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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上下一心系列篇
严明法纪话廉政
“加强勤政廉政建设，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改革和发展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反腐倡廉的内容，连日来成为代表、委员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反腐倡廉是项长期的任务
记者赵川东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冯锦汶委员一谈起反腐倡廉，冯委员微笑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一个老检察官特有的庄严：“李鹏总理的报告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我认为完全必要。近些年来，有些干部经不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沉湎于灯红酒绿，世界观被锈蚀，从人民公仆蜕化为腐败分子，令人痛恨和痛心。”
（记者：冯委员的话容易使人联想起１９４９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在登车前语重心长的那句话——“进城去‘赶考’”。新的形势对于每个干部来说，“考试”已成为面临的严峻现实。）
记者严泉兴、袁建达采访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也听到了类似的见解。民革中央宣传部长蔡义江和民建中央副秘书长熊大方都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反腐败的问题解决不好，发展也很难。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汉秋说：“我们中许多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反腐败斗争调查组，亲眼看到一些地方和单位腐败现象严重。不反腐倡廉，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可能会被某些人据为己有。”熊大方委员说：“这几年反腐败斗争成绩不小，但不能稍有松懈。有些地方和部门干部子女、党政机关经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甚至比过去还严重。反腐倡廉虽说不能一蹴而就，但应努力把腐败现象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限度，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
（记者：反腐败是扎扎实实的事。现在有种怪现象：有些人也大喊反腐败，但对党政机关经商等明令禁止的事却见怪不怪。由此可见反腐败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利用大案要案作反面教材
记者傅旭听说江西鹰潭市去年查出了一件大案，特意到江西代表团找到了鹰潭市市长倪贤伍。倪代表告诉记者，这是一件较大的受贿案，即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利用分管城区改造和市场建设的职务之便，收受基建工程包工头等人贿赂１６万余元。这个案子涉及十几人，其中县处级干部就有六七人。
案件查结后，群众拍手称快。倪代表通过查处这件大案产生两点体会：一、抓大要案的决心要大，越是大要案阻力越大，不下大决心是抓不下去的。二、抓大要案有一种威慑力量。在审理这一案子过程中，一个犯罪分子就是看了人民日报一个严惩犯罪分子的报道后坦白的。
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方苞代表也向记者谈到这种体会。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惩治腐败的工作没有断过。初期，就枪毙了贪污截获走私物品的一个县委书记和一个县委副书记；从１９８８年冬开始，广东又集中搞了清查以权谋私建私房的工作，一搞就是３年，查出一批，处理了一批，４个处级干部被判处死刑。省委和省政府将这４人作为反面典型在全省党员中进行教育，效果很好。
（记者：这两位代表说得好，大案要案不能查处了之。不但要认真总结，以利再战，而且要作为教材扬善抑恶。）
杜绝随意性审批
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长张世英向记者李而亮谈起一件具体的事情：政府转变职能，下放权力，既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必要保证。过去有些政府部门在项目、基金、减免税、土地等方面的随意性审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它不仅导致了项目的重复建设、资金的大量流失，造成国家资源和资金的浪费，而且容易产生行贿受贿。不少在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下还得以上马的不正常项目，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批通过的。
（记者：随意性审批的确是政府部门滋生腐败的一个根源。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公布了国家科委原副主任李效时受贿、贪污大案。李效时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不正是在收受巨额贿赂后，滥用审批权的结果吗？）
河南漯河市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内陆特区”，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跃居全省前列。人大代表、漯河市委书记王有杰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切的认识。他认为：政府部门多一条随意性审批的权力，就多一份腐败的可能。许昌市市长牛学忠对此也有同感：随意性审批是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杜绝这种现象发生，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监督外，更重要的是严格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加强在政府机关内部反腐败的力度，让每个工作人员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记者：这几位代表的看法很有见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是目前在法律还不够健全、许多审批权还在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手里的时候，如何杜绝这种权力的随意滥用，的确是我们反腐倡廉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致力法制建设预防“权钱交易”
记者张平力自海南代表团报道：几天来海南团围绕“勤政廉政反腐败”的议题讨论热烈。全国最大的特区，在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否在反腐斗争中建立起勤政廉政的政府形象，是代表们十分关心的。
吴葵光代表说：反腐斗争贵在持续，不能反反、停停；也贵在“从严”，这有两个方面：一是治贪要严，发现腐败行为，执法要严，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概不留情手软。海南省政府的一位前副秘书长贪污受贿被依法处理了，群众满意，政府坚持反腐斗争的信心和形象树立起来了，效果非常好。二是防范腐败行为发生的制度和措施要健全和严密。“权钱交易”得以发生，很多是钻了我们制度和法规的空子。海南建省后就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建设目标模式，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从体制上防止和消除政府过多干预企业从而产生权钱交易的现象。按照这个思路海南进行了大量探索。去年海南推出诸多改革措施，其中改“企业审批制”为“登记制”、取消收税员改为“报税制”这两项改革，对于防范公务人员腐败行为发生就起到积极作用。从体制改革伴以立法决策入手来反腐倡廉，具有根本性意义。现在看，“小政府、大社会”这个体制模式中间还需加入一个环节，这就是“大法律”——用法来规范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打击和防止腐败行为。
