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经济)
专栏：
从新工时制悟到什么？
本报记者王彦田
新工时制３月１日起实施，人们已度过了第一个双休日。
这一天好像来得有些突然，人们还没有顾上细细品味，因此，第一个双休日里，有的有所收获，有的过得忙乱，有人还在考虑以后怎么过。对这一天的到来，不知您悟到了什么？让我们看看劳动部新工时制研究专家的一些看法。
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
问：有人说，国家缩短工作日主要是从一些单位工作效率低、人浮于事考虑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答：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代表性，但不够全面。
缩短工时是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标志。我们过去理解提高人民生活主要是从物质精神需求方面衡量的，认为收入提高了，文化生活丰富了，人们就满意了。实际上，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收入水平提高，解决了温饱以后，增加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成了众心所向。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两者的选择中，８０％以上的人选择后者。这表明人们对缩短工时的要求比提高工资更为强烈。“忙得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这不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体现。
新工时制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到今年２月份，我国是世界上还实行每周６天４８小时工作制的少数国家之一。发达国家不仅实行了５天工作制，而且仍在缩短工作时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５天工作制。我们实行新工时，是和国际惯例接轨，向国际水平靠近。
不正常加班受到制约
问：不少新闻媒介反映，一些企业存在忽视职工休息权利，加班加点过多的现象。这次国务院关于新工时的规定，企业执行情况如何？
答：国务院新工时的规定下达以后，劳动部门作了初步调查，１５个省市和１８个行业有了情况反馈：新工时受到普遍赞成和拥护，地方和部门已开始制定实施细则。
忽视职工休息权利的现象的确存在，主要是在部分外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他们让职工加班工作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加班时间。有专家估计，９０％的国有、集体企业能顺利执行新工时制，而外资和私营企业，开始可能只有１０％能执行。
新工时规定是建国后第一次以国务院令形式发布的工作时间规定，使有关部门在监察、监督企业工作时间上有法可依。新工时制执行后，国家还将出台对企业单位加班的具体规定，今后企业加班的时间，将由政府有关部门审批，企业无权自行让职工加班加点劳动。可以说，新工时规定是对职工休息权的保障，也是对目前一些外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侵犯职工休息权的有力制约。
增加休息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动力
问：新工时制对企业的冲击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新工时制要求企业缩短工作时间，不减少整体工作量，不减少职工工资。实现这一点，关键是在提高效率上实现平衡。这给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缩短工作日的基础，也增加了就业机会。这种就业机会不是靠“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来增加就业机会，是提高效率后普遍增加休息时间基础上扩大的就业机会。如目前职工工作紧张的交通行业，增加在职职工休息，就要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来才能正常运转，并缓解紧张程度，从而推动了这项服务事业的发展。
缩短工作日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职工的关心爱护，也反映我们重效率观念加强了，是指导思想从重量到重质的变化。据统计，我们多数单位的平均工时利用率只有６０％左右，提高工作效率后把浪费的时间用来休息，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是好事。增加休息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基础，反过来说，增加休息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动力，干得好，干得快，可以多休息，谁不愿意呢？
新的信号：工作日还可以缩短
问：现在实行每周五天半工作制，是否意味着以后可以实行五天工作制？
答：是的，从一定意义说，五天半工作制是一种过渡状态。条件成熟，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是可行的。
