单把典当行办起来了，职工们才渐渐体会到这里的市场需求。大半年里，进这门儿的大都是年轻人，城市居民顾客占四五成，自然是急等着用钱的主儿，以金饰品作抵押。要说顾客来源，店家南边挨着有名的同仁医院，凡是急着住院一时短些治疗抵押费的，年轻人会跑过来，把金首饰抵押些现钱，过后在一个月里赎回的时候付５％的月息费。凡属这种情况的，顾客一般会把典当品赎回；有些顾客来自东边的北京火车站方向。有人事到临头短了买票钱，有的遇上了不幸丢了钱包，一时情急，把首饰、照相机典当了买票回家。逢着这事的就容易“死当”。这时，既然是国营性质的典当行，职工往往考虑延长顾客的典当期，让他们多一些赎回的时间。在这一点上，职工们力图把这典当业办得不同以往。
“个体户”来这家典当行的人数不算太多，可是营业额大，拿来典当的大都是商品。因为他们要周转资金，急着进货。对于他们，商品流通的规律真像只看不见的手，或者把货物赎回，不然就成了“死当”。话说回来，总死当率大约占２０％，还是把东西赎回去的多。
从典当行看社会是一种新角度。旧社会上当铺的大都是生活清贫的人。现在，进当铺的大都是生活水平属于中上等的青年人，因为典当品的最低值定在了２００元，典当行也就成了社会的功能性服务企业。
在这家当铺，记者看了一眼库存的小件物品。由于金首饰居多，它们大都当着顾客的面被封在牛皮纸信封里，顾客在封条上签字，好在赎回的时候验证，所以出现在记者眼前的就是一个个信封了。待记者告辞的时候，正遇见一位青年人交钱领回抵押品。一办完事，他低头急匆匆走了，兴许是不好意思吧。
第9版(理论)
专栏：新风物志
渔岛人家幸福村
梅雨季节难得的一个晴日，记者乘船离开厦门来到不远处的小岛——浯屿。
浯屿是一个０．９６平方公里的小岛，如今岛上居民３９６０人。让人惊喜的是，近３００艘大渔船如一道海上长城围绕海湾，以致我们的登陆艇需拐弯抹角才能靠岸。
一跳上码头，只见岛西北洼地里渔家楼院密密麻麻、红白相间，格外醒目。村头一座高４层、铝合金门窗的现代楼房，上有招牌：“怡然居酒家”。村民为我指点店主：“喏，就是码头上那位身着西装、５３岁的林龙，投资７０万元盖起来的。”
村委副主任林垦热情地把我迎进他那三层半封闭的四合楼院儿，水泥砌就的水井就在厨房门口，楼中有１０多间居室，卫生间装修堪称一流。我们登上３楼阳台，港湾、街景尽收眼底。林垦眉飞色扬地说：“我建这楼花了４０万元。全村８７０户渔民，这几年盖新房有六七百家。”
村委主任吴全保闻讯赶来。他说，浯屿距台湾管辖的大担、二担岛仅四五千米，解放时只有８６０人。以前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地少，渔民不敢出海打鱼，渔村穷得人称“饿死村”；现在两岸关系缓和了，渔民打鱼，公海交易，人们干脆把浯屿叫成它的谐音——“富裕村”了。
记者问起“鱼价”，老吴乐滋滋地说：“好鱼大都让台湾渔民买走了。按台币说，每公斤石斑鱼３００元，墨鱼６０元，还有带鱼、黄花鱼、真鲷鱼等，比内地价高两三倍。渔船出海回来全是台币。”
问起台币如何兑换？老吴很坦然：“厦门、晋江，还有龙海的石码镇，都可以兑换人民币。”老吴给我露了“村底”：１９７５年全村收入仅４０多万元，１９９２年突破亿元关；去年总收入１．５亿元，纯收入８０００万元，人均２万元左右。
浯屿村从１９８７年开始造大船出海，现有８家造船厂还不够用，要从龙海、福州、惠安等地买船。１９９２年下水６０条船，去年下水１００条，今年少说要有８０条新船下水。就是说，浯屿这三年平均每年造船投资７０００万元以上。
最后，老吴慨然长叹：“浯屿今非昔比，村中上千个男劳力不够用了。打鱼、造船、购销、搞岸上服务都需要人，今年岛上就来３０００多外地人。这么个小岛，现在盖房、走路都困难了。这又成了小渔岛发展中的大问题。”
记者顺路绕进村边面海的妈祖宫。只见宫中红烛高燃、香火袅袅，一块新碑记述渔岛沧桑：“妈祖宫又名天妃宫、浯屿宫，明万历清康熙道光年间屡经重修。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村民集资１０万元重修。是年全村内外海汽船７６只。”又是９年过去了，小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渔岛采访，记者也感受到渔民们闯海的酸辛：由于海峡两岸尚未“三通”，这两年浯屿闯海人每年都有上百人次在海上接触中发生某种冲突，其中不乏蒙受数十万元损失的，渔民们热切盼望“三通”。
