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９４报刊发行之战
本报记者高海浩孙健刘士安
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最新统计显示：１９９３年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空前繁荣，数千种报刊应运而生。
伴随而来的是报刊市场的“烽烟四起”。硝烟弥漫的激烈竞争，揭开了中国报业史上空前的一幕。埋头耕耘于字里行间的报人们突然闯入扑朔迷离的市场，手忙脚乱地充当起“推销员”的角色，其间的困惑、苦涩乃至震撼使得文人的斯文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文人主宰的报刊市场的竞争，与其它商品市场发生的别无两样。数千种大小不一的报刊使出各自的绝招，争夺分割读者市场，其激烈程度绝不逊于曾经轰动商界的“羊毛大战”、“蚕茧大战”。
除旧迎新之时，１９９４年度报刊大战的硝烟暂时散去，而留下的诸多话题耐人寻味。
见了记者就躲
有人说，在“报刊大战”中，首当其冲的不是报刊，而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对报刊的支持总是不遗余力，成为各种报刊沟通基层订户的重要“桥梁”。然而，现在的宣传部长们却别有一番苦涩在心头。
“一到下半年，听到记者来访，我的头皮就发憷，十有八九又是为了发行，赶紧找个借口躲起来。”浙江省有位县委宣传部长感慨地说。
按照通常的惯例，每年的报刊发行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形象地说，就是发一个文件，开一个大会，重点是保证党报党刊的发行。谁都想在文件上留下自己报刊名字，挤入大会介绍自己报刊，以争得“官方推荐”的特殊待遇。而在时下多如牛毛的报刊中，获得“官方推荐”的毕竟有限。
各有各的“高招”
于是，各种奖励手段竞相推出，甚至以权力作后盾强制性发行。江西省一个市的政协为了征订上级出版的刊物，政协主席亲自出马，带上会计，逐家单位现场落实订数，收钱开票。在素有“清水衙门”之称的县委宣传部，这位政协主席下达的指令是：几位部长每人都要订一份，办公室也应该有。弄得正为订报经费犯愁的部长哭笑不得，咬咬牙如数订下，谁敢驳老领导的面子呀。
难怪不少新闻单位自叹弗如。以行业性管理为后盾的诸多报刊，在“报刊大战”中几乎所向披靡。华东一个省的交警部门创办的一家刊物，要求所有驾驶员人手一份，并列入考核范围。此举极有“号召力”，驾驶员们纷纷竞相订阅。有位驾驶员私下嘀咕说：“这杂志谁敢不订？可我从没见过它是啥模样。”更有意思的，还是这个省一家政工类杂志因为“摊派”过火，基层反应强烈，省里明文限制其发行量。但省里的文件尚未下达，其发行量已大大高出限制数，使省里的规定成了“多此一举”。
无序竞争的阴影
“地方军战胜中央军，游击队打败正规军”。这正是一位沿海地区邮电局长对１９９４年度“报刊大战”的评价。此话虽有偏颇，却从某种程度道出了实情。
传统的计划体制造就了中国报刊业。办报办刊由国家严格审批，印刷纸张由计划分配，发行由邮局包揽，订户由公费支付。十来家中央报纸和百余家省市党委机关报以及少量杂志构成的中国报刊业相安无事，几十年风平浪静。
然而，１５年的改革开放，促使经济区域性日趋明显，行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个性化和多样化开始渗透社会的各个领域。层层办报刊，条条办报刊成为时尚，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盛行。江苏省苏州、无锡所辖的９个县市中，就有８家县级报。浙江省杭州市辖的７个县市，已办起５家县委机关报。读者了解新闻的媒介不再依赖传统的几家报刊，以往大报大刊垄断的报刊业正在显示重大结构性演变。
与此同时，机关单位机构精简，大批公司企业纷纷涌现，众多企业由办公订报刊改为职工订阅。由此带来了订户和读者群的剧烈动荡和重新组合：小报向大报争夺订户，地方报刊向中央和省级报刊竞争市场。以公费订阅为主的党政机关、工矿企业的报刊经费，如同一块蛋糕边突然又冒出众多张嘴，迫使“中央军”和“正规军”让出地盘，剧烈竞争不可避免。
华东一个省会城市的日报晚报“争夺战”，便是典型的“战例”。市某局是日报多年的老订户，订数颇为可观。而创办不久的晚报也盯上了这家大户，在报道上重点向该局倾斜，终于赢得了这家大户为所有职工订阅晚报，而使日报的订阅量一落千丈。此举激怒了日报，对这个局的报道骤然“升温”，连续登出消费者对这个局的投诉意见，闹得不可开交，在当地新闻界引发众说纷纭的话题。
市场竞争是经济繁荣的动因。而无序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种破坏，报刊市场也不例外。
繁荣中的“萧条”
有人评价说，“报刊大战”给新闻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其一，竞争大大加快了新闻改革的进程，办报人开始研究市场需求、读者心理。其二，大量报刊涌现，鱼龙混杂，无序竞争，使新闻界的社会信任度出现下跌。
这是一个客观分析，又是一个善良忠告。
当报刊大战的硝烟暂时散去，总编们庆幸地看着期望中的发行量时，是否注意到其间掺杂的诸多遗憾？
一家华侨宾馆经理坦陈：以前与当地晚报的关系不顺，时常被点名“曝光”。今年晚报记者上门做工作，希望宾馆多订晚报，今后一切好商量。几位经理决定花钱买太平，破例花费几万元，为几百个员工每人订阅一份报纸，包括退休员工也不遗漏。
