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化)
专栏:

  孔子故里儒风仍在
陈学英袁明孔鹏
在孔子故里曲阜,有市级以上的历史文物古迹100多处。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历史文物古迹破旧。曲阜几年来共投资5000多万元,将孔庙、孔府、孔林等文物古迹加以保护性维修。同时,他们采取吸引外资和自筹资金的办法,建成了六艺城、神话宫、鲁国盛世华夏文化城、论语碑苑等文化旅游新景点。特别是六艺城,能使游人实地领略到孔子施教的礼仪、音乐、射箭、驾车、术数、书法等文化艺术的奥妙,体会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曲阜文化部门通过挖掘整理,编排出大型仿古祭孔乐舞,被一些专家誉为我国继“丝路花雨”、“仿唐乐舞”之后的又一个走向世界的精彩剧目。10年来,该乐舞在孔庙大成殿前演出1000余场,观看者达150万人次。有十几位外国元首或总理观看了演出。
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府宴正是后人遵照孔子的遗训而逐步形成的。10年前,孔府宴已失传。改革开放后,曲阜请当年在孔府的老厨师传授技术,并系统地查阅了大量孔府档案,才使这一传统饮食文化的瑰宝重见天日。孔府宴颇为考究,每道菜都有一个与孔府相关的动人传说。自孔府宴问世后,先后有十几个国家的元首品尝,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曲阜还几次召开孔子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推动儒学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扩大了曲阜的国际知名度。
弘扬传统的特色文化促进了曲阜经济的发展。近几年中,曲阜的经济收入在孔孟故里的12个县市区中名列前茅。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登山临水看什么
自牧
十月秋光好,有幸登武当。在山腰遇到的登山者多为妇女,年纪最长者已78岁,还有被人搀扶的小脚盲眼老婆婆。问籍贯,多为河南人。登山干什么?到金顶才明白:来磕头烧香。可人太多了,弯腰下跪时大家磕头碰脑。天师真有眼,怕都辨不清阿婆是谁。烧香的地方像个炼钢炉门,只见香纸一包一包扔进去,烈焰飞腾。这两件大事干完,赶快下山,不然就得赶夜路了。
如今兴起旅游热。老百姓也有时间、凑盘缠看看名山大川、古刹溶洞。可是,许多旅游景点热衷于重塑鬼神像,大卖香烛纸钱,对景点的介绍却缺乏科学内容和历史事实。导游所讲,多为子虚乌有的传说、荒诞不经的鬼神故事。传说不是不可以讲,但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年年、月月、日日净讲这些,而把科学知识和历史的真实抛在一边。
一次游北方的一座溶洞,不禁为洞中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所吸引,极想知道它们的成因与历史变迁。导游小姐却不断在耳边聒噪:这根石柱是孙悟空的定海神针,那块石头是唐三藏的白马,前边屏风挡着龙女的卧床……讲得俗不可耐,让人不胜其烦。好不容易她停了嘴,问她此洞形成的年代,洞中水从何来,钟乳石与南方有什么区别,竟一句也答不上来,令人游兴索然。
如果走的地方多一些,你也会发现,但凡有名的山、水、洞、庙,多的是烧香、磕头、算命。可怜迢迢费登临,不问人事问鬼神。
比较之下,开展文明旅游的地方则让游客大有收获。笔者去承德避暑山庄,问及清朝何以修这么多庙?答曰:康熙皇帝在1691年发表了一道不修长城的上谕,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长城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和他的后辈不修长城修庙宇,以怀柔结好蒙古、维吾尔、西藏各部贵族,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个解释给人多少启发!笔者曾去神农架,了解到这里是由神农搭架采药得名。而在神农架自然博物馆,看到四种草药,名字特别吸引人:文王一枝笔(清热)、七叶一枝花(解蛇毒)、江边一碗水(治跌打风湿)、头顶一颗珠(去头痛)。咀嚼再三,更加深了对神农架的了解与崇敬。
历史在进步。有机会游览祖国的种种自然、人文景观,是一件好事。作为游客,登山临水,把千古传说化为笑谈的同时,也需要多问问有关地貌变迁、历史事件、工物农事、人情风尚,增加一点常识,才不枉一行。景点的管理、导游,也要多学习、上档次,尽量开展一些科学、文明的项目和活动,引导客人作高雅的旅游,而不仅仅是博人一笑、取人钱财。不知此议当否?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以开放的胸怀弘扬本土文化
记者: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势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如何把对外开放与弘扬本土文化结合起来?
