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持“两手抓”的理论，进一步繁荣新闻出版事业
于友先
（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很多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论述。比如：“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拿事实来说话》）；“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这些论述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如此。比如，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同坚持打击犯罪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如果不严厉惩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分子，不加强廉政建设，改革开放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反之，不进行改革开放，不大大提高综合国力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各种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两点论。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坚持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两点论，这样才能够辩证地、全面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使我们的工作少出现失误，少走弯路。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所有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同志，都应该牢固地树立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思想，只有找准自己在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方面的位置，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工作价值。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科学地提出了衡量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正确与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唯一正确标准。
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小平同志还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小平同志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个基本方针，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受到干扰和破坏。我们一定要牢记小平同志语重心长的教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稳步地发展。
（二）
新闻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闻出版工作，对于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十分重大。新闻出版行业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传播信息，促进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形成舆论，凝聚人心，稳定社会政治局面，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而高效的信息传播系统，没有符合历史与国情，符合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社会主导性舆论，要取得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小平同志的指示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新闻出版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已为多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现在，全国已有５００多家出版社、２００多家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０多家报纸、７０００多家杂志，另外还有１０多万个书刊发行网点和４０００多家定点书刊印刷企业。面对发展如此迅速，规模如此巨大的新闻出版行业，只有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有力的管理，才能使之健康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舆论环境和思想保证。这是一个关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小平同志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提出要把加强包括新闻出版工作在内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当作全党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在新闻出版战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认真领会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努力工作，大胆开拓，恪尽职守。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加强新闻出版工作，加强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使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真正落到实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加强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核心在于健全法制并严格做到依法管理。小平同志指出：“要特别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中国不允许乱》）加快新闻出版立法，是新闻出版工作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我们要认真研究新闻出版行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加快《出版法》、《新闻法》的起草工作；同时还要加紧制定有关的新闻出版法规和规章，努力提高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水平。应通过加强依法管理，为保持新闻出版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在社会上发现的那些以正式或非法手段出版的或有严重政治错误，或损害民族团结，或违反外交政策，或宣扬淫秽色情，或格调低下的出版物，往往会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干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对此，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力求防患于未然；一方面，对制作和出售这类出版物的单位，要依法严加惩处，以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
