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坦言宏论千载传
——回忆陈毅同志
张劲夫
陈毅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我在他领导下工作２０多年，他的坦言宏论和铮铮铁骨，在我接触的老一辈领导人中，他是较为突出的。
我与陈毅同志最早的接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４１年秋，已是皖南事变之后，陈毅同志任新四军代军长。我当时在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工作。师领导要我去津浦路西，协助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同志，进行反击桂顽向我路西根据地的斗争。
也就在这期间，陈毅同志由军部到路东二师师部来巡视工作，用二师师部电台发来一份给谭希林和我的电报，表示慰问。电报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要我们坚决反击，并指出能够取得反击桂顽胜利的根据，同时给予了很有感情的鼓励。
也就在这年年底到１９４２年１月，华中局、军部在苏北盐阜地区的单家港，召开了华中局扩大会议，二师由罗炳辉和我去出席，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天天与陈毅同志见面。但每当会议休息时，哪怕是中间的休息，时间不长，陈毅同志都要约出席会议会下围棋的同志如邓子恢、黄克诚、金明、刘顺元、朱克靖同志等下棋。有一次，陈毅同志和金明同志下棋，朱克靖同志坐在一边观棋，击节欣赏，一会儿说：“形势有变”；一会又说：“形势又为之一变”。由于朱克靖同志如此的欣赏评棋，不禁吸引了我的注意和兴趣，由此激发我学习围棋的热情。回来后就向谭震林同志的秘书刘平若同志学棋，几乎每晚下棋下到深夜。在我学会围棋之后，我就经常有机会与陈毅同志对局，我和陈毅同志的友谊就和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９４７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集中重兵进攻山东解放区。陈毅同志亲赴鲁南前线，我为支前工作，到了司令部。陈毅同志在司令部坐镇。当我到达时，陈毅同志立即约我下围棋。当第一盘下得正热时，参谋长陈士渠同志进来了：“报告军长（这时三野尚未成立），粟司令来电话，顽敌工事坚固，守得很顽强，我军一时未能攻破缺口，电话中请示：是否继续攻？”陈毅同志眼看棋盘，听得很仔细，但头也未抬，用手向陈士渠同志一挥，说：“等一等。”就是这样答复了陈士渠同志的请示。然后继续和我下棋。等到我们下到第三盘棋时，陈毅同志赢了。陈士渠同志恰在此时又进来了，“报告军长，粟司令又来电话，枣庄已攻下了。”陈毅同志哈哈大笑，连说：快开饭，拿酒来，为攻占枣庄庆祝。陈毅同志指挥若定，善于将将，破城灭敌的统帅风度，留给我的印象极深。
陈毅同志有关党内生活方面的坦言宏论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１９５２年夏至１９５４年冬，陈毅同志以第二书记身份主持华东局工作，华东局的例会，都由陈毅同志负责主持，每次讨论问题，陈毅同志常常坦率发表他的宏论高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在党内生活方面，有以下几点。
“遇事首先从本身找原因”，这是陈毅同志掷地有声的名言。就是说，凡遇到在党内与己有关的问题，先找自己的缺点，不要先从别人身上或客观方面找原因，要严以律己。例如对陈饶关系问题，在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爆发后，陈毅同志在华东局扩大会上以及在许多会上，一开头总是讲：“饶漱石有错误，不等于我陈毅都对了。”总是先从自己身上讲为什么两人关系不好，首先讲他自己的缺点。尤其是讲他历史上有过几次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有尊重不够的错误。他这样现身说法，发表他的宏论，使我们这些听者，受到的教育极深，并不由地在内心中增加对陈毅同志的敬佩之情。
“要出高价，收买批评”，这是我亲自听到陈毅同志多次这样讲的，他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陈毅同志用自身体会，讲出：要让人愿意并敢于提批评意见，一定要用高价去收买，否则是买不到别人的批评意见的。党内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要能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确实需要创造一种环境、气氛和条件，使人们能无顾虑地提出批评意见。这种条件，除了不允许对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陈毅同志说的，要出高价收买。在三反运动初期，我在浙江分工负责省直机关的三反运动，首先要带头检讨。而我最初的检讨是抽象的概念，一般化的检讨，大家很不满意。后来听说陈毅同志在南京军区领导三反运动，首先作检讨，请秘书帮助将铺张浪费的事实材料，一一列举出来，公之于众，大家很满意。我听后很感动，也就照样学，将用公款请客送礼的铺张浪费事例，列举出来，这样大家才感到满意，觉得我不是在应付公事，只整人不整己，而是先整了自己，再去领导运动，大家才心悦诚服。