庞朴:任何文化都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两种属性。西方文化带有西方的民族性,光看到它的时代性是不够的。李约瑟举过一个例子:设计齿轮,中国人喜欢让它平着转,西方人喜欢让它立着转。平着转还是立着转,在科学上并无优劣之分,纯粹是一种美学趣味。你看,在似乎最不带人文色彩的地方都存在着人文习惯的差异,何况其他?再如民法,可不可能制定出一部纯粹的抽象地规范人与人关系的法律?不可能,人文的东西甩不掉。有的国家父亲替儿子窝藏赃物不算犯法,反映了东方式父为子隐的伦理观念。
民族性这东西很厉害。“国学热”已经研究的或者说应该研究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很难说它是优点还是缺点,只能说是特点。要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际关系、道德情操、美学感受、思维方法、非宗教的宗教情绪,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只成为中国人的东西。“五四”大师以为这些东西一天就能抛掉。其实,连东南亚的华人身上还是有这些东西,不可能抛掉。研究传统,找到这个根,只会使现代化建立在更理想的、更符合国情的基础上,不会成为障碍。
王焱:国际经济交往的频繁,往往促进民族文化的自觉。我们对本民族学术文化体认的深度,决定我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理解的深度。一个连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不能继承的民族,更遑论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
朱正琳: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言之。从科学技术这一方面看,从方法到成果都已为人类所共有,不能再看作西方一家的文化了。从人文学科方面来看,现在有一种本土化的学术运动在兴起,主要发生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发现西方学说的研究对象与本土研究对象不同,从而导致西方的研究方法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本土研究。也就是说,其方法不具有自然科学方法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但是,本土化运动的学者的成果最终仍会与西方创建的知识体系合一,使社会科学也逐渐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那么,所谓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究竟指的是哪些方面呢?显然只剩下价值观这一个方面了,也就是本民族对是非善恶的独特理解。但就从这一方面来说,互相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在不断地交往、不断地冲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价值观也会互相有所融合,形成一些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价值。从这几方面看,过于僵硬地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并无必要。不过,由于普遍价值应该在平等的交往中形成,而非由一方强加给另一方,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便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在交往中明白自己的独立立场和要求何在,二是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可以更为明智一些。
记者:我们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文化从来就有一种博大平和的胸怀。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庞朴:目前,世界上的有些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有抬头的趋势。在历史上,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曾经演变为军国主义。中国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从来就没有西方那种可以称作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从《春秋·公羊传》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就不是血缘、种族的概念,也不是地域、政治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文明程度问题。讲文明的是华,不讲文明的就是夷。韩愈《原道》一文谈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康有为注《论语·子罕》时指出:“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之;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之。”这是一种很可贵的理性早熟。汪晖:社会认同仅仅靠民族主义是很有危险性的,还有其他的整合资源,如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平等的自由的思想,这些对现代人的世界观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社会仍然要往前走,对自己的文化总得还有点变革的动力,而动力是从比较中得来的。(附图片)
朱正琳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走出传统研究传统
部分老中青学者解析“国学热”
传统文化能否再写辉煌
本期访谈学者:季羡林、庞朴、何博传、朱正琳、王焱、汪晖、刘军宁
本报记者:祝华新、卢新宁、周庆
编者的话:“文化探访录”专栏今日首次与读者见面。本期的话题是:“国学、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记者围绕这一主题,访问了7位学者,请他们各抒己见。由于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出现某些观念的碰撞也不奇怪,毋宁说这是当前思想文化界有活力的表现。今后,本版将陆续选择社会上比较关心的文化问题,探访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以飨读者。
记者:当前讲弘扬传统文化与“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否有矛盾?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然而进入90年代,一些学者却亮出了“国学”的旗帜,您认为这种变化的背景是什么?
