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给毛主席当卫士
李连成
我从１９５０年调到中南海工作，１９６２年离开，其间多半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１９４９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苏联访问，途经沈阳，住在文化宾馆。我当时只有１６岁，是宾馆的招待员。代表团回国的时候，还是住在文化宾馆，对我们一前一后的两次接待工作都很满意。所以有几个领导就对我们说：“小鬼呀，你们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工作啊，到中南海，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好不好？”那时，负责接待代表团的４个服务员，都表示非常愿意。这是３月份的事。到了六七月份，宾馆的领导就通知我到北京报到。当时能见到毛主席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更感到是很幸福的。因为我年纪小，没有念过书，一年以后又让我到公安干校学习文化。
第二年的四五月份，组织上又调我回中南海，我被分配到刘少奇同志身边当卫士，一直工作到１９５６年，又被调到上海工作。１９５７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他游泳时，我站在附近的一个岗位上值勤，卫士长李银桥发现了我，就又起了让我回中南海的念头。这时我已是一个中共党员了。李银桥带我见了毛主席，主席和蔼地说：“欢迎你，你回来吧！”当时到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不光要组织上批准，还得主席同意。这无疑是对我的极大信任。于是我就跟随毛主席从上海到了杭州，在南方巡视了几个地方后又回到北京。我在毛主席身边连续工作到１９６０年。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几年，主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第二次回到主席身边时，就担任值班卫士，主席一天的活动由我们值班卫士一一安排好。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我们看到他总是全神贯注在一大堆从各地送来的文件、报纸、杂志以及古今中外的书籍上。他睡觉的地方，有时堆放的书籍比他的身体都高。
毛主席为国为民操劳费心，忘我工作，自身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的生活方式很不规律，有时睡觉时就到了下半夜三四点钟，或者天已大亮了。因为毛主席的生活不规律，我们这些卫士的生活起居也不规律。主席的休息、吃饭常常要我们提醒他，听到他回答：“行了，肚子饿了，咱们搞点饭吃！”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吃了这顿饭以后，下一顿饭什么时候吃就没准了，有时隔三四个小时，有时隔七八个小时。这中间我们就用麦片、鸡蛋、牛奶给他搅拌一搪瓷缸子粘粘糊糊的流食让他充饥，有时单炒一碗素菜。毛主席一直喜欢吃些清淡的东西，每餐两个菜或三个菜，辣椒是常备的，有时我们自作主张多添一两个菜，他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要太浪费了。”毛主席的服装是很有限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套衣服，我们经常给他洗、补、整理穿破了的衣服，一套衣服一穿就是好多年。主席非常爱好的是游泳，有一年到广西，北方已是寒冬腊月，当时主席已是６４岁的年纪，水温只有十七八度，我记得别人都冻得直打哆嗦，他却毫不在乎。我想，主席刚强的性格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毛主席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知道我们这些小鬼没有念过书，就提出办文化学校，我们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念完了初中课程。毛主席对我们要求严格，对他的家属更是严格，当时在跟前的子女都在念书，星期六回家在大灶上吃饭，星期天见主席一面，首先还得我们卫士同意，他们先要问我们：“爸爸现在有没有空啊？”“我们去看看行不行啊？”包括江青想见毛主席，也不能随便出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环境本身就教育了我们，除了纪律约束，大家的自觉性都是非常高的，没有人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或照顾。在毛主席身边的日日夜夜，每一刻都留下了难忘的深情，无限的思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名利难摧爱国志地位不移报国心
——纪念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烈士逝世５０周年
马国超
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整整５０个年头了。
５０年前，家父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以他４２岁的盛年，为革命走完他的全部历程。他生时英武不凡，终时壮志不灭。他是回族人民的一面旗帜，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英勇奋斗者。正如当年在延安追悼会上，叶剑英同志致悼词中所说：“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的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党。”因此，对家父的最好纪念，在于从他的经历和光辉事迹中，学习他的高贵思想品质和优良作风。
热爱党、听党话，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
我父亲组织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于１９３８年２月，被正式任命为冀中军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队长。当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和政委程子华同志，在石家庄东面的安平县，组织了一个“回民干部教导队”。不久，按军区党委的决定把“回民教导队”和“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回民干部教导总队”，党委征求我父亲有何意见。父亲说：“我听党的，没意见。”之后，我父亲任总队长。
