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蜡人的诉说
老转
圣淘沙，新加坡的一个小岛。
那天下午，我们乘跨海缆车，晃晃悠悠、提心吊胆地从半空中徐徐降落在这个沐浴着椰风蕉雨的游览胜地。惊魂甫定，导游便交代说，现在参观蜡人馆，请大家掌握好时间，一小时后在门口集中。
“蜡人馆”也值得看个把钟头？我心里不免有些狐疑。但未及细想，便随着人流，开始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旅程……
灯光陡暗。乌云翻卷的大海边，一群衣衫褴褛的逃难者正呼妻唤儿地拥向一条行将起航的破帆船——他们，就是如今的新加坡共和国为数最多的华人的先民。为了生存，他们告别了故土家园，离乡背井闯南洋，要去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这，就是蜡人馆再现给人们的新加坡历史的序幕。跟着，一幕幕极具典型化特征，并深嵌着时代烙印的历史场景，在一种行进式的节律中扑面而来：贫困、饥荒、战乱；还有劳工的血泪、妇婴的悲苦、日寇的枪刺……
高明的设计者匠心独运，充分调动造型、绘画、建筑艺术以及服装、道具、布景、音响、灯光等几乎全部舞台艺术手段，并辅之以电影、录像等现代化宣传方式，以现实主义的基调，熔政治、经济、军事、民生于一炉，再现了年轻的共和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极悲壮的历程，引导人们不由自主地步入了一条曲折阴晦、充满苦难和血泪的“历史巷道”，从而警示人们：在今天，什么是该铭记的，什么是该珍惜的……
我不知道新加坡是否也搞“忆苦思甜”之类的传统教育，也不知道新加坡公民对蜡人馆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略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我确实被眼前的情景深深地震撼了：典型化的生存环境中，蜡人们一个个形态逼真，呼之欲出。你不光能看出他们的年龄、相貌、身份及可能有过的遭际等等，甚至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吸、闻到他们的汗臭，理解他们的心思——那气喘吁吁的洋车夫，不难让人想起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那绝望母亲怀中干瘪的乳房和嗷嗷待哺的婴儿，使我想起了中国妇孺曾经饱受过的苦难；那侵略者手中沾满鲜血的屠刀，则使我想起了日寇夺我河山、杀我同胞的暴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８年，终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于是我又联想到：我们的教育、宣传、文化工作者在进行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时，能学一学新加坡蜡人馆营建者的某些长处，多一点艺术的感染，少一点刻板的灌输；多一点感情的交融，少一点武断的训示，那该多好！
一个小时的游历，跨越了岛国一个多世纪的沉浮。走出这条小小的“历史巷道”，登台远眺，但见无限美好的夕阳正以她辉煌的明眸，脉脉注视着这片曾饱经忧患的土地和港湾，还有，土地上绿云般的树丛托起的幢幢高楼和港湾里安详停泊着的高楼般耸立的艘艘巨轮……
海风乍起，一阵清越的潮声随风飘来。我忽然记起了导游的一句话：圣淘沙，马来语意为“诀别岛”。是啊，“诀别”了昨日的苦难，眼前的新加坡不是正如龙腾云，意气风发地扑向璀璨的明天么！
当然，这一切来之不易。因为人们不会忘记蜡人的诉说……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旧金山图书节杂忆
李景端
去年初冬，美国西部正是阳光灿烂、气候宜人的好季节，我有机会参加了第四届旧金山国际图书节。旧金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文化气氛较浓，博物馆、艺术宫、音乐厅等建筑均堪称世界一流，而且书店分布很广，既有装饰新颖的大书店，也有附设在超级市场内的书摊或书亭。市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规模的文化方面的展览或表演。选择这样的地方举办国际图书节，可谓再适合不过了。
