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学习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崭新实践
刘忠德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不平凡的时代造就不平凡的理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列宁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拨乱反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其整体理论大厦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论述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辩证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艺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新开拓，逐步形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整套新建树。如果我们对这些新建树进行一番细致的、系统的研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洋溢着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
一、提出了文艺领导的新方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领导好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不止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然，在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管理，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必要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当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益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党对文艺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领导方法呢？
邓小平同志在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基础上，根据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方法，做出了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从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乱加行政干涉，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因此，他特别尖锐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
在这里，还应该明确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些方法，并不是要削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恰恰是希望通过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之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十年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失误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度泛滥，他着重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他坚信：“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在这种新形势下，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种一系列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方法，为了更好的，更切实的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以及必要的组织领导，当前，党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转变职能，通过抓导向、抓总量、抓结构、抓效益，来进一步实现党对文艺工作的宏观调控和正确引导。
二、阐明了文艺标准的新内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同样是衡量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对于文艺作品来说，这种做为衡量标准的实践，通常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是社会的艺术实践。故此，毛泽东同志把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标准归结为“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还认为，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也必然会随之不断变化。
就政治标准而言，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科学地阐述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各族人民最大的，最根本的政治实践，因而，也就相应地成为衡量当代中国的文艺作品的是与非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就艺术标准而言，邓小平同志依据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把深刻的艺术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这种文艺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作为新时期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首先在艺术内容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其次在艺术形式上，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按照邓小平同志阐明的这种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优劣，才能符合客观规律地促进我国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
三、赋予了文艺创作的新任务。我们文艺创作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作品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关系到当前文艺创作应该担负什么样的时代任务的重大课题。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实际上明确赋予了文艺创作要高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的伟大任务。
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历史发展的主潮，都有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审美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旋律。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任务时指出：“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江泽民同志正确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加具体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
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根据这一实际，邓小平同志主张：“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包括主旋律作品，在题材、形式、风格、表现方法上也必须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也就是说，还必须提倡在题材、形式、风格、表现方法上的多样化。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这个辩证统一，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的雅俗共赏的文艺精品。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扬主旋律的同时，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也都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
总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我们文艺创作的这种主旋律越是响亮，越是鲜明，就越能有力地体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抵制各种噪音的干扰，从而以“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文艺作品，来实现历史赋予我们的高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伟大任务。
四、阐明了文艺效益的新准则。文艺作品从艺术构想到意境升华，从创作过程到审美欣赏，无不说明意识形态是其最根本、最鲜明的特殊属性。当然，一部分文艺作品进入流通领域后，也就同时具备了意识形态和商品形态的双重属性。关于这一点，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强劲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如何正确认识大部分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和其特殊性，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成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的重大命题。
１９８３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文艺界滋生的“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现象严厉地批评说：“‘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他非常愤慨地指出：“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惟利是图的商人。”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错误倾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区别精神产品和物质商品的基本原理的。
