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身居地市心系落实
——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采访记
本报记者杨振武
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出席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中，约有３００多名是地市州盟的主要领导，他们身居上下之间的“结合部”，担负承上启下重任，是抓落实的重要环节。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这个层次的一些代表，从他们的所谈、所思、所虑中，折射着这次盛会的成功。
双重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双重责任——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之协调一致
人大代表中，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而对这种双重性感觉最深刻的，莫过于担任地市州盟领导职务的代表。会里会外，他们肩上的担子都格外沉重。
“吃不香，睡不实。”河北石家庄市长沈志峰直陈他的焦虑。他说，我们既是人民代表，又是一个地方的行政领导，我们的责任，除了要把下边的真实情况带上来，把群众关心的问题讲出来，还要把会议的精神带回去，抓好落实。“在这上下之间，我们该做的工作不知有多少！”
对这一点，江苏盐城市长徐其耀也有同感，他说：“我们参政议政，不能光是提一通意见了事，譬如农业、教育、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对这些牵动全局的大事，如果只是停留在‘放炮’的水平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作为我们这个层次的代表，更多的应该是献计献策，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有个说法，叫做“市长难当，代表好当。”而山东东营市长张庆黎的感受是：代表和市长一样不好当。他挺认真地说：“不管当市长，还是当人大代表，都要上对党和国家负责，下对一方百姓负责，任何时候都不能只顾一头，丢了另一头。空发议论容易，要真抓实干，代表和市长都得驾辕拉硬套。”
改革之年，作为上下之间的“结合部”，地市领导们自然知道这场改革的力度和难度。“改革也和修路一样，是个过程，需要各方的理解。”谈起改革，“京津走廊”的河北廊坊市长赵诚打了个比方。他说，改革也像修路一样，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也会造成暂时的不便，带来种种问题，引出种种议论。对此，我们首先自己要理解，只有自己思想通了，才能去做群众的工作，把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议大事，想落实——这种高层次、高水平的参政议政，形成了担任地市领导的代表们的鲜明特色。
全国一盘棋，地方是棋子；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与前两年“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热烈气氛相比，今年的人大会显得有点平静。会外插空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会、恳谈会、招商活动大为减少，一些造气氛的形式没有了。来自地市一级的代表们，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务实。
１０多天的会议，开得很“解渴”。冷静的思索，带来共识的形成：全国一盘棋，地方只是一个子；热烈的讨论，深化了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细细品味，加深了对“二十字方针”是大局的理解。
“只有认清大局，才能抓好落实。”记者不止一次听到地市领导们讲这样的话。安徽阜阳地委书记秦德文说：作为地市一级的领导，胸中一定要有大局。不仅要认识大局，还要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大局，体现大局。
苏南的发展为世人瞩目，记者见到常州市长孟金元。他说，这次会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在认清大局的前提下对常州的发展有了新的考虑。改革发展稳定是辩证的统一，离开了哪一条都不行。常州的小棋盘要服从全国的大棋盘。如发展速度过猛过快，看起来是好事，实际上孕育着危险。就像开车，本来路况只允许每小时跑５０公里，你硬要开足马力跑８０公里，闹不好就会出问题。这问题可能是小事故，也可能是大事故，甚至翻车。
实际上，持孟市长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前两年全国经济高速发展，今年，尽管各个地市的情况不同，但多数还是从实际出发，把速度自觉降了下来。
“我们说不单纯追求速度，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实实在在、不掺水分的速度，要实实在在的效益速度，这比盲目地赶超要好得多。”河北衡水地委书记白润璋这样解释他的“速度观”。他介绍说，衡水有１１个县市，基础有强弱之分，条件有好差之别，在发展上不能搞“一刀切”，而应该是有走有跳，走跳结合，让该走的走好，能跳的跳高。他们选择４个条件较好的县市先“跳”一步，其他县市则把精力放在“走”上，扎扎实实地创造条件，把基础夯实。
在宏观和微观之间，身居“结合部”的代表们，抓落实注意了正确选择——两者的协调和统一。从而，为我们今年的改革攻坚战吹响了胜利之曲。
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抓落实就必须加强学习，边学边干边提高——领导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期货市场、商业银行、国际惯例，还有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一连串陌生的名词和经济现象纷至沓来，使领导经济工作的“地方官”们遇到了新问题。
“我们过去多数都是学工科的，对市场经济的很多东西不熟悉，知识不够，经验不足，面临着重新学习的任务。”参加会议的不少地市领导，向记者倾吐了这样的感慨。
记者注意到，这次会议上的学习气氛很浓。在晚间，很多代表门上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猫”在屋里阅读文件。一位市长手里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勾画得红蓝交织，密密麻麻。
“万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江苏南通市女市长徐燕快人快语。她说，现在要学习的新东西太多了，就是感到没有时间。所以，只能是少休息一点，压缩一些不必要的应酬，趁开会期间多学一点。末了，她重重地补充一句：“再不学，今后领导经济工作、参政议政都快没有资格了。”
女市长的“资格说”，确实反映了一些地市领导代表的焦急心理。面对新的形势，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张国民提出，要转变思想观念，改变工作方法，不但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向实践学习，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边提高，取得驾驭市场经济的主动权。
在抓紧学习的同时，地市领导们也在梳理工作思路，琢磨把大会精神落到实处的问题：
