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缘何难圆公路梦?
本报记者贺广华
今年2月7日,本报在一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汽车开进墨脱城》,描述了西藏东南边境县墨脱人在摘掉“白丁”(没有公路)帽子时的喜悦。但不久,就听说那条公路又断了。我们接到热心读者的问询,为什么前后30年耗资近5000万元,竟不能修通一条不足150公里的边陲公路?为了回答读者的疑问,记者于9月中旬徒步进入了墨脱。
有人曾形象地把墨脱比作一把坐北朝南的椅子。其北部是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7756米的南迦巴瓦峰与其它众多的雪山犹如高耸的靠背,它导致墨脱每年长达8个月的大雪封山、与世隔绝;往下海拔高度垂直降落,不出100公里,竟是海拔不足千米的河谷山区。
如此悬殊的落差,岂止“山高谷深”一词了得!在这样的地段修筑公路,困难可想而知。
    一
墨脱位于雅鲁藏布江断裂带与喜马拉雅断裂带之间,由于地球板块间的挤压带来的造山运动,导致墨脱地质结构的强烈不稳,被列为西藏地震危险区。一项资料表明,自1938年至1967年29年间,墨脱每3年便有一次6级以上地震发生,最大震级达8.5级。随之而来的便是经常性的泥石流、塌方灾害,再加上墨脱年均2300毫米的降雨量,暴雨、山洪及雪崩的肆虐,亦给公路建设造成诸多困难。
西藏交通部门曾先后勘测、设计了6条线路,为德(阳)墨(脱)线;派(乡)墨(脱)线;排(龙)墨(脱)线;古(乡)墨(脱)线;大(兴)墨(脱)线;扎(木)墨(脱)线。最后这条线,即今年2月宣布分季、分段粗通的那条公路,它由波密县城扎木镇起,翻越海拔4380米的嘎龙山至墨脱县府驻地,全长141.2公里。该线尽管有几段山坡陡险、雨雪大、冲沟多,泥石流频繁,但相对其它几条线路施工容易些,于是在70年代初通过了专家论证。
    二
1975年,扎墨公路正式开始修建。动工后人们发现工程出乎意料地艰难。且不说沿线气候多变,须经过高山寒带、山地湿带、山谷亚热带等不同类型气候带,单是近百公里无人烟,便造成了筑路人员生活极大的不便,更甭提那反复无常的冰川流动、雪崩、山体滑塌和暴雨冲刷了。
1984年,10年过去了,公路延伸至108公里处。没想到,这年6至7月,连续数天的暴雨使69—108公里处路基、桥涵全部报废,推土机、发电机等筑路器材被泥石流掩埋或冲走,甚至公路建设指挥部也遭塌方破坏。扎墨公路被迫停工。
转眼到了1988年,对公路望穿秋水的墨脱人自发集资50万元重修扎墨公路。此举惊动了北京,也感动了西藏交通部门。于是,国家交通部拨出修路专款900万元,西藏自治区及林芝地区也大力协助,总计筹集1100万元。1993年9月,扎墨公路初通,连推带拉弄进去了几台汽车。
    三
80年代中期,为改变运输靠人背马驮的状况,专家提出了空运和水运两种新方案。
1985年由成都军区试航成功,使墨脱驻军后勤保障“老大难”有所缓解。由此便设想在波密与墨脱之间架设一条“空中走廊”,建小型直升机场,购买进口直升机开辟航线。
不幸的是,墨脱气候复杂多变,不利于飞行安全。1988年和1989年,两架“黑鹰”直升机坠毁在墨脱境内,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5亿元,这给投“空运”赞成票的专家泼了一瓢冷水。
至于水运,更是不现实。雅鲁藏布江进入墨脱境内,江流急湍,暗礁丛生,短短百余公里,落差达2000米以上,无法航行。即使投巨资疏通了航道,因沿江时常有岩石崩塌,也无安全可言。
如此这般,修通公路便成了最佳选择。遗憾的是,今年7月2日一场暴雨山洪,又将已基本成形的扎墨公路冲毁得一塌糊涂。据该公路维护队队长喻长春介绍,仅修复一项就须经费200万元以上,眼下资金落实又十分困难。
目前,国家光修路就投入了近5000万元,这代价无疑是高昂的。据交通专家们评估,如要达到正常行车这一最低标准,至少还得投入上千万元。即使这样,还不能根治泥石流、塌方、山洪、雪崩等病害,也不能克服嘎龙山口每年大半年的冰封雪锁。
有人提出了新思路,即开凿一条嘎龙山隧道,长约3公里。此举可保证常年通车,又能少修30公里的路。但地质不良,工程技术复杂,既要考虑防震(此地乃西藏地震多发区),又要攻克地下水渗漏难题,且造价数以亿计,钱从哪儿来?墨脱人对此自然不敢奢望。
墨脱县委书记桑杰扎巴告诉记者:“墨脱人做梦都在盼着公路早日修通。如今已见一线曙光。”
是啊,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折断翅膀。
但愿墨脱人早日梦想成真。(附图片)
扎墨公路又塌方了 贺广华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一增一减的学问
——山东胶南市委书记王寿志访谈录
本报记者宋学春
王寿志,男,1945年生,先后任公社副社长、党委书记,35岁当副县长,在省委党校学习两年后,又干了三年副书记、三年市长,现任市委书记又近三年。同农民兄弟结下深厚感情。他说:
我出自农家,又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的喜、怒、哀、乐,我都有深刻的体会。多年来,我们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做文章。这一增一减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我们以坚持对上负责和对农民群众负责的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农民不满意的热点问题作为专项治理的重点。做到减轻农民负担与贯彻农业“两法”相结合,同时处理好需要与可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减轻农民负担与事业发展的关系。我们在基本建设上不搞攀比,如乡镇驻地建设,绝不允许向农民集资,精简村干部人数。从去年至今,全市1033个行政村共减少村干部职数2614人,农民人均年负担干部工资额由原来的14.09元降为11元;农田水利建设,以投劳为主,投资为辅;今年,全市农民直接负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总额为3000多万元,人均44.8元,仅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7%,比1993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胶南成为全省减轻农民负担的先进典型。
根据胶南70%的山区丘陵地的实际,我们下大力气抓了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和多种经营。目前,多种经营已发展到种、养、加工、贩运、开采、建筑、劳务输出等九大行业60多个门类。各乡镇、村都从实际出发,各打各的优势仗,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初具规模,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重点村或专业村。有的村养鸡,仅此一项年人均收入可超1000元;有的村种苹果,仅此一项人均可增收入1200元;从现在统计来看,今年初提出的多种经营人均增收100元的目标,不仅可以大大超过,而且已经突破200元。1993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1182元,今年能稳稳当当达到1500元。你说,一个农民一年能增收这么多,谁不高兴?
我们90%以上的干部来自农村,不能忘了农民,不能瞎摊派,而应该一片诚心为农民多办实事。(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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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从专员到厂长
李而亮陈清毅
三年前,当河南省宋河酒厂厂长刘景礼奉命调任周口地区副专员时,没有人想到,他还会回来。可在去年夏天,刘景礼从副专员岗位又回酒厂当厂长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惊奇,就像是历史的自然安排。
在鹿邑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宋河酒厂的崛起与刘景礼密不可分。1983年,刘景礼从某军工厂回到故乡任鹿邑酒厂厂长时,这还是一个只有200多名职工、产值不足200万元的小厂。10年间,他大胆改革,以“滚雪球”的方式对企业连续进行四次大规模的技改扩建,白酒年产量从800吨剧增至4.5万吨,产值利税均增长150倍以上,成为全国大型一类企业,跻身全国17大名酒厂和工业企业500强行列。从1988年以来,在国内外一系列酒类大赛中,宋河产品一连摘取了16枚金牌,最早结束了产酒大省无国家名酒的历史。“东奔西走,要喝宋河好酒”的广告唱遍神州。
1992年,刘景礼调任周口地区主管工交的副专员。从企业家成为行政领导,刘景礼转变了角色,却没有转变自己的作风。
就在刘景礼任副专员期间,宋河酒厂由于形势的变化,生产经营遇到了困难。刘景礼主动请缨,再回酒厂挑大梁。这时酒厂面对的严峻形势,已非昔日所比。全国白酒生产厂家已发展到了3万多家,白酒生产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不少新厂家脱颖而出,把宋河酒厂逼到了十分不利的境地。
重返岗位,并非角色重复。刘景礼以全新的姿态投入迎难攻关之中。他对全厂实施全面整顿,理顺关系,深入挖潜,动员全厂职工看清形势,克服困难,重振宋河雄风。
重新占领市场,是企业振兴的根本出路。从年初到8月份,他们先后开发了三大系列的24个新产品,改进产品包装,实现高、中、低档,高、中、低度配套成龙,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地区、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与此同时,打响了进军全国市场的宣传销售战。刘景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几路人马,从年初开始,用半年多时间,足迹几乎踏遍了东西南北。8月,当产品订货会如期在郑州召开的时候,宋河人已一扫年初的愁容。来自全国320多家公司的订货量,超出了酒厂的生产能力。