（本报记者郅振璞撰文／摄影）（际图片）
第9版(理论)
专栏：热点新闻
“太平洋”潮头看教师
本报记者刘士安
高薪为何难聘称职教师
中外合办的上海太平洋职业技术学校，以月薪２０００元、年终另发“红包”的报酬，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不少人跃跃欲试。然而，去年８月学校成立以来两次招聘，２４６名应聘者中只有２１人符合校方的要求被录取，成功率不到１０％。于是，有人感叹：“月薪两千居然招不到教师！”此事在上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负责招聘工作的副校长汤惠娟告诉记者，月薪２０００元并不是我们学校吸引青年应聘者的唯一方面，更有魅力的是对他们自身的挑战：你的才干能不能在这里得到证明？
汤惠娟介绍，２００多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应聘者没能踏进“太平洋”大门的原因不一。有的因年龄超过３５岁而被谢绝，个别人因言行举止不端而被拒绝面试，从早上７∶２０到下午５∶３０的严格“坐班”制度也吓跑了一些人，还有的人虽有专长，甚至有硕士、博士头衔，但由于知识结构未符合学校要求而落选。
现代教育呼唤现代教师
太平洋学校的招聘结果说明，并非出高薪就一定能招得到学校满意的教师。有人因此议论：偌大的上海，符合条件的教师实在太难觅了。汤惠娟对此不敢苟同，学校情况各异，对教师的要求自然各不相同。
太平洋学校采取国内普通中学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同步进行的新型教学模式。学校从国外引进最新的专业课程教材，要求教师据原文翻译并结合学生实际编写教材，所有教师均需使用电脑备课。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教职工们刚开完例行的“晨报会”，在整洁、开放的办公室集中办公，各自忙碌着。七八位年轻女教师一人用一台“４８６”电脑编写教材和备课。她们都是复旦、交大、华师大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有几位是研究生。
现代化的教育离不开现代化的教师。汤惠娟当过３０多年的中学教师，她感慨地说：我们过去靠一本教学参考书，一教就是１０多年，真觉得惭愧。教书育人，老师的知识结构需要不断更新。
好教师该有高报酬
太平洋学校董事长林志升先生，有在海外１０多年的办学经历。他对教师报酬的理解是：有才能的教师，通过辛勤劳动，理当获得相应的高报酬，２０００元月薪不算多。林先生表示，只有好教师，才能撑起好学校，教出好学生。林先生打算逐步提高教师待遇，包括为教师解决住房和提供出国进修机会。
去年９月招聘进太平洋学校的黄霖琳教师，谈起她的“跳槽”自有一番感触。２０多岁的黄霖琳１９９１年从上海师大外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一所中学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对记者说：“来应聘，考虑到薪水高仅仅是一个因素。我确实喜欢做老师，看到这所学校有新意，就报名了。有人把教师形容成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可现在总觉得这么说有点空洞。教师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低、待遇差是一个重要原因。”
黄霖琳觉得，如果出现更多类似“太平洋”这样的学校，将会有更多的学生报考师范，立志当老师。原在上海交通学校任教的顾永申老师，放弃了到一家香港公司做雇员拿更多薪水的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学校，为的也是做教师的“那份欢喜”，以及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挑战。
（附图片）
太平洋职校的教师在备课、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