高饶反党集团事件发生后，华东局扩大会讨论得很热烈，因饶在华东担任书记有十年以上时间。陈毅同志的发言最精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同志的口语。陈毅同志说，“饶与高岗过去不认识，未在一起工作过。饶与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过，受到刘的赏识，由于刘的推荐，党中央委以重任，按旧道德说，刘对饶是有恩的。而却发生饶攻击刘投靠高，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陈毅同志分析：饶在解放前，思想上“革命”是主要的，而到了全国解放后，“做官”占了思想上的主要地位。为了要做更大的官，个人主义的权欲膨胀，因此就产生投机心。于是用着鼻子到处嗅，当饶闻到刘的“股票”行情可能下跌，高的“股票”行情可能上涨，于是就弃刘靠高，有如旧社会的政客投机。结果，饶对“股票”行情未有看准，“偷鸡未着蚀把米”，阴谋暴露了。遭到了可耻的下场。这样的坦言宏论，是我闻所未闻的，对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陈毅同志在这次扩大会上，还讲了一条坦言宏论，叫做：“不要伸手，谨防扒手。”个人对党组织不要伸手。党内是有扒手的，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需要有警惕性。陈毅同志并传达了毛主席讲的话，政治上不要患有伤风感冒，鼻子嗅觉不灵了，要警惕，对搞阴谋者，不要失去警觉性，要能闻出他的气味不对，防止上当受骗。陈毅同志的著名坦言宏论：“不要伸手，谨防扒手”，掷地有声，是多么有力地发人深省啊。
陈毅同志几次讲过：“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莫说不报，时辰未到。”这是流传已久的老话，陈毅同志用这句老话，经常告诫我们：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做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同志，对不起人民的事。到头来，老实人不会吃亏。
陈毅同志有关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坦言宏论更让人赞佩。
陈毅同志不论是在华东或在中央工作的时候，都很重视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他用自己的崇高识见及坦诚热情，赢得了许多朋友的尊敬。
陈毅同志在解放上海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非常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他亲作表率，对爱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做好交朋友的工作。不仅以情会友，而且以文会友。他主持华东局工作期间，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负责人李亚农同志向华东局汇报过程中及汇报后，陈毅同志发表过许多重要的坦言宏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领导科学工作的干部，要把专家当成是自己人，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科学分院的几个研究所，都是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留下的老所，各所都有些著名科学家。陈老总表示，这是国宝，科学家是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很好重视、尊重他们，要创造条件，让科学家们发挥所长，为国家多作贡献。有些科学家在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与当前实际不易密切结合。陈毅同志表示：要尊重科学家的专业所长，不能只从眼前实际需要看问题，不能动员他们轻易改行。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要有远见。让一部分科学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其意义其作用，要从长远来看，是很重要的。陈毅同志讲了一句名言：“百忙中要下一着闲棋”，这着棋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起到预计不到的重要作用，可不能轻视。李亚农同志听后很兴奋，回去传达后，得到不少从事基础研究的老科学家的赞佩。