（记者：这位代表关于反腐倡廉要着眼于制度和法制建设的意见值得重视。把我们党和国家在反腐斗争中业已采取的许多正确举措上升为法律，形成健全的制度，其有效性会大大增加。）
人大要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杨武军自安徽代表团报道：听说记者要采访关于反腐倡廉问题，安徽省人大主任孟富林代表主动约记者谈一谈。他觉得人大在这项艰巨的斗争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至少在四个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是监督各级党政部门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廉政建设的几项规定，使他们切实做到“几不准”。二是支持司法、监察部门查处大案要案。腐败现象中的一些大案要案涉及面广，牵扯问题深，查处起来阻力很大。去年我们省人大听取了省检察院、省监察厅关于几起大案要案查处情况汇报后，通过决定，支持他们抓到底，有力推动了这几起案件的查处工作。三是关注群众意见特别是人大代表意见。安徽去年召开了５次人大代表座谈会，掌握了群众反映的大量重要情况，省人大整理后反馈到有关部门，要求限期查处，汇报结果。这样又一批群众关注的腐败问题得到了处理。四是立法倡廉。为了避免抓腐败“一阵风”，反腐工作应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国家要制定反腐败的法律，地方人大还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法规。
（记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具有监督的权力。更好地行使各级人大的监督权，将大大有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
法制是最好的“防腐剂”
记者何伟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里，与石家庄铁路分局局长王德芳代表聊到反腐败。王代表说：“法制是最好的‘防腐剂’。就说我们铁路以车以票谋私等行业不正之风问题，以前用过不少‘药方’，几起几落。现在看，还是从制度建设入手更为有效。如石家庄铁路分局对直接审批车皮和订票人员实行两年一轮换制度，对查处的案件，不论涉及谁，均按制度惩处。去年路风建设明显改观。我想，只要把反腐败纳入法制轨道，我们对反腐败还是有信心的。”
（记者：诸如铁路、医院、电信等等行业的不正之风，群众接触最多，反映强烈。行业不正之风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当大。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既要靠党纪和政纪约束，更要靠法制，让那些坑害群众、触犯刑律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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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之声
深入一线推进改革
河北省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程维高
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势头，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今年出台的各项改革是一场攻坚战，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到第一线去推动改革。
让群众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由于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内容新、力度大、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基层干部有个学习、适应的过程，群众也有个认识、理解的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改革的舆论宣传，以使每一项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内容都让大家明白，正确对待改革过程中的某些暂时困难，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形成共识，上下一心。
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比较多，牵涉面广，在实施中必须做好配套、衔接和协调工作。比如，企业承包制如何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新税制怎样与承包制相衔接，各项改革作用于企业，企业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处理、协调，这些问题都十分具体，必须深入基层，深入改革第一线，亲自实践，才能找到办法和答案。目前我省已有不少地市，在领导同志的带领下组成专题小组，深入企业调查研究，有的已形成初步的实施方案。
到第一线去，还要集中力量抓准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国有企业，难点也在国有企业。为了攻克这个难点，我们根据对２０００家预算内国有企业的调查，决定把两类企业作为改革的重点。第一类是目前经济效益好、市场前景好，有条件通过资产联接搞规模经营的企业，要抓紧组建企业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微利或亏损企业，要解决好选人、用人、调整产品结构和技术改造等问题，而后再改制。对其中改造无望的严重亏损企业，要实行关、停、并、转、租、卖或国有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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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之声
求真务实知难而进
人大代表、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
去年，青海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５％；工农业总产值１０２亿元，增长９．２％，突破了两个百亿元大关。但由于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原因，青海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兄弟省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青海来说，要尽力缩小与先进省区的差距，根本的出路，在于立足本省实际，充分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大改革开放的广度、深度、力度，坚定信心，知难而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
今年，我们要在推进财税、金融、投资、外贸体制等改革中，适时推出省内配套改革措施，逐步解决我省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发资源。即在争取国家建设项目、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同时，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开发，多层次、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使资源开发有一个较高的投入，并使新建项目一投产就能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