杭州有家工厂党委书记哭笑不得地展示他对新闻界的“贡献”：某家政工研究会从北京到地方创办的各级刊物全部订阅，共计７种，连刊名也常把人搞糊涂，省研究会办了《实践与研究》，市研究会又有《研究与实践》。这位书记一面抱怨这些杂志内容重复没有新意，一面又无奈地说上级有规定不订不行。
江苏有家国有大企业的调查说，全公司每年的报刊经费支出高达１２０万元，这相当于一家县级工厂的年利润。而许多乡镇反映说，每年的报刊费就要三五万元，而上级规定的党报党刊订阅费只占１／３。
一位研究市场的理论工作者在谈及“报刊大战”时分析说：就其竞争动因而言，是争夺读者占有率，这有利于繁荣报刊业。但由于报刊订阅基本上都是公费开支，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行为，而作为精神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广大读者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这种竞争显然难以实现优胜劣汰，也难怪一些信息被许多报刊“炒来炒去”，表面的繁荣掩盖着某种“萧条”。
大战后的报刊业并不平静。据了解，许多报刊已着手积极准备，迎接新的竞争挑战。而广大读者期望的，是我们的报刊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可信、可亲、可读。（附图片）
题图：一年一度的全国报刊发行宣传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拉开了帷幕。左图：出售四百多种报刊的北京邮局报刊门市部每天吸引着众多读者。
何建华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当官不能急功近利”
——天津津南区区长何荣林一席谈
本报记者梁小琴
何荣林，４４岁，天津人。１９７５年毕业于河北水电学院（今华北水电学院）。曾任天津蓟县县长，县委书记。现任天津津南区区长。
谈到４年多的父母官生涯，他颇有感触：“没有一次能按时去食堂吃饭，没有一天能在１２点以前睡觉。对家庭、亲人永远有一种歉疚感。”
何荣林曾就任的天津蓟县是离天津最远的县，也是经济最薄弱的县。“这４年对我影响很大，等于上了一次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班，使我彻底抛弃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做法，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事。”他说。在何荣林眼里，当领导是一种责任，是对老百姓的责任。他给下属规定：凡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不能挡、不能拖。有一个农户的房子位于镇政府旁边，镇政府扩建时答应以三居室换其迁走。而房管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子分给镇党委书记。何荣林知道后，马上找来房管局领导，要求收回住房，兑现给农户，并多次过问，直到圆满解决。农户非要送感谢信，他制止了。他说：“老百姓多好啊，我们仅做了分内的事，就换来了这样的信任，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记者问：“蓟县有山有水，你为何不在任期内干几个大项目呢？”他摇摇头：“我又何尝不想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可是我们手里捏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呢。当官可不能急功近利，为了出成绩，求升迁，搞华而不实的东西，糟踏老百姓的钱啊。”
在县城，许多人都认识何荣林的“专车”——一辆红旗牌２８加重自行车。他说：“县城本来不大，骑车方便些。”他骑着车进工厂、去学校、看市场、走访农户，交了许多朋友，看到了许多坐在汽车里看不到的东西。到津南区仅４个月，他已跑完了全区１０个乡镇，做到了胸中有全局，和同事们一起拿出再造津南区的设想。“实现这一目标需多长时间？”记者问。“１０年。我的任期只是打基础作铺垫。不过，能一丝不苟地做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说。
自从当上父母官，他没有在家过年三十。女儿和妻子生病，也顾不上照料。蓟县是天津的旅游区。可他在那工作了４年，许多人都不认识他的妻女。
记者问：“你这样做，是否对家庭牺牲太大？”他说：“其实我也不轻松，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我分内的事，就得干好。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共同搞好工作。经济上去了，许多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在我们交谈中，他几次起身去厨房照看炉上的药锅，这是他的专利——为妻子煎药。他说，“别人煎的我不放心，药味都出不来。我在家时间太少，有空，就多干点吧”。（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魂系南湖