季羡林(83岁,北京大学教授,曾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五四”批判封建道德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它已经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破除一个东西,“矫枉必须过正”。到“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登峰造极,那已是另一码事。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不对的,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如今“国学”再度被提起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是想让社会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一是从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出发。这里我侧重讲讲后者。
人类文化基本上有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中间有断层,一些阿拉伯国家保留了一些,直至现在形成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主,加上印度、韩国、日本。东方西方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是分析,越分越细;东方是综合,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也是“国学”的精髓。它是说人与大自然要“综合”,要合一,所以人与自然应该是朋友。西方则讲究分析自然,征服自然,所以人与大自然是敌人。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对人类是有贡献的,现在我们从头到脚,许多东西都是西方发明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汽车飞机都拜其所赐。西方文化最大的缺点是与自然为敌,征服自然到一定程度,会给世界带来种种问题,如生态平衡被破坏,环境污染,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些弊害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影响到人类的继续生存。而在此危急存亡之时,只有乞灵于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现在我们也有环境保护不够的问题,但我们在哲学思想上是明确的。
世上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问题上我也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文化发展在汉唐是中国居于首位;产业革命之后,进入资本主义文化,西方占了垄断地位;到了今天,20世纪末,西方文化已近乎强弩之末。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以东方文化为主体的、融合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因此,是到该客观地、全面地讲东方文化、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的时候了。
庞朴(6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化史丛书》主编者之一):90年代,一些学者亮出“国学”的旗帜,这意味着知识界由文化批判的时期进入了学术反思的时期。五四时期是文化批判的时代,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都是从传统中杀出来,批判传统,启蒙,求解放,要现代化。其实,他们的国学根基比我们不知要深厚多少。历史如果正常发展,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两个问题:一、什么是传统,哪些应该保存,哪些应该抛掉,哪些是抛不掉的;二、什么是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理论、经验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适用性有多广。其实,3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如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宣言,还有关于社会史的论战。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打断了这个势头。
80年代干的还是“五四”时期的事,还是文化批判的事。当然,80年代的批判对象,除了封建主义的老传统,又多了一个教条主义的新传统。90年代做的是早在30年代就本该做的,在走出传统以后回过头来好好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祖宗,同时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只有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向哪儿去。用政治术语说,就是要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这件事,鲁迅没有时间做。他一心从传统中杀出来,《狂人日记》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个字,的确畅快淋漓,但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吃人”吃了五千年,文明早完蛋了。
也许有些人以为,过去是西风压倒东风,今后要东风压倒西风了,中国传统文化要当运走时了。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东风西风轮流坐庄的思维方法是不对的。过去确实是西方中心时代,但今后不会也不应转为东方中心时代,而只能是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与东方(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及东方的优秀文明为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所接纳的时代。简单地说,是一个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一个和而不同的时代。其二,民族主义的情绪不能有。
当然,也可能有少数人是以“国学”逃离尘世,躲进象牙塔。希望他们毋忘时代目标,现在不是乾嘉时代。
