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编者按：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工作的中心问题。只有把经济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认真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从今天起，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组委会与人民日报理论部开辟“经济效益论坛”，欢迎各界踊跃赐稿，就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
石军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论述最多，内容最丰富，其中，一个突出思想就是强调要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还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在听取关于“六五”计划汇报时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他在两次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都强调“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是有条件、有前提、有基本要求的。这些条件、前提、要求就是效益、质量、外向型和保持稳定协调发展，即我们通常讲的广义上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在考虑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当前，我国的经济工作离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要求，还差距甚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效益仍然比较低下。近几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一直在１０％以上，高的年份达到２０％以上，而亏损面和亏损额却在不断上升。１９９３年前１１个月，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成本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等四项主要效益指标，均低于“七五”水平。速度高、效益低的状况表明，我国工业仍未改变资源高效动员、低效使用的粗放经营局面。二是产品质量提高幅度不大。我们尽管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甚微。不仅许多产品的档次和水平没有上去，而且粗制滥造产品屡禁不止，更为严重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坑国害民的假药品、假农药、假化肥事件时有发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最终要反映在它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也直接依靠它所生产的产品来获得。没有高质量的产品，靠什么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凭什么去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三是出口创汇增长不尽人意。据统计，１９９３年前１１个月，全国进出口总额比１９９２年同期增长１６．５％，其中进口总额增长２７．８％，而出口总额仅增长６．２％，两者相差２０多个百分点。我们应当肯定，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不能忽视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扩大出口创汇中存在的问题。出口创汇上不去，就会反过来制约扩大开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经济效益——出口创汇。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５年就指出过。他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健康的”。当然，时至今日，深圳乃至许多沿海地区不能还说没有过关，但就大多数地方和企业而言，仍然还没有过关，至少是还没有很好过关。四是经济结构尚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是多年来影响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症结。尽管我们不断进行调整，但仍然没有摆脱结构失衡的困扰和影响。现在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仍然相当严重，并且某些方面还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主要表现是：基础设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明显短腿；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内部，长线过长，短线过短；企业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等等。据调查，近几年电力供应只能满足需要量的８０％左右，铁路运输满足率只有６０％，有些主要限制口仅为１／３。针对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２年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同时指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他又强调“我们只能走这条路”。现在看来，我们更应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
怎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除了深化改革，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是有一系列论述的。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又以全新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变革作用，做了高度理论概括。他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因为邓小平同志对当代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应当清醒地看到，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宏大工程，需要我们作出艰苦、长期的努力。当前，应进一步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坚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学技术要把促进经济建设、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加强科工、科农、科贸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要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改进和发展生产技术，优化增量资产配置，提高存量资产的经济效益。
第二，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在职职工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们在肯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从目前看，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过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有的甚至不断恶化。如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可以花大钱不断更新轿车，而没有保证教师的基本工资；再如在职职工的培训，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相当突出，致使许多企业职工的素质相对下降，等等。因而，我们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教育要狠狠抓一下”的指示，下大力气、花大本钱，扎扎实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尽快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第三，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的新路子。近几年，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领域不断拓宽，但对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和吸收工作重视不够。许多设备甚至先进设备，花大钱买进来，却没有进行消化、吸收，有的甚至迟迟派不上用场；许多先进管理经验引入国内，真正学到手的不多，有的束之高阁，一放了之。这一倾向应尽速纠正。今后在引进时，一定要进行科学论证，正确选择，既要考虑先进性，更要注意适用性；要切实把引进与消化、吸收紧密结合起来，善于把别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总之，提高经济效益，是事关能否增强综合国力，能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否增加经济发展后劲的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要切实纠正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坚定不移地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路子，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雄心壮志
“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秘书处
提高经济效益，是邓小平同志规划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蓝图时的前提和根本目标，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以洞察历史、把握未来的气魄和胆略，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多次强调了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中央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战略部署，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扎扎实实，讲求效益”——效益与发展的关系
加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中始终予以突出的主题。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社会主义中国外临压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加速形成，亚太经济圈迅速起飞；内有困难：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的矛盾仍然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在这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了加快发展、实现在经济上翻两番的总体发展目标对于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又对怎样加快发展，怎样实现在经济上翻两番的总体战略目标即关于发展模式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论述。
对于怎样实现经济上翻两番的总体战略目标，小平同志有两条根本性的要求：第一，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强调翻番必须是“没有水分”的，是“扎扎实实”的，“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第二，根据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为根本衡量标准，强调翻番“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这两条根本要求决定了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加快发展必然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他所强调的发展速度也必然是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对此，小平同志是有明确阐述的：
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一文中，他鲜明地指出：“到本世纪末２０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历来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速度型效益”模式。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通过加大投入，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从而，通过高速度特别是通过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也拉动效益增长。应该说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它的惯性作用。二是“效益型速度”模式，即首先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小平同志主张的正是这种发展模式。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小平同志多次谈到１９５８年的教训，他指出：“‘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只有走“效益型速度”模式，我们才能真正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的历史结论。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发展前提的基本思想。《决定》强调：要“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财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小平同志用他的丰富经验和智慧指出的这一历史性的结论和《决定》的有关精神。只有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发展速度，才是真正“没有水份”的发展速度；是真快、实快，而不是假快、虚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这种真快、实快的发展模式！
