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外剪影
天高任鸟飞
周必忠
近年来人们发现，朝鲜古都平壤在众多的新旧景观之外，又平添了一大奇观。每逢凉秋时节，在穿城而过的大同江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成群结队地飞来数以百计的野鸭，浮游嬉戏于碧波绿水之间，及至红霞满天的黄昏时分，才飘然飞去。此刻，如果站在江东纵目远眺，便可从天幕上欣赏到一幅“落霞与群鹜齐飞”的动人画面。
被誉为“花园城市”的平壤正成为鸟类的乐园。目前，迁居平壤的鸟类日渐增多。据１９５７年出版的《平壤志》记载，当时定栖平壤的鸟类为７７种。而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到１９９２年５月，在平壤居民区和游园区筑巢栖息的鸟类已超过２００种。其中，有一种叫“皂儿”的原系候鸟。１９８８年１０月，鸟类学者在大城山树林中首次发现几只，５年后的今天，经过繁衍生息，居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原来在深山老林习惯于离群索居的三宝鸟，如今也迁徙到平壤定居，想见见大世面了。据调查，平壤每平方公里鸟类的平均数量，１９８６年为３６７．１只，１９９１年上升到４４３．４只，５年内增加了近２０％。
其实，在山清水秀的朝鲜，到处都有鸟类的安乐窝。位于南浦市的西海水闸一带，由于水草肥美，气候适宜，年间来往的鸟类达１７０种。秋天，仅到这里来渡假的野鸭就有２１种。横贯半岛的军事分界线北南两侧的非军事区，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变成一条长约２４０公里、宽１０公里的绿色走廊，葱茏的林木和繁盛的花草磁石般吸引着鸟类。据调查，常年在这里栖息的鸟类已过２００种，占朝鲜全国鸟类总数３７８种的一半以上。很早以前就曾有人预言，这里可能成为朝鲜鸟类的自然博物馆。咸南道金野郡金野江注入松田湾的河口处，有一片三角形芦苇地。这里的鲻鱼、黄鱼等多种鱼类和虾贝类，使之成为鸟类的极乐世界。在鸟类学者的统计资料上，记录着这样一串数字：１９９０年３月５日至１５日，每天飞来白鹤２０—３０只，白顶鹤４０—６０只，天鹅６００—７００只，大雁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只，黄鸭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只，绿头鸭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只。
即使是濒临灭种的珍稀鸟类，至今也仍维系着生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活标本。著名的白腹黑啄木鸟，原产地印尼，经中国南方来到朝鲜定居。１９６９年，发现只有１００只。当时的内阁发布命令，将黄海南、北道的平泉、平山、麟山３个郡的野山划为专门保护区，根据这种鸟不喜深居、爱在栗树筑巢的习性，在野山周边大量栽种栗树，并指定专人管理。如今，这种鸟仍有３０只，专家们正在加紧研究防止其灭绝的有效办法。
特殊的半岛地理条件，使这里成为许多候鸟南来北往的旅行通道。朝鲜科学院自然保护及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朴宇日告诉记者，在朝鲜的鸟类中，候鸟占总数的４／５。其中，有些属世界珍稀鸟类。如中国的丹顶鹤，每年１０月末，都有３５０—４００只飞到朝鲜东、西海岸的黄海道、高城郡、铁原郡等地越冬，一直要到翌年３月中旬才返回。繁殖地为俄罗斯的白头鹤、白枕鹤，从黑龙江一带飞来，在板门店、铁原等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再飞往日本过冬。１９９１年，中、朝、俄、日的鸟类专家曾联合进行过实地考察，确认了鸟的通路和栖息地，今后还将进一步研究采取措施以保护其生存。此外，专家们还发现，原栖息在澳洲的红脚白额鹱也远涉重洋来到朝鲜。据统计，近１０年，新发现的鸟类达２３种。
这种百鸟齐鸣的景象，是长期努力的结果。５０年代初的那场席卷朝鲜半岛的战火，曾使土生土长的鸟类蒙受了灭顶之灾。战后，在这个以“锦绣江山”饮誉于世的国家里，连最常见的野鸡的鸣叫声也几近绝迹。在恢复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朝鲜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为鸟类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据介绍，从５０年代迄今，以“主席命令”、“最高人民会议常设委员会政令”、“内阁命令”、“政务院决定”等形式下达的有关文件即达１０件之多。自１９５９年起，相继建立了６个自然保护区、１４个动物保护区、１４个植物保护区、６个海鸟保护区和４个水产资源保护区。在政府指定的４６７个天然纪念物中，鸟类的占４７个。从１９７９年起，每年的４月被定为“爱鸟月”。而今，在科学院和金日成综合大学等部门，已形成一支专门从事鸟类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在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爱鸟意识广泛增强。这种种措施，使朝鲜得以重展“锦绣江山”的丰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特里尔
