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两会述评

  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
本报记者李仁臣凌志军
沐浴着3月的春风,历史又一次向北京聚焦。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各位代表和委员们的驻地,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代表、委员们对“二十字方针”的高度关注。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二十个字极为重要,可以从中看到目前中国的大局所在。
去年春天的话题与今年的话题,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去年,代表、委员谈论最多的是“两个加快”——“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热情的议论,言犹在耳。今年,大家是把改革、发展、稳定放在一起理解和把握。
“二十字方针”里增加的关键内容,是“稳定”。较之去年,工作方针的内容并非只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进步。这就是,认真解决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
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是1994年中国的一个进步。它是十五年改革实践中正反经验新的总结
1994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改革的关键年。为什么这样说?代表、委员们的种种评述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第一句,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前所未有,而且几乎全部是在最艰难之处展开;
第二句,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中国为空前,在世界也少有;
第三句,今天中国发展面临的情况之复杂,矛盾和问题之突出,令全社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这三句话表明,去年“两会”代表、委员所说的“两个加快”,已经成为事实。谈起这些,自称“乐观派”的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我看好我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但是,他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代表、委员,都非常重视第三句话。
“我现在的心情是喜中有忧”,人大代表、山西省科协副主席仲济学说:“我看居安思危比较好。”
应当说,在发展中冷静地看到问题,在繁荣中仍有忧患意识,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今年“两会”格外关注“稳定”的提出。
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雷宇说:“‘稳定’这两个字今天提出来,真是太重要、太有针对性了。”
政协委员、八一农学院教授祝源又说:“发展势头不错,问题相当突出。所以有必要稳定一下,调整一下。”
政协委员、新疆中医研究所副所长火树华说:“让我看,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成长中的人,有点病,不奇怪,但是一定要治,治好病能更好地成长。”
近几天来,记者访问京、沪、鲁、湘、晋、苏、粤、桂、冀、藏、赣、陕、鄂等十几个省市区的代表,和政协民盟组、经济组、农林组、医卫组的若干委员,一路询问:“二十字方针”中,哪一项应当居于更重要的位置?
有人说是发展第一。比如江苏代表、南京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朱正林说:“经济不发展,一切都谈不上。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有人说是改革第一。比如河北代表、中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孙琬钟就认为:“不深化改革,平稳、有序的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
有人说是稳定第一。比如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张均田就认为:“不稳定,就不会有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昭科的看法似乎给人更多的启发,他说,“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能说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更不能偏废哪一个。”
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将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用其中一个去否定、排斥另外一个。可以说,这是1994年中国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的产生,并非一日之功,正如人大代表、湖南省省长陈邦柱所说,“它来自过去十五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喜悦,也尝到过经济下跌的苦果。“时起时落,膨胀收缩,循环往复。总是想要避免而又不能完全避免”,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冯克熙说,“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从大政方针上来说,最重要的教训,是没有理解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顾此失彼的缘故。”
今天代表、委员所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含义。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更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
平心而论,“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词,过去代表和委员们都谈论过。如今,认识有了新的含义。
稳定——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稳定,而非消极的稳定。
