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又一个辉煌的春天
——前进中的中央民族大学
本报记者董宏君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唯一的国家重点民族高等学府——中央民族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这是我国民族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延安民族学院，１９４１年９月创建于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民族大学。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１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创办开学。１９７９年，中央民族学院被列为国家重点院校。
●中央民族大学建校４０多年来，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１４次在北京接见学校的毕业生和干部教师代表。
●１９７８年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关注我国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校视察和接见各族师生员工的代表。
●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０日，江泽民同志亲笔挥毫为学校题写了校名，李鹏总理为学校题词。亲切的关怀给了各族师生员工以巨大的鼓舞，使这所为全国各族人民关心瞩目的高等学府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从过去到现在，从延安到北京，从延安民族学院到中央民族学院又到中央民族大学，这不仅仅是一次校址搬迁和校名变更，这是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和我们的国家一起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的重要标志。
半个世纪以来，这所民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得到了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切关怀和高度重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民族地区建设事业的有用人才，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充分体现。
沐春风雨露，育桃李满园。中央民族大学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天，迎来了一次又一次辉煌。
上篇
早在４０年代初的延安时期，尽管当时斗争十分残酷，环境非常恶劣，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异常之多，然而，毛泽东同志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开始着手于解决未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问题，１９４１年９月延安民族学院在窑洞里诞生了。它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为我国少数民族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开创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根据我们国家要进行的繁重建设任务，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各族人民的事业，要调动各民族的积极性，必须“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思想，１９５０年初，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部务会议讨论民族工作，提出开办中央民族学院和地方分院的报告。党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并确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任命乌兰夫同志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１日，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东城国子监小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朱德、李济深、董必武、李维汉、马叙伦等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人亲临祝贺。《人民日报》在当天发表的社论中指出：“中央民族学院已经开学了，各少数民族人才的花朵，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春风披拂下，将日盛一日地开放起来。”
这所为全国各族人民关心瞩目的高等学府，在北京诞生之后，从大兴安岭到五指山区，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喜马拉雅到天山山麓，各民族优秀青年纷至沓来，在这里学习新的知识。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负责同志，凡民族学院来的新生，都尽可能安排他们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凡有重要外宾出席的国宴，要有民族学院的师生代表参加。一次，中央民院的师生参加接待一位外国元首，大家十分热情，落落大方，气氛高昂。周恩来表扬说：“他们很好嘛，给外宾留下了好印象，他们为我们党和国家作了工作。”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李金池，３５年前曾以一名学生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了招待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夫妇的盛大国宴。咫尺之距，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那张署名周恩来、邓颖超的粉红色请柬，李金池依然珍藏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依旧动情。
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６日，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抽出宝贵时间，来中央民族学院视察工作。在校医务所，他了解到藏族学生从西藏到北京，因气候和环境不适应，患肺结核病的人较多，学校无Ｘ光机设备，他关切地让随行人员记下。在学生大食堂，他亲口尝了尝刚做好的抓饭和烤馕，称赞“做得很好吃”。见到食堂未铺水泥地面，他问明原因，又让随行人员记下。事过几日，上级部门送来了Ｘ光机和水泥，解决了当时的难题。视察预科部理化实验室时，他高兴地说：“少数民族学点理化知识好。”他指示民院语文系，要增设藏文研究班，要抽调各方面条件好的毕业生去研究藏文文法、古典作品、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继承藏学遗产，培养藏学专家。
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１４次在北京接见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和干部教师代表。
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同样十分关注民族地区的建设、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民族教育事业，同样十分重视这所民族学校的发展和进步。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５日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全国民委主任汇报时指出：“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努力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今后，不仅要继续重视培养一般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高中级的干部”。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问题”。
下篇