汪晖(35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学人》丛刊主编者之一):宋代有理学,明代有心学,清代有朴学,但没有人说它们是“国学”。为什么近代以后产生了“国学”?因为首先有了“国”的问题。中国近代面临西方侵略,逐步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概念。“国学”概念一是针对满清统治,针对所谓“胡学”,是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产物;二是针对西学,在政治上、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对抗西方的过程中,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本位。晚清以来,要完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除了要争取政治主权、进行社会动员,还要推动文化同一性的形成,国学思想、国学运动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五四以后,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一方面是为了到传统中“捉妖打鬼”,是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为了实验他们的实证的科学方法。而他们的对立面,如学衡派、《国学季刊》周围的学人做国学研究,强调的是对本国文化命脉的维系,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等。现在看来,五四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态度有其简单和幼稚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略五四的社会背景:一是五四前不久,袁世凯称帝,把孔教作为帝制的支撑;二是日本人提出“21条”,民族危机加剧。不能简单地把五四看作一种文化运动,它也是一种政治运动。五四人物要改造中国社会,但选择了从文化进入的战略。他们对国故的整理研究,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毕竟开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传统。尽管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对五四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们的思想、文化乃至使用的语言基本上还是五四的产儿。
80年代,“文革”的社会专制过去不久,许多知识分子从西方近代文化中,特别是启蒙主义文化中汲取了文化批判的资源。然而,在市场化已经不可逆转的90年代,如何遏制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的批判。
研究传统文化有学术意义,但今天是否还要用“国学”的概念,我是有疑虑的。因为很多人讲的“国学”是儒教文化和汉文化的传统,排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再者,随着经济关系的全球化以及某些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制的形成,不可能仅仅从自己的一国文化来讨论问题。讲国学,不要与华夏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不要变成新的华夷之辨。
朱正琳(47岁,湖北大学哲学所副教授,《东方》杂志副总编):“打倒孔家店”虽然是五四时期留传下来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口号,却不能将之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和庞杂的历史运动,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呈盘根错节之势,决非简单的对抗关系。决裂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决裂。别的不讲,就连在美国呆了半辈子且言必称美国的胡适,不也是浑身浸透了士大夫的气息?更何况五四大师中对传统文化持较温和态度者也大有人在。有些人(如蔡元培先生)甚且自觉地努力去做“为传统与现代接榫”的工作。
再说说80年代的“文化讨论”,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激烈程度远远赶不上五四时期。同时,讨论中一直存在着“中西文化融合论”的呼声。当时就有不少人在做着重建“国学”的工作,而今不过是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人们对“西学”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从思潮上说,“国学”似乎与文化保守主义互为唱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也经常从西学中寻求学理上的根据。研究的对象并不必然是追求的对象。“国学”热兴起的原因,不能单纯从思想史的角度而必须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寻找。
刘军宁(33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国学”热的抬头,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经济高速增长有关。香港、台湾、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把“新儒家”请回来。原因何在?市场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个人相对独立,不再单纯依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身立命?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可能直接从西方文化中寻找一套工作伦理、商业伦理、家庭伦理,只能从传统中去寻找。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儒家传统的正面肯定。例如香港,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比较集中,先后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刘述先等人各领风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繁荣的市场经济与严肃的学术文化并不矛盾。
王焱(38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编审,《国学丛书》特邀编审):五四人物在亡国危机刺激下,提出“打倒孔家店”,希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仍然是在一元文化心态下的产物,不乏偏狭之说、怪异之论。流风所被,甚至在数十年中形成举世罕见的“文化自虐”现象。而90年代国学的兴起,却是在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学术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
从五四的偏颇到今人的自觉,并不在于今人在智力方面比前人高明,而在于70多年来,世界与中国的政治和学术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本世纪初叶,西方列强横绝天下,中国被纳入世界文化体系,成为亦步亦趋依附西方中心的文化边缘。然而站在世纪之交回看历史,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消解已预示着西方文化霸权的衰落。很多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奇之说经不起历史风雨的消蚀,成为一现的昙花。唯有民族文化的博大传统天不能掩,地难埋,在现代学术的映照下,焕发出新的生命。