人大代表、山东省计委主任林书香认为,“就稳定谈稳定,那是消极的稳定,不会成功。”
什么是积极的稳定呢?按照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的解释,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既要顾及眼前的稳定,又要着眼长治久安,不能爱尺寸而忘千里;一个是,真正的稳定还要靠发展,没有健康的发展便不会有长治久安。
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厉以宁说:“我们的问题的确很多,但我一向认为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
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委员相当多。不少人还能举出种种事实来加以证明。
厉以宁代表举例说,城乡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三角债问题……等等,“你不发展,单纯求稳定,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吴大琨代表说,让中国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发展。
仲济学代表说,缩小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差距,需要发展。
陈邦柱代表说,要让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需要发展。
…………
这证明,代表、委员们今天所说的稳定,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从根本上寻求长治久安的道路。
发展——要有新思路,所谓新思路,也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求发展。
由上一次大会到这一次大会,代表、委员们谈起发展这个话题,总是热情洋溢,希望中国强盛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同样一个话题之中也有着新的变化,虽然细小却意义重大。上一次说“加快发展”,这一次说“促进发展”。林书香代表说,“不要小看了这两个字的改变,它更直接、更明确地表明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的确,今天代表、委员所说的发展,是以改革推进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速度之争。
厉以宁代表以经济学家的眼光,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的速度应当怎样才算合理。“我认为,应当从四个角度把握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投入的规模与资源供给的承受力相适应;第二,产出的规模与购买的程度相适应;第三,投入产出的过程使得成本下降,效益提高;第四,经济增长的幅度可以吸收新增就业年龄的人数。”
陈邦柱代表是湖南省省长,他从地方实际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来说明发展的新思路:“我们湖南紧挨着广东,看见人家发展得那么快,我们的压力真大呀!可是这些年来,我们也明白了一条,发展是数量的增加,更是质量的提高。盲目攀比,一味上项目,搞得不好,不仅不是‘聚宝盆’,还会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所以,1994年,我们的发展原则是,在现有存量上下功夫,打基础、上水平、增后劲。不在扩大规模上下功夫。”
“少新建,多技改”、“变粗放为集约”、“不仅保持速度的增长,更要争取效益和质量的增长”……诸如此类的话题,词异义同,在“两会”上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响。
改革——坚定与稳妥并重,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改革是发展的开路先锋。”“1994年是改革的攻坚之年。”我们接触的所有代表、委员几乎都谈到了这两句话。
这是代表、委员们期待已久的时刻。还在7年前,人们就在谈论“闯关”,以后虽然一度沉默,但是,推进改革的呼声始终如潜流争湍。现在,潜流荡出,势成潮涌。改革在解自身进程中最难的题目。面临这样的局势,代表委员们却显得分外冷静。
“高度重视艰巨性和复杂性,准确把握时机和力度。”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振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时说,“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个是各方利益关系,一个是各方承受能力。”
“越是坚决地推进改革的时候,越是要强调稳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休克疗法’,毕其功于一役,”陆学艺代表说。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88年改革“闯关”曾经引起的社会震荡。“那一年许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比如价格改革,这几年不声不响地就做了。这说明,改革需要物质的准备,也需要思想准备。好事做得太超前,太急迫,也会欲速不达。”
李振和陆学艺两位代表讲的是“稳妥”的问题。更多的代表、委员则在呼吁不能滞后,坚决推进,唱响改革主旋律。这是因为,从大局上讲,改革滞后的方面实在太多。
为什么大中型企业费尽心机仍然步履维艰?雷宇代表说:“产权制度改革不能深入,企业机制难以转换。”
为什么总是控制投资规模又总是控制不住?曾昭科代表说:“旧的投资体制没有改变,就必定是压而复涨。”
在江苏代表团,代表们正在酝酿一件提案——“加快建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吴光英代表是这个提案的发起者之一。作为港南工业炉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深感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后,制约着企业的改革。“一个企业,经营的事情要去找政府,可是职工的生老病死住房教育打架吵嘴,哪一样都要管,你要精简一个人,他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他就跟你死缠活磨甚至拿着刀子威胁你。”他感叹道,“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大家都在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状况不改变,企业哪里能好得起来?”