半个世纪过去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办的中央民族大学，继承了延安民族学院的优良传统，已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新型高等院校，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一座丰碑。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已建设成为一所以民族学科为主，文理艺管兼备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是国内外教育界和我国各民族人民公认伯的最优秀的少数民族最高学府。
坐落于西郊白石桥的中央民族大学环境优美，气氛融融，５６个民族的莘莘学子朝气蓬勃。她已成为我国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民族繁荣进步的重要窗口。４０多年来，已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输送了各类人才３万余名，他们如繁星点点，活跃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战线上，成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许多人已成为高级专家和领导骨干，其中，任省部级干部６０多人，地司级干部３００多人，处以上职务的有４０００多人，劳动模范６００多人以及一批民族音乐家、舞蹈家、海内外知名学者。
时光使当年步履矫健的青年教工成了今天满头银丝的老教授。每一根白发，每一道皱纹都浸满了心血，饱蘸着深情。头发白了，学生多了；皱纹深了，学科领域更广了……是这些献身于民族教育事业的教师们默默承担起了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在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他们是永远值得大书一笔的英雄！今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校友中的代表、委员们纷纷回到了母校，看望他们的老师，重新体味一下曾经生活、成长的地方。今非昔比，也许已经物是人非，但是，民族大学的今天不能不让他们欣慰、骄傲：１０１个学科专业中，已有一大批学科享誉中外，独具优势。中国岩画研究，填补了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空白，纠正了国际岩画界历来认为中国无岩画的错误观点，其带头人陈兆复教授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五名执委之一。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涉及汉藏、阿尔泰、南亚、印欧、南岛等五大语系，拥有国内最齐全的少数民族语种研究人才，其中汉藏语系研究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研究水平领先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心。
４０余年来，出版专著、编著等达１４００余部，学术论文７０００多篇，这些成果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水平，而且对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这一切收获来自于一支默默耕耘、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近２０００名教工中，正高职称１１６名，副高职称４６９名，占教师总数的２８％，４０岁以下青年教师占４６％，其中不少是本民族第一位教授，或者是本学科第一位教授。
在这支队伍中，有以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王钟翰、陈永龄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饮誉中外的专家，有民族学家宋蜀华教授，民族语言学家耿世民教授，民族史学家王辅仁教授，民族语言学家戴庆夏教授，民族经济学家施正一教授，还有民族史学家邵献书教授，满族史学家赵展教授，民族法学家庚以泰教授，民族文学史家吴重阳教授，民俗学家陶立番教授，藏学家王尧教授，民族音乐家金在清教授，美术家罗贻教授，舞蹈教育家慈仁桑姆副教授，数学家孙绳武教授，物理学家李大万教授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此外，以藏学青年学者丹珠昂奔，历史学青年学者李鸿宾，民族学青年学者庄孔绍、覃圣敏、王建民、民族语言青年学者王远新、罩晓航等为代表的众多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也成长起来，他们都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研究任务。
每一个春天都凝聚着深情，每一次辉煌都将历史的足迹延伸向更美好的未来。（附图片）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学校毕业生贡布等。
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６日，周恩来总理与各族师生亲切交谈。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字贵情更浓
——追记溥杰先生一件小事
本报记者袁建华
有的人活了一辈子，没给人留下多少印象；有的人仅见过一面、交住过一次，便让人终身难忘，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就是后一种人。
说起来，已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那年夏天，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袁义达、杜若甫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历经６年，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编写了一本《中会姓氏大辞典》。全书收集的１．２万个古今中国人姓氏，不仅有汉族，还包括了满、蒙、藏少数民族，是中国历史上收姓最多最新，编法最科学的一部大型资料和工具书。著名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季羡林教授及陈原先生为该书写了充满感情的序言。两位研究人员知道我是报社专跑民族口的记者，于是托我找一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敬请他老人家题写书名。
说实话，我同溥杰先生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深交。只是偶尔在有关会议的采访中与他见过面，简单交谈过几句。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先生的胞弟、社会知名人士，溥杰先生认识很多人，但他不大可能认识我这个普通的记者。为了宣传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拨通了北京东城溥杰先生家里的电话。碰巧，溥杰先生去日本度假，还未回京。接电话的一位女士声音柔和地告诉我，她把我的请求记在了纸上，待溥杰先生回来后转告他。
这一等便是两个月。随着天气转凉，我的心也凉了半截。我想，溥杰先生是大忙人，又是名人，大概不会理会题字一类的区区小事吧。中科院的那两位研究人员也不好意思来电催问。题字的事，渐渐地从记忆中抹掉了。
谁知，有一天溥杰先生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先生刚从日本回来，看到了电话记录。他说，这是一本民族团结的辞书，同意题字。不过，希望两位研究人员出具单位证明，以防有假。
我立刻打电话将先生意思告诉了两位研究人员。他们喜出望外，迅速开了证明寄到先生家。没过几天，这两位研究人员便收到了溥杰先生寄来的大作手迹：中华姓氏大辞典，爱新觉罗·溥杰。
为了印书方便，溥杰先生特意写了横条和竖条两幅。看着那刚劲、凝重、别具一格的书法，我的心着实激动了好一阵。早有耳闻先生乃书法大家，字字千金，但为人题字，从不收取分文，如今亲眼看到了。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就在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突然看到溥杰先生去世的消息，热泪情不自禁地涌上了我的眼眶。我和那两位研究人员深感内疚的是，由于负责出书的四川辞书出版社资金短缺，早已排完版、做好封面的《中华姓氏大辞典》至今未能问世，溥杰先生未能在生前看一眼他亲笔题写书名的这部辞书，这是何等的令人遗憾！而那两位研究人员多次说过，只要书一出版，他们一定要亲手把样书郑重其事地送到先生的案头。