图书节当然要卖书，但本届旧金山图书节又不局限于卖书，主办者注重把传播知识和突出文化气氛渗透到整个推销活动中去，其结果不但吸引了更多的顾客，也提高了图书节的文化品位。
图书节期间穿插进行了由美国西部出版商集团主办的多元文化出版家交流会（ＭＰＥ）的年会，会上组织了一系列交流多元文化出版物现状及前景的学术讲座，听众既有来自各国的出版商，也有不少作者和信息专业人员。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抱着拓宽视野、增长知识的目的前来的。例如柏克利大学塔卡基教授为他的新作《一面不同的镜子：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所开的讲座，从全新的角度对美国加州文化进行历史回顾，有助于那些反移民的人认清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科学幻想作家莱奥在现场主持“未来的城市”座谈会，通过作家、科学家和读者的对话和讲解，使人们了解到未来都市建筑和交通工具的前景。还有许多讲座，多是以出版物为载体传播知识和信息，既宣传了图书，又开展了学术交流。仅从听众十分踊跃这一点来判断，这些讲座显然收到良好效果。
图书节充分利用高科技的声像装置，别出心裁地组织多种多样的展览和表演，完全改变了书市只卖书的单调面孔。在这方面最占优势的首推科技读物和儿童读物。例如介绍新技术的科技书，在展台旁就有人用实物或模型作现场示范操作，有些电子装置还欢迎观众参加操作或演习。至于儿童读物则更是有声有色，琳琅满目。这里有小型机器人表演的各种拟人动作；有滑稽卡通模型；有跑跳自如、极为逼真的动物宴会；有展示多元文化的电脑练习手册——“世界各地的儿童片”；有大屏幕的电子读物；有神话、童话朗读和化装表演；还有儿童读物作家和节目主持人现场签名或合影，等等。正因为主办者把推销与传播知识，以及娱乐参与结合起来，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少年儿童观众，而且许多都是全家来的。只要能吸引孩子，不愁留不住大人。
本届图书节还有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就是特地为少数民族裔的作家和读者安排宣传和表演活动。被《时代》杂志称为“日本艺术批评大师”的里彻（Ｒｉｃｈｉｅ），主持座谈会和朗读作品。还有好几位华裔作家也到会参加活动。其中王南茜在儿童舞台边演边讲，宣讲《亚洲故事宝袋》；陈查理朗读他的作品《中国最勇敢的姑娘》；举行中国民间故事《嫦娥奔月》故事会。更有趣的是两位诗人主持“声音的图案”活动，以图案解诗。但我没看懂，不过觉得新奇。
短短两天的旧金山图书节，既展示了创作和出版成果，又表现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文化、营销和宣传等多方面的新思维和做法，这些无疑值得回味与思考。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开罗街头的“仁慈餐桌”
刘水明
２月１０日进入斋月后，繁华热闹的开罗又多了一景：许多街道两旁和高架立交桥下摆着一排排“伊夫塔尔餐桌”，供穷人和来不及回家的过路行人享用，当地人又称它们为“仁慈餐桌”。
穆斯林生活运转的中轴是《古兰经》。《古兰经》强调富足者有义务与贫穷者分享幸福，因此，“乐善好施”和“仁厚慈悲”，是一些虔诚信徒的自觉懿行。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念过６年书的格宰里告诉我，过去开罗街头并没有“仁慈餐桌”，除众多清真寺向穷人发放食物外，只在旧王宫附近宽敞的广场上设立“斋月大厅”，开斋时分，许多教长和穷人围坐在国王身旁，一起进食。到１９６７年，开罗街头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斋月“仁慈餐桌”，最初是由纳赛尔银行捐款在新开罗拉希丁清真寺外开设的。后来，爱资哈尔清真寺也摆出了“仁慈餐桌”，每天舍饭３０００份。
５２岁的格宰里堪称一位善士，他开在扎马里克岛上的“共和国肉店”铺面不大，只是小本经营。可是今年斋月他却在马路对面的桥墩下摆了６２个座位的“仁慈餐桌”，每天供应米饭、大饼、菜豆炖肉等，最后还有少量甜食。格宰里说，为了准备“伊夫塔尔”，这个月他多雇了４个临时工。
