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严肃文艺
孙占国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选择，它不仅会使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和发展，也必将引起社会生活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而这深刻的变革也必将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带来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启动，催发了人们思想观念、文化心态、价值取向、生存方式新的矛盾冲撞，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选择文艺，通俗文艺就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严肃文艺则处境相当艰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焦虑和思考。
严肃文艺的崇高追求是历史价值
关于严肃文艺，总体讲，是指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营造的具有积极审美态度和审美功能的高品位的文艺，也称作高雅文艺。作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的严肃文艺，其艺术价值具有双重性质。从文艺的功能来说，只要能满足接受主体心灵的愉悦，引起接受主体情感的震荡，就具有了一定的艺术价值。这种艺术价值在实现过程中又表现为商业价值和历史价值。
所谓商业价值，也就是指文艺作品的交换价值。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凝结着作者的劳动，本身具有价值，必须经过交换的中介才能最终为消费者所享受，实现其交换价值。不用说独立于作者之外的艺术作品如书籍、绘画、工艺品等本身可以作为商品而流通，即使那些与艺术家的表演行为不能分开（比如音乐、舞蹈、戏剧）的艺术样式，也必须通过购买特殊的凭证才能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消费不再进行直接的社会分配，而要通过间接的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即通过商业价值的实现来满足消费。当然，商业价值的高低与文艺作品的艺术品位高低并不等同。艺术品位很高的作品不一定实现很高的商业价值，相反，艺术品位不高甚至很低的作品，却可能会实现很高的商业价值。作为严肃文艺也不能因为自视清高而羞于承认自身具有商业价值。
但是，文艺必须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时代精神。这种历史价值，是严肃文艺的崇高追求。严肃文艺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品格的艺术表征。历史和时代之所以偏爱严肃文艺，就是因为严肃文艺展示的是时代“情绪的历史”（高尔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鲁迅）。一个民族精神的整体形象和发展趋势，总要通过严肃文艺艺术地表现出来。因为严肃文艺的使命是为人生导向，这就必须在艺术品格上超越市俗情趣，在价值取向上超越市场选择。索尔·贝娄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价值时说，严肃文艺“在一定意义上是写时代的社论”。既然严肃文艺是写“时代的社论”，那么，冷峻与超脱也就可以看作是严肃文艺观照历史和人生的一种方式。
历史最终选择的是严肃文艺。只有那些为人生导向的严肃文艺，才具有主流文化的性质，才具有真正的、永恒的文化价值。西方的严肃文化传统绵延至今，一直不衰，确有自己的尊严和世俗文化难以撼动的艺术主导地位。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司汤达、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一大批伟大作家所展示的社会生活，所营造的文化空间，确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呼唤着人类的觉醒；在我国，五四运动以来文坛三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所留下的那些不朽篇章，都是谱写了那个时代为人生导向，为社会进步播撒光芒的时代主旋。在人类文明史上，文艺作品浩如烟海，而真正在文明史上留下印迹的，还是那些对民族文化回报与献身的严肃文艺，还是那些真正被文化铸成的，成为精神界的战士的严肃文艺家。
我们提倡严肃文艺，确信严肃文艺的主流地位，并非排斥通俗文艺，并非否定通俗文艺的价值，而是在特定的艺术层面上，根据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实际，探究严肃文艺的出路与未来，使更多的接受主体能够欣然地步入更高层次的文化群落，使严肃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所展示的历史价值能够真正被社会认同。
历史地看待严肃文艺的命运
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许多人对严肃文艺的命运感到悲观。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的分野，促使文艺家内部出现了分化。原有的平衡被破坏了，新的平衡的建立还似乎相当遥远。许多严肃文艺家对生存有一种忧虑感，因为生活本身并非按照文化层次定标准的。