改革、发展、稳定,代表、委员们今天已经不是在孤立地讨论这三者的重要,而是深深地意识到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无疑是1994年两会议政之声的一个进步。
改革决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同心同德。和和睦睦搞建设。在大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中国这场波澜壮阔大变革的参与者应尽的历史责任
有两个变化造就了1994年全国大局中的新的形势:
其一,改革自上而下展开,这与过去15年里改革多是自下而上、步步递进的情况不同。
其二,改革是在旧体制最顽强的领域里全面推进,这与过去15年里改革多是在旧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上单兵突进不同。
由于这样的形势,不少代表、委员的话题都会转到同一点上来:决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同心同德。他们所说的“上下”,是指中央和地方;他们所说的“左右”,是指各部门和各领域。
“我们必须坐在国家这条大船上,”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说,“像划桨的水手一样听号子,听鼓点,乘风破浪前进。”
“‘二十字方针’是大局,”人大代表、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们都要关心这个大局,服从这个大局,在工作中体现这个大局。”
代表、委员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立足大局思考问题。
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白清才谈的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他说:“作为一个省,想问题,办事情,首先要注意在大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陕西的情况看,就是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
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主任李振强调动员亿万群众。他说:“必须引导群众自觉地把思想集中到支持改革上来。”
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则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强调纪律的重要。他说:“严守纪律,搞好局部,支持全局。”
施宁荪委员专论抑制通货膨胀;辜胜阻委员谈到合理引导“民工潮”;张仲礼代表呼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曾昭科代表强调加快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肖国金委员谈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回良玉代表说“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忽视不得”……代表、委员所谈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局部,也都是推动大局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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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转变观念发挥优势
——朱镕基与贵州、江西代表团座谈侧记
新华社记者郑庆东高淑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13日上午来到出席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的贵州、江西代表团驻地,亲切看望这两个团的人大代表,并先后与他们进行座谈,认真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从抓住机遇,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加快发展,到保持稳定,代表们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说着说着,贵州团代表的话题便集中到如何振兴贵州经济上来,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贵州近年来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可喜变化。
当代表们谈到希望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支持贵州的烟酒生产、以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朱镕基说:“你们的烟酒再不能大发展了。现在你们应当考虑的不是要不要支持的问题,而是应当转变观念,研究如何保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其它产业。”
朱镕基笑着说:“大家知道,中国的烟民全世界第一,哪个国家也没有我们国家多。这不能说与烟厂过多、产量过大没有关系。直至现在,我们的许多烟草行业还积压了大量库存。如果还要大力发展烟厂,生产大量的香烟,难道要我们几岁的娃娃都抽烟吗?”
“这是烟。再谈酒”,朱镕基说,“贵州的茅台酒是全国第一,在国际上也久负盛名。可酒的生产也不能没有限量,现在的问题也是太多太多了,可以说是遍地皆有,而且很多都是假的,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完,他问茅台酒厂的党委书记邹开良代表:“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邹开良代表点头说:“市场上的假茅台酒确实太多了,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他的话引起了代表的一阵笑声。
“假冒伪劣商品是一种市场行为,现在问题比较严重,这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强法制观念。”朱镕基说:“你们在这方面也应该采取对策,比如可以改进一下酒瓶的防伪标志。”
邹开良代表回答道:“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研究一次性的酒瓶和瓶盖。”
朱镕基说,贵州的经济有两大支柱产业,一是烟,二是酒。但烟酒生产不能盲目,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路。你们应当改变烟酒生产的观念。不在于规模大、产量大,关键还在于如何加强管理,提高质量,适应市场的需求,贵州省有的烟厂垮了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接着说:“贵州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啥都没有,也有自己的优势,军工技术强,也有不少资源。只要你们从实际出发,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全省的产业结构,重视交通建设,下功夫扎扎实实地干,贵州经济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这番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朱镕基笑着对代表们说:“大家千万要记住——贵州经济要发展,光靠烟酒不行,不能只盯着烟酒。”
在与江西团代表座谈时,朱镕基一再强调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叮嘱江西省的干部群众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在座谈中,朱镕基还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向代表们介绍了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等方面的情况。他先后对贵州、江西两省的代表们说,贵州、江西两省近年来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很大。对此,党中央、国务院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贵州、江西两省的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再接再厉,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朱镕基叮嘱两省的同志说:当前我国的形势很好,我们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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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石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报告》时说