开罗的“仁慈餐桌”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分布越来越广。斋月舍饭逐渐成为时尚义举。据统计，今年埃及共有“仁慈餐桌”近两万处，每天有７５万人在街头吃“伊夫塔尔”。其中仅开罗市就有８００处“仁慈餐桌”，供应３０万份“伊夫塔尔”，有１．５万人自愿为“仁慈餐桌”服务。更令穷苦大众高兴的是，随着那些富商阔佬的竞相攀比，“仁慈餐桌”的规模似乎越来越大，饭菜质量也在提高。食客不仅有衣衫褴褛的乞丐，粗手大脚的苦力工人，收入微薄的警察，匆匆赶路的行人和出租车司机，而且也不乏西装革履的“文雅之士”，甚至还有囊中羞涩、想节省开支或体验民俗的外国游客。
设在工程师城马哈比丁·阿布·依扎街口的“仁慈餐桌”，一字儿摆着两排二三百张长条桌，桌面铺着白底细红花的塑料布，再配上白色矮凳。桌上预先摆好的饭菜都用大盒装着，上面覆盖一层保温锡纸，显得十分整洁。从下午５时起，就陆续有人来了，他们由西往东一桌桌入座，每张桌子坐９人。每个就餐者面前有一把羹匙，一只圆铝盘，分别盛饭、菜豆和两三块牛肉、椰枣等，外加一杯矿泉水，每桌还摆着一袋大饼和一包泡菜。饭菜盛好后，男女老幼都坐着不动，静等开斋炮响才吃。据说这儿每天有近３０００人来吃“伊夫塔尔”，粗略估算，一月下来“仁慈餐桌”的主人得花６０万埃镑（１美元约３．３７埃镑）。我想打听这位慷慨大方的善主姓甚名谁，可工作人员怎么也不肯相告，只说他们的主人不愿张扬。
今年５１岁的苏莱曼·阿米尔是一位交通警察，家住伊姆巴贝。他家７口人，靠他一月２３６镑的薪水过日子，并不宽裕。他说整个斋月期间他的“伊夫塔尔”可在这里解决，用不着妻子操心了，倒也省事。穆罕默德大叔是开罗走街串巷的卖水人，已在街头吃了１５年“伊夫塔尔”了。他对这种连续一个月有肉吃的“仁慈餐桌”赞不绝口。有时他干脆领５个孩子都到街头吃“伊夫塔尔”，但他的妻子却从来不到外面吃。
在街头“仁慈餐桌”，除年老的妇女外，很难见到年轻女性。莱雅利女士是新开罗和纳赛尔城两家服装店的老板娘，她斋月期间每天请人准备７００份快餐，用塑料饭盒盛好，然后在开斋炮响前一个小时，和她那上医学院的女儿一块开着车，到穷人区去分送“仁慈快餐”，领受者回家后无需加热即可食用，既方便又卫生。这样，那些平日足不出户的女人，也能分享斋月的施舍。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巴基斯坦ＳＯＳ儿童村参观记
吴迎春
“我有家了，她是我妈妈。”十岁的达乌德指着新妈妈欣喜地说。
来儿童村前，达乌德无父无母，生活无着，到处流浪，是儿童村收养了他。在这里，他能享受家庭的亲情和母爱，无忧无虑地生活，还在村里的学校上学。
这儿的一百三十一个孤儿组成了十二个新家庭，由十二个妈妈照顾，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他们早上七点起床，早饭后上学，他们学乌尔都文、英文、数学、地理、宗教和科学，还接受职业训练。孩子们长大后能自食其力，而女孩子则要成家后才离村。
这个儿童村坐落在拉瓦尔品第的一个僻静处，占地约二十亩，十二家住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四周，其间还有会议室、行政办公室、幼儿园、杂货店、清真寺、菜园子、门诊部、运动场等，完全是一个小社会。
“建这村要花不少钱吧？”“是的，已花了上千万卢比，全部是社会上捐赠的。”村秘书长阿米娜·巴克斯女士说。笔者看到，为表彰捐赠者，每户大门的墙壁上镶嵌着一个石板，上面刻着捐钱造房人的名字。
信步走进一家，迎面是客厅，耳房为卧室，后面是厨房和卫生间，房子结构紧凑。面积同为十六平方米的两个卧室中，分别放着五张小床，一室住男孩子，另一室住女孩子。铺盖齐整，窗明几净。妈妈正在整理房间。她叫哈米达，二十九岁，丈夫亡故，留下三个孩子，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同时照顾另外十个孩子。她说，这些没父母的孩子很可怜，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每天做饭、打扫房间、洗衣服，我要把他们抚养成人。正是像哈米达这样的母亲温暖着孤儿们的心。
据介绍，除这些母亲外，还有十名志愿者在此工作，分文不取。如年过五十的老村长阿斯拉穆·拉什德、村主席萨迪卡·沙阿女士、秘书长阿米娜等。他们都有自己温暖的家，有的当上了奶奶或爷爷，却不在家里抱孙子，而是来这里照看孤儿。为儿童村工作的三名医生都有自己的工作，年轻的萨迪亚女士在诊所工作，哈利德先生和塔利克先生自己开诊所，但他们仍然轮流抽时间来儿童村给孩子们看病。正是有了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儿童村才能成长、壮大。