努力缓解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因素。积极配合铁路运输部门，争取扩大运输计划，增加车皮，确保铁路货运量有新的增长。同时，积极发展大吨位汽车运输，合理组织“公铁分流”。在搞活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手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及“三资”企业。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加强同西北五省区的联系与协作，打开西出通道，做好“走西口”这篇文章。通过多种渠道，拓宽利用境外资金、技术的路子。打破地区、部门分割和封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引导各民族群众把精力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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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理的笔记本
新华社记者何平彭树杰
李鹏总理有个习惯：到哪里都带着笔记本。这次人大会议期间，更是随身带着它。
这是一个３２开大小的笔记本，深棕色的封皮，上面记录着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的一条条意见和建议。
人民代表对过去一年政府工作的评价，对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李鹏都十分关注。这次人大会议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北京、河北、海南、吉林、河南、黑龙江、山西等七个代表团的讨论，当面听取意见。不管到哪个团，他总是随手拿着这个笔记本，一边认真倾听代表发言，一边尽力把意见和建议记下来。
在这次人大会议的各个代表团会场里，时常可以看见李鹏总理和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副总理，各位国务委员，各部委负责人，他们把这看作是接受人民代表监督，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改进政府工作的极好机会和重要方式。
在参加代表团讨论中，李鹏总理多次请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讲话，他认为，这对直接了解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很有益处。
面对共和国总理，代表们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直言不讳，坦陈己见。对于代表们的发言，无论是建议还是批评，李鹏都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据了解，人代会召开以来，李鹏总理的笔记本上已记了１８页，简要地记了３４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和他们反映的具体难题。有时，为了把数字搞得更准确，他还掏出随身带的电子计算器当场核对。不管白天工作有多忙，每到晚上，李鹏总要把记下的问题加以整理。
“关心群众利益，倾听群众呼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准则。”李鹏表示，根据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工作报告将作进一步修改，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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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记者问
四位非公有制企业政协委员答记者问
爱国敬业守法走共同富裕道路
时间：三月十七日上午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两会”新闻中心
被采访者：刘永好、韩伟、张宏伟、冼笃信
记者：改革开放十五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请问在座的几位有何体会？
刘永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希望集团总裁）：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政策逐渐放宽。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一是要努力生产，多出产品，多出效益；二是要先富带后富，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我们二十几位非公有制企业的政协委员都说，我们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们非常希望国家稳定发展。我们要爱国、敬业、守法，求得更大发展。
记者：新税制对非公有制企业有何影响？
韩伟（辽宁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新税制的出台，标志着在市场竞争和发展中的公平竞争。民营经济应提高为国多创财富和纳税的认识。我们非常赞成税制改革。
冼笃信（海南腾龙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去年我到美国去，一位美国朋友请我吃饭时，他想到报税时间已到，就要赶去报税。我说你为何不能明天去报，他说迟报税将降低企业的信誉。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在海南我多次对员工讲过此事。在纳税方面，我们几位都是自觉的。
记者：有人认为新税法对非公有制企业比以前要严格些，有些规定会把以前获得的优惠政策给抵消了，对此有何看法？
张宏伟（黑龙江东方企业集团总裁）：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十五年了，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种企业应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样做是公平的。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应按章纳税。
记者：听说冼委员在海南省做了许多公益事业，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冼笃信：小平同志一贯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去年，海南总共有三亿元社会公益事业资金，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非公有制企业赞助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带动非公有制企业的朋友们更好地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
记者：现在有少数非公有制企业家致富后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请问冼委员对此有何看法？
冼笃信：这类问题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我们有了钱之后，都想求得更大的发展。我们二十几位非公有制企业的政协委员，非常珍视自己靠艰苦创业取得的成果。据统计，海南的民营企业家中，上亿资产的有六十名。他们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生意做得这样大，是要有信誉的，如果你乱来，吃、喝、嫖、赌，势必影响你的形象和事业。