四川潜力很大发展很有希望
本报讯记者任毓骏报道:3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来到四川代表团,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乔石委员长入座后,四川省农工委主任赵文欣代表就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省乡镇企业局局长黄永光代表介绍了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情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乔石委员长对涪陵地区专员王鸿举代表的发言特别关注。王鸿举反映三峡工程库区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代表们还就加强老区建设、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三高一优”农业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乔石委员长倾听了代表们的发言后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为国家的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几年也有了很大发展。与过去相比,四川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今后要进一步把各种有利条件利用好,把群众积极性更加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四川经济出现一个大的发展。
乔石说,像四川这样一个大省,人口一亿多,又地处内陆,要想在几年的时间里就赶上东部沿海开放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但四川也同样很有希望,这里的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很雄厚。过去,国家在四川搞三线建设时,不但修了很多铁路,建了钢铁厂和不少军工企业,而且像重庆、成都这样的大城市本身也具有较大的发展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四川的山区和丘陵地区较多,但也还有像成都平原那样的平川,潜力还是很大的。四川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可以大力发展丘陵地区的经济作物,把多种经营搞上去,发展大农业。
乔石指出,现在外资的投向出现向内地扩展的势头,这对四川很有利。相比之下,四川在地价、物价、劳动力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这些形成了吸引外资的良好的基本投资环境,有利于更多地招商引资。
关于三峡移民问题,乔石说,三峡工程中的移民工作主要在四川,如何通过开发性移民把70多万人安置好是一件大事。开发性移民过程本身也是加快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机遇。要善于抓住机遇,变压力为动力,不仅要圆满完成移民工作任务,还要使移民新区建设出现一个飞跃,彻底改变过去的贫穷落后面貌。
国务委员陈俊生今天也在四川代表团参加了讨论,就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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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托与期望
——李鹏与河北代表共商经济发展大计
本报记者何伟
3月1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议论风生,气氛热烈。李鹏总理与河北代表就农牧业发展、南水北调、西煤东运、棉花生产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叶连松代表率先发言:去年河北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5%,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听到河北取得的成就,李鹏总理笑了。
“物价问题,特别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叶连松省长的看法,受到李鹏的赞赏。总理说,同广大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有23种商品,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河北省这些年很重视“菜篮子”工程,特别是在城乡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直接见面做得比较好,希望你们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李鹏总理对河北情况比较熟悉,经常关心河北工作。去年春节,李鹏去养牛大户李福成家拜年时,曾建议河北利用秸秆,发展养牛,促进农业良性循环。今天,当李炳良代表介绍河北去年养牛比上年增长61%时,李鹏总理高兴地说:发展养牛好处很多,肉牛全身是宝,肉可食,皮骨等等均可深加工,经济效益很高。秸秆“过腹”还田,增加农肥,改良土壤,还可以发展沼气。河北省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希望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
河北是产棉大省,当代表们反映棉花生产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时,李鹏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棉花定购价,但如果提得过高,纺织行业恐怕难以承受,所以这一问题只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价格体制的改革,逐步得到解决。至于旱情对棉花生产的影响,是否可以考虑发展一些喷灌等节水措施加以解决。同时在棉花品种上进行改良,增加棉花的抗旱能力。
邯郸钢铁总厂厂长刘汉章发言时,李鹏亲切地问他,1988年我去过你们厂,现在年产量达到100万吨没有?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鹏说,我去的时候,你们的年产量才80多万吨。接着李鹏又问起他们厂的煤、铁等原材料来源,产品质量和品种以及生产情况。李鹏特别强调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性。他说,提高技术,不仅能明显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大量节省能源。
李鹏问开滦矿务局局长徐冀:你们那里水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产量怎么样,价格是不是完全放开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多少?徐冀一一作了回答。他对总理这样熟悉开滦及河北省各方面的情况感到非常兴奋。他还如实反映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并表示,决不辜负总理的殷切期望。
李鹏说,河北的自然条件是比较好的,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比较快,这说明只要各级领导核心团结坚强,上下一心,劲往一处使,就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新的成绩。
在谈到搞好国有企业问题时,李鹏说,要把这项工作摆上各级领导重要的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经营管理走出困境。要充分利用当前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的大好时机,把企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李鹏说,河北省是个农业大省,要特别重视发展节水农业,提高科技种田水平,在稳定粮棉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
李鹏最后祝河北省的工作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进步!