9月底,记者来到本是销售淡季的酒厂采访时,只见车水马龙,客商盈门,多年不见的客商坐等要货,争抢提货的景象再现眼前。厂领导保守地估计,今年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利税突破2亿当不成问题。可此时的刘景礼并没有陶醉其中,他正在考虑如何借助白酒的优势,实施一业为主,多业并举,跨国界、跨行业、多功能、多层次发展,营造大型企业集团的宏大规划。
说起自己的人生追求,刘景礼充满自信和坦荡:“我一生追求两条:心情愉快,事业成功。厂长和专员位子的变换,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飞跃。
“我愿在不断的飞跃中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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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雾锁京城时
巴彤谭厚文袁京革
11月18日,一场浓重的大雾笼罩了北京地区。7时20分,记者在首都机场西卫星厅看到,办完乘机手续的旅客陆陆续续来到指定的休息厅静静地等候。这时,候机楼的广播及时通知大家:由于本场天气原因,所有航班推迟飞行。
在国航商务调度室,地面服务部沈玉兰副经理告诉记者,今天各部门领导不管是否值班,都早早地来到服务现场,指挥服务人员严格按照预案,即《不正常航班服务细则》的程序开始服务工作。综合业务室不正常服务管理点的几位工作人员已为15个延误航班的旅客提供了早餐。
终于,10时10分,飞往烟台的1585航班开始上客。其他航班的旅客们也松了口气。但民航的服务人员又开始了另一个工作高潮:组织上客。
值机柜台提前办乘机手续,并适当延长时间;卫星厅中心柜台用小喇叭不停地广播开始上客的航班;各登机口的服务员忙着组织旅客登机。
18日一天,北京首都机场各部门紧密配合,共组织了148个航班的18450名旅客离京成行。
19日,北京大雾依旧。民航总局陈光毅局长、沈元康副局长一大早带领有关部门领导赶赴首都机场。他们查看了整个现场,实地了解因大雾而影响航班及不正常航班的服务情况,并召集气象、签派、塔台、候机楼等部门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陈光毅听取了各单位的情况汇报后,要求大家一定要确保飞行安全,再大的压力也要把安全飞行放在首位,决不能降低飞行标准放飞。陈光毅还就服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9日中午,我们在现场碰到汗流满面,正在解答旅客问询的国内值机室主任王子明,他告诉我们:19日计划出港航班125个,从上午10时52分起飞第一架航班到下午1时30分,已办理了近40个航班的乘机手续;所有的值机员都在岗位上,有的已连续工作十几小时,还有人到现在没吃上午饭,甚至连早餐也没吃。
塔台值班主任文学正给我们介绍说:昨晚10时机场关闭,21个航班取消,国航19架飞机在外过夜。造成今天计划出港航班多达150余个,自上午10时52分起飞第一个航班后,陆续有飞机进场,本场上空航路比较拥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利用雷达引导飞机,缩短起飞间隔,创造了高峰小时起降43架次的历史最高纪录。
两天来,首都机场200余个航班延误,近40个航班取消,滞留旅客2万余人,两天中,国际航空公司地面服务部向滞留旅客供应茶、水2.7万人次,供餐1.8万人次,为航班取消的2000名旅客在各大宾馆、饭店联系安排住宿。虽天公不作美,但民航人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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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城乡速写

  外来人占领汉正街
本报记者杜若原
步入汉正街,你会发现这里的生意人大多不说武汉话。南腔北调,方言俚语,喧腾在狭小的巷市中,为这个大市场添了几分异彩。
率先尝试个体经济批发业务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十多年来历经潮涨潮落,却是一直火火爆爆。1993年,这个市场销售总额达到27.6亿元,相当于武汉8大商场的总和。而创造这个奇迹的汉正街商人,竟有十分之八以上是来自外埠的农民。不管武汉市民如何看待汉正街,他们不得不承认:地处黄金宝地的汉正街,实实在在被外地农民占领了。
80年代初,一批进城的农民聚于汉正街做买卖,自发地形成了市场。由于缺乏管理,这里不仅因脏和差罹怨于周围的居民,这些农民也曾因无城市户口而遭受清理。好在地方政府眼光远大,给予一些便利,才使外地人在此立身,汉正街市场也才得以迅速发展。
汉正街的外来人中,湖北省内以汉川、天门、仙桃、大冶等地人为多,乃至汉正街有了“汉川帮”、“天门帮”之说。他们往往是一个村子先有一个人闯进汉正街,紧接着将家属、亲戚带来做帮手,不出两年,乡邻也跟着来了。
外省人则以浙江、江苏为多。一位来自浙江义乌的青年农民,当初来到汉正街是为了推销义乌的小商品,后来索性在汉正街中心市场买下铺面,领着妻子、弟弟扎下根来。他的日用百货琳琅满目,多是从浙江、福建、广东的厂家直接进货。问他一天营业额多少,他笑笑说:“至少两千元吧。”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这道特殊的桥梁悄悄地转换角色。他们选择汉正街,就是选择了与父辈不同的生活方式。今年34岁的徐子祥,8年前离开汉川农村的老家,一直在汉正街做服装生意。他买下的摊位,才1米多宽,人站在里面如同锁在笼子里。他说,咫尺摊位之间的竞争公平而又无情,你的货卖得快,价钱好,你就能发财;反之,你就只能眼睁睁看人家发财。