踏访遐思
黄晴
去德国萨尔布吕肯采访，途中要在特里尔换火车。特里尔是马克思的出生地，这位思想巨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因此许多来德国的中国人往往怀着向往之心专程来这里参观。
从波恩乘火车出发，先后沿莱茵河和摩塞尔河走，约两小时可达特里尔。火车沿河穿谷而行，风景美不胜收。时值冬日，谈不上青山绿水，但从满山密布的树丛可以想见夏日时那化不开的浓绿。莱茵河和摩塞尔河曲折多弯，大约也有“九十九道弯”吧，使人有移步换景之感。山腹河怀之间，一座座小镇如电影镜头依次展现：教堂塔顶高耸，农舍偶起炊烟，公路轿车疾驰，河上轻舟往返……这里也是德国著名的“葡萄园之路”的所在地，眼前不时闪过平整的坡地，一行行小木桩呈格状分布，如围棋盘一般。德国画家斯勒福格特曾对这一带月光下的丘陵地有传世画品，现收藏于路德维希山的别墅宫中。
特里尔是个十多万人的小城，出火车站即市中心。在霏霏细雨中，笔者利用等车的两小时，对特里尔城匆匆踏访。
特里尔城虽小，却历尽沧桑。远古时为凯尔特人的村落，后为罗马凯撒皇帝的军队占领，公元前十六年，奥古斯都皇帝在此建城，城内曾有多处古罗马皇帝的行宫。在特里尔徜徉，现代建筑群中仍不时闪出古罗马时代的残垣遗迹：公元二世纪的“黑色城门”由巨石砌就，石上布满了岁月的黑色锈痕；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皇帝温泉为残破的拱形建筑，在二十世纪末亦不失其宏阔气派；公元一百年建成的古罗马圆形剧场轮廓犹在，坐席可容两万五千人……这里对古代遗迹似有意保存其残缺之美，反更充满了强烈的人世沧桑感。有人曾论述过残缺特具的美，如维纳斯的断臂，是不可接续的，如硬去粉饰修复，只会显出狗尾续貂式的浅薄或暴发户式的俗不可耐。
穿过热闹的市商业中心，转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不远便是马克思的故居了。一座三层小楼雨中伫立，小门绿窗，朴实无华。墙壁上有一马克思的半侧面浮雕像，似正以睿智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小巷行人，继续进行那有关人类命运的思考。正值闭馆时间，可惜无缘进入了。
马克思的思想今天在德国和欧洲情况如何？此时此地的中国人不免心头浮上这一问题。笔者所知也浅，难以回答，只是记得以前在英国读书，有一门政治分析课，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约占课本三分之一的篇幅。据管理系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的课程中，马克思学说的比重也很大。一次上讨论课，老师让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做概述，中间他突然发问：“你们谁赞同阶级分析方法？”在座的来自七八个国家的十多个学生几乎全部举手。只有一法国女生持不同意见，问其理由，答说：因为现在人们的阶级意识变得很模糊了。满座闻之粲然而笑。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者，马克思的思想必然会受到这一社会的批评乃至诋毁，然而即使在西方，几乎无人能否认他思想的独创性、丰富性、深刻性和巨大影响力。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人文科学领域，你绕不过马克思，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
就是在这里，在历尽沧桑的特里尔，诞生了这位富于历史感的思想巨匠，为此地的悠久历史更增辉煌。“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知重西湖。”特里尔，你有一个马克思，人们也会记住你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闻
乱世中的读书人
胡锡进
竞选宣传画上的政治家们仍然在城市的墙壁上冲着大街微笑，但有的被添了胡子，有的被抠了眼；步步皆遇拿着几盒香烟叫卖的可怜的小买卖人，他们当中许多是来自波黑和克拉伊纳的难民；因缺少汽油，公共汽车挤得让人生畏；商店橱窗里的价签更让人看上去心寒……３０岁的女医生利迪娅半年来就这样每天早晨一次次换车，穿过一条条街道，从贝尔格莱德郊区赶到市中心最大的图书馆，中午省着钱吃块自己带来的三明治，一直读到日落黄昏，走上人影散乱的归途。她在准备迎接从普通医生升为专科医生的考试……
利迪娅只是贝尔格莱德这家图书馆忠实读者中的一位。傍晚关门前到此采访，阅览厅里少有空席，读书人几乎都是大学生。学者们在楼上，一人一个专用柜。工作人员说，近一年来，来这里读书的人比往年多了，原因是人们买不起书，大学生买不起课本，图书馆成了不花钱阅读的好地方。入冬以来，又加上这里有暖气，没有室寒之虑……