二、“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效益和改革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总是和强调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发展，只有以改革为根本途径才能真正达到；而那种粗放型外延型的盲目攀比速度的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能办得到。如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线索，我们就更能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
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这里的产出应当是有效产出，即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或劳务。从经济核算的角度说，这种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也就是经济效益高低的标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冲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早在１９７８年，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条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在１９８６年视察天津时，他更是明确指出：“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改革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因此，小平同志非常坚决地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我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提高经济效益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这是因为，投入和产出的比较，首先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来配置资源，不可能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也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讲求经济效益，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成为我国经济的根本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为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体制上的根本保证。通过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的巨大和杰出的贡献。
正因为提高经济效益是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必然会为改革的顺利发展提供经济发展上的根本保证。小平同志提出：“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的重新组合运行，因此，改革必须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使改革的深化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否则，就必然造成资金紧张、市场疲软的严重状况，影响改革的顺利开展。这同样是小平同志“一改革，效益就上去了”这句名言告诉我们的真谛所在。
正是依据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优化品种结构，使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从而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性要求，体现了深化改革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紧密联系。
三、“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效益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和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环境，而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效益有了长足的提高，就能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提供根本的保证。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在社会环境治理上，“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根本前提，就能避免在经济上有大的损失和波动。小平同志说：“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他在视察天津时说：“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防止经济出危险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去年年初，小平同志又在上海说：“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这就进一步提醒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中，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落到实处。
第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就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提高经济效益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倡艰苦创业精神、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过程，这对于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就尖锐指出：“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总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１９８５年，他又特别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１９８９年，他又说：“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提高经济效益和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完全一致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群众凝聚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我国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化建设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提高经济效益，对于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前提和保证。我们应当积极开展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研究和宣传，把提高经济效益认真落实在实际行动上，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编者按：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工作的中心问题。只有把经济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认真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了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从今天起，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组委会与人民日报理论部开辟“经济效益论坛”，欢迎各界踊跃赐稿，就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
石军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关于加快经济发展的论述最多，内容最丰富，其中，一个突出思想就是强调要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加快经济发展。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还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在听取关于“六五”计划汇报时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他在两次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都强调“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是有条件、有前提、有基本要求的。这些条件、前提、要求就是效益、质量、外向型和保持稳定协调发展，即我们通常讲的广义上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在考虑加快经济发展时，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当前，我国的经济工作离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要求，还差距甚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效益仍然比较低下。近几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一直在１０％以上，高的年份达到２０％以上，而亏损面和亏损额却在不断上升。１９９３年前１１个月，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成本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等四项主要效益指标，均低于“七五”水平。速度高、效益低的状况表明，我国工业仍未改变资源高效动员、低效使用的粗放经营局面。二是产品质量提高幅度不大。我们尽管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甚微。不仅许多产品的档次和水平没有上去，而且粗制滥造产品屡禁不止，更为严重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坑国害民的假药品、假农药、假化肥事件时有发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最终要反映在它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也直接依靠它所生产的产品来获得。没有高质量的产品，靠什么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凭什么去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三是出口创汇增长不尽人意。据统计，１９９３年前１１个月，全国进出口总额比１９９２年同期增长１６．５％，其中进口总额增长２７．８％，而出口总额仅增长６．２％，两者相差２０多个百分点。我们应当肯定，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不能忽视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扩大出口创汇中存在的问题。出口创汇上不去，就会反过来制约扩大开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经济效益——出口创汇。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５年就指出过。他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健康的”。当然，时至今日，深圳乃至许多沿海地区不能还说没有过关，但就大多数地方和企业而言，仍然还没有过关，至少是还没有很好过关。四是经济结构尚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是多年来影响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症结。尽管我们不断进行调整，但仍然没有摆脱结构失衡的困扰和影响。现在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仍然相当严重，并且某些方面还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主要表现是：基础设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明显短腿；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加工工业内部，长线过长，短线过短；企业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水平低等等。据调查，近几年电力供应只能满足需要量的８０％左右，铁路运输满足率只有６０％，有些主要限制口仅为１／３。针对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２年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同时指出：“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他又强调“我们只能走这条路”。现在看来，我们更应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
怎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除了深化改革，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是有一系列论述的。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又以全新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变革作用，做了高度理论概括。他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因为邓小平同志对当代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应当清醒地看到，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宏大工程，需要我们作出艰苦、长期的努力。当前，应进一步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坚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科学技术要把促进经济建设、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加强科工、科农、科贸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要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改进和发展生产技术，优化增量资产配置，提高存量资产的经济效益。