汪波二平
在长春，许多人都认识南湖游泳场的那位总剃着光头的救生员王义，他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干了３０年。如今，这位百余次把别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自己却因肺癌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王义病重期间，《长春晚报》和《城市晚报》报道了他的事迹。１月２３日，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为王义特别制作了歌曲节目《我们的太阳》。
５１岁的王义没有金牌，也不是明星，他的生死为何牵动了这么多的人？
一
１月２６日，记者来到吉林省肿瘤医院。
已躺在重患病房中的王义，一边吸氧气一边同记者谈话，他说：“癌，谁也治不好，大家都尽了力，由它去吧。”如此坦然看待不多的来日，却曾将他人的生死视为泰山。
１９６３年夏天，一名游泳者不幸溺水，王义潜入水下把他救上来，七天后小伙子苏醒过来。这是王义抢救的第一个溺水者。从此，他走上了职业救生的道路。 为了干好这一行，他专门到北京体育学院进修，发表于《游泳》杂志上的毕业论文《溺水分析与现场抢救》，是国内较早对溺水状况作出科学分类的人。
那位被王义救起的年轻母亲；那位因生活的打击而跳入湖中的少女……他们都忘不了晒得黑黑的王义。
整整３０年，王义自己与伙伴一起在南湖中救出１１０多人。
二
长春有冬泳传统，但冬泳者一直群龙无首。王义便同他的老友叶绍光挑头干起了这份业余差事，张罗起了长春冬泳队。王义既当总教头，又当后勤部长，没钱参加全国比赛，王义就“拉赞助”，一直拉到市委书记的门上。
王义是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游泳场水泥桥建成后，没有瞭望亭，王义自己设计图样，找资金，甚至自己掏腰包请师傅们吃饭，终于在桥上建起５个精美的瞭望亭；沙滩上的沙子少了，王义就东奔西跑四处去要沙子；救生队没有潜水服，王义就四处选购，最后在上海购回；就在王义被确诊为肺癌的前几天，他还咳着血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去为救生队定做船桨……“我爸爸总也闲不住……”女儿望着父亲，泪水涟涟。
住进医院，王义已是癌症晚期。但却是病房的活跃人物，以一个强者的形象鼓舞着同癌症作斗争的病友们。记者看到王义坐在轮椅上唱歌的照片（下图），这是在元旦病房联欢会上拍的。只有大夫们知道，为给大家唱支歌，王义打了三针杜冷丁。
三
“死，我并不怕，只是来得早了点，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这是王义病重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将统一救生事业规范这个无人问津的事，当作了自己的最后追求。
直到８０年代，中国的水上救护才找到归属——中国红十字会。此后，王义便开始张罗起长春红十字水上救护中心，培养新一代水上救生员，并呼吁建立吉林省水上安全救护网，加强水上安全。王义的奔波有了结果。１９９０年，有关部门颁发了红头文件《关于加强吉林省水上安全的联合通知》，全省的水上救护工作有了依据。
王义惋惜地对记者说：“我已起草了《全国水上救生的联合通知》，想以南湖为中心向全国推广。现在看来我完不成这个任务了。春节要到了，我为自己写了个对联，‘奔波一生问心无愧，半途而废死而有憾’。横批是‘情系南湖’。”
１月３０日，长春市南湖游泳场救生楼前放满了花圈。９时，一辆披着黑纱的灵车从南湖游泳场缓缓驶出，无数人赶来为王义送行。王义穿着他喜爱的运动服走了，上面有他妻子和女儿绣的字：“情系南湖，魂系南湖”。（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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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都市一景
杭州，两个市民一枝花
本报记者袁亚平
红玫瑰，黄玫瑰，郁金香，鹤望兰，枝枝鲜花点缀着杭州明丽的早春。人们捧花束，提花篮，举花枝。
春节前后，杭州市１１７家花店售出鲜花近８０万枝，这意味着，每两个市民就拥有一枝鲜花。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来到武林广场新春鲜花服务点，同买花人、卖花人、赏花人交谈。他高兴地说：“你们办了一件好事，这对改变社会习俗、崇尚文明节俭，增添节日喜庆气氛，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买花人的心愿
记者与一位买花人攀谈。他叫张至达，杭州东新树脂厂的副厂长。
“新年买束鲜花，往家里一摆，气氛就不一样了，文明，高雅，温馨。”他一脸笑意。
一对年轻夫妇，一边挑选郁金香、玫瑰、康乃馨，一边说：“杭州今年禁燃烟花爆竹。虽然听不到爆竹声声，但姹紫嫣红的鲜花朵朵，为节日增添了别样的情趣。”
