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戎妈妈与子弟兵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４年了。４年的风雨冲刷了多少记忆，戎妈妈慈祥的音容笑貌却清晰地刻在我的心中。
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的人不少，但像戎冠秀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妇女，让共和国的元帅、将军及士兵都亲切地称她为“母亲”的能有几人？她为什么能成为母亲的化身，永远活在全军将士和亿万人民心中呢？这当然是因为她在人民战争的烽烟岁月中，英勇无畏地抢救伤员，救护了人民子弟兵。但更主要的是她在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后，几十年如一日，以慈母的心肠热爱着人民子弟兵。
我和戎妈妈接触多次。１９５０年在第一届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戎冠秀同志作为热爱子弟兵的模范给我和大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们碰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谈起当年军民鱼水般的情谊都非常激动。１９８２年春节前夕，我带领石家庄陆军学校的部分干部、教员去给她老人家拜年。一进村，就远远看见老人家拄着拐杖，迎着寒风，站在家门口，像一位望眼欲穿的慈母等待多日不归的儿子一样，等着我们的到来。当我们扑上前去，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时，只见她眼睛闪着泪花，口里不停地念叨着：“可把你们盼来了。”说着，她把我们拉到早已烧好的热炕头上，问寒问暖，还端出瓜子、花生、核桃让我们吃，又拿出她和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合影，以及战争年代的一些珍贵照片给我们看。并对我们说：“人越老越想念亲人们。平时见不到你们，我就看这些照片。这几年眼睛不行了，照片也看不清了，但我用手一摸就知道哪是毛主席、哪是周总理。”我听了戎妈妈的话，赶紧摘下自己的老花镜给她老人家戴上。她的眼睛一亮，高兴地说：“看清了，看清了。”说着，两行热泪挂在饱经风霜的脸上。她的家人对我们说：“母亲这些年，只要看见解放军，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拉到家里，坐到炕头上，拉拉家常，问问冷暖，请吃一顿饭，临走再三嘱咐路过时到家里来。”我们听了，都感动地说：“谢谢您，戎妈妈。”她说：“谢什么，八路军，解放军，老百姓，一家人啊！”临别时，她让儿女们扶着，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我们再三说别送了，可她老人家总是跟着我们慢慢地往前走。那情景使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１９８８年“八一”前夕，我听说戎妈妈病了，便捧着一盆盛开的梅花盆景到医院去看她，祝愿她病树逢春，早日康复。那天，她还和我约好，等秋天核桃、红枣熟了的时候，用毛驴车接我到她家多住几日，好好拉一拉当年军民同心打鬼子、打老蒋的事，请我看一看太行老区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新变化，看一看她戴着我送给她的老花镜，给子孙们做的新衣服。没想到，她老人家却一病不起，第二年便离开了我们。
在我和戎妈妈的接触中，她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慈母般的印象。她的名字和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当年，她救护的伤员都是我们一个部队的战友，每当他们伤愈重返前线时，都情不自禁地喊她一声：“娘！”我们当年在太行山区这片战场上，哪一次出征前不向戎妈妈和太行人民宣誓，哪一次取得胜利不向戎妈妈和太行人民汇报！戎妈妈就是人民的代表，就是母亲的象征啊！她的崇高品质，她的坚强意志，她的伟大爱心，曾伴随着我走过了数十年的军旅历程。在战争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她曾使我感到自己始终生活在人民的怀抱中，从而使我们增强战胜敌人的勇气。
戎妈妈之所以能永远活在子弟兵和全国人民的心中，还在于她在和平建设的几十年间，艰苦奋斗，倾心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解放初期，为了办小学，她主动把土改分得的五间大瓦房让给学校，自己搬进小平房里去住。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她带领全村妇女开展勤俭节约运动，自己一连三年没领布票，主动为国分忧，渡过难关。当她病重的时候，她坚决不让儿女送她去医院。她说：“我老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不要再给国家添麻烦。”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功不居功，平凡之中作贡献。”（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西柏坡见到毛主席
高存信
４６年前，我在西柏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以说，那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
１９４８年５月，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军区，晋察冀炮兵旅改称华北军区炮兵第二旅。那时，我在这个旅任旅长，旅部驻距石家庄１０余公里的藁城县屯头村。８月中旬的一天，接到华北军区司令部的通知，让我去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军委汇报华北军区炮兵情况。接通知后，我作了些准备，即于８月２１日出发了。
