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两会专页)
专栏：两会评述
“把准了脉拿对了药”
——“两会”代表委员谈企业改革的新阶段
本报记者张平力
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再次集中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和思索，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有了崭新的视角，更充满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自信。用辽宁代表张国光的话说，就是：“把准了脉，拿对了药”。这剂“药”，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终于打开了一条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连结的通道
几个月前，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今天，许多代表、委员都是拿着这个历史性文件，带着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殊关注和使命感来参加会议的。《决定》中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思路，其意义何在？
著名经济学家王珏委员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标志着我们改革思维上的一大进步。”回首十几年来企业改革的进程，矛盾被一层层由浅入深地排解开来，人们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大家认识到，以前的许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放权让利”，董维先委员说：“放权让利解决不了企业的根本矛盾。”
张国光代表说：“既是放和让，那么至少涉及三个问题：一、谁是权和利的最终拥有者？二、如果是国家，那么谁是其代表者？它和国家、企业的权、责、利如何界定？三、放权让利的标准如何制定，有无统一标准？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放权让利就只能是一种不规范的数量分割和转让，与不放不让，没有本质区别。”福建代表林大穆说：“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放权意味着产生另一种形式的侵权，让利意味着产生争利，无论对国家和企业来说都是如此。”
四川代表费子文分析：“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各种利益主体进行交易的经济，交易的前提是产权界定清晰，否则交易无法计算成本，也就不必交易了。放权让利的困扰恰恰在于：没有产权界定就进行交易，结果就产生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转移。”福建代表潘心城则从一个更广的层面认识问题：“为什么我国经济发展中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为什么我们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种种努力和手段往往落不到实处？为什么争投资、铺摊子盲目扩张禁而不止？为什么政企关系、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国有资产盘不活，结构调整多年难以奏效？……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种种困扰，可以从传统计划体制下产权关系模糊，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法人财产权，只能负盈不负亏，国家对企业负无限责任、企业向国家转嫁无限风险的微观机制中找到答案。”
旧体制“载不动许多愁”，走向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不能搭乘传统产权制度这条“旧船”。
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让企业真正像个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途径，已经进行了种种试验、探索。代表、委员们谈及此，得到许多的启迪和信心。
在广东、江苏，日趋活跃的乡镇企业进行的股份合作制的试验已成阵势，仅广东目前就有３万多个股份合作制的实体出现。过去模模糊糊，分不清谁有、谁用、谁受益、谁经营的资产，如今已被量化为清晰的产权，实现了多种所有制成份的要素组合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改造，经济活动走上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上海、福建、山东、浙江、辽宁等一些沿海省市，一大批小型国有企业已实行多种形式的“国有民营”，越来越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内、外资嫁接实行“一厂多制”，不同投资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量涌现；与此同时，伴随着企业兼并、拍卖、租赁、股权转让、闲置资产调剂等产权交易活动的增多，以价值形态进行流动、组合的产权交易市场也在悄然兴起，全国已有２１个省市建立起了产权交易机构和场所。这些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交易行为的出现，都是和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探索紧紧扭结在一起沿着界定产权、理顺产权关系的路子走来的，它们以其体制创新的优势给我国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活力，正在逐步显示出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代表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环节，它的根本意义在于推动企业“改制”。
代表们还列举事例说明实践中多种试验和探索，尽管在规范化程度上与《决定》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差距，但是已不乏有益的示范性价值和认识价值，应该鼓励大胆闯、大胆试并及时总结，促其完善，使之发挥带动全局的效应。
“外围”、“突破”呼应协同配合共进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它自身又构成一个系统工程，推进这项重大改革，既要与国家出台的各项改革的实施保持一致，又要注重这项改革自身内部的各项工作协调配套。
湖北、湖南的代表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推进中宜分为两个层次，即“外围战”和“突破战”。从“外围”的层次看，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贯彻和落实《企业法》和转机《条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好基础。这是一个“桥梁”，搭不好这座“桥”，就走不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理想彼岸。“外围”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做好对国有资产的评估、核算和监管，防止各种形式的再流失，保证其增值保值，同时要探索政企分开、解决企业内部“谁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从“突破”的层次看，国家即将确定的百家试点企业和各地已经进行试验的企业是主体，这些企业的改革既要允许其多样性，更要注重其规范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艰巨复杂，它要求我们有“锲而不舍”的韧性，代表、委员的共同心声是“不舍跬步”、“只争朝夕”地努力奋斗。（附图片）
压题照片：黑龙江省双鸭山发电厂。本报记者 卢传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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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之声
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法制观念
广东代表团团长、省人大主任林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
去年以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把加快地方立法作为工作重点，紧紧围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目标，一年中共制定地方性法规３１件，相当于过去一届人大立法数量的总和。今年拟继续加快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并做好今后三年的立法规划。根据我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力争做到立法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相适应，改变立法工作滞后的状况。
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深深感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是加强法制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自上而下地广泛开展和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并逐步养成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这是健全法制、推行法治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法、执法，依法行政，逐步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老办法。