会后,李鹏总理与河北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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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华清与湖北团代表一起审议《报告》时强调
齐心协力发展经济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丁坚铭、方政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今天与湖北团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当前我们有一个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好机遇,全国人民要抓住这个机遇,顾全大局,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搞好。
在代表们发言过程中,刘华清一边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当湖北省长贾志杰介绍去年全省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超100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超2000亿元、财政收入超100亿元、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的“三超一高”时,刘华清表示很高兴。
刘华清说,湖北地处华中腹地,三峡工程和丹江水库南水北调工程的上马,再加上黄石、武汉等市的对外开放,这是很好的机遇,湖北不能丢掉这样难得的机遇。只要全省5600万人民齐心协力,奋发开拓,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加快湖北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刘华清指出,今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新的改革措施,涉及到一些利益调整,这就要求大家都能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小局要服从大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新旧体制的转换中,一些地方会遇到一些困难,重要的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功夫克服困难。
刘华清强调,一定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说,去年全党、全军、全国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还不够。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定要抓到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谈到社会风气问题时,刘华清指出,要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和良好的社会道德,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移风易俗。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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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20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
国务院决定加强监审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监审的通知。通知说,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规范价格行为,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国务院决定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
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是指对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其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重要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审是指:通过调价备案制度,监测其价格走势,为宏观决策提供信息;必要时对其中的部分品种提价行为进行审核,并视情况进行适度干预。监审价格的具体种类包括面粉、籼米、粳米、食用植物油、猪肉或牛羊肉、鸡蛋、牛奶、食盐、食糖、酱油、洗衣粉、民用煤、液化石油气、民用煤气、房租、自来水、学杂费、托儿费、医疗费、市内公共交通收费共20项。各地方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每项中要监审的具体品种。
通知要求,已列入监审的项目中属于地方政府定价的,在价格调整时,要向上一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管理价格的调整,须于调价出台前10日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备案;属于市场调节价的项目,生产、经营企业在调整价格时,要于调价前5日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通知指出,要加强和完善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控手段。对粮、油、肉等重要商品,要建立储备制度。要抓紧建立中央和省(区、市)两级粮食风险基金,尽快完善和推广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区别不同商品情况,分类制定少数重要监审商品的指导性进销差率、批零差率、加工费率以及利润率,供企业定价时参考;必要时,价格主管部门可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批准,要求有关企业遵照执行。在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波动过大时,价格主管部门在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实行临时性限价措施。对蔬菜等鲜活商品,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批发市场价格情况,通过适当方式定期发布销售参考价格,对市场物价走势进行引导。
通知还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定期审核列入监审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审核企业执行国家定价政策,执行备案、申报制度和执行差率、费率控制标准的情况。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者,价格检查机构要依据有关法规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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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国务卿时说
中美关系应当好起来
本报北京三月十三日讯记者蒋千红、吴绮敏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江主席说,克里斯托弗先生曾亲身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两国关系的历史是熟悉的。过去四十五年中,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时间证明,如果中美双方都能着眼于世界大局,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相互尊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合作,中美关系就前进,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与此相反,中美关系就会产生困难,遭受挫折。我们都应牢记历史的教训。
江主席强调:“我在西雅图同克林顿总统会晤时提出,中美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还应当放在世界范围内和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来考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双方应当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克林顿总统对我的意见是赞成的。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应从长远的观点和更广泛的范围来对待。有分歧,应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不应强加于人。”
江主席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的。分歧不应成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的障碍。中美都是主权国家,有分歧可以讨论,但要平等,要相互尊重,而不能干涉对方内政。中美关系应当好起来,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在谈及人权问题时,江主席说,西方有些人关心的不是广大中国人民的权益和福祉,而只是那些少数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破坏中国稳定的人。这实质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不是人权问题。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这是各国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有些人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首先向江主席转达了克林顿总统的问候。他说,克林顿总统决心在美中两国之间建立广泛的、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美中双方要抓住机遇,采取积极的行动把两国关系推向前进。他还向江主席介绍了美方在人权、最惠国待遇和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立场。
江主席请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回国后向克林顿总统转达他的问候。
会见是在坦率、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美国副国务卿戴维思和国防部副部长魏斯纳等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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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畅所欲言
3月13日,安徽(左上),河南(右上),云南(左下)和湖北(右下)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结合各地实际,就理解和深化改革发表意见。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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