其实，严肃文艺的尴尬是世界现象。２０世纪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把各种力量都吸引到了商品大潮之中，从西方到东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不能逃脱这个经济潮流的席卷。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和体制，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无论是私有制社会还是公有制社会，要想赢得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不选择它。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不能不影响文化的发展。于是带有强烈商业色彩的文化、大众化的通俗文艺迅速崛起，向来受人崇敬的严肃文艺受到猛烈冲击。在本世纪初亨利·詹姆斯就说过，高雅的趣味已被千百万读者所淡忘。到７０年代，在欧洲便有人断言，严肃小说已经是“一个濒临绝迹的品种”。也有人认为严肃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通俗文学将占居绝对优势。英国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则从理论的角度描绘了现代文学的走向，他把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注意力转向读者阶段。６０、７０年代以接受主体为关注中心的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为大众文艺称雄文坛建构了理论前提，而大众文艺的勃兴，使得严肃文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于是，索尔·贝娄在１９７９年联合全美５０多名著名作家抗议出版业热衷于出版通俗文学，而排斥严肃文学的作法。这样一条历史线索，使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严肃文艺由艺术的峰巅逐渐跌落下来的基本脉络。它说明，市场经济的活跃，为艺术涂抹了商业色彩，创作主体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接受主体之间还有交换作为中介。然而，我们也看到，２０世纪的严肃文艺并没有在孤寂中销声匿迹，而是在孤寂中坚韧不拔地开拓着自己的空间，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一系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就是有力的证明。
就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来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商品和市场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由崇高而转向实际，使得人们对艺术的追求由沉思、启悟、心灵的净化转向消遣、娱乐、解除劳顿，严肃文艺的孤寂，是这一历史转型期所必然要出现的文艺的阵痛。
但是，我们完全不必悲观。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为严肃文艺提供了全新的舞台；生活内容的丰富，社会全方位的进步，为严肃文艺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文艺的分流使得严肃文艺不断扩充自己的领地，因为，人们在消遣、娱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总会想到要寻找一种境界，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寻找生存的坐标，而提供这一切，提升接受主体文化品位的任务，只有严肃文艺才能完成。许多作品今天翠绿，明天枯黄。人们在娱乐、消遣的同时，理性在不断地觉醒，因为娱乐解决的是瞬间的快慰，提升精神境界才是永恒的。此外，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可超越的，二者之间也可以转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由通俗文艺经过作家的改造制作，变成了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严肃文艺。在文艺领域，也有生态平衡问题，优胜劣汰，重要的，不是哪种文艺拥有多少接受者，而在于自己准确的位置和历史价值。
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待严肃文艺
文艺本身，仅仅是开通心灵的中介，它的两端有两个上帝。
一是创作者上帝。福楼拜说：“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天地万物中一样，不可见，却无处不在。”艺术的本质，是艺术家生命的对象化。因为，文艺是以人为客观对象的，人是社会生活的主宰，文艺家所关注的生活焦点，历史趋向，时代风尚都体现为人的行为。文艺家的生命体验只有在众多个体中才能折射出耀眼的灵光，文艺家的个性只有依附于无数客体对象，才会显示出生命独具的品格。艺术是艺术家“天性”的表现形式，严肃的文艺并不过多地苛求接受者理解到什么程度，它凭借一种社会的义务和历史的责任去影响接受者的心灵。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文艺家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完全不考虑承载他生命体验的客体对象，完全不考虑接受者的需求程度，进而囿于完全的自我表现。这样，艺术就会走进误区而失去众多的接受者，而他的生命体验也就谈不上对象化了。
一是接受者上帝。这是大众文艺的一个命题。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艺创作是由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共同承担的，其最后的完成取决于接受主体，即创作主体的人生体验能否在接受主体的心灵世界中产生共鸣。严肃文艺理所当然地负有提高整个民族文化品位的使命，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培养和造就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并使之不断扩充。严肃文艺或者说纯文艺终究不是为自己而创作，而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肩“不朽之盛事”，担“经国之大业”。这就不能不顾及大众的艺术需求，作为客体对象的接受者，在承载作者的生命体验的同时，也是主体，他们要评判作者的生命体验，并且反转过来，审视作者的创造是否同样承载了他们的生命体验。严肃文艺必须要考虑到这两个上帝，既保持品格的高洁，又使大众能够真正接受，才有出路，才会通过接受者的认同并传播，体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