部队从组织上合编以后，便转移到河间城东的沙河桥镇进行学习和训练。在此期间，父亲深深的体会到了党的伟大，党的可爱，对党产生了一种特殊感情。他下决心要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向入党介绍人表示：“为了党的事业，我献出生命，绝不皱眉头……”１９３８年９月，我父亲被光荣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父亲自从入党以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到：我既然入党了，就事事处处向老党员学习，我应当力求做到，为军廉洁，治军从严，从军务实，勤军求效……父亲他坚持政治建军原则，重视政治建军，因此，使回民支队成为一支斗志昂扬，勇于献身，始终保持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民族武装。
爱祖国、爱人民，对祖国和人民忠贞不渝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四省。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本斋，不由怒火中烧，眼看祖国大好山河遭受蹂躏，他忧心如焚，无限感慨。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男儿空有凌云志，不尽沧浪付东流。此时，他才３０岁出头，就当了旧军队的团长，以他的才华，还会有显赫的晋升。但是，名利难摧爱国之志，地位不移报国之心。于是，他毅然解甲归田，自发地组织起回民义勇队，踏上了抗日的救国救民之路。
１９４１年７月，父亲运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把盘据在河间县城一带的日寇打得蒙头转向，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队长山本还给周围据点的敌人下了道命令：“百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虽然如此，敌人并不甘心，在叛徒哈少甫的策动下，敌人订下了一条阴谋诡计。叛徒哈少甫对我们家的情况很熟悉，他知道用军事力量征服不了我父亲，便向山本提出了采用“收徐庶”的办法，把我祖母抓去，逼我父亲投降。
父亲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难过。在此之前，敌人的“枪杆子、金票子、嘴皮子”都在这位坚强的回民共产党员面前失败了，而狠毒的敌人，又想利用父亲是个“大孝子”的孝心来软化他的敌忾。回民支队的战士们纷纷向司令员请愿，他们聚集在司令部门前，群情激愤地高呼：“打回河间去，救出马老太太。”父亲深情地向自己的战士们说：“人世间，哪有儿子不疼自己母亲的！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有什么比抗日大业更重要的呢？”
祖母被抓到河间以后，鬼子用尽了诡计，逼她给我父亲写劝降信，在严刑面前，祖母不住地骂敌人：“狗强盗，别做梦了，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敌人用硬法子不行，又用软法子。但是，不论如何都无法动摇祖母为民族解放，为阶级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忠心，她坚贞不屈，绝食七天，于１９４１年农历七月十二壮烈牺牲了！
敌人并不死心，放出话来，说什么“马本斋如果拉队伍过来，最低给个师旅长。”我父亲也放话出去，来了个“八路军的政策不杀俘虏，山本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保证留他一条命”，“有我马本斋就没你山本，有你山本就没我马本斋”。奶奶的牺牲使父亲万分悲痛，但他以抗日大业为重，克制自己的感情，向郭政委表示：请党放心，我是共产党员，入党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了。娘被抓走，儿子照样打鬼子！父亲没有流泪，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回民支队，更加英勇杀敌。
讲政策、讲方法，事事处处维护民族团结
１９４０年回民支队在河北深县一带打了大胜仗，老乡们宰牛宰羊，提着花生拿着大红枣去慰问部队。一位老大娘不懂回族的习惯，为送慰问品表心意，结果闹出了大笑话。这位老大娘提着不该送的那种肉，要亲手慰劳马本斋。司务长看到肉，一皱眉头，说：“大娘，我们回民不吃这种肉。”大娘说：“这是刚宰的，又干净又新鲜。”司务长没办法，只好请来我父亲。我父亲一看，笑啦，非常和蔼地说：“大娘，您送来的肉，我一定收下！谢谢您老人家对子弟兵的关心。”司务长见此情景愣住了，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送走老大娘之后，我父亲让司务长把肉送到邻村的后方医院去，去慰劳汉族伤员。并且让司务长按市价把肉钱送还老大娘。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平原大地，成为民族团结的佳话。
为了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更广泛地团结回族同胞参加抗日武装，父亲亲自向军区写报告，要求给回民支队上请阿訇，上级很快同意了他的建议，及时地聘请了阿訇，还设立了海里拜，负责宰牛、羊，为牺牲的回族战士举办安葬仪式。这些看来平常的举措，但却鼓舞了回族战士，吸引了更多的回族青年抗日，使回民支队更加壮大了。
但是敌人是狡猾的，他们在武力上征服不了，便用谣言来瓦解回民支队。敌人四处散布谣言，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回汉之间的纠纷。为此，我父亲在给战士们上政治课时，曾讲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兄弟姐妹，我们的国家也和咱们每个人一样，也有兄弟姐妹，那就是各个民族，汉族就是我们各族的老大哥，是谁领导我们抗日救国？是毛主席、朱总司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汉族而不是回族，我们回族和各兄弟民族离不开汉族老大哥，汉族老大哥也离不开各族兄弟。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大家响亮地回答：“对！”掌声如雷。父亲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部队，民族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并增进了部队内部回汉同志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肯钻研、爱学习，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在历次战斗中，我父亲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表现出他顽强的斗争毅力，他是一位胆大心细，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
回民支队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以后逐步建立，到１９４５年的８月，即“八·一五”日寇投降，整整８年的时间。这支英雄的回族武装紧紧和马本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这８年中，回民支队共打过大小战斗８７０余次；俘虏日军１．３万多人；击毙击伤奸特伪军２万余人，俘虏３７３０多人，创造了１∶１０的伤亡对比。