缩短工时是一个重要变化，因此要根据国情逐步进行。既要考虑保护职工的健康，又要结合劳动生产力水平，不能简单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同时，缩短工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服务、交通、文化娱乐设施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一次缩短工作时间过大，会给社会带来冲击和压力。
问：何时可以过渡到五天工作制？
答：要看五天半工作制实行的情况。另外，缩短工时也不必“一刀切”。前段时间有些单位已实行了五天工作制，如北京市已有５０多家企业在此之前采用不同形式缩短了工时，效果总体看是好的。因此，具备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前安排。
第3版(经济)
专栏：经济漫笔
一字之易话突破
——“待业”改为“失业”的启示
吴酩
“待业”，终于“退役”了！
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搞经济报道的，对经济用语特别敏感，又惯于咬文嚼字。因而，国家统计局关于１９９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见３月１日本报）中使用的一个“新”词——失业，立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待业”一词，大概属于我国的“专利”，发明于何年，启用于何时，难于考证，可以说是相当久远了。直到去年的统计公报还是这样表述的：“全年城镇新安排就业７００多万人，年末城镇待业率为２．３％。”今年则不同了，有关内容改为这样表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７０５万人，年末城镇失业率为２．６％。”这里的变化有两处，一是“新安排”变为“新增”，一是“待业率”改为“失业率”。
早几年，就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待业与失业没什么两样，好听点而已，阿Ｑ精神！”我以为并不尽然。“待业”与失业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的一种独特状态，带有浓厚的旧体制色彩。待，等也；待业，等待分配工作也。一方面是待业者消极被动的“等”；一方面是国家主动的“包”，于是就有了“新安排”一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的城镇居民不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全包”的保险箱里的么。工作完全由国家分配，一旦安排妥当，就算是端定了终身的“铁饭碗”。不要说正常的辞退不行，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原单位为了维护安定也是要接回安排的。那时候，“待业”的队伍里，是绝少“失”去原来就业岗位人员的，基本全是初涉社会的新劳动者。改革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就业门路越来越宽，自主择业的人越来越多；完全由国家包分配的做法开始改变；主动辞职流动，也从无到有，逐步被社会认可。但企事业单位原有的用工制度改革，一直被视为难点，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理论上还存在障碍。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的方向、步骤，并提出“劳动力市场”这一新概念。理论上的新突破，为大步推进用工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也为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创造了良好条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计划经济“铁饭碗”就业制度的尾巴被割掉了，“待业”一词也随之寿终正寝了。
其实，待业并不安逸，失业也并不可怕。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失业者会受到救济，生活有起码的保障。但靠领救济金过日子，总不是甜蜜的。正是这种新机制，催人兢兢以强，不断奋进。
面对着纷纭的大市场，劳动者切莫“等待”，一定要勤奋学习，努力拚搏，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理想的就业岗位，去创造辉煌的明天。
第3版(经济)
专栏：
６０多高新技术项目落户苏州新区
外资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三以上
本报讯在具有２５００年悠久历史的姑苏城外，一个占地１６平方公里的高科技新城区正在迅速崛起。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区域内引进项目已达１５０个，总投资达１５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项目６０多个，占工业企业的２／３以上，投资总额达８．７亿美元。一个以电子、生物、新材料技术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化科技城已初具规模。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位于古城西侧的苏州新区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新区大力招商引资，吸引国际跨国公司、大财团和国内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集团到苏州新区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一年多来，到苏州新区独资办厂的国外高科技企业已有２０余家，其中包括日本的富士通、索尼、电波；台湾的宏基、声宝、罗技等，产品从数控交换机、超薄线路板到电脑显示器、激光打印机等，这些项目的投资额均在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产品绝大多数出口。