第二，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在职职工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们在肯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从目前看，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过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有的甚至不断恶化。如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可以花大钱不断更新轿车，而没有保证教师的基本工资；再如在职职工的培训，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相当突出，致使许多企业职工的素质相对下降，等等。因而，我们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教育要狠狠抓一下”的指示，下大力气、花大本钱，扎扎实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尽快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第三，积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的新路子。近几年，我们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领域不断拓宽，但对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和吸收工作重视不够。许多设备甚至先进设备，花大钱买进来，却没有进行消化、吸收，有的甚至迟迟派不上用场；许多先进管理经验引入国内，真正学到手的不多，有的束之高阁，一放了之。这一倾向应尽速纠正。今后在引进时，一定要进行科学论证，正确选择，既要考虑先进性，更要注意适用性；要切实把引进与消化、吸收紧密结合起来，善于把别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总之，提高经济效益，是事关能否增强综合国力，能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否增加经济发展后劲的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要切实纠正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坚定不移地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路子，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雄心壮志
“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活动秘书处
提高经济效益，是邓小平同志规划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蓝图时的前提和根本目标，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以洞察历史、把握未来的气魄和胆略，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多次强调了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中央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战略部署，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扎扎实实，讲求效益”——效益与发展的关系
加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中始终予以突出的主题。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社会主义中国外临压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加速形成，亚太经济圈迅速起飞；内有困难：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的矛盾仍然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在这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了加快发展、实现在经济上翻两番的总体发展目标对于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又对怎样加快发展，怎样实现在经济上翻两番的总体战略目标即关于发展模式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论述。
对于怎样实现经济上翻两番的总体战略目标，小平同志有两条根本性的要求：第一，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强调翻番必须是“没有水分”的，是“扎扎实实”的，“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第二，根据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为根本衡量标准，强调翻番“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这两条根本要求决定了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加快发展必然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他所强调的发展速度也必然是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对此，小平同志是有明确阐述的：
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一文中，他鲜明地指出：“到本世纪末２０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历来存在两种模式。一是“速度型效益”模式。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通过加大投入，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从而，通过高速度特别是通过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也拉动效益增长。应该说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它的惯性作用。二是“效益型速度”模式，即首先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小平同志主张的正是这种发展模式。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小平同志多次谈到１９５８年的教训，他指出：“‘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只有走“效益型速度”模式，我们才能真正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的历史结论。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发展前提的基本思想。《决定》强调：要“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效益，扩大财源，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小平同志用他的丰富经验和智慧指出的这一历史性的结论和《决定》的有关精神。只有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发展速度，才是真正“没有水份”的发展速度；是真快、实快，而不是假快、虚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这种真快、实快的发展模式！
二、“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效益和改革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总是和强调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发展，只有以改革为根本途径才能真正达到；而那种粗放型外延型的盲目攀比速度的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能办得到。如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线索，我们就更能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
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这里的产出应当是有效产出，即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或劳务。从经济核算的角度说，这种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也就是经济效益高低的标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冲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早在１９７８年，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条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在１９８６年视察天津时，他更是明确指出：“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改革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因此，小平同志非常坚决地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我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提高经济效益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这是因为，投入和产出的比较，首先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来配置资源，不可能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也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讲求经济效益，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成为我国经济的根本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为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了体制上的根本保证。通过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的巨大和杰出的贡献。
正因为提高经济效益是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必然会为改革的顺利发展提供经济发展上的根本保证。小平同志提出：“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的重新组合运行，因此，改革必须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使改革的深化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否则，就必然造成资金紧张、市场疲软的严重状况，影响改革的顺利开展。这同样是小平同志“一改革，效益就上去了”这句名言告诉我们的真谛所在。
正是依据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优化品种结构，使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从而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性要求，体现了深化改革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紧密联系。
三、“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效益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和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环境，而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效益有了长足的提高，就能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提供根本的保证。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在社会环境治理上，“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
首先，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根本前提，就能避免在经济上有大的损失和波动。小平同志说：“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他在视察天津时说：“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防止经济出危险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去年年初，小平同志又在上海说：“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这就进一步提醒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中，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落到实处。
第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就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提高经济效益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倡艰苦创业精神、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过程，这对于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就尖锐指出：“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总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１９８５年，他又特别指出：“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１９８９年，他又说：“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提高经济效益和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完全一致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群众凝聚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我国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传统发展模式向现代化建设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提高经济效益，对于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前提和保证。我们应当积极开展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研究和宣传，把提高经济效益认真落实在实际行动上，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