融入城市,这些外来人才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柴米油盐,哪一样不花钱?水电费、房租费、子女上学费,就更不必说了。
几位来自天门农村的妇女,七嘴八舌说道,前几年生意好做,杂费少,攒了一些钱;而现在呢,摊位费由一个月600多元增至近2000元,生活费猛涨,生意却不见好。
我曾探问汉正街市场负责人,这里的“大老板”究竟有多大。不料回答是汉正街很少有“大款”。他解释说,汉正街的经商者大多是农民,他们的商品也销往农村。因此,薄利多销是他们的经营特点。当成百上千的农民怀揣积攒下来的原始资本步入汉正街,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站住脚根。
那些头脑灵活、信息灵通的人,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完成资本的积累。这时候,汉正街拥挤的门面,低档微利的经营方式,逐渐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会走出去,在闹市或外地觅到较大的场地,开辟另一片天地,当大老板做更大的生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适应汉正街的竞争,只得摇头离去,重新回到家乡的土地上。一位熟悉汉正街的人说,真正的“老汉正街人”已经很少了。
汉正街,成了农民进入市场经济的试验场。这个小商品的海洋,同样以不可阻挡的潮流优胜劣汰。然而,还是有一批批的农民义无反顾地走入汉正街。
它总是年青、总是充满活力。这,或许就是汉正街的魅力。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新闻

  别过故园建新家
——长江三峡库区移民见闻
本报记者罗茂城
1993年,随着西陵峡三斗坪大坝前期准备工程一声炮响,三峡库区百万移民,开始迁离自己的故乡。
三峡工程,是集防洪、发电和航运于一体的特大工程,其效益很大,但损失也不小。据了解,水库建成后,将淹没川鄂两省的21个县、市,搬迁近百万人。
三峡工程上马,使川东重镇万县市获得了一次发展机遇。万县市市长陈光国激动地向记者说,早在1914年,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就把万县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过去繁忙的水陆码头万县市,与成都、重庆并列称为“成、渝、万”。没料到多年以后万县市衰退下来,与比较贫穷落后的涪陵、达川并称为“涪、达、万”。三峡水库虽然淹没万县半个城,而一个新万县又将在长江南北两岸崛起。
移民问题,是三峡水库建设的一个大难题。祖祖辈辈在此耕耘,在此繁衍的三峡人,将要告别家园而迁徙他乡。记者来到龙宝镇岩上村,为村民们在移民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家园的留恋又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打动。
岩上村有600多人。当村民们听说要搬离这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故土,全村简直炸开锅了。有到移民办哭闹的、有找工作测量队漫天要价的、也有死活不搬的。村党支部书记谭邦银花几万元盖起一幢二层楼的四合院,现因搬迁也将被拆掉,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可是几年的心血啊。
谭邦银深深懂得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党支书一举一动的分量。他狠狠心,带头拆除了楼房,然后又挨家挨户去做搬迁思想工作。
记者在涪陵珍溪镇舒家村一社采访,正碰上一位新迁来此的移民吴时波和帮他驾牛耕地的农民彭洪清。记者问彭洪清:“你对移民搬到你们这里来有何看法?”“欢迎,欢迎!修建三峡工程,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安置移民,大家都有责任。”问:“移民来了,你们土地不就少了?”答:“我们还可向山坡开发耕地。这块正在翻耕的土地,就是靠炸药炸山坡平整出来的。”吴时波告诉记者,他们全村有80多亩土地被淹。移民办补贴了他们11万元,舒家村为新迁来的外来户开发了150亩耕地,又修电灌站,还栽种了不少果树。吴时波一家4口人,分到400株锦橙,去年部分挂果,卖了两千多元。他说他对政府的安置很满意。
涪陵专员王鸿举对记者说:“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开发荒地,使每个移民有一块口粮田;另方面要抓好农村移民的智力培训,让其掌握1—2门实用技术,既能让他们谋生,又能让他们致富”。
到目前为止,涪陵地区已投入移民农业开发资金2193万元,用于移民新家园的建设。
建设三峡水库,川东名胜巫山、奉节、云阳等15个市、县将被淹,那些曾给人们带来美好畅想的古迹是否从此被大水吞噬?