与此同时，一大批苏州市区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纷纷进入新区，与国际先进技术实行嫁接。例如苏州电视机厂与荷兰飞利浦合资８０００多万美元，在苏州新区建立了我国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及研究基地，投产后年产各种彩电９０万台，同时同步跟踪飞利浦的最先进水平，开发高清晰度电视和卫星直播电视等，增强其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苏州第四制药厂在开发生物医药方面已有多年历史，为了赶上世界生物制药的先进水平，与实力雄厚的美国普强公司合资，共投资８０００万美元，引进普强公司开发并独占世界医药市场的抗生素类药品，其中有２８项专利产品和专有技术设备，带动国内制药工业按国际药品管理标准（ＧＭＰ）生产，达到世界制药工业的先进水平。苏州所有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也都已到苏州新区开办了科研开发实体。
目前，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两年多的开发建设，已呈现出外资企业多，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特征。外资企业投资额已占总投资的７７％以上。项目平均投资额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
（谷洪段苏）
第3版(经济)
专栏：
台湾岛是怎样落入“金钱游戏”陷阱的（中）
股市——不公平的赌局
俨然是“超级大赌场”的股票证券市场，由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下注，股价暴涨暴跌，更是充满诡异多变。因为暴力阴影常常伴随股市四周，以致公仆们都视“证管委”为畏途，纷纷挂冠而去。
台湾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于１９６２年２月，属于开发中地区的资本市场，远不如担任资金中介角色的金融机构。但谁料想这样一个池浅水少的股票市场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突然狂热发展起来。开户人数从１９８６年的４７万户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６０万户，平均每４．７人一户，开户密度成为世界第一；每日成交额在１９８６年时仅２３亿元，到１９９０年２月已达２０００亿元；１９８７年７月以后的两个半月中，股价指数上升９１．５％，虽然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与１９８８年９月股市两次崩盘，但由于货币供给额年增率仍高，股市仍有足够燃料向前再创高价，１９９０年２月股市指数直冲１２６００点，嗣后，随着货币供给量连续３个月的负增长，与套汇资金外流带来的金融紧缩，股市一蹶不振，股票市场连续４年的激情才开始消退。
在发达国家正常的股票市场中，市场机能本身具有稳定价格的功能，当需要增加时，股价上升，供给量立即增高。而台湾的股市供给不能因市场需要而变化，主要症结在发行市场。台湾公司上市的审查过程极为严格，上市股票相对有限，再加上承销价格多有意压低，导致新股上市均有连续上涨的“蜜月”时期。在这种情形下，部分公司上市目的是利用发行上市炒做股票，来替股东赚取利润，替公司募集资金的目的反而在其次了。
由于股市流通的筹码不足，极易受少数人的哄抬，所以台湾股市人为操纵的色彩极浓。从上市公司内部的董监事、高级经理人员，到民意代表、官员、记者，无不利用各自所能得到的信息，从事内线交易，谣言与小道消息满天飞，目的都在设法左右股市行情。而投资人均是被一个“利”字吸引到股市来的，缺乏正确的投资观念，他们不管公司业绩如何，只要能够炒高股价、带来赚头者即为好股票。资本额不高的“小型股”，公司面临整顿边缘的“问题股”，都成为炒作对象。如此一来，盲目地抢进卖出，股价就随投资人一窝蜂的心理因素而上下震荡，使得市场赌博的投机风气更盛。与“大家乐”、六合彩比起来，后者还算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可说是公平的赌局。而股市游戏则是有消息来源者占优势，会制造谣言者可发财。
除了操纵，违法行为也尽在其中。１９９０年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台湾股市下跌，使得不少人惨遭套牢，于是违约交割、丙种垫款、伪造股条情形相继暴发，仅日盛、长鸿、六州、元大等证券公司，调查局一年即侦办８６件，涉及金额４７１亿余元。另外，黑社会自７０年代便进入股市兴风作浪，到８０年代末，更以其强大火力及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态势，将台湾股市卷进黑色风暴，致人人自危。
造成台湾股市违法脱序现象普遍的主要原因在于主管部门不能善尽职责。诸如，不许人为操纵股票价格；诸如，董监事、经理在股价消息未公布前不得从事该股票买卖；诸如，证券商不能接受以内线交易及有操纵股市意图者的委托买卖，都在证券交易法规定之内。但是徒法不能自行，从外国引进的法律条文，在台湾“金钱游戏”文化之下，缺乏市场自律的行为，证管会缺少执法的调查权，更没有执法的魅力。犹如买了一部外国机器，却没有操作手册，也没有训练有素的操作员，或许本来就没有人想去操作，故而形同虚设。