新闻出版既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门，同时又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出版工作同样只有发展和繁荣才是硬道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出版的改革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出版社实现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在图书发行环节，“一主三多一少”（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和“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大力发展横向联合）的要求正逐步到位；定点书报刊印刷企业在技术改造的过程中，“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地市级以上的党委机关报已基本上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都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的结果。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候，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出版社及报刊社的经营管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还要进一步落实；如何建立优化图书结构，保证图书质量的机制，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采取什么方式，使国有图书发行企业在图书批发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使多种经济成分在零售环节各显身手，是我们必须花大气力才能解决的，等等。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反映出版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新的出版体制；要通过深化改革，在新闻出版行业建立起良好的运行机制和有效的管理体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新闻出版事业理应取得更大、更快的发展，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工作将要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新闻出版单位重视经营管理，重视经济效益，实际上是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可喜变化。道理很简单，在新闻出版单位普遍实行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不重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难以保证。但现在的问题是，“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影响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新闻出版队伍，“有偿新闻”、“买卖书号”等现象已经严重地妨碍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小平同志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总结这些年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不难看出，新闻出版行业出现的许多问题，当然有思想认识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由于攫取利润所驱动，“拜金主义”在作祟。所以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同时，还要从体制上、制度上采取措施，清除“拜金主义”的影响，保证新闻出版事业健康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是我们做好新闻出版工作的行动指南。只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依法管理、深化改革、促进繁荣，新闻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批评的“主权”
李洁非
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很复杂，尊敬、不买帐，一句话说不清楚。
对于作家来说，要使他们尊敬批评家，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许，表面上，作家有时会依赖批评家，或者尽量不触恼他们。而在其内心，作家——好的、有进取心的或至少不太平庸的作家——绝不会完全喜欢批评家。像海明威那样的作家，他可能在一封致某批评家的信里对对方感激涕零，同时却可能在另一封别的什么信中极其刻薄地嘲骂人家俗气、无能。
尽管我们不指望引起好感和爱戴，但至少我们应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如果我们就一件作品发表有失恭维的见解，作家尽可以不喜欢，恼怒，也许背地里诅咒不休，然而，他无法漠视这些见解，他明白这些见解对读者有足够的说服力，甚至当冷静下来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批评是中肯确切的。另一种情形下，在我们称道某个作家时，人们——广大读者以及作家本人——都不会认为那是吹捧、谄媚，而是感到这种称道的的确确体现着卓越的鉴赏眼光，的的确确是对美的有价值的事物的发现。
批评，如果我们愿意，似乎可以把它看得简单而不能再简单，无非是奖优刺劣。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外此；中国的批评家在做这二件事情，美国的、德国的或者法国的批评家也仅只在做这二件事情。但是，“怎么做”却始终是个问题。难道过去许多年间，中国批评界看上去不也一直是在行使自己的奖优刺劣的职责吗？然而谁会真正承认它恰如其分地实现了这种职责呢？即使批评界自身恐怕也难以问心无愧地就此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事实屡屡证实，被一些人捧上天的作品远不是货真价实的优秀作品，反之，我们的所谓“刺劣”却经常演变成乱棍相加。我以为，对这样的批评，人们报以慢待轻侮并不过分。
是某些批评家在败坏自己的声誉，阻挠自己树立值得信赖的权威。最近的几年，事情固然不能说变得更糟，但也难说变得多好。继过去大批判式的批评之后，现在，某些批评又正在越来越依附于金钱。令人吃惊的是，一部分批评家对于这种沦落竟然显示出愉悦的以至于兴高采烈的神色。许多读者已经为如下的现象感到困惑，亦即，为什么一部新的作品问世不久还根本来不及经受时间的检验，批评界总是好评如潮，那样慷慨的赞美之辞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难免觉得过誉。因此，假如读者就此而怀疑批评家与作家、出版社背后有什么交易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面对这种情形，正直的批评家焦虑而又无奈，他们每每回忆着前些年批评界出现的浓厚的理论建设的风气，重学术轻人情，应酬文章奇迹般地降至最低点。