这里有一个处理好雅和俗的关系问题。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使高品位的作品更具有趣味性、可接受性，使之有更多的接受者；另一方面，不能媚俗，不能降低文化品位，甚至制造精神毒品。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上，这是严肃文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当为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审美能力，为培养出能够欣赏严肃文艺的大众而努力。面对市场经济和严肃文艺的尴尬，文艺家应该坚强起来，凭借崇高的理想和历史使命感，摆脱困扰，为国家、为民族播撒文明之光，点燃智慧之火。商品大潮，大浪淘沙。既然我们选择了艺术为终身职业，就应当如礁石一样，傲然挺立。正如马克思所说：“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文艺实践证明，历史前进的足音，社会思潮变化的轨迹，人对现实的改造与超越，都处在严肃文艺所观照的中心地位，阵痛毕竟是暂时的，而生活则是永恒的。严肃文艺所表现的历史价值也是永恒的。可以期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严肃的文艺家必将会以全新的姿态，推出堪称时代和历史画卷的力作，而严肃文艺，也必将以其崇高的追求走向辉煌。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强化文学的理想品格
王浩洪
在涌动着各种样式、流派和风格的文学长河里，写实精神和理想品格始终作为文学的两种基本精神和繁衍生息的文学传统基因，影响和引导着不同时代的创作实践。文学的写实精神是一种正视生活、直面现实、诚实地摹写生活的品格，它是一种忠实于客观的精神。它要求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正面和负面进行合乎实际的描写。文学的理想品格则是一种理想地表现生活，使文学本体富于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品格。它要求主体用美好的感情和进步的世界观看取客观世界，表现出理想的形象、崇高的境界、激越的情怀、宽阔的胸襟和崭新的生活。在一个时期里，健康的文学，应该既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艺术的理想品格，是两者统一调和的文学。
写实和理想作为构成文学本体两种对立统一的质的元素，如果不适度地单一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会导致另一种精神的弱化和失落。新时期以来，由于反拨文革时期的极左文艺思想，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写实精神逐步回归。诗人和作家敢于直面人生，出现了不少充满写实精神的作品。这当然昭示着文学的一种发展，但是也使一种风格一种创作方法成为时尚，明确地或潜在地影响着创作主体，成为作家和诗人有意无意的单向追求。威克纳格说：“作品本身的性质愈具有客观性，作者主观的风格表露就愈隐蔽，从而去辨认主观方面就愈困难。”这些向写实单向倾斜的作品的强烈的客观性使以理想为精髓的主观理性明显弱化。由于过多地推崇写实而导致文学理想品格的式微，似乎已成为文学创作实践中一个明白的事实。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情感热力的消退。诗人和小说家不再激情澎湃，诗歌的情感热度明显退化，贯注着生活激情生活理想的诗作日见其少，更多的是一己生活的低吟浅唱。小说中，不再见到那种激动人心的叙写，不易见到以情感表达为风格个性的作品，“情感零度”的冷静（有人谓之冷漠）叙写，揭示生活的原生状态时兴时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疏远重大生活题材和主题，竞相描写凡人琐（俗）事成为风气，甚至爱情题材的作品也缺乏应有的情感热度，裸露着性、肉欲和感官刺激的冰冷面目。其二是理想形象和完美生活的匮乏。描写至善至美的生活和至善至美的具有新质的人是体现文学理想的重要方法，包含着审美理想的形象的确立与否，很大程度上标示出一个时期文学理想品格的厚薄。当今文学，英雄的形象，崇高的思想境界可谓凤毛麟角（以至有人呼唤英雄与崇高），具有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的新人形象无迹可寻，平庸的生活和中性（甚或丑陋的）人物占据了太多的领地。很显然，包孕着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人物形象的匮乏，可直接导致文学理想品格的衰微。其三是批判力量的弱化。文学运用讽刺、幽默、嘲讽等艺术手段对生活中的假恶丑现象进行批判、否定和暴露，来间接表达对理想生活、理想人格、理想人生的怀想、向往和追求。这里体现文学理想品格的方法是通过主体对所描绘的现象（形象）所持的态度来实现的。而正是在这点上，当今文学表现出了某些遗憾：模糊对叙写形象的态度，不作是非评价，取消价值判断，是很流行的创作模式。文学功利意识的淡化，干预生活意识的淡化，使文学对理想负面亦即假恶丑的批判精神锐减，不仅绝少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讽喻之作，而且还使得某些作品对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了欣赏和放任态度的描写。文学的批判力量来自它的理想倾向，它对生活负面的宽容，恰好意味着它对理想品格的放弃。
理想品格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一大批表现了强烈的理想倾向的文学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熔铸和弘扬民族的情感方式、人格范式和精神模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现状而言，坚持和弘大文学的理想品格，就要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增强理想主义的热情，加大塑造理想形象、描绘理想生活的分量，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热爱，更努力更自觉地建设我们的生活。这是应当引起当前文学创作实践关注和为之努力的一个话题。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摘卡
近年文学创作现象透析
最近，童庆炳教授撰文指出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人文意义消解”现象，这种现象具体表现在：