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就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拜金主义的倾向明确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一准则的提出，不仅抓住了文艺产品生产的根本，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建设也有重大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当然要遵循市场法则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文化产品的创造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因此，又不能完全听任市场法则决定其兴衰成败；还由于必须正确处理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与短期消费之间的关系，因此，也不能完全听任市场的功利行为决定其比例的调节；更由于进入文化市场的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尤其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更不能完全听任市场的商业利害决定其取舍的选择。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政策的，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诸种手段对这一市场实行更为直接，更为有力的调控，进而从机制上保证其在复杂的实践中真正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精神产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五、明确了文艺建设的新途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的新途径，是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新建树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文艺体制的改革。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大量人才时曾经指出：“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后来，他从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根本出路的角度强调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试验不成功。”接着，他又进一步谈到：“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实际上明确提出了，我国必须进行的各项改革其中也包括文艺体制改革，而且只有进行文艺体制的改革，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结合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现状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在不久前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次进一步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任务。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正视，文艺体制革故鼎新的变革是必然的，但这个变革不应是随意的，自发的和没有章法的，而是应该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文艺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及某些方面的共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它自身的规律和特殊性。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使文艺体制改革健康地，顺利地发展。邓小平同志对改革的性质和成败得失提出的科学的判断标准，为我们检验文艺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提供了理论根据，具体地说来，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否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是明确了文艺人才的培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文化艺术生产，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不例外，也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人才。同时，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具体谈到文艺工作时，他迫切地指出：“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
在文艺人才政治素质的提高上，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他提醒文艺工作者仍然要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循循善诱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在文艺人才艺术素质的提高上，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主张文艺工作者要在生活实践中向人民学习，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另一方面，他还主张要在艺术实践中向成功的艺术经验学习，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他还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出发，尤其关注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特别指出：“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他们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文艺队伍的团结，“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的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创作、研究和评论。”总之，邓小平同志殷切地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崭新实践，一刻也离不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文艺理论的指导。因此认真学习并且正确运用这一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统一思想，研究工作，指导实践，是我们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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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鼓》〔短篇小说〕
作者：关仁山
载《人民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十二期
作品以鼓师世家祖传“六角木鼓”的荣辱为引线，抒写老鼓一家人在商品世界里的困惑、挣扎和追求。鼓师老鼓爱鼓如命，恪守鼓王的勤劳、正直、坦荡和尊严，却最后走投无路。儿子儿媳视鼓为“摇钱树”，在神圣的醉鼓节里将鼓身张贴广告，背着爹出租渔船和木鼓，当老鼓发觉赌徒在圣鼓上赌博的时候，气愤中领来了公安人员抓了赌。事后老鼓发现鼓皮被人捅漏了，里面藏着４万元巨款，老鼓十分刚正地挣脱了儿子儿媳的纠缠，毅然将赌款如数交公安局。可赌徒却放出口风，说他们的赌款有６万。人们猜疑老鼓留了２万当回扣。老鼓回村后，没人理解他，弄得众叛亲离。面对嘲讽，他无奈地逃到了空海滩上，在黎明苍凉的海滩上无奈地击响醉鼓。在完成老鼓高贵人格塑造的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严峻的问题：老鼓为何走投无路？这给人留下深长的回味与思考。
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探寻了人与周边环境的精神默契与对抗，昭示了人际关系的新内涵，富有生活情趣和思辨色彩。（石坚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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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光椿历史小说讨论会举行
湖南作家任光椿致力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被誉为“大时代三部曲”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五四洪波曲》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关注，近日中国作协创研部、湖南省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任光椿历史小说讨论会”，与会者就作品描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三次大的革命运动的宏阔历史画卷，刻画革命先行者奋勇前进的面貌，以及作家研讨历史、表现历史的执著精神和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诸问题进行了讨论。（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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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大写意》研讨会召开
湖南省推出的“五个一工程”重点图书、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农村大写意》（作者李超贵，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强烈反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日前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农村工作问题专家、文艺评论家等１００多人参加研讨会，与会者给该书以较高评价。（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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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子长传》出版研讨会举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陕西省委宣传部日前在京联合召开《谢子长传》研讨会。由刘凤梅、王志厚撰写的这本传记，记叙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光辉一生。江泽民同志题写了书名，邹家华、宋健等领导及谢子长亲属等出席了会议。（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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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全国儿歌征集活动举办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等单位举办的“’９４全国少年儿童歌词征集”活动开始进行。作品要求以６—１６岁少年儿童为对象、反映少儿心理特点，特别提倡“让孩子唱孩子的歌”。（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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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装修》〔中篇小说〕
作者：曾应枫
载《当代》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粤剧名伶、文坛元老等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的一座旧楼，迁入一户新的邻居。他们大搞居室装修，上下左右的邻居皆被骚扰，引起众人的怨愤和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邻居间由矛盾、冲撞到逐步理解和接近。新住户帮助老住户搞起了居室、厕所等装修，起居方便了，生活舒适了。
小说不仅写邻居间的生活故事和感情纠葛，而且表现出人们现今的生活观念、起居意识和邻居关系的新变化，展示出今日广州生活风情的一个侧面，读来颇有我国南方地区的某种特殊艺术韵味。（古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