炮兵旅驻地距西柏坡５０多公里，我一人穿行在青纱帐里，一路上想，中央军委是十分保密的地方，到了那里怎么找呢？下午，当我来到西柏坡村东口时，已有一位参谋在那里等候了。他把我径直带到已安排好的住处，然后对我说：“你先好好休息一下，明天首长接见你时，我再来带你。”临走时还告诉了我吃饭的地方。中央军委这样高的领导机构，对下边来办事的同志，安排得这样周到，我心里很受感动。
晚饭是在军委机关食堂吃的，那是所和机关俱乐部共用的大房子，约五六十平方米，里面摆着一些大小不一高低不同的方桌和木凳，有的桌上放着一些报刊和棋类，房外有一个不标准的小篮球场。晚饭后，我和也是来汇报工作的华东军区特纵司令陈锐霆一起到村外散步。我们边走边谈，都说，见到周副主席时，一定请求见见毛主席。谈着谈着，引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当年，是周副主席介绍我到延安抗大参加革命队伍的。西安事变前，１９３６年６月，我由黄埔军校（第一期）炮兵科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炮一旅，我未去报到。１９３６年７月中旬，我带着父亲高崇民写的信去西安找到王以哲将军，他派我到张学良、杨虎城开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受训，期满被分到东北军炮兵第六旅当排长，期间参加了平汉线北段的抗日作战。在平型关大捷影响下，我非常向往参加八路军，后经父亲高崇民向当时在武汉的周副主席提出，周副主席当即写了信，介绍我去将要正式成立的炮兵团工作。我１９３７年到了西安后，请求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先去了延安抗大，参加了八路军，由此实现了我的愿望。此事虽已过去许多年了，但每想起来，我都倍受鼓舞。
翌日，那位参谋把我和陈锐霆司令员带到周副主席办公处，只见周副主席身着白色衬衣灰布裤子，目光炯炯，动作十分敏捷，他一边与我们握手，一边亲切地说：你们从前方来，辛苦了！这次找你们来，原本是中央军委的领导想亲自听听你们的汇报，了解一下两个战略区的炮兵情况，当前有些什么问题，好帮助你们解决一些你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今后，我军要更多地打攻坚战，夺取城市，打大仗，消灭敌人的大兵团，这些，都离不开炮兵，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炮兵的工作。现在，马上就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有些战略区的负责同志已经来了，中央领导同志要分别和他们谈话，时间安排得很紧。这样，就不能直接听你们汇报了，只好请你们写个书面报告，抓主要情况和问题写，文字要精炼，不要超过３０００字。写完，还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返回部队。你们看，这样安排行吗？我们当即回答“照首长的指示办！”接着，周副主席又亲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什么要求？”陈锐霆一边和我会意地笑了笑，一边恳求道：“我们很少有机会来中央驻地，能不能让我们见见毛主席？”我也按捺不住地说：“在延安时，虽然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但都是离得很远。这次来，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沉思了一下，解释说：“中央要开会，毛主席很忙。这样吧，我先到主席那儿请示一下，然后再作答复。”说着便快步地走了。不一会儿，周副主席就回来了，他很高兴地对我们说：“主席很想见见前方来的同志，他正在同叶剑英参谋长谈话，你们可以去。”并嘱咐我们不要多占主席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说完，带着我们一起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个农家小院，环境很幽静，我们随周副主席进屋后，叶参谋长走了出来。周副主席把我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迎上来与我们一一握手。当与我握手时，周副主席对主席说：“看出来了吧？他是高崇民同志的儿子。”主席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笑着说：“很像，很像，很像高崇民同志呀！”一句话把我们都说乐了。看到主席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拘束的心情，一下就一扫而光了。
毛主席房里的摆设，就是农家普通的方桌木椅，只是因为毛主席身材高大，桌椅用砖垫高了一些。周副主席走后主席像拉家常一样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年龄多大，在哪学的炮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向陈锐霆询问豫东战役的情况，向我询问华北军区炮兵作战及装备情况。我们回答后，主席很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伸出左手攥成拳头，拳心向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右手比划着拳头说：“解放战争就好比爬山，最吃力的上坡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山顶，我们就要下山了。这就是当前解放战争的总的形势。”毛主席的一席话把决战前夕我们面临的形势一下给讲透了。随后主席又对我们说：你们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现在干的又是炮兵，炮兵很重要啊！一定要把炮兵搞好。今后还要大大发展，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把炮兵工作搞好，让炮兵在今后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叶参谋长仍在等着谈话，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得真快，按周副主席的要求，时间已超过十分钟了。我们觉得不该再多占主席的时间，便起身告辞。主席亲切地把我们送出房外，我们再三请主席留步，但他坚持送我们走出院子，一直送到院门口，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这次接见，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个伟人，一位领袖，同时又是一位长者，一位同志，一位普通的同志。