“知实情、想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白润璋代表连用了四个“实”字，强调抓落实要有务实作风。
“制订政策要注意集中群众的智慧，措施出台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赵诚代表强调抓落实要有群众观点。
“要经常关注苗头性的问题，主动把工作做在前边，及时化解矛盾”——徐燕代表强调抓落实要有前瞻性。
“执政要勤，为政要廉，治政要严”——徐其耀代表强调抓落实要首先抓领导。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沈志峰代表强调抓落实要从自己做起。
不再是对政策的相互攀比，不再是对速度的过分追求，不再是对指标的盲目赶超。把握大局，上下一心，站在“结合部”，努力抓落实。来自地市一级领导岗位上的代表们这一态势，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今年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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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不能等
本报记者皮树义
虽然随口就能说出一连串表明成绩的数字，可是张国光代表的心情并不轻松。来自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委副书记兼沈阳市委书记的张国光代表，深感加快企业改革的紧迫。
沈阳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有３２４家，占全省１／３、全国３％。搞活大中型企业一直是沈阳市经济改革的重点。张国光说，《政府工作报告》勾画出了今年深化改革的蓝图，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今年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改革不能等。地方要坚决贯彻落实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同时，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探索多种形式，把企业改革推进一步，让更多的大中型企业活起来。
紧迫感来自现实的压力。张国光代表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不断加快的形势下，搞好大中型企业已到了攻坚阶段。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拖延时日，相当一批企业将陷于被动地位，甚至难以拯救。沉重的历史包袱也会越背越重，把一部分企业压垮。出路只能是加快改革，不拘一格，采用多种办法，活一个是一个，早活一天就早主动。
近几年来，沈阳市探索多种办法搞活大中型企业取得了成效。张国光说，沈阳市将坚持“四个结合”，即：把企业经营方式改革与产权制度改革结合，把企业转换机制与合资嫁接结合，把企业内部改革与卸掉包袱结合，把搞活单个企业与搞活企业整体结合。既按照改革目标大胆地探索和创新，又从实际出发解决好过渡时期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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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漓江更清
本报记者李而亮
“发展经济，重要的前提是保护好环境。桂林市政府今年为市民办的１０件实事中，有一半是涉及美化、保护环境的。”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桂林市市长袁凤兰一席话，显得不同凡响。
桂林是一座典型的旅游城市，可袁凤兰市长的环境意识，并不仅仅是为了旅游事业。她说：“环境固然是旅游的重要条件，但它更与人民的生活、工作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作为市长，我不光要想办法使群众的口袋更快鼓起来，还要为他们创造一个洁净、优美、舒心的环境，这才是我们经济发展健康的标志。”
袁市长介绍，近年来，桂林市在保护、美化环境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全市已建起３座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全市５０％以上的居民生活燃料煤改气，大大减少了煤烟尘污染；建起了垃圾处理场，还取消了街道上的垃圾桶，全都改为上门收运；市财政每年拿出３００万元作为绿化专项资金，目前全市绿化面积、人均公共绿地等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袁凤兰市长告诉记者，今年桂林市的环保目标是：噪音控制达标区达３５％以上，烟尘控制区达６０％以上，建１０座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公共厕所、５个密封式垃圾转运站，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和一个垃圾处理场。远期目标：利用世行贷款，投资１１亿元，从水源、绿化、河道、补水等方面全面综合治理漓江和桂林市环境。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互为动力的。如果发展经济只看到项目建设、产值增加，而不顾环境的破坏，只能是欲速不达，更会贻害子孙后代，结果是功不抵过。”袁凤兰市长的话，让人品味出许多值得深思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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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承东启西
本报记者于宁
作为一市之长，对自己的城市有深挚的感情者，并不鲜见。全国人大代表崔林涛，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大都会陕西省西安市的市长，他谈起西安来，更是赞语如泉，滔滔不绝。
崔林涛代表说，去年江泽民总书记来陕西视察，为西安市题词“以科技、旅游、商贸为先导，把西安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外向型城市”，给６４０万西安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朱镕基副总理在陕西团专门就发展中西部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西安市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崔林涛代表说，无论从时间的坐标看还是从空间的坐标看，西安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西安曾为１２朝古都，有极为灿烂的古代文明。解放后“一五”、“二五”和建设大三线时期，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有难得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近几年，国家先后确定西安为开放城市和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西安的发展史开始了新阶段。