加强法制建设必须强化执法监督，真正做到违法必究。各级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执法机关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些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受监督，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滋生各种腐败现象。
实践证明，光靠部门的力量监督行政和执法单位依法办事，惩治腐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要有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一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发挥各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作用。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评议活动，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是推动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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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之声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张立昌
李鹏总理的报告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和发展实践的主体，改革、发展和稳定归根结底靠群众。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
实践证明，民气顺、大局稳、事业兴。我们要把关心群众生活，理顺群众情绪，当作大事来抓。要坚持天津多年来形成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基本工作思路，凡是大多数人受益的事下大力量去办；群众急需的事抓紧去办；一时不具备条件的事积极创造条件去办；群众看不惯、不满意的事不去办。
今年，国家出台的改革措施比较多，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发展的任务很重。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确保政令畅通。同时，要把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尽心竭力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当前，要下大力量抓好群众的“菜篮子”，繁荣市场，稳住物价。鼓励和支持亏损企业跨产业、跨行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搞好生产自救，千方百计保证职工的基本收入；积极采取措施，帮助特困户解决困难。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做好扶贫脱贫。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天津是个老城市，成片的危陋平房近８００万平方米，至今还有相当多的群众住在那里，有的甚至老少三代挤在一起，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抓好危陋平房的改造，天津市已经确定目标，今年要确保住房竣工２７０多万平方米，让广大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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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记者问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答记者问
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严格控制信用总量
时间：三月十七日下午三点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两会”新闻中心
被采访者：周正庆戴相龙陈元
（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两会”新闻中心座无虚席。）
经济日报记者：有人说，去年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秩序整顿尽管有成效，但也带来了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问题。对此有何看法？
周正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去年下半年以来，金融系统认真整顿金融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控制了货币过量发行的趋势，城乡储蓄存款有较大幅度增长；二是金融部门较好地掌握宏观调控力度，果断地调整贷款投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贷款到位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农副产品收购没有发生打“白条”，重点企业和外贸企业流动资金的紧张状况基本缓和，有效地避免了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大起伏和波动；三是人民币市场汇率下半年以来一直稳定在一美元兑换八点七元人民币左右，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四是迅速扭转了金融秩序混乱的状况，有效制止了违章拆借、非法集资以及擅自提高利率的行为；五是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向前推进。至于企业目前存在的资金紧张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要真正缓解流动资金的紧张状况，必须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个“源头”入手。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周正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当然，达到这个目标还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美国记者：金融体制改革如何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步进行？
戴相龙（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金融体制改革要与企业改革配套进行，就是说对信誉好和效益好的企业优先贷款，对亏损企业根据其原因区别对待，用银行的贷款和结算促进企业的改革。
新华社记者：中央银行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何措施？
周正庆：中央银行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稳定货币。为此，今年中央银行将采取严格控制信用总量的货币政策。一是严格控制国家银行新增贷款总量和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特别是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决不准超过计划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二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大力组织货币回笼；三是从今年开始，停止财政部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今后中央财政收支差额靠发行国债弥补；四是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
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就汇率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白剑峰张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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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团代表谈发展我国高等教育
建设一批重点院校和学科
本报北京３月１７日讯记者任毓骏报道：在北京代表团，来自首都高教界的代表谈起我国高等教育的前景，一致认为，国家若不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发展一批重点高等院校和学科，在被称为“教育世纪”的２１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滞后、落伍。
代表们呼声最高的是高校经费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梅祖彦代表说，现在每招收一名大学生，学校经费就有１０００元的缺口，不得不挪用科研经费和搞创收加以弥补。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王润代表说，部属院校的经费更缺，学校领导因筹集经费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