今天看来,同在五四时期,《学衡》杂志标举的“昌明国粹,融会新知”或许才是发展中国学术更为健全笃实的文化主张。
如同近代国学大师如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汤用彤等运用新知发展国学一样,90年代所谓国学,我想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学术的深闭固拒。五四时期流行的西方中心史观已经式微,厚诬中国史为层累伪造的“疑古史学”已为今天的“证古史学”所取代;在哲学领域,与德国古典哲学持续数十年的对话获致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在文学方面,借助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兴起,人们开始廓清文学领域内的西方中心论偏见。不仅人文学者在反省中国文化强烈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失落,连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批判性地运用西方模式从事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并力图使之本土化的势头。凡此,都构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国学”兴起的文化现象。
90年代,获得了文化自觉的中国学术摆脱了盲目依附的边缘心态,终将从边缘渐次介入世界学术的中心。(附图片)
季羡林
刘军宁
庞朴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汉语文化的维系和再造
记者:语言是文化的表征。近年来,文学语言和口头语言吸收了大量民间流行的新语汇,其中包括一些粗俗、低级的用语,有人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痞子化”倾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焱:我以为这个问题抓住了根本。语言的命运,昭示着文化的命运。“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十年浩劫的最大摧残,就是对我们民族博大、优美、丰富的语言文化的摧残。这正像顾炎武当年所感叹的:百年养之不足,而一旦毁之有余。政治术语的滥用,造成整个生活世界被畸形政治化,丧失了表达正常人情感心灵的语言,其结果是向江湖的粗鄙语言借贷。作为那场浩劫的后遗症,就是不少源自黑社会的切口变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流行语。这种流行语却透过一些大众传播媒体不断向社会扩张蔓延,近来甚至有向知识界大举入侵的势头,使人不能不有惊心动魄之感。难道这就是《诗经》、《楚辞》以之吟咏、韩柳欧苏用来写作的那个优美的汉语文化吗?
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守护者,首先就意味着守护语言。如果连知识分子也不能不向这种粗鄙语言借贷,那不能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大悲哀。对比于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比如法兰西学院对本国语言的珍惜,我们本应作为民族文化守护者的人是多么缺乏对语言沉沦的自觉与敏感啊!
季羡林:语言变化是正常现象,世界各国没有不变的语言。语言的规律是变化不可避免,但变化太大则会造成混乱、失去作用,这是一对矛盾。我们现在就是要处理好这对矛盾。1946年,我在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等船时,听到有华侨说“伤脑筋”、“搞”等词儿,感到很奇怪。那时我离开祖国已经11年,不了解原有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两个词几乎天天被运用。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被大家普遍接受了,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在此之前,应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朱正琳:文学语言吸收大量民间用语并非始自今日,《西游记》、《红楼梦》都可作例证。
何博传(中年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代与传统》丛刊主编):所谓“痞子化”,这“化”字是一个使用得最多而实际意义又很小的概念。语言那么复杂,几句俗语痞子语怎么可以把语言“化”了?“文革”时,语言最粗鄙、最庸俗,仍没将语言“化”到哪里去。语言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经历。某个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异,只会增加语言的色彩和味道。语言是一种工具,有人去用,最终就会强化它的功能。对语言最有害的是企图禁止人们去使用。
汪晖:所谓“痞子化”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且这种提法过于伦理化,我们需要研究语言变化背后的深层社会基础。市场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层,不同阶层使用的语言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痞子化”语言其实早已有之,现在的问题是操用这种语言的阶层透过大众传媒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大学教授对语言的支配权瓦解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文艺复兴后古代纯正的英语不能用了,许多人连莎士比亚都读不懂了。语言的背后是价值问题,原来那样陈述,现在这样陈述,反映了传统价值体系的转换。对此,我想说两句话:其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不要以精英的方式限制别人说话。当年白话文运动实质上是文化上的反特权运动,其背后是下层民众在文化上的平等要求。其二,承认这种语言的世俗化方式不等于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文化批判和抵制。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文化不等于民间文化,这里有个谁掌握媒介控制权的问题。对大众传媒以市场名义实行的“文化专制”,人文知识分子有批判的权利。
刘军宁:所谓的“痞子化”是过去长期思想文化禁锢的产物。它嘲讽虚伪和谎言,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它的出现是文化多元局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映衬出雅文化及其创造者的失职与失落。怎么办?不能去否定对手,只能是增加雅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使自己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更具竞争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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