一位姓郑的７６岁老人，精心挑选了１１枝玫瑰。他说：“老太婆跟我这５０年，没少吃苦。如今四个儿女都出息了，生活好了，我也学年轻人给老太婆来点精神的，送她一个美丽的惊喜。”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妇女，给新春服务点留下送花地址时说，她曾因工作上的事与一位同事闹了磨擦，彼此间半年多不讲话。这次让服务点代送一束鲜花给这位同事，捎上一份诚挚的歉意。
卖花人的情怀
刚刚采自花圃的鲜花，娇艳照人，芳香沁脾。买花人指指点点，卖花人声声应答。
剪花枝，扎花束，插花篮，卖花人双手翻飞，忙而不乱。
指着近百个品种的鲜花，浙江省花木公司经理陈济宏对记者说：“我们卖花的目的，一是营造节日气氛，让大家欢欢喜喜过新春。二是引导消费，光是吃喝穿就俗气了，购买鲜花是高雅文明的消费，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享受。”
公司的两名卖花女很自信地对记者说：“虽然郁金香价格稍高，但杭州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眼界也高了，所以买郁金香、鹤望兰等名贵花卉的人也不少。”
这家同荷兰合资的公司，在投资１６０万美元的１５０亩花圃里，全部种植了郁金香。
“卖花啦，卖花。”声声甜美的吆喝，响在杭州街头巷尾。
手提花篮，推着花车的卖花姑娘，不时被人们围住。３０多位眉清目秀的卖花姑娘，在２月８日上午铺开了花路。她们中，有插花小姐，有大学生，有待业青年。在花店工作３年的张琪，首次出来卖花，她最明显地感到，杭州人对鲜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前后车斗里满载着玫瑰、丁香、满天星等近２０个品种的鲜花，她徐徐推行着：“自己弄一个花车，也是一景。卖花卖到家门口，为人们送上喜庆的氛围。”
中国又会出现一座新的“花城”吗？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又见曲阜
本报记者王艾生
十年前，我去曲阜。那时，它还是一个封闭的县城。著名的孔府、孔庙、孔林等文物古迹百孔千疮。孔庙中著名宋代藏书楼奎文阁，面临倒塌；孔府中“秘不示人”的珍宝（古籍、字画、古器、古具、古衣冠……）也正发潮变质；孔林内的道路坑坑洼洼……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曲阜的旅游开放问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引起了中央及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九九三年底，我又来到曲阜。没想到仅仅十年，曲阜变得让人认不出了。街上到处是店铺、小摊，除出售当地的土特产品外，还有不少旅游纪念品（如孔子像拓片、石雕等）。三三两两的外国朋友背着大袋子匆匆来去。一座具有浓郁的传统建筑风格的现代化宾馆——阙里宾舍，矗立在孔府、孔庙之间，内中陈设给人以儒文化的氛围，并设有以孔府菜谱制作的孔府家宴、孔府喜宴、孔府寿宴等。
“三孔”的绝大部分文物、古迹都得到严格的管理和保护。“奎文阁”的斗拱装上铁丝网，以防鸽子等栖息破坏。孔府的每一处观光点，都加有栅栏，游人可在门外和窗上清晰地看到屋里的陈设。孔林的道路已修平整，苍松翠柏分外茂盛。
国家和曲阜投资兴建的“六艺城”，按照孔子“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建筑。进入城门，孔子及其弟子驾车遨游的铜塑，似迎面奔来，气吞长虹。每一“艺”都是一个观赏式游乐场所。如“礼”，它以精致小巧的模型组合，再现了春秋时期国事礼仪场面的恢宏壮观。再如“御厅”，以立体造型景物和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再现了孔子周游列国十四个春秋坎坷经历。游人可以坐在仿古牛车上体验当年孔子的列国之行。“书厅”里，有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的孔子讲学的动人场面。孔子居中，七十二贤人散坐于四周洗耳聆听。个个如真人般大小，衣着各异，神态逼真。集孔学与游乐于一身。但就现在的建筑格局看，目光似还应远一些，使之不仅能够吸引人们来此读“形象的论语”，而且成为大众乐意来此娱乐、消闲、休息的乐园。
曲阜是个只有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委张书记告诉记者，近几年，曲阜的经济发展很快，以孔府家酒、孔府矿泉水、三孔啤酒的酿造工业为拳头，市属的四十五家企业，经济效益都不错，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四十五亿元。孔府家酒以它的独特酿造工艺和原料，已跻身全国名白酒行列，年产七千吨，出口八百吨，出口量全国第一。张书记瞅瞅我说：“你是山西人，我们的目标是几年之后，赶上和超过杏花村汾酒。”
记者问：“孔府家酒为什么打得这么响？”张说：“还是吃老祖宗的名气。中国历代文化都与酒联在一起，酒又与孔子联在一起，人家就自然买帐了。还有一条，就是他们的广告意识特别强，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前的广告，每年要付近百万元。打出知名度，顾客自然就上门了。”
曲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进入改革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