从地理、交通位置来说，西安正处在我国腹地、陇海兰新线的中枢地位，对东西部地区经济、贸易的交往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列举了上述情况，崔林涛代表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给的政策，积极深化改革，以自身已有的优势为依托，东连西进、承东启西，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为全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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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新举措
——经济专家谈发行国债
本报记者郑固固
在前几天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一些来自经济界的委员在讨论到金融、财税改革时，对国家发行财政债券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委员认为，今年国家大量发行债券，有着很重要的改革背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国家财政收支的差额部分不再靠向人民银行透支，而发行的债券也不再放入财政收入计算。这样做的意义至少有三点：一是有利于财政改革，创造一种机制，促进财政力争减少赤字，向平衡发展，克服过去财、银不分的弊病；二是更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收支差额和债务情况；三是使财政走向市场，增加了新的财政手段，有利于对货币投放量的控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委员说，多年来国家财政平衡采取向银行无条件借款的办法，结果引起银行多发票子，导致市场不稳。今年开始，财政不再向银行借钱，而走向市场，依靠发行债券的办法解决，这是我国财经体制一大改革，一大进步。财政报告显示，今年国家债务总额为１２９２亿元，而今年发行国债１０４０亿元，说明债务和发债情况都是实事求是的。他表示，根据世界各国的国债发行情况计算，只要发债不超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到四，就是正常的、安全的。从今年国债发行量看，显然在这个限度之内。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王珏委员说，这次改革有两个转换：一是对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有一定抑制作用，国家向老百姓借钱，须还本付息，因此对制约投资膨胀、注重投资效益，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有利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另一方面，人民银行也可以相对独立，更好地发挥独立经济职能，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财力支持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换。他强调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筹集的资金必须用到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上，才能走向良性循环。
专家们认为，今年扩大国债发行，对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观念上也是一个突破，可以集中资金办大事，落实国家重点建设的投资；也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为宏观调控增加了一种手段。
对于群众来说，国债的发行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好、利率较高的投资渠道，由于国债券可以进入市场流通，因此有更高的灵活性。专家们建议，为方便群众买卖，应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国债发行网点和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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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采札记
“法令行则国治”
本报记者张平力
十年前，也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记者曾听一位法学专家代表说过：“人民拥有法的精神和意识，胜过拥有一百部法律。”那时候，中国的立法步伐正在加快。对这句话，人们并未十分留意。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记者感受到“法的精神”正在生长。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启彤代表讲到一个变化，过去来开会，代表们为解决问题更多寻求的是“定政策”，这几年，代表们越来越倾向于“立法律”。海南代表吴葵光教授说：市场经济越发展，我们越感到法的重要性。
人们对法的意识和追求，是因为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广泛作用于现实生活。这恐怕是中国已真正步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更有意味的变化，在于代表们对法的理解。青海去年制定出二十四个地方性经济法规，力求将全省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纳入法制轨道。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宦爵才郎代表说，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人们对法是遵从，而不是“服从”。事实上，法的强制性只有在人们对法的性质、意义及其作用具有自觉意识，才能产生积极作用。北京的一些代表以“禁放烟花爆竹规定”大获成功为例，说明一部法律越是适应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和进步的客观需要，越是能获得公众的自觉认同和参与。福建代表、法学专家张斌生的话深有意味：我们曾经历过“无法可依”的年代，近十几年来我们国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确可彪炳千秋。但是，开创“有法必依”还任重道远。我们要记住一条古训：“法令行则国治。”
人民代表是人民共同利益和理性意识的代表，法的精神在他们身上的体现，无疑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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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新闻摄影比赛
邮政服务到驻地
3月19日，为方便代表邮寄信件、包裹，北京亚运村邮局职工来到代表驻地劳动大厦，为他们办理邮政业务。
新华社记者白连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