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书评)
专栏：
军事文学的实绩
冯牧
从３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平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蓝，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８０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到今天已走过了它的第１５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１２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
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一次小说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本文是《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总序，本报有删节）
第8版(书评)
专栏：
不烦神削而自合
潘凯雄
蒋孔阳先生毕生致力于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在他７０高龄之际又出版了一部积自己多年研究所得的新著《美学新论》，为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日渐繁茂的美学研究园林再添几分秀色。
一般说来，美学作为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门科学以其概念范畴的众多和彼此间关系的复杂而给人以深奥玄妙之感，但蒋先生的美学研究则常常能化深奥玄妙以平白晓畅。其实这既是蒋先生在美学学派林立中得以自成一家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和风格所在。早在５０年代，出自蒋先生手笔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就已经显露出这种特征；而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德国古典美学的专著《德国古典美学》则更是一展蒋先生化深奥于平白的扎实功底，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笔下的那些庞大谨严的逻辑推理体系被蒋先生条分缕析地化解成晓畅的语言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样，这部《美学新论》再一次地显现出蒋先生治学的上述特征。这种化深奥玄妙以平白晓畅的治学态度与风格倒是正好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评说——“不烦神削而自合”。
“不烦神削而自合”的特征于《美学新论》而言，既体现在全书的构成上，又落实到各个专题的论述中。先看总体构成，全书凡６编４１题，其中既有诸如“美与形式”、“美与生活”、“美与理念”、“美与距离”、“美在创造中”、“崇高”、“丑”……这类在美学研究中已有众多评说的老问题，也包括“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现代美学”、“八十年代的美学热”这样的新问题，同时又不回避“异化劳动能不能创造美？”、“自然美是不是人类的创造？”之类的敏感问题，这样一种看似缺乏新颖的体系框架和严整的逻辑演绎过程的结构，内容上却是纵穿古今横贯东西，几乎囊括了美学研究中所有的无从回避的重要问题，于漫不经心中蕴藏着研究者疏而不漏的思考。再看分题论述，蒋先生为自己这部专著的写作设定了三项追求，即“温故而知新”，“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以及“广泛联系和具体分析”，而这三条也的确始终贯穿在《美学新论》各个专题的论述之中，无论是讨论什么问题，蒋先生总是有意识地将它们的来龙与去脉、历史与理论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在具体分析问题的演变和发展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感受与理解来出新意。很显然，如果没有渊博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作支撑，要做到这种全书构成的疏而不漏和分题论述的温故知新史论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烦神削而自合”看上去虽只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七个字，究其实则是治学者的功夫和境界之所在，蒋先生的《美学新论》不正是如此吗？
（《美学新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读书节”畅想
叶于
一年之际在于春。春光明媚，寸阴似金；阳春岁首，万物肇始。人们的计划安排大都在这春意融融的日子里制定和出台。古人有云：诗家清景在新春；今人有诗说：春天是孕育的季节。
这里笔者也冒昧“献策”：在制定和规划今年的文化活动时是否应推出一个读书节，或者读书月？一年之内，少不了这节那节，这月那月，但偌大的中国搞一个读书节，来一个全民的读书活动，推动日益兴盛的读书热潮，不能不是一件明善之举。相信会有热心者的。
读书节，不是为了“搭台”、“唱戏”。读书是过程，也是目的。读书节的口号是“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每一天的自觉行动。让读书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时尚。
读书节期间，成立书友会、书香社、书迷协会……举办有关书的展览，书的知识竞赛，书的文艺晚会，书籍评奖，演讲会等等。人们在书的世界里徜徉流连，书的话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热点。
有了读书节，联络国中同好成立全国性的读书学会，有条件出版读书日报，报道图书出版信息，评介新书名著，引导读书消费，莘莘读书学人，想是会拍手欢迎这一雅事的。
手头正好有一份剪报资料，说韩国曾发起过全国性的读书运动，并以一九九三年为“读书年”。这对我们不能不是个启示。
第8版(书评)
专栏：
理论的沉思
魏元