５０年前那一天，大雪飘飘，洒落在黄河两岸，寒风冽冽，吹遍了冀鲁豫平原。回民支队在去延安的路上得知我父亲病逝的消息，无不失声痛哭。当时，杨得志司令员在大会上高声向同志们说：“同志们，马本斋的死，比泰山还重。他像莽莽昆仑巍然屹立，他像滚滚江河奔流不息，他是我党我军的骄傲。如果有人问，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革命战士？历史会响亮地告诉我们：好好学习我们所热爱的马本斋同志！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死，决不是他战斗的终止，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他，永远是出征的战士！”
为了表达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马本斋烈士的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提笔疾书：“马本斋同志不死！”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提笔敬挽：“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敬爱的朱总司令亲书挽联：“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作者为马本斋烈士之子）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
——纪念张志让先生百年诞辰
任建新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８日是著名爱国志士、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先生百年诞辰。张志让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从事法律事业。在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影响下，他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从此成为一名热诚的爱国民主志士。新中国建国初期，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张志让先生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在这一岗位上辛勤工作近３０年，直到逝世。他一生追求真理，直道而行，学识渊博，勤勉清正。
爱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张志让先生的一生经历，贯穿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五四”运动之前，少年时代的张志让就参加了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活动，随柳亚子等击节悲歌，抒发爱国情怀，被柳亚子称为“好汉”。１９２１年夏，张志让从海外留学归国，先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参事，继而又被聘为大理院推事，在时人眼里，算得上躇踌满志了。但张志让却产生了厌恶之心。他说：“在北京的几年中看尽了当时军阀争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争夺权利、昏天黑地的现象。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真所谓南辕北辙。”因此，当１９２６年夏秋传来北伐军攻克武汉、收复英租界的消息时，张志让毅然弃官南下，于１９２７年３月来到武汉。在这里，他找到了著名共产党人、他的堂弟张太雷，一番倾心长谈，令他觉得进入一个政治上的新世界。经张太雷推荐，他进入武汉革命政府最高法院工作，承办民事案件。这期间，他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著名爱国人士，造成轰动社会的“七君子”冤狱。张志让先生闻讯，慨然应允与张耀曾、江庸等２０名律师一起，为“七君子”出庭辩护。据史良等同志回忆，张志让实际上为首席律师。他起草长篇答辩书，以大量事实和论据，逐一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炮制的起诉书中对沈钧儒等人的诬陷式指控。“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张志让先生以更高的热情投身于救亡事业。
张志让先生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志士，在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表达他的爱国进步主张。抗战胜利后，为了阻止内战，争取国内和平，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中国的两种命运和前途激烈交锋。８月３１日，张志让和黄炎培、陈翰伯、傅彬然等重庆《宪政》、《文汇周报》、《中学生》等八家杂志的代表集会，决定函请国民党当局废止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并从第二天起拒不送审。此决定一经公诸社会，风起云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除国民党报刊之外，各报刊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冲击下，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这两项法西斯检查制度，终于被宣布废除。
肝胆相照长期合作的典范
在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上，他始终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指引，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张志让先生是在党的指引下投身于大革命洪流的，从那时他就坚信“共产党的事业迟早必定成功”。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上海从事律师工作，在沉重的白色恐怖下，继续与党组织保持了密切联系。他从地下党那里了解到红军长征等重要情况，受到许多启发和教育。根据党的指示，他曾为郑绍文、吴亮平、潘梓年等一批被捕的党的重要干部出庭辩护。他还曾利用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任教的机会，把一批左派教员请去兼课。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志让先生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经常出席他们组织的小型聚会，坦诚地交换意见。那时张志让先生已成为党所倚重的朋友，他也更加自觉地按照党的嘱托开展工作。他参加“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在广西桂林从事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都曾得到党的指示。在重庆，他多次被周恩来、董必武请去交谈。