１９５５年初陈毅同志到党中央工作后，分工主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和科学家交往机会更多了。当１９５６年初党中央调我到科学院工作后，我向他请示工作怎么做。陈毅同志说：各个学科的学术领导人，是科学元帅，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陈毅同志不久转到外交阵线后，对科学家们仍一如既往，既关心又尊重。经常发表一些坦言宏论，最著名的一次，是１９６２年初在广州会议上，为科学家还有文艺家“脱帽加冕”。当时在广州正在开两个会议，一是科学界的会议，一是文艺界的会议。陈毅同志对两个会议的到会者，都行了脱帽礼，传遍全国，影响深远。
陈毅同志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和建国后经过学习，思想改造后的进步，要有足够的估计。“有人对旧有的知识分子估计过低，认为没有什么可取，只有依靠新起的知识分子、红色专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都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代。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宣布自己的破产：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本事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陈毅同志不赞成搞运动，不能乱扣帽子。陈毅同志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坦言宏论，还有许多。仅就以上几点来看，在当时能够顶住“左”的思潮，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呼号，为党在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正确政策而呼号，对当时的反“左”起过很好的作用，即使到今天，仍然有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附图片）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千古忠魂一颗红心
——缅怀谭善和老将军
殷步实彭绪一
当历史前进的宏钟敲响的时刻，我们怎能忘怀，那些足蹬草鞋，满身汗渍，食不饱腹，却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纪元，置生死于度外的历史上的忠魂们。谭善和老将军，是历史上无数忠魂中杰出的一位。忆当年，不论是刘邓首长，还是贺龙同志，每当他们的案头摆着一件困难事时，总是说：“交谭善和去办。”这是何等信赖的话语。
１９３４年，由肖克和王震两将军率领的红六军团，处在国民党各路重兵压境之下。中央指示，要求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的红三军合拢在一起。当时，贺龙部无电台，无法联系，只知其大致的方位，可谓难觅至极。尽管如此，还是在酷暑与绵绵细雨交织在一起的这年８月７日，红六军团从湘赣的横石与新江口出发，作战略性的大转移，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而又漫长的五千里西征。
一路上，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在羊肠小道上日夜兼程；饥一顿，饱一顿，甚至在断炊的情况下仍奋勇前进；带着疲劳，忍着饥饿，还要与强敌厮杀战斗。国民党西路围剿总司令何键，领着十余万重兵，以敌七军为前锋，由镇远、石阡沿途尾随我红六军，不停顿地阻截、激战，直到甘溪镇，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此刻，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决定，由战斗后剩下来的两个团约４００余人，临时组成一个营，由５１团的樊营长为该营营长，十七师４９团的特派员谭善和同志为该营的政治委员，率领这支新组建的部队，专门负责寻找贺龙同志的部队。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说，这支部队就名为先遣特务营吧，并再三嘱咐谭善和同志和樊营长，任务重，事关全军的命运，一定要多动脑筋，才能完成任务。谭善和同志对李达参谋长说：“有我谭善和在，有一个红军战士在，就一定完成任务。”