战争使贝尔格莱德人备尝艰辛。然而，来到这里的外国学者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大多数同行依然沉着地学以修身，一副“心远地自偏”的恬淡。虽有学者出国谋职，但远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严重。大学的教学大纲依旧，尽管连粉笔都缺，几个学生用一本教材，但考试的标准丝毫没降，偷懒的学生到了期末还是被踢出校门。纸张紧张，教授们写书出版艰难，但许多人仍“一生心事在书题”，不知疲倦地写着。各家报社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所设的科学奖、文学奖照发。故去的著名学者也没有被忘却，到了他们的诞辰纪念日，人们仍按传统搞各种纪念活动。
塞尔维亚科学院副院长德斯皮奇教授说，做学问从来就是艰苦的。耐不住寂寞的人走了，今天留在学者堆里的，大多经过千锤百炼。他说，科学院的１５０多名院士中，如今也有少数人成了政党积极分子，但绝大多数仍守着自己的实验室，尽管那里可能缺少许多实验材料，甚至无法保障实验所需要的室温。
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学院留下过许多年轻人的遗憾，进这所学院的大学生能够毕业的仅有一半。正是在这里，去年又诞生了２０名博士，２７名硕士，而且继续攻学位的人没有减少。学院汽车系著名教授亚尼契耶维奇去年有幸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获了奖，现在又撰新著。他已６０多岁，但仍担任普通教学，还带着３位博士研究生，同时，他还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所有理工学院学位委员会的主席和国际汽车工程学会理事。一位外国研究生兼助教说，每天早晨他来到办公室时，亚教授已端坐在办公桌旁，无论刮风下雪。此外，他还同外地一家汽车厂合搞了一个科研项目，试图把国产小汽车的技术水平提高一步，为此，他近几个月往该厂跑了七八趟。不久前，一位瑞士汽车界的朋友知道南斯拉夫困难，给亚教授寄来一笔马克，他分文没留，全部平分给系里的年轻教师。
我问亚教授，如今他的月工资还有多少。他苦笑着道，少得不好意思说。又问他，乱世纷纷，何以还能专志于学问。老教授沉思了一下，说，也许，因为学问本身是个避风港，在那里他可以忘记战争和制裁，忘记这个世间的许多不快……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杂谈
大百货店里的修理部
冯昭奎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大百货店的收益连年减少，但设在百货店里的各种修理部的收益却明显上升，成为经营不振的百货店的一个重要收益来源。比如，京王百货店东京新宿店的宝石修理部去年４至９月的营业额比前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伊势丹新宿店的珠宝修理部去年的营业额高达前年的４倍；松坂屋上野店的修理部的营业额也以每年１０％的幅度增长；三越百货店的修理部为定做衬衫的顾客修补特别容易破损的领口、袖口，并可按顾客要求改衬衫样子，收费合理，很受欢迎，每月修理衬衫达二三百件。人们说，修理服务的兴旺，反映了知道爱惜东西的人越来越多。
然而，也不过是在３年多前，在东京曾举办过一次大规模的“垃圾节”，展出了大批从垃圾堆里拣回的物品，包括电视机、录像机、家具、服装、洋娃娃玩具等，胜似一个拍卖市场。面对触目惊心的浪费现象，有人曾感叹，这些扔东西的人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爱惜东西呢？也有的人进行过这样的估算：为生产一套西装所耗费的能源折合１０升石油，生产一台彩电耗费３３升石油，生产一台冰箱耗费８８升……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们告诫说，“谁知家中物，件件皆能源”。大概，把浪费的结果折算为能源，更能促使曾经两次遭受能源危机之苦的日本人惊醒。
这种随意糟蹋东西的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因很多。首先，日本流行着一种畸形的价值观叫做“消费越多越体面”，因此，大手大脚、随意糟蹋东西由于符合了“多多消费”的价值观，反而被认为是“体面”、“光荣”的；其次，由于技术不断进步，企业不断改进产品，促使产品更新换代，推动消费者在具有更高性能或更好外形的新产品的引诱下抛弃正在使用的东西，于是，所谓“喜新厌旧”又被当做是一种“美德”；再者，与发达的“制造”相比，修理服务业的不发达也在促使人们抛弃只要稍加修理而仍能使用的物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喜新厌旧”，追求性能更高、更好的产品，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一个动力；而企业大力开发新型产品也往往起到了开拓、引导新的更高层次消费的作用，这就是消费者与企业相互促进，推动产品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在其产品上搞了许多不必要的“过剩性能”（其中有的性能可能在产品“终生”也用不上一次），或者过快地搞产品的更新换代，脱离了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徒然增加浪费。