抗战胜利后，张志让先生在上海从事“大教联”等爱国民主活动中，与党组织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每有行动必和党组织交换意见，遇到疑难问题主动征求党的指示。他在上海高校里领导民主教授多次发表爱国民主宣言，揭露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反动行径，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等等。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每次发表宣言，几乎都由他执笔定稿，并总是由他带头签名。在国民党当局制造“５·２０血案”、摧残上海爱国学生时，张志让先生拍案而起，领导复旦大学教授毅然罢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地下党的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在最高人民法院期间，张志让先生历经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等几届领导班子。作为党外人士，他与大家真诚相待、直言其事，毫无隔阂之感。他肩负重任，尽职尽责，依法行使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各项权力。在领导班子内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和支持，对此他深感愉快。
张志让先生很早就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１９６３年，在一次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毛主席垂问他的入党之事，这使他激动万分。他以坦诚的胸襟，写出万言自传，郑重地送呈党组织，再一次表达多年的追求和愿望。后来，党考虑到，像张志让这样热爱党，与党外朋友有广泛联系的同志，留在党外，做各方面的工作，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他理解这点。他自己感到，“我对党的长期忠诚和党对我的长期了解，已使党同我的关系与党同党员的关系，没有多大差别”。
社会主义法制的积极建设者
张志让先生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当时正是新中国法制事业的初创时期，在彻底废除国民党反动法律的同时，又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积累的司法工作经验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适应人民民主专政和经济建设需要的法律、法规，显示出新中国法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深刻的变革，对张志让先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参加了新中国的人民司法建设，他感到非常高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法律观，严格按照新中国的法令和政策，履行审判职责，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对于由他审批的案件，他总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审阅案卷，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事，确保办案质量。在老一辈审判人员中，张志让先生以严肃执法、秉公办案而赢得人们的普遍敬重。
张志让先生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力量。１９５４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张志让先生参加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他还主持审定了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以建立和完善各项审判制度，指导全国法院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正确适用法律和政策，搞好审判工作。１９５６年，在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决定，由张志让负责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他主持下，共组织了２３个高级法院的１．９２万余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发往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系统的全国４０多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他又殚精竭虑，披阅修改，力求完善。最后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这个“总结”实际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张志让先生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社会主义法制事业，即使在十年动乱的艰难时期，他仍然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当“四人帮”利用窃取的大权，在１９７５年宪法中塞进许多反社会主义民主的私货时，他痛心疾首，多次向周围的同志发表批判的意见。粉碎“四人帮”后，他不顾癌症扩散、身体极度虚弱，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完成了一份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建议书，提交给大会。在建议书中，他特别强调必须剔除“四人帮”在１９７５年宪法中塞进的私货，并对有关条款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五届人大刚刚胜利闭幕，张志让先生就溘然长逝了。张志让先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