吃午饭时，我看来的人不少，但大都在院子里等着，只见朱总司令在饭堂两边一张小地桌上下象棋，周围还有几个同志，有的在观战，有的在看报，我便围上去看朱老总下棋。只见其它饭桌上已摆上三四小盆菜，看样子菜还没有上全，桌上还放着当时算比较好的枣酒，显然是要会餐。不一会儿，少奇、王光美，以及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随后，其他人也陆续进了屋，各自围桌而坐，因凳子不够，有的站着，军委领导坐在东边的一张桌子上。待大家坐好后，只见朱总司令首先站了起来，他请大家端起酒杯，说：“今天，我们为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结为伉俪举行会餐，祝他们新婚幸福，干杯！”这时我才明白会餐的意义。平时我不会喝酒，但为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便毫不犹豫地端起碗一饮而尽。大家边吃边喝边谈笑，尽情举杯祝贺。我和陈锐霆同志巧遇此喜，可谓幸矣！
当天晚上，我写好了汇报，次日一早就呈了上去。虽然周副主席留我们休息一天，可我们哪里呆得住啊！得早点回去，把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大家。于是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念告别了西柏坡，迅速返回了前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救新郎
——忆陈毅、粟裕同志一段往事
吕韧敏
１９８４年，粟裕同志溘然病逝！大家座谈，缅怀亡灵，其中忆及救新郎其事。
事情发生在１９４０年。
新郎姓王，名永安，是新四军的一位兵站站长。
这年的暮春时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出了一位科长，前往兵站检查工作。使这位科长大惑不解的是，兵站站长竟然在贴有大红喜字的新房里接待他并向他汇报工作；尤其使这位科长大惊失色的是，兵站站长的“工作汇报”中，居然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内容——说自己结婚了。莫名其妙的科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什么？”连连发问。科长得到了站长重复肯定的回答之后，惊魂未定，忽又见一位有着“羞花闭月之貌”的窈窕淑女悠然而至，步履轻盈地径自入屋；王永安起身介绍，话刚说了几句，她见屋里有外人，又听王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顿现畏惧之态，十分羞涩地急欲回避，遂慌里慌张地夺门而逃，飘然而去……
于是，这位科长不再听取汇报，也无心再作了解；立即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十万火急地赶回领导机关复命。科长作为紧急情况，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作了如下汇报：在远离领导、独处一隅的偏僻环境，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科长既是目睹耳闻，判断又极合乎逻辑：傻大黑粗的“广西蛮子”（王是广西人），又是个残疾人（少了一只手），是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的；用不着问，定是强迫。那姑娘见了王永安拔腿就逃走了，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吗？！
“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把王永安捆绑关押，等候处理！”与粟裕一起听汇报的陈毅大发雷霆。众人也无不深感意外，非常气愤。在随即召开的全体科以上干部专就此事讨论处理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当时规定，干部和战士都不准结婚，身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副指挥的陈毅和粟裕也均未结婚。何况处于敌后极为艰难之时，伪顽和盟军国民党部队与我又时有摩擦，人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我军的胜负，群众纪律尤显重要。所以，当时对此事所持的严厉态度，就是今天看来，也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实为维护党纪军纪所必须；而且，军队的同志都清楚，此前此后皆不乏此例。