四分利游戏尽耍八年
曾经呼风唤雨，却如一场恶梦，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地下投资公司”，在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３日，随着“鸿源投资公司”总裁沈长声一脚踏入台北土城看守所时，这场长达８年的四分利金钱游戏，正式到了谢幕的时刻。
台湾“地下投资公司”的形成始于１９８２年。当时鸿源机构以由客户出资１５万元为一股，不论盈亏，每月一律领回１万元红利的方式吸收资金。这种模式成为大多数“地下投资公司”的经营方式。据统计，台湾“地下投资公司”全盛时有５００多家，吸收资金总额在３０００亿元，其中吸收资金在３亿元以上的就有２６家，仅鸿源机构就有２０万投资人。
“地下投资公司”民间称之为老鼠会，它以后来者的本金支付先到者的利息，犹如大老鼠带小老鼠入会一般，只要贪图其高利者不断涌入，其资金就如滚雪球般地成几何级数增长。
老鼠会与六合彩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由于台湾的金融市场一直在主管当局的高度管制和保护之中，金融机构的业务局限在传统的借贷业务中无法突破，失去了竞争能力。８０年代前后，民间财富的增加，使得传统的储蓄方式渐渐不敷社会所需，“地下投资公司”开始应运而生，它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引住投资者的心。这块海绵的魅力就来自一个“利”字。投资人之中，多数是教师、退伍军人、公务人员、家庭主妇等平民阶级，他们大多从报纸上也看到“地下投资公司”的不正常经营方式有问题，一旦新进资金不足以支付高利，便会立即倒闭。但在高利的引诱下，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一只老鼠，赌个一年半载就可以回本。
遗憾的是，沦为最后一只老鼠的大有人在。以鸿源的投资人为例，一位太太向记者说：“鸿源把我害惨了！为了它，我婚姻破裂，不足两岁的孩子判给前夫，现在一个人到台北当老妈子，每个月６万元的‘死会’还得娘家帮忙凑还！”另一位单身在台的退伍军人，为多存些钱回老家探亲，入金“鸿源”，如今钱也没了，家乡也回不去。“鸿源”的投资人承认，他们当初确受高利所诱，如今是爱得越深的下场越惨。
这场四分利金钱游戏使财富在投机风气中重新分配。老老实实遵循传统价值标准者，不随“利”逐流者，都成为社会上的“新贫民阶级”，过去勤奋工作的工人、努力生产的实业家、奉公守法的公务人员……都在暴利诱惑下消失了。
在处理“地下投资公司”的问题上，台湾当局显露出公权力的不足和无力，虽一再表示将从严取缔，却未见具体成效，使“地下投资公司”猖狂了近１０年才敲响丧钟。这其中的原因除执法不力外，另有奥妙。据说，在“鸿源”的投资人当中，有不少系党、政、军各界要员，在检察机关的侦办过程中，在“鸿源”最后一次停止出金后，仍有不少特殊人士施加压力将资金抽回，难怪一般投资人嘲讽说，当局等高层人士出金后才采取“断腕”措施。可见，当局公权力无力的根源就在当局自身。
（原载《改革》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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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呼吁
加强小麦管理
本报讯惊蛰已过，万物复苏，夏粮作物开始返青起身。为把握形势，夺取夏粮丰收，农业部在京召开专家座谈会，分析研究今年夏粮形势和春季管理措施。
专家们认为：去年秋冬种小麦基本适期播种，良种面积扩大，品种结构调整渐趋合理，总的形势是不错的。但秋末降温早，初冬天气严寒，部分地区又持续干旱，旱冻交加，给小麦生长发育带来严重威胁。
现在到小麦收获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正是促进苗情转化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搞好管理的回旋余地较大。专家建议：提早管理。根据当前苗情特点，春季小麦田间管理应提早进行，补肥补水，以促为主，争蘖夺穗，确保穗数。因地制宜，坚持因苗管理、分类指导原则，南方重点抓好清沟理墒、防涝降渍，脱肥和草害严重的麦田，及时补肥和灭草。北方要早清枯叶，提温保墒，肥水配合，促苗早发。增加投入，主攻单产。春管还要防灾抗灾，做好各种应变措施和物资准备，尽量降低灾害损失。
第3版(经济)
专栏：
北人公司靠技改增后劲
本报讯我国最大的胶印机制造企业——北京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一年投入近１０００万美元用于技术改造，靠加速技术改造增强企业后劲，使企业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５３％，税后利润增长７７％。
该公司连续１４年利润年递增超过２０％，产品供不应求。公司始终认为只有不断拿出高技术产品，才能牢固占领市场。去年，他们进口了加工中心、数控凸轮磨床等先进设备２０台，使新产品产值率达６０％。今年，公司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单张纸胶印机生产基地，利用募集到的资金抓紧建设与胶印机生产相配套的五大基地。（成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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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市张夏镇，出动2万多人进行填洼造田，预计可增加粮田3000多亩。
这是该镇石店村填洼造田工地一角。储祥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