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画坛纵横

  回顾与展望
——美术·一九九三年
邵大箴
1993年我国美术总的状况,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句话:稳健地发展。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去的一年,美术界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克服了前几年一度存在的浮躁情绪。美术家们对我国美术如何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大家普遍认识到,美术语言的现代化决不等于照搬外国模式的西化,而要牢牢扎根于现实生活,扎根于本民族传统的土壤之中。任何拒绝吸收外国古典和现代艺术成果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可是外来艺术经验要为我所用,为我们当代的创造服务。我们的艺术家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盲目尾随别人,或者只学习别人的皮毛。
先说中国画。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画是指来自于文人画传统的水墨画。文人画的传统,因为其晚期脱离现实远离生活而一直受到批判。一些文化界和美术界的先驱主张用西方“科学的”写实造型来“改造”中国画,对中国画恢复写生和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随之而来的也有负面影响,那就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理论、造型原理和法则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文人画传统中的精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认识,当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扬。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一些年轻人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同时,又产生另一种倾向,试图用西方现代派来“改造”中国画,对传统文人画作了过激的批判。一时间,不少被称作“中国画”的作品一味追求形式的怪异或媒介材质及制作方法的新,而对中国水墨画的根本精神在于心灵创造,在于表现创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和人格力量有所忽视;对于中国画造型语言的精髓——笔墨,也有所忽视。不少作品不是用笔墨画出来的,而是用各种新方法“做”出来的。这些做出来的中国画,不仅不具备中国画应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而且还导致艺术家不去注意生活的积累和感情的体验,不注意基本功的训练。这些靠偶然性和自动技法做出来的,只有表面效果的中国画,缺乏感人的力量,是可想而知的。1993年,在北京和其他各地举行了有关中国画创作研讨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中国画大展》和《批评家提名展》,以及各种类型的中国画展览会。尽管大家对中国画革新问题还有不同看法,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画既要突破旧模式,又要反对洋框框,要在发扬包括笔墨在内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语言和新风格。
1993年我国油画界提出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加强作品的精神性。这一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和被重视,是因为前几年油画界存在着不同表现形式但本质上都是忽视作品精神性的现象。表现形式之一是简单地重复洋人用过的“现代”手法,停留在表现模仿的层次,显示出作者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贫乏和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空虚;表现形式之二是沉湎在古典完美的样式和熟练的技术之中,津津乐道写实的细致,忽视作品应具备的现实品格,忽视作者应该倾注的真诚与热情;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些写实油画或者把人物形象刻画得过分木讷以至迟钝、呆板,或者故意追求表面的异国情调和风情,以迎合海外商业市场的需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缺乏精神的含量,缺乏时代感,缺乏内容和形式的力度,用表面的华美替代本质意义上美的创造。不久前,笔者有机会参加《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作品的评选,高兴地看到,上述现象和它们反映出的倾向,在近年来的油画创作中得到有效的扭转。油画家们更加注意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表现和评价客观世界,写实油画作品中的创造个性和真诚性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情感力量得到增强。不少作者把油画的现代意味和民族气派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和探索,并取得新的成果。
近10年来,我国城市雕塑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然而水平参差不齐。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近几年来创作队伍更为整齐,雕塑家们也在更深入思考雕塑语言如何具有时代色彩和民族风格,如何和现代化的城市和农村环境相适应的新课题。
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版画,一面继续显示自己原有的优势,一面正在更广泛地采用新的制作手段和传播媒介,以便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与美术创作同步前进甚至具有领先位置的美术理论研究正在出现新的面貌。近年来,美术理论界提出了一系列学术问题,对推进我国以至世界文化艺术史的研究,对发展和繁荣我国当代美术很有意义。例如,批判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更全面和科学地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审视和评价文人画传统和它在新时代的价值;研究美术创作中中西融合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水墨画创造中的时代感与笔墨语言结合的可能性;精神性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和加强精神性的途径;等等。虽然这些问题还处在研究的过程之中,但能够及时提出,表明我国美术理论界已走向成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美术批评队伍的力量仍相当薄弱,专业评论家的队伍还正在形成之中,这是我国美术界的不足。但由于美术史论家和某些美术家的参与,也使我国当代美术批评文章具有较充实的内容和较现实的品格,而没有失之于西方某些评论文章内容的过分玄虚和哲学化。
我国美术市场由于有海外画商参入,显得既有活力,又处于难以管理的状态。已经出现的好苗头是国内市场正在开辟之中。有些机构,如北京的“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正在筹备1994年春季在北京拍卖美术品的活动;拍卖前,先在上海、深圳、广州、海口、北京举办画展。据他们说,他们把目光主要放在国内收藏家身上。这是很有远见的。最近法国巴黎昂利科·那瓦拉画廊在日本、韩国和台湾举办了世界著名画家马可·夏加尔作品展之后,专程来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他们的花费是可观的,但该画廊的经理认为,中国是个潜在的巨大的艺术市场,今天的中国,是20年前的日本。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久之后不仅会买中国画家的作品,也会收藏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说,他的乐观预测是以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潜力为依据的。目前我国艺术市场存在的某些混乱状态,相信有关部门会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规加以引导和解决。从当前情况看,我国美术发展面临的问题是要引导创作,引导欣赏,引导消费。引导创作,就是要创造条件,提供美术家深入生活的各种可能和相应的创作环境,使他们集中精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质量高品位高的艺术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引导欣赏,就是要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欣赏水平,做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普及与提高工作。当前尤其要注意满足和提高广大农民和青少年美术欣赏的需求。指导消费和指导欣赏有关。我们要用思想感情高尚和格调趣味健康向上的美术品占领美术市场,抵制黄色、庸俗和格调趣味低下的美术品。还要逐步引导群众进入欣赏和品评的高层面。除了要引导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和农民购买美术品或优美精良的印刷品作为家庭装饰外,也要引导他们收藏国内艺术家的原作。要培养中国自己的大大小小的美术收藏家。目前社会上向美术家索画的风气盛行,有些美术家为此耗费不少精力叫苦不迭。我们要在舆论上加以引导,使群众懂得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养成到艺术商店里去购买美术品的习惯,这有利于调动美术家创作的积极性和推进国内美术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艺坛人物