记者欣慰地了解到,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等古迹都将得到妥善保护,丰都鬼城已做好迁至江对岸较高处王家渡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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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金牛开道
本报记者赖仁琼
重达100吨的铜雕——《盖世金牛》在深圳蛇口四海公园拔地而起。这头用黄铜锻造的牛高28米,宽30米,比济南的《天下第一牛》还要大7倍。在冬日阳光的映照下,牛身金光闪闪,气势非凡,引得不少游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为特区增添了新的一景。
深圳已有《拓荒牛》,为何还要再塑《盖世金牛》呢?金牛的设计者、雕塑家韩美林说:“虽然塑的都是牛,但不同的造型有不同的喻意,特区人已走过了拓荒的阶段。”韩美林和他工作室的同仁历时一年半完成的金牛不仅气势恢宏,而且表达了艺术家的良好祝愿,他说:“愿金牛给特区带来财富!”
有巴蜀鬼才之称的剧作家魏明伦,花两天时间撰写了一篇《蛇口盖世金牛赋》。全文仅700字,却令不少先睹者拍案叫绝。后由康雍书写,镌刻在离金牛不远处的影壁上。游人远观牛,细品文,竞相抄录。
魏明伦在这篇赋中尽述牛与人类的关系,他写道:“牛是人类忠实朋友,相伴创业,佳话如潮。遥想东方牛郎,西方牛仔;老子青牛过函谷,田单火牛冲敌阵,孔明木牛出祁山,藏王牦牛贡中原;牛诸泛月,以文会友;牛角挂书,以耕求学;鲁迅忧患,长夜低吟孺子牛之诗;卡门浪漫,舞台高唱斗牛士之歌;秉笔记兴亡,太史公自谦牛马走;防疫治天花,全人类遍种牛痘苗;宏观至太空牵牛星,微观至乡村小放牛……一部文化史,千年奋斗篇,多少可歌可泣之事与牛密切相关!”
魏明伦说,牛的形象是特区的形象,中国人的形象。他写道:“纵观天下无数耕牛与人为善,奉献甚巨而需求甚微。人有主人者,更有‘人主’者,视宝犊良才为牛鬼蛇神,驱遣其埋着脑袋干活,呵叱其夹着尾巴做奴。割尾巴之惨痛,群牛不堪回首。”“煌然巨变,新纪元之金牛,已非旧体制之牲口。头角依然开拓,尾却自由舒展,高翘云端矣!但高而不傲,大而得当,憨厚而不干傻事,报国而不尽愚忠!披金缎,托明珠,耀神火,兆吉祥。满身殊荣,负重而不再忍辱!遍体财富,乐道而再不安贫!敢超越赵公骑虎,敢探索股市腾牛……观其创新闯关之势,岂牛乎?特区人也!”
雕塑家与剧作家有一个共同愿望。韩美林说,我想在特区塑更多的牛,使深圳成为一座牛城!魏明伦则在《金牛赋》中写道:“莫道蛇口长于经济,短于文化。焉知儒商之智商颇高,经理之哲理亦明。投巨资弘扬艺术瑰宝,引清泉灌溉文化绿洲。金牛开道,此风可长,祝愿后继者多如牛毛细雨。展望未来之特区,岂仅物质文明领先,于精神文明亦当执牛耳也!”
深圳南山区已将此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基地。相信金牛不仅可以带给人们艺术享受,也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思索和启迪。(附图片)
瞧,这一家3口在金牛旁成了“蚂蚁”。
韩美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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