创作态度的游戏化。１９８６年前后涌现出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为之一变，神圣的使命感消失，代替它的是纯粹的“游戏”和“玩”。游戏或者玩的本质就在于对真、善、美和假、恶、丑不作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按一定的游戏规则操作，从中获得快感。所以，“玩得就是心跳”的创作心态，其本质就是要避开对意义的追求。
作品平面化。追求对生活的表面描写、拒绝深度。放弃选材要严的原则，琐碎的无意义的生活小事，不搭界的事物和色彩，皆可拼凑成篇，展览生活的原生态，作逼真的描写，不作解释，不作评价，当然也不揭示意义。
传播的商业化。千部一腔的武侠片，武侠小说或者说是琼瑶式的言情片、言情小说，都完全商品化，编造、模仿、复制、刺激、赚钱，这就是一切。人文意义已被淡化。还有借裸体艺术之名，展示性的构造，这就不只是消解人文意义，而是反人文意义。以“炒”股票的方法，“炒”审美文化作品，某些平庸的无意义的作品，在一夜之间被炒成畅销书。商业化还使一些有意义的传世之作丧失意义。如当荧屏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伴随高级皮鞋一起出现时，贝多芬及其乐曲的意义被消解了。
这种消解造成的后果是：⒈现实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没有深度，只有形象，这就意味着形象把现实抽空了，终日浸泡其中的人，他自己也变成“空壳人”，他先是不想理解现实，然后是不会理解现实；⒉精神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缺少精神产品的素质，其消费过量者就从精神家园里被放逐出去，成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游子；⒊人的失落，由于这些作品缺少人文价值，一味刺激人的生物欲望，人的本性就在无意义的文化消费中失落。
（摘自童庆炳《隐忧与人文关怀》，载《文艺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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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中国文化研究》杂志最近出版。辟有中国文化论坛、中国文化学家论文化等栏目，是文化学家和汉学家的研究园地。（闻力）
△上海作家陆棣，以自己“下海”多年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纪实小说《与百万富翁同行》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参加座谈会的作家评论家就作品现实意义与可读性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评价。（硕儒）
△《大地》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大地·曙光》卡拉ＯＫ大奖赛近日在京举行。（刘宗祝）
△大型工具书《当代中国词库》（毛信德主编），最近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一万余条词目，共二百九十万余言。（白木）
△由光明日报社、新华文摘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九三中国改革潮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征文评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梁晓声的《同代人赋》等作品获奖。
（潘）
△《中华文学选刊》、花城出版社最近在北京举行梁晓声长篇小说《浮城》讨论会，与会者就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特色进行了讨论，并对当前长篇小说现象进行了评估。（何）
△李树声的小说评论集《人的领悟与梦的追寻》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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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昆仑女〔报告文学〕
作者张应银载《人民文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古有昆仑奴，今有昆仑女，昆仑奴乃传奇中一女侠，昆仑女则是真正侠骨柔肠的军中女杰。
这是一群活跃在昆仑山上的医护战士，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她们就像冰山雪莲深深扎根于斯，以现代军人的胸襟，也以博大母性的胸怀，拥抱这神山和这里的战士。当所有浪漫的幻想化作飞雪，她们便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在高山之巅艰难跋涉；摒却都市的诱惑与少女的虚荣，她们获得了真正的价值实现；不要说这里与世隔绝，在这里她们才真正体味到没有遮蔽的人间真情……
作者以饱含热情的笔触描写了女战士的精神境界，是一曲感奋人心的歌。
（王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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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尴尬人（中篇小说）
作者黄国荣载《昆仑》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不尴不尬的事都让屈应天遇着了。屈应天原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处长，调进部里阴差阳错干上了宣传干事，这真是何苦？不过屈应天自忖有能力干出一番大事，便拳打脚踢给单位办了个实体，个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末了引来了流言蜚语，说他中饱私囊，说他跟公司的女秘书怎么了怎么了，闹得他心神不宁。屈应天觉得京都真是个是非之地，好心救助一个犯病的老太，却惹祸上身——坐在急救室的门外，屈应天感到真是窝囊透了。
作品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由此我们感到文学直面现实的精神回到了作家身上。屈应天这个“小人物”的尴尬境遇尤其耐人寻味，在一个日益成熟的世俗社会中，人们在无数次同偶然的遭遇中都会面临屈应天式的尴尬，这便是这篇小说所昭示的美学意义。（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