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１９８１年初版刊行后，即受到学界关注。但是，由于该著成稿于“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书中亦有不尽如意之处。该书出版后，适逢文禁大开，著者并不满足于已有成就，而是认真检讨其中存在之不足，并从１９８０年起，即以严谨的态度，开始对该著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增订。增订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洋洋１１０余万字，篇幅较初版本扩大了近１／３，几乎所有的章节都作了较大的修改、增订，个别章节甚至重新撰写，新增加的章节亦为数颇多。新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从多方面反映了作者在古文论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与初版本比较，增订本除保留了原有的特色外，更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增加了一些章节和大量新的资料与观点。增加最多的是小说理论以及戏曲理论和词论。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一直较薄弱，一些批评史著作甚至忽略不讲。此书初版本虽首次给予了重视，但梳理较粗疏。在增订本中，作者在这些方面给予了很大的丰富和补充。尤其是对于小说理论，搜集梳理，溯流探源，对我国从汉代萌芽的小说理论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线索、内涵及形式演变、特点，概念范畴的形成及运用情况等，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和阐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增订过程中，作者对于一些散见的、零星的，却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下了一番钩稽耙疏功夫。如由史学而推及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春秋笔法”问题，实为两汉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理论问题之一，敏泽先生对历代理论批评中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议论作了全面的搜求，并对其理论精义及对后世文论的影响作了阐发。
其二、加强了对历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考察。书中介绍每一时期的文艺思想状况，均先对该时期的学术思潮、文化政策、时代风尚的特点以及前代经验影响所在等作深入考察，并进而说明时代文化思潮是如何具体地制约本时期文论批评并影响其发展演变轨迹和特色形成的。这种研究手段在方法论上值得充分肯定，它克服了局限于平面的历史描述和内容疏讲的弊端。
其三、对每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以及新的概念范畴产生和发展演变情况的研究更加深入。增订本对这方面的内容作了大量的补充，在每一时期的《绪论》中都设若干章节专论之，且多有学术新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增订本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8版(书评)
专栏：
中国戏曲与审美文化
沈达人
郑传寅先生的《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以“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古典戏曲的审美形态”、“戏曲文化的精神特质”等三编八章的结构，研讨了古典戏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本专著以比较方法贯穿始终，各编都在中国戏曲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的比较中展开，围绕古典戏曲这一中心，在比较中多侧面地探索了它的规律和特点。专论古典喜剧的一章突出体现了这种方式的优长，经过比较，中国古典喜剧的特点得到较充分阐明。作者指出，中国古典喜剧的特点是“美刺得兼”、“喜以悲反”，这当然是有史实和理论根据的结论。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这样的结论又由若干深刻的见解所充实。这些见解是对创作实践所蕴涵规律的理论升华。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具有鲜明的论辩色彩；而且通过反复论辩，显示了对戏曲研究中留存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深度。戏曲勃兴于元代的原因，是学术界感兴趣的一个课题，从明代到今天，不断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作者把它们归纳为元以曲取士、元初废科举、城市经济繁荣、元代文化政策宽松、舞台艺术高度综合诸说，然后一一辩难，并以很大篇幅指出城市经济繁荣这一被不少学者认同的说法的自相矛盾、不足以征诸史实的弱点，进而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提出，金元之际，人生价值观念由重视立德、立功、立言到重视一己之生活的变化，有利于以人生为意象的戏剧的繁荣。作者认为社会需要是潜在动力，是文化创造的能源，社会需要一种能让大多数人抒愤吐志、宣泄痛苦的文艺样式，戏曲文化便应运而勃兴了。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王国维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有“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于史论研究，我认为大体也是适用的。史论研究不入乎其内，就不能有具体而深入地论析；不出乎其外，则又不能高瞻远瞩，站在一定高度鸟瞰事物运动的各种规律。《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没有就戏曲论戏曲，而是把戏曲的创生和勃兴、戏曲的审美形态和精神特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中国文化的体现的高度来考察的。鸟瞰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这样写起来，难度虽大，层次却高多了。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