（本报记者李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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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老区富起来
荀元虎于宁
陕西团来自延安、安康、汉中的几位代表，就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热烈讨论。
“延安是革命老区，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发展步子不算慢，横向比，与发达地区差距还很大”。延安地委书记遆靠山代表发言开门见山。他说，改革开放前，全区财政收入２５００万元，去年达到４．０２亿元；人均纯收入由５６元增加到６１３元；人均粮食由３００公斤上升到４５０公斤，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延安的脱贫致富，不是国家全包下来，主要靠自力更生。
“困难是客观存在，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安康地区行署专员李升堂代表说。安康１０个县市中，４个县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６个县市为省定贫困县市。这个地区不是“等、靠、要”，而是开发山区资源，引进外资，搞活流通，在发展工业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个体和私有经济，扩大劳务输出，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全区输出劳务６１万人次，遍布２３个省市，累计收入约７亿元。
汉中地区行署专员张保庆代表说，汉中全区１１个县市分布在平川、丘陵、深山三个地带，问题最大的是深山区。过去，国家扶贫基本上是全包，现在看来全包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办？李升堂代表插话：“我们今年计划建设１００个小集镇，形成１００个区域，集中能人，组织农民经销队伍，让深山农民跑山货买卖，依靠自己的力量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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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政撷英来自基层
粮农有“三盼”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时刻把农民的冷暖放在心上，可我们担心国家给农民的优惠政策不能真正落实到农户！”３月１８日上午，几位来自我国粮食主产区吉林省的农民代表热烈交谈着。
长春市郊英俊村党总支书记吴玉富代表说：“我们盼望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具体规定尽早出台。眼下正是春耕时节，农民都在算细帐。早一天让农民看到有实惠，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梅河口市山城镇女种田能手郝富霞代表说：“我盼农业生产资料不要‘搭车涨价’，把国家力图缩小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又拉大。”她掏出一个小本本，给记者算了一笔细帐。她种的水稻，１９８６年亩产７５０公斤，收入１００元；去年亩产提高到９００公斤，由于农资涨价，收入反而降到８０元。
“我再补充‘一盼’，就是希望粮食收购部门不要从中间截留农民的实惠。”长岭县新安镇王家村妇代会主任张桂芹代表说。她担心粮食收购部门压等、短斤、扣水，农民不能因提高粮价而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张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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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政撷英来自基层
“精神贫困”也应扶持
“我们这些山间竹楼里长大的年轻人，吃得苦和累，物质生活不富裕还不怕，难耐的是精神生活贫乏。”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政协委员沙车拿出一封信给记者看。他说，党和政府每年给他们那里很多扶贫资金，这几年的日子好起来了，可是年轻人纷纷离乡进城，主要是这原因。
政协科技组熊正美委员去年智力扶贫曾到四川的阿坝、凉山、甘孜等地，他认为，这些地方穷在人才缺乏。一些年轻人求神拜佛乃至出家。因此，脱贫首要的是摆脱愚昧。
（本报记者傲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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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政撷英来自基层
代表乡亲说几句
在内蒙古代表团讨论会上，一位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要过话筒声震屋宇：“我叫马林，代表乡亲们说几句。第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起到监督作用。以我们临河市乌兰图克乡为例，每年乡人大代表都对乡干部进行一次评议考核，这几年我们乡的工作样样走在前面，和人大代表的监督是分不开的。第二，全国人大要加快制订法律的步伐，免得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侵吞国家资产。第三，给农民的优惠政策要一竿子到底。这几年来，中央为农民种粮种棉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从中央到我们农民头上，中间隔了好多层。只要有一级耍点小心眼，我们农民就享受不到优惠。”
（本报记者任毓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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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政撷英来自基层
乡镇企业面临挑战
一些来自基层的代表对乡镇企业今后的发展有许多担心。湖北孝感地区行署专员翁行德代表说：“早期乡镇企业靠的是灵活机制，加上一些减免税政策发展起来，现在这些优势都不存在了。孝感地区乡镇企业还碰到一个具体问题，新税制规定营业额不太大的企业不开特种税票，下一级企业买它们的产品就无法享受扣税。孝感地区乡镇企业大部分规模都很小，现在它们的产品销路很成问题。”
浙江上虞风机厂厂长徐灿根代表和浙江横店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徐文荣代表提出，交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占到乡镇企业利润的１０％左右，这对乡镇企业是一个很大压力。
徐文荣代表告诉记者，目前浙江县、乡一级财政基本上靠乡镇企业，农村水利、交通、教育、五保等等经费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搞不好对农村来讲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本报记者杨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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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新闻摄影比赛
山东威海市华艺实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邹康新（左一）、湖南长沙市新总统珠宝表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静（左二）和江苏射阳县春桂装璜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守春（左三）3位民营企业家聚在一起，回顾创业历程。
本报记者王忠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