粟裕同志在大家发言时，一直沉思不语。陈毅同志在大家发言后征询他的意见。他想了想，看了看陈毅，又看了看大家，以深沉的语调缓缓地说道：党纪军纪必须严肃。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更要考虑再三，不可匆忙决定。王永安是当过白军，但那是被迫的嘛！才十岁刚出头的孩子，被白军抓了去，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不过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白军“围剿”井冈山的时候，他的右手就负了伤，不得不截掉。按规定，伤好了，发路费，劝他回家去的，可是他不走，坚决不走。他对红军医院尽心尽力为他治伤，心里非常感激，又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心里非常羡慕，更不想走了。没有右手，打不了枪，他就到炊事班去帮忙做饭、烧火、背锅、担米；还冒着枪林弹雨送水送饭，抢救伤员，表现是很突出的。我们部队开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他吃苦耐劳、勇敢坚定，终于博得了大家的喜爱；经他再三再四请求，也经大家再三再四请求，部队领导才批准收留他参加了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进一步受到了考验和锻炼，入了党，从战士到炊事班长，再到直属机关指导员、兵站站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恶习”“旧病”呀，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太官僚了呢？这个同志也不是没有远离领导执行过任务，将近十年斗争环境的生死考验，证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同志嘛！怎么突然之间会是这个样子呢……
根据粟裕的建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专就“强迫成婚”一事，重作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二次受命的这位科长同志，重返兵站，再作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这次赶回指挥部复命的急切心情，比上次赶回时更加急切。他向陈、粟等首长再次汇报此事时，面有愧色，十分内疚；同时却也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王永安同志在兵站工作克勤克俭，忠于职守，深得兵站同志和驻地群众的信赖，与军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密切和融洽。当时我军皆住民房，王的房东是世世代代勤恳耕种的贫农，老两口天天看着这位“老百姓的贴心人”——新四军兵站站长，为了抗日工作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却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料理好自己的生活，难得吃上一顿热饭，连洗脸毛巾也拧不干；拖着有残疾的身子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成天乐乐呵呵。因此，房东老两口既喜欢他又同情他；跟村里的一些老人一起商量，为了使王站长能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村民们对王永安无不称颂，都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谁家姑娘嫁给这位新四军“独臂将军”是谁家姑娘的福气——肯定错不了，一定靠得住！姑娘本人，平时就遵双亲之命，对王负有关心照顾之责；见他忠厚老实，待人和气，体魄健壮，朝气勃勃，虽然只有一只手，却比有两只手的人还能干，早有敬慕之心，也就大大方方地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表示听从父母安排，愿意与王相伴终身。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领导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老两口备好了结婚的酒菜，“始终没有来得及报告新四军首长”，就在全村敲锣打鼓，欢呼祝贺声中，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王永安为此惹怒上级，新娘和她的双亲最先得知，心急如焚；村里人们更是愤愤不平，议论纷纷。为此事第二次进村调查的科长，被村中一位最年长的老人（也是主婚人）拉住质问：“为什么说是强迫成婚呢？如果硬要说是强迫，决不是你们新四军强迫，而是我们老百姓强迫！王站长身残志坚，恪尽职守，日夜操劳，多有不便；全村人都心疼他，房东两口子信得过他，房东的独生女又真心喜欢他——军民结成百年之好，真可谓乃天赐良缘，岂料喜事刚办完，祸从天降！请问劳苦功高的王站长何罪之有？新四军和老百姓还是不是一家人……”
根据上述情况，全体科以上领导同志再次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它的特殊性，实属特殊环境特殊情况所致；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而倒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难解难分的鱼水之情，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挚爱之心！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这会刚要结束，披红挂绿的新娘在其父母陪伴下，由一群村民簇拥着，急匆匆地赶了来——“要求晋见新四军首长！”陈毅同志闻声，当即离座出迎。他满面春风地热情接待了风尘仆仆前来“上访”、说情、“一定要解救新郎”的人们；当众宣布了会议决定，并立即下令释放新郎，还具体指示警卫员给王永安洗脸刮胡子，换上新军服，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来向岳父母施以大礼，同新娘子夫妻团聚……
“不枪毙王永安了！王永安放出来了！”消息传开，群情沸腾。当地人民群众和我军干部战士，无不认为这是顺军心、合民意的大喜讯！王永安同志本人，更是激动万分。从此他组织纪律观念更强，革命工作热情更高；后来，又担负了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重任。他的妻子，在父母积极支持下，也参加了新四军，组织上安排她在王永安任院长的医院工作。夫妻双双在抗日战争最艰险的危难时期并肩战斗，感情笃深，堪称“模范的抗日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