受特殊使命的谭善和同志，在李达参谋长指挥下，沉着冷静，精心组织作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与伏击，到了甘溪镇以西的杜脑山。一日，在这里的一个乡间邮站，发觉了几份国民党报纸，报上说在梵净山地区，有贺龙匪部云云。谭善和同志根据这一线索，一面和国民党部队周旋作战，一面向梵净山进发寻觅。由于受国民党的宣传，以及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许多当地山民总是一问三不知。激烈的战斗随时发生，长途的跋涉与饥饿，部队天天都在减员。作为指挥员的谭善和同志，不仅沉着机智，指挥果断，而且能以身作则，团结同志，使全体官兵信心十足，充满必胜的信念。在谭善和同志身上，背的比其他同志多，搞到一点食物，总是先伤病员和其他同志，轮到最后才是他。１０月１５日，部队行进至沿河县水田镇，巧遇一小股贺龙同志的部队，经李达参谋长写字条联络，他们很快地抵达了贺龙同志的驻地。谭善和同志是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心情分外激动，拉着贺龙同志的手，几乎要掉泪。日后，谭善和同志每每谈起此事，仍然激动不已。李达参谋长向贺龙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沿途的战况和中央的指示，贺龙同志非常高兴，一面告诉司务人员要好好招待李达和谭善和同志带领的部队，一面告诉大家，他要亲自带领部队去接肖克和王震同志。１０月２４日，红二、六两军团，终于在沿江县境内胜利会师。从此，组成了以贺龙同志为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治委员的红二方面军。由于敌情的变化，贺老总指挥红二方面军，又大踏步地向四川酉阳县南腰界进发。
二、六军团历史性的会师，在军战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记得，不论是硝烟弥漫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曾多次向谭老将军提起这段历史，然而，谭老将军总是把手一挥：“过去的就该过去，重要的是现在。做一个人，应该尽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如此，不是一事无成，就是身败名裂，别无他择。”老将军的肺腑之言，他的音容笑貌，我们始终铭记不忘。
在谭善和同志一生中的无数英雄业绩中，使我们久久萦绕于脑际中的，是在进军西藏和修筑成渝铁路中，是在朝鲜战场上的不眠的日日夜夜。
１９５０年２月，刚刚获得解放的川黔滇大地，仍是春寒料峭。此刻，谭善和同志是第二野战军工兵司令员。尚待解放的西藏，是第二野战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在刘邓贺首长的案头摆着一个难题：谁作进军西藏的先导？这艰巨的任务，又一次落在谭善和同志肩上。
极其特殊的大自然环境，是我军进军西藏所带来的困难，是我军历史上任何一次进军所没有碰到过的事。面前，有险恶而著名的、流速每秒七米的大渡河，以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冰河；也有终年积雪高达３０００多米的二郎山，４０００多米的折多山，以及数不清的山山坳坳；还有烂池子般的沼泽，无法拔足前进的草地；空气稀薄，气温变化无常的一座又一座大雪山……要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开出一条８６０多公里的进军之路，把大宗粮食、弹药、军需物资，甚至书报、茶叶、辣椒等等，用车辆和牲口运上去，谈何容易啊！
谭善和将军率领工兵部队，每个战士负荷４０多公斤，将军也和普通士兵一样，在早春的二月，作为进军西藏的先锋出发了。
进军西藏之前，邓小平政委再三强调，进军西藏是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作为进军西藏先导开路的司令官谭善和将军，深深知道，沿途必须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好藏民，并求得他们的帮助。每到一地，谭司令亲自部署，一面派出精干的民族政策宣传人员，一面又组织医务人员，为藏民送医送药，并不厌其烦地告诫广大官兵，要模范地遵守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准进驻寺庙和藏民的房屋，一律露宿野外的帐篷中。藏民们，包括寺庙的一些活佛上层人士，深感我军纪律严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军队。因此，藏民们主动牵出自己的牦牛，为我军驮运物资。我军严格遵守纪律，付给他们每头牦牛每日驮运５０公斤物资一圆银元的运费，打破了在农奴制度下无偿“乌拉”（差役）惯例，深得广大藏胞的爱戴。当年由牦牛运至金沙江的物资共十万零二千驮之多，有力地支援了进军西藏的先头部队，谱写了我党我军与少数民族一曲响彻云霄的团结胜利凯歌。