然而，回忆永远不能代替现实。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确实一度形成过比较健康的格局的话，面对现在的局面，那就更应发人深思。我们不能把批评的健康气质寄托在任何偶然的外部条件和背景上，否则，得之偶然，失之必然。在我看来，批评能否堂堂正正地立足于文坛，最终取决于它的自我意识。艺术，所有艺术的门类，都是一种独立的权力话语，都是思想、价值和感知方式的一种主权。一个音乐家不会允许他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自身，一个电影导演不会容忍他的作品成为戏剧的翻版，一个小说家同样不可能接受关于他的写作仅仅是刻板地复写社会现实的说法。倘若艺术家不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说话、发言，倘若他把自己的艺术主权割让给别的什么人，那么，我们真不知道他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可是，批评家可以例外吗？难道批评家就是一群乞食者、清客、俳优或其他什么唯唯诺诺之徒吗？
这些年来，我们已从多方面考虑了批评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和理论，但是始终没有明确思考过批评的主权问题，始终没有思考过如何保持和行使批评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批评的荣誉感、尊严及其不可侵犯性并没有真正成为批评家对其职业的普遍的基本认识。因此，削弱、滥用、放弃话语权的行为和现象才日甚一日地蔓延不止。而这样的批评，不要说在读者中树立权威感，也许到头来它会变得比谎言更加一文不值。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当代文艺思潮的系统梳理
——读《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
陈剑夫
当代文坛可谓景象环生、异彩纷呈，而活跃于其中并沟通和催发文艺理论、创作、批评之间的多向涌动的文艺思潮同样是庞乱无序、良莠交杂的：非意识形态论、文艺本体论、文艺形式论、文艺非理性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一潮高过一潮，这些思潮以其“新颖”论点和反叛姿态引得理论界一些人趋之若鹜。但是，这些文艺思潮的理论实质是什么？其合理内核和理论误区在哪里？归根结底，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究竟怎样？因此，对这些思潮的系统剖析和梳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陆贵山教授在其所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一书（下称《思潮》）中，从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的高度，以其辩证的科学的态度，通过对各种文艺思潮和现象的分析，对当代文艺思潮进行了全面把握和系统梳理。
《思潮》撷取了当代文艺思潮中最具代表性并由此基本反映当代文艺思潮面貌的五种思潮：文艺非意识形态论思潮、文艺本体论思潮、文艺主体论思潮、文艺形式论思潮、文艺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历史的眼光深入地剖析其来龙去脉和思想实质，并对其思维误区作了理由充分的说理。同以往零散地评析各种文艺思潮相区别，《思潮》不是孤立地探寻一定历史时期内文艺思潮的内涵、特征、规律和走向，而是将其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潮结构的内在机制中去把握总体倾向和趋势，透过各种思潮纷繁庞杂的表层，揭示出在当代文艺思潮中，一个最突出的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是以非理性为特征的人本主义或新人本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真理”表现了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背离。
该书除鲜明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外，立论和驳论相结合是其又一鲜明特色。如第一章对文艺非意识形态论思潮的论述分析，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受到挑战入手，对文艺非上层建筑化和文艺非意识形态化各种思潮进行分析和评判，再正面论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深刻论题。其中有破有立，破中立、立中破，论点鲜明、说理透彻，这种文风贯穿于行文始终。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各种文艺思潮并不一味排斥，而是进行分析和甄别，以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提供有益借鉴和思想材料。
因此，对于繁杂无序而让人无所适从的当代文艺思潮来说，《思潮》无疑对迷惑人们视线的各种迷雾进行了正本清源。即使不能回答当代文艺思潮的各种问题，其鲜明的理论态度和透彻分析也应使文论界为之一振。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村民组长》〔中篇小说〕
作者：何申，载《长城》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村民组长管着三十几户人家，大小是个干部，一年还有４００块工资。黄禄干的就是这个角色。早些年，黄禄冒着风险承包了还是树苗的果园，如今富起来了，有人眼红了就嚷着要重分。“不是说１００年不变吗？”黄禄找到支书，“那是说基本路线！”黄禄没了词，想撂挑子又不中。组里的烦心事却是不断地出，驴老五劈了黄福的台球案子，有人偷割了浇果树的电线，富贵吵着向他要媳妇，自家育的果树苗也给人拔走了……
作家敏锐地抓住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必然产生的心态深掘开来：揭示他们对“小康”生活的渴望，对生存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小农意识的超越。黄禄这个形象有代表性，他精明干练，但难免有农民式的狡黠，他始而担心自己辛勤劳动果实被瓜分，继而从小农经济的樊篱中走出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而当他的思想跃升一个境界便不免感到一丝孤独。作品展示了一幅密实而妙趣横生的“生活流”，精炼而成的农民式的幽默穿插其间，读之赏心悦目。
（德文）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经中宣部批准，民政部登记注册，中国武侠文学学会近日在京成立，该会为武侠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国家级学术团体。冯其庸为该会名誉会长，宁宗一为会长。 （一闻）
△旨在提高纪实文学品味的《九十年代社会纪实丛书》，由郝在今、杨菊芳、曹志前编辑完成，第一批经济、社会、法制、婚恋、人物、消费六卷，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 （木子）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与香港艺能公司合拍的《股疯》近日在京举行首映式。 （文一）
△刘上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
△《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影视片歌曲集》最近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歌集共收歌曲７４首，并配有多幅影视片彩照。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