现在，就多数日本人的生活而言，从食品到服装，从彩电到汽车，人们该有的东西差不多都有了，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市场饱和”和“消费饱和”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如何进一步刺激在ＧＮＰ中占近６０％比重的个人消费的增长，以促使业已陷入负增长的日本经济增长率上扬，已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课题。然而，倘若刺激出来的消费是停留在原来层次上的、超出人们生活合理需求的过度消费，那么，其结果不外乎是“刺激”出新的一轮浪费，而并不会给国民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提高。
看来，当前日本需要修理的不仅是宝石、珠宝和衬衫，而是其在战后已经运行了几十年且开始“疲劳”的整个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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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剪影
加拿大：妇女仍是一家之“煮”
邹德浩
加拿大统计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虽然加拿大的男性已多干了不少家务活儿，但女性仍是一家之“煮”，主要的家务仍落在她们的身上。
在加拿大的普通家庭里，女性作为一家之“煮”，多负责购物、做饭、洗衣、清洁和照料孩子，而男性则干些住房维修和室外的零活儿，如整理花园、修剪草坪、清扫积雪等。但统计局的官员认为，男性所做的这些家务，并不是必要的或急迫的，而妇女所担负的家务，却是日日必需、与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都休戚相关的。
一般说来，在妻子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双薪家庭中，夫妻双方分担家务还比较平均，但随着孩子的出生，不论妻子的工作地位如何，她们都逐渐变成了家务“大总管”。在最消耗体力的４项家务劳动中，妇女就承担了３项。
此外，妇女还面临工作与家务难以兼顾的双重压力，她们需要工作单位有较灵活的政策，来帮助她们解决教养子女和工作之间的冲突。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没人能顾及这么多，她们只能“咬紧牙关、自己挣扎、自己变通方法去解决困难”。据分析，９０％的职业妇女表示，就业与照料家庭之间的冲突使她们觉得相当紧张；其中有２０％的人认为，紧张程度已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在加拿大的职业妇女中，有机会选择灵活工作方式的人不到１／３，有丈夫帮助分担家务的不到１／４。
生儿育女是妇女一生中的大事。在加拿大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１８岁，总开支高达２０至２５万加元。如果母亲外出工作，还要为孩子多付２３％的托儿费，即是说孩子成年以前，家长还要多付４至６万加元的托儿费。加拿大的法律规定，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在任何时候都需有成年人的监管。因此，双职工家庭请人托儿，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前保守党政府曾于１９８８年许诺实施全国性的托儿服务计划，但时至今日，仍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社会学家和各类妇女组织非常理解妇女们的困难，并特别同情单亲家庭、失业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妇女的不幸处境。渥太华瓦尼尔家庭学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现时的加拿大妇女很渴望有人能帮助她们分担家务，减轻生活压力。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统计专家们发现，若按做家务的时间来计算，男性和女性已开始趋向平等。不过，在做家务计划和实际行动方面，女性仍为一家之“煮”。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晨趣 郭铎摄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