  赢来难得晚晴天
关山月
近年来,不少人议论“中国画的危机”和“中国画的末路”。我长期从事中国画教学实践和创作实践,对此不能不认真思索一番。如果认为具有传统特色的中国画是一种前进中的枷锁或绊脚石而“全盘西化”,或抛开生活源泉自欺欺人地杜撰,或急功近利地胡作非为,这样,中国画必将面临危机,走上末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事关炎黄子孙的灵魂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我们对此不能无动于衷。
过去我一直从事中国画教学,曾是院校领导成员之一。因怕荒疏业务,在教学工作中尽量争取机会和同学们一道进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研讨和实践,并经常上山下乡从事写生和创作,从中得到不少新鲜感受和启发。在这种“能者为师”、“教学相长”的气氛中,学生一般是“尊师重道”的,执教者也能放下老师架子,教与学之间很和谐。但是,当时对中国画的绘画传统是不够重视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解放初期的美术院校没有中国画系,只有绘画系;而绘画系学的课程很多,有素描、水彩、油画、水墨画等。而水墨画课只设有单线平涂的年画,使许多原来从事中国画教学的老师因之失去了“用武之地”。当时绘画系是以工具材料来分科的,用彩墨工具的就叫彩墨画,哪里还有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当时如果不是及时地把“彩墨画”课改为中国画课,并进一步分设独立的中国画系,从而使中国画教师受到尊重并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中国画早就危机重重走上末路了。
“文革”后我离开教学岗位,只好集中精力搞我的个人实践。近来年事已高,总想抓紧时间多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拟了一个《祖国大地组画》的创作计划,打算每年最少完成一两件。过去虽然有过不少生活经历,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从“塞北江南”到“大洋海疆”,都有一些生活积累,可作组画创作的依据;但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河山的新貌,总想趁能走动时多看看。我作画都是有感而发的,深入生活也注重感受。即使同一座山,同一条水,时代不同,大小环境不同,心境不同,登临时的感受也大不一样。1941年,我第一次到桂林,曾花了几个月时间画过一幅长卷《漓江百里图》。半个世纪以后,1991年春重游桂林,山河变化虽然不很大,但在感情上却与抗战年代的心境完全不同,因而重画了一幅长卷《漓江百里春》。我为此写了几首七绝,内云:
赤子之心国土亲,山河秀丽动情真。
茅庐初出迷阳朔,巴蜀西行醉岷津。
边塞长城寻画稿,五湖四海扑风尘。
难忘旧梦漓江水,又写新图百里春。
近年来为了《祖国大地组画》的创作,深感不能没有西沙,更不能缺少福建。1992年,当地海空驻军特别安排我乘直升机空游西沙,奇观妙景,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今年5月又去了福建,先后游览了福州、泉州、惠安、厦门和鼓浪屿,大开眼界;畅游武夷山时乘木筏漂流九曲溪,使我如痴如醉仿佛进入梦境。游罢西沙、福建,我画了反映西沙的《云龙卧海疆》和反映武夷山的《漂流伴水声》两幅作品。
在创作上我深刻体会到生活的重要性。没有生活依据,等于“无源之水”、“无米之炊”。我还体会到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过去曾有过只讲政治内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好的、健康的、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必须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同时也要防止只讲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另一偏向。因为绘画是造型艺术,强调形象思维。中国画是从现实到浪漫,从具象到抽象的。现在有些所谓“先锋”的或现代的新潮派,既不讲生活,也不讲艺术,只用魔术般的特技手法卖弄“笔墨”。这种不正之风,如果在中国画教学上也加以宣扬与传播,只会误人子弟。
真、善是美,假、恶是丑。但真、善的内容也必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才能真正达到“美”的艺术效果。内容和形式都是客观“外因”的条件。至于怎样选用题材、怎样运用形式都是通过作者的“内因”起作用。即如何运用艺术形式的手段来加强题材内容美的感染力量,都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因”。因为反映生活不是现实性生活的直观再现,而要使之更加集中、概括、典型、提高……使之比现实生活更美。所谓“借景抒情”,写景只是手段,抒情才是目的。至于抒发什么样的感情,则取决于作者对描写对象的态度。
               (1993年11月于羊城)


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

春风送暖(中国画)崔子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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