ＳＯＳ儿童村运动于二战后发端于奥地利，目的是为孤儿提供住所等，现在已扩展到全世界七十三个国家，有五百多个ＳＯＳ机构，大部分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目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等五个城市设立了儿童村。拉瓦尔品第儿童村是其中之一，建村五年，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也得到外国友人的支持。阿米娜秘书长说，中国大使馆先后三次为儿童村捐献物品，其中有电视机、录像机、缝纫机和乒乓球台等，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儿童的友好感情，同时也说明儿童村运动具有国际性。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厄瓜多尔赤道碑
齐书学
厄瓜多尔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即地球赤道的意思，厄瓜多尔共和国即因地球赤道线横穿该国而得名。
举世闻名的厄瓜多尔赤道碑，又称为“世界之半”纪念碑，位于首都基多北郊。其东、西中心线正好与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的赤道线相重合，这是迄今世界上最精确的赤道标记之一。碑高３０米，呈上窄下宽方柱形（见图）。方柱四个面上分别刻着Ｅ、Ｏ、Ｓ、Ｎ四个西班牙文字母，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碑顶端用青铜铸造的地球仪，直径４．５米，重５吨。地球仪上的一条清晰可见的中心线，通过碑身与碑底部广场上修建的凹形赤道线直接相连。通往赤道碑处的一条宽大马路两侧，分别耸立着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国科学家的半身石雕像，以纪念他们在不同时期为精确测量地球赤道线而做出的不朽贡献。赤道碑两旁还分别建有天文馆、科技馆和博物馆等，供游人参观。赤道碑内还装有一部电梯，游人由此可达碑顶平台眺望四周热带风景。
慕名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地游客，无不喜欢把自己的双脚叉开，跨在这条有形的赤道线两边，争相摄影留念，以显示“南北半球一步跨，世上唯我独高大”的自豪感。还有的游客甚至将单手或双手举起，与重达数吨的地球仪底部重合让人拍照，以便给人以“天下大力士舍我其谁”的豪迈感。
据介绍，很早以前，居住在拉美地区的印第安人，一直都把太阳当作天神来奉祀。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通过对大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大量积累，发现太阳每年都定期从厄瓜多尔北部的一个地区上空往返通过，并在地面上留下固定的影迹。他们称之为“太阳之路”。后来经西班牙和法国天文学家对这个影迹标记的测量发现，印第安人所标识的那条“太阳之路”，正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地球赤道线。
厄瓜多尔政府曾于１９３６年修建了第一座赤道碑。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条件的局限性，测量有误，遂于１９７８年在原赤道碑以南５公里处又重建了现在这座更加精确、更加宏伟高大的赤道碑。
（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图片世界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北欧第二大城市，位于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交汇处，由14个岛屿组成。皇宫卫队换岗仪式最吸引观光客。·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