其次是人才流失和人才断层。北京医科大学教授严仁英代表说，她辛辛苦苦培养的三个博士生走了两个。恢复高考制度后培养的那批大学生和研究生现在正是发挥才能的时候，但这批人才流失得最多，国家应设法把他们留住。
第三是应重视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王润代表认为，由于我国博士生源少，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点少，博士教育缺乏长远规划，我国的博士培养制度还不成熟，又因为博士生的待遇低，对青年学生吸引力不大，因而他们愿意出国读硕士或读博士。
代表们还提出疑问，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重点建设一批院校和学科”，但在国家计委主任作的１９９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中却没有这句话，是否意味着这笔资金未纳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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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政撷英来自基层
就怕交不出税
分组讨论中，大家谈到新税制时，江苏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代表的一番话不同凡响。
吴仁宝说，国家实行新的税收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我们华西不怕多交税，就怕交不出税。交税，意味着有效益；多交税就等于多出效益，就是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多作贡献。
他说，新税制的出台对于乡镇企业发展是个机遇，它可以鞭策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提高纳税水平。当然，那些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的乡镇企业会被淘汰一批，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还可堵塞许多漏洞，更加有利于乡镇企业自身的大发展。
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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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政撷英来自基层
白马寺方丈话心声
人大代表释海法，是我国佛教第一寺——洛阳白马寺方丈。释海法代表认为，今年的报告篇幅简短，却用那么多的字数强调宗教问题，说明党和国家对宗教工作的尊重和重视。
宗教界人士如何为国家建设大业作贡献呢？释海法代表说，我国佛教有众多的寺院，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旅游资源。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招商引资，广交朋友，很大程度上是与旅游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洛阳除白马寺外，还有玄奘故里、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附近有中外闻名的少林寺，形成中原大地的旅游热线。今年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文物旅游年，迎接好来自四海的宾客，应是我们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环境作出贡献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利用宗教的影响，搞海外联谊，吸引更多的客人、外资和项目到中国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今年工作的主旋律，我们宗教界，在保持国家稳定方面，同样要做出努力。
（本报记者李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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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宴请港澳代表委员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７日电民革中央今天举行酒会，宴请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港澳地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致祝酒辞。他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的重点工作。多年来，民革在这方面的工作得到广泛支持。本世纪内，中国将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台湾问题也将更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民革愿与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港澳回归祖国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酒会上，港澳人士和民革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交谈，畅叙友情，并就许多问题广泛交流了看法。在热烈气氛中，宾主双方频频举杯，共祝祖国昌盛、民族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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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本报记者赵川东
“现在流行这样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而依我看，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才是万万不能的！”３月１４日，在政协社会科学界小组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吴介民委员的一席话，引起了普遍赞同。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和森委员说：“历史上很多例子说明，政风、民风的腐败，必定引起整个社会的危机，这是上下都清楚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精神文明牵涉社会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需要从总体上建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委员认为，在文化事业也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文化本身也发生了裂变。一方面，群众性文化消费大大提高，世俗文化大量兴起，旅游、饮食、服务、影视、书刊、音像等文化市场普遍涌现；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令人忧虑的文化滑坡现象，我把它归纳为６种人文生态的畸形化：１．教育滞后，特别是基础教育面临困境；２．社会风气奢靡化和知识层的相对贫困化。拜金主义、超前消费、色情服务在同步出现，早已绝迹的黄色垃圾及迷信活动沉渣泛起，屡禁不止；３．学术文化商品化。高层次的文化市场萎缩，传统文化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包装；４．人文素质滑坡，文科基础学科受冷落，一些稀缺专业后继乏人；５．盲目崇洋风；６．人口素质下降。政协应成立精神文明建设专门委员会，协助政府制定社会文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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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中午，一盆带着香山晶莹水珠的插花，给北京医院405病房添加了温馨。身着蓝白条病服的曹禺委员（左一），在家人帮助下从床上艰难坐起，握住王习三委员（右一）的手，一步步挪到沙发前，坚持要端坐下来接待客人。
王习三委员代表曹禺委员所在的政协文艺20组，给曹老递上了小组全体33位委员当天签名的慰问信。“感激得很，看见了这些名字，就像看见了这些老朋友的笑容。”曹禺委员深情地说，“我不能参加会，感到很遗憾。我要是能到场就好了，哪怕10分钟，20分钟，听听大家的话就好了！”
在病中，曹禺委员关心政协会议的进程：“这次文艺界委员积极提意见，比去年更活跃，好多事都提出来了，成就、缺点都提了。现在的机遇好极了，国家大环境、文艺界小环境都好。经济在腾飞，文化也在发展，两个文明，都要发光。”
不忍心打扰太久，大家跟曹禺委员告辞。可是曹老早已吩咐家人把轮椅推来，又让家人帮他穿上羊毛开衫，围好围巾，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执意要送。看着电梯的门慢慢关上，曹禺委员才含笑招手。
同一天中午，另一封带着政协文艺20组委员深情厚谊的签名慰问信，也已寄往上海巴金养病之处。 本报记者 李 勤摄影报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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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西宾馆专为人大代表安装了可视图文电脑系统，以便检索各种资料。这是新疆代表阿不都热衣木·阿米提（中）正在调阅资料。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