字贵情更浓。溥杰先生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祖国文化事业的一往情深，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头。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民族工作者手记
利用民族智慧 做好民族工作
余梓东
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是民委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当前民族工作而言，具有复杂、琐碎、涉及面广、组织协调性强、工作量日益增多等特征，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各民族的智慧，紧密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政府威信等民族政策资源合理配置，以争取执行民族政策的最佳效果。
日前，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约请北京市部分满族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改进北京市民族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来领悟自然与社会，因而形成了色彩纷呈有人类智慧宝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是人类智慧的创造者，这就决定了每一个民族都要自尊自爱和自强不息；同样，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短处，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这就决定了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改变封闭守旧的状态，互相取长补短不断进步。不同民族的智慧为我们及时解决复杂棘手的民族问题、正确执行民族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最大可能。
民族智慧远比人力、物力、财力丰富，从这种意义上说，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既能有效利用各民族智慧，充分调动各民族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克服种种困难，将民族政策落到实处，也便于民委树立良好的形象，进一步融洽民族工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还有利于全面检验民族工作质量，便于总结民族工作中的各种经验教训，及时了解有关民族的愿望与呼声，正确判断民族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为深化民族工作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当然，在探索充分利用各民族智慧方面，我们还大有可为，如开有关人士参加座谈会不是唯一的方法。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梦，在实现……
南瑶杨光玉
如果让时光的步履倒退４０年，眼前的老教授们会向我们描绘出另一个动人的画面：几张年轻而兴奋的脸，洋溢着建国初期那么熟悉而又自豪的灿烂的笑意，跃荡在心中的激情催快了他们的脚步，急匆匆，正走向课堂。尽管这所成立不久的大学迎接他们的只是几栋古旧的楼房、几排低矮的平房，包括为数不多的学生，但是他们的信念已经坚定，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各类专门人才，让边疆不再贫穷，使全同胞更加幸福美满，事业就在这里！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元老之一，林耀华教授深情地说，“到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工作４３年了，眼看着他一点点发展、壮大，从少年到青年，现在他已经成人啦！”８４岁的林先生依旧目光灼灼，他平和的语气里流露出欣慰，他说，当时学校很小，只有大礼堂和几栋小楼，家属院只是矮矮的几排小平房，今天学校这么大，又这么美，学科也越来越多了，学校刚刚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这是件大好事啊！
年逾古稀的蒙古族教授白荫秦回忆起当年在民族大学附中的日子依旧动情，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国家对附中的学生全面实行供给制，除了伙食、服装，每月还有零用钱。每年国庆典礼，附中的学生和民族大学的学生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回顾道，１９６１年，周总理对学校有过具体的指示，总理说，用满文写的老档案很多，很有价值，需要好好加以研究、利用，要大力培养满语人才，创办满语专业。这年暑期，校领导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任务急、时间紧，但在当年还是开学了，从中央档案馆等地请了不少懂满文的老专家来讲课。１９６６年终于培养出了第一批满语人才，他们现在都是各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民族研究所等的骨干力量。
原干训部主任博大公恐怕是最幸运的一位了，他说，“我参加毛主席的接见至少有８—９次。主席从１９５６年开始接见民族大学的学生，以后每年成了惯例。我在干训部是组织学生参加接见的，所以借工作的便利，去的次数最多！”老先生幽默里透着几分自豪。毛主席、周总理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干部教育，干训部的前身是中央民族大学创办时期最早建立的教学单位——军政干部训练班，承担着县、区、团、营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轮训任务。１９５３年政治系成立后，干训班设在政治系，开办了各种类型的轮训班，主要轮训少数民族地区县、区级领导干部。他说，现在新疆、西藏的很多中上层干部都是干训部培养出来的，他们对得起党和国家，在边疆干得非常出色！
致力于民族学与现代化研究的满族教授白振声如数家珍般列举着他的同学、校友：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他骄傲地说，这些人才都是民族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各个民族地区学术上很有造诣的人，而且也是科研工作的领导和带头人！民族大学的成立，无论从国内、国际还是发展的眼光看，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民族地区发展跟不上，主要是缺人才！民族教育要繁荣、要发展，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也面临很多问题，怎么办？“摇篮”里培养出来的教授对培养后人着太多的思考……
刘一沾副教授是１９５３年入校的第三批大学生。从学生到教员他已在这里生活了４０年了，他深有感触地说，民族学院改成民族大学了，这对学校建设是件大事，也是各族师生长期的盼望的一件心事。这不是单纯地换了个帽子的问题，而是对学校质量、水平的评估和肯定。民族大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学校的战略意义不容忽视。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关系处理得那么好？这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大学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不能不重视民族教育发展规律，我们的优势要巩固，要发展，我们的学生也需要更宽广的视野……
３８岁的丹珠昂奔，是中国藏族最年轻的教授。他高兴地说，去年有三年特别高兴的事：一是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藏学系；二是申请藏学硕士学位点得到了批准，对今后藏学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益处；三是学校改名为民族大学，这是好事情。作为青年学者，看到自己的学科得到了发展，看到自己的学校得到了发展，怎能不兴奋？
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科专业为主体，以民族学科为特色，兼有理科、管理学科和艺术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共有专业１０１个，开设各类课程１１００多门。４０多年来已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输送了各类人才３万余名，被誉为“民族人才的摇篮”。
一代又一代人的梦在这里实现，已经实现，正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