５０年代初，曾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战歌《歌唱二郎山》，还荣获了全国一等奖。这首战歌，是魏风同志率领的一支１５人组成的文艺小分队，到谭司令员进军西藏工兵部队慰问演出时，由朱一明（笔名洛水）同志和时乐濛同志创作的。这支小分队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和领导人。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同志，就是当年小分队的一员，他后来以写出《地上的长虹》小说而闻名于世。至今，他们不忘进军西藏的艰苦岁月，更不忘谭善和司令员对他们的关心和谆谆教诲。
诚然，我们不会忘记康藏路上座座冰山和桥梁曾留下将军的足迹和淌下的汗水，但我们更不能忘记他关心战士敢于直言的精神。当年修筑进藏公路的战士，大自然的特殊环境所带来的困难，劳动的艰苦，非寸管所能叙其万一。可是，当时远在重庆大城市的军区后勤同志，却知之甚少，物资供应赶不上进军筑路的急需，许多事情不能据实情及时解决，如炎热的夏天，战士们却在冰天雪地上作业，仍要穿上棉衣，军区后勤却不了解。为此，谭善和同志卷起一大包袱战士们的破成麻花的衣服，以及一瓶大大小小致人害的虫子，乘机飞到西南军区，向刘邓贺李首长面陈实情。在刘邓贺李首长的关心下，筑路物资和部队装备及生活用品才很快地一一解决。谭善和同志敢于直言不讳的精神，到今天，仍在许多同志中广泛传为佳话。
谭善和同志指挥工兵部队，经过约半年的艰苦奋战，１９５０年的１０月，８００多公里长的康藏公路，已修建到海子山。这样，由张国华、谭冠三同志指挥的１８军，顺利地在十月发起了昌都战役。此刻，谭善和同志又奉刘邓贺李首长之命，率领大部分工兵部队，东返四川，指挥成渝铁路的修筑。记得谭善和同志作为工兵纵队特邀代表参加了成渝铁路举行的开工典礼，会上，邓小平政委在讲话中说：“我们进军西南的途中就下定决心，一定把祖国的大西南建设好。现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修筑成渝铁路，这正是我们建设大西南的开端，四川将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邓政委这番话，曾使谭善和同志激动不已，一夜都没睡好觉。
说来也真神，从小当红军，仅仅读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谭善和同志，来到成渝路之后，在短时间内靠自学，居然会应用当年较先进的计算尺。由于谭善和同志与广大筑路官兵同住、同吃、同劳动，了解实情，很快变成内行，又很好团结工程技术人员，使筑路进度在半年内，完成路基３３５公里，占成渝路总长５０４公里的６６％，超额１４％的工程量，受到刘邓贺李首长的高度赞扬。
５０年代初，朝鲜前线战斗激烈。１９５１年６月始，美八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对我志愿军进行绞杀战，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约７００余公里的东、西、中三条战线上实施日夜狂轰滥炸，企图破坏我交通运输线，使我军既无弹药，又无粮吃，被逼就范。谭善和同志受命于此刻，任志愿军工兵司令员。当时，志愿军首长对谭善和同志说：“交通运输是战争的生命线，事关重大，就看工兵的了，一定要做好工作。”谭善和同志保证，一定要使道路畅通无阻，成为钢铁般的运输线。
１９５２年春始，谭善和同志首先向志愿军司令部提出工兵上前线作战，与步炮坦协同。这样，在临津江的守备战与铁三角的对峙战中，工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漫长的４００多公里运输线上，由于谭善和同志精心组织指挥，使清川江、大同江、大宁江、礼成江、伊川江等等主要河流，始终保持畅通无阻。为此，谭善和同志时而到铁三角前线指挥作战，时而又到各主要干线指挥，与各级指挥员和技术人员研究，使重要河流有三座桥梁，后来还创造出一种敌人无法发觉又炸不垮的水下桥。这一点，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也惊呼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上的奇迹。１９５３年７月停战之后，志愿军参谋长李达同志亲自交待，谭善和同志又率领部分工兵，参加平壤的复建工作，迅速完成了共和国综合办公大楼和大同江大桥的巨大工程，受到金日成主席的高度赞扬，并授予谭善和同志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谭老将军一生中，战斗工作，勇往直前，敢挑重担，好学上进，实事求是，不惧艰苦，不怕牺牲；品德高洁，不徇私情，团结同志，认真负责，事有原则；生活俭朴，实属难得；对殃民生与败国是者，敢陈直言，毫无所惧，难哉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