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一个久远的期盼即将实现
——记新疆打井饮水工程
罗湘民
今年10月的一天,在新疆和田市郊区的一块场地上,和田县的农牧民一个个身着节日盛装,脸上挂满了微笑,维吾尔族的男女老幼,随着乐曲翩翩起舞。记者往来穿梭于人群间,忙着采访、摄影。在这个不是节日的日子里,人们为何如此欢乐?答曰:今天是和田县打井饮水的开工仪式。打个饮水井值得如此欢乐?答曰:多数农牧民祖祖辈辈喝“涝坝水”的历史时代即将结束,为何不乐?
    水哟,纯洁的水
汉族人在清明节上坟时带着供果、纸钱去祭祀先辈,而南疆的维族群众在油葫芦节里,上坟的人们在携带的各种供品中,都要提着一个装满水的葫芦,把水浇到先人的坟上,以慰先辈长期盼水之灵。水,对面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疆人民来说,是生命之水,幸福之水,是一生的渴望,一生的追求。
解放以来,南疆人民为解决水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并取得很大的成绩。40多年来,和田地区修建、改造了五级引水干渠,仅引水干渠就达23000公里,每县有100多公里的干渠。策勒县投入了相当于国家投入的10倍的资金,经过几代人30年的不懈奋斗,终于于1990年建成了长达86公里的引水干渠。修建的大小水库58座、大小水电站30多座。正在修建的乌鲁阿塔水库,建成后,能彻底地解决123万亩耕地的干旱问题,近期可扩大耕地70万亩,远期达到150万亩,能解决和田地区的用电问题,还将大大改善生态环境。当看到那绵延100多里,用一块块卵石砌起来的引水干渠,当看到靠一锨一镐垒起来的几十米宽的库坝,谁不为之动容!
但由于这里百事待举,地方财力严重不足,这里仍有相当部分的农牧民至今还饮用从引水渠道注入的坑塘死水,即当地人民称为的“涝坝水”。南疆人民祖祖辈辈为水而苦恼,为水而拚死奋斗,既享受了党和政府引水之甜,也深受了不洁净水之苦,他们盼望这种状况早日终了。广大干部也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水哟,幸福的水
今年8月26日,李瑞环同志来和田视察工作。当他了解到南疆不少农牧民至今仍在饮用不洁净水,并因此引发各种疾病时,心情十分激动地说:“防疫改水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身心健康,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最紧迫的一件大事,要作为为群众办实事最突出的问题加以解决。”并指示:目前,从和田县搞起。他在询问了和田县打井所需的费用后,表示要尽力帮助筹集。回京后,瑞环同志迅即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报告了和田地区的饮水问题。四中全会期间,李鹏总理又亲自听取了新疆党政负责同志关于改水工作的汇报,决定在3年内分期给新疆解决3亿元的改水资金。与此同时,李瑞环同志率先垂范,召开家庭会议,动员家属子女集资捐助了2万元;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按照瑞环同志的指示精神,多方奔走,动员社会各界捐资支援,在很短的时间筹集了1500万元。新疆自治区得知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瑞环同志家庭捐款、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筹资消息后,立即开会研究,决定自治区在3年内拿出3亿元用于解决全疆地区的改水工程,给和田计划打的750口井,每口补助1万元。至此,和田县打井所需的资金基本得到解决。可以预计,经过3年的奋斗,南疆乃至全疆的饮水状况将大为改善。
10月4日,王兆国同志受瑞环同志委托,将筹集到的1500万元和瑞环同志一家的2万元送到新疆。10月5日上午,新疆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向和田县打井工程捐款仪式”。随后,各新闻媒介作了广泛的报道。和田地区的电视台连续几天播放他们自制的捐款仪式录像片,全文报道了王兆国同志在仪式上的讲话。消息传开后,整个和田县及和田地区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中,人们奔走相告,笑逐颜开,他们说:“党中央给我们送来了幸福水,团结水。”10月10日,和田县召开了隆重的第一口井的打井开工仪式,并计划将这口井命名为“团结井”。现在和田地区和和田县的各级干部精神振奋,决心很大,计划提前在明年“七一”前完成和田县的打井饮水试点工程。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科尔沁草原上的朝鲜族村落
张成
内蒙古通辽市大罕乡鲜光村是朝鲜族聚居村,全村151户中,只有一户汉族、一户蒙古族。她像一朵美丽的鲜花绽放在科尔沁草原。
初冬的一天,我们来到了鲜光村。小村房舍整齐漂亮,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秋收已经结束,家家稻谷堆积如山。村民正忙着打稻,时远时近的机器声混合着人们劳动的欢笑。
据村干部介绍说,这些年来,鲜光村收入一直不错,群众生活水平较高,家家有电视,户户有存折,全村砖瓦房达85%,剩下的土房大多是举家外出经商户的老宅,他们无暇盖新房。据统计,全村已有47户村民走出田野,到北京、沈阳、呼和浩特、通辽等地经商。他们开餐馆、卖咸菜,把诱人的民族风味播洒到天南海北,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在鲜光村大有人在。
朝鲜族人擅种水稻。今年,全村收水稻75万公斤,可卖大米45万公斤,加上秋天加工萝卜干条卖得的收入,人均纯收入在1600元以上。村妇联主任宋玉突家种了27亩水稻,产水稻3万多斤,仅此一项人均收入6000元,还不包括她秋天卖萝卜干收入的2000多元,而且她家的插秧机、打稻机都可挣一笔收入呢。像这样的种稻大户,村里有五六户。
鲜光人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沐浴了党的民族政策的雨露阳光。从前,这个村子的绝大多数村民还生活在百里之外的通辽市喜伯营子公社(今天的喜伯艾力苏木),利用清河水种稻。1958年,清河水断流,又逢旱灾,水稻严重减产。1959年,擅种水稻的人们不得不改种旱田,又几乎颗粒无收。怎么办?1960年,在政府安排下,全村迁到新建成的红领巾水库附近,扎根在大罕乡,用水库的水种稻。朝鲜族同胞终于又如鱼得水,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一片处女地上,建起了如今这文明、富裕的家园。
经济的发展与村民的文化素质高是分不开的。鲜光村特别重视民族教育,村上每年都要投入1万多元办学,这一项就占村提留的20%左右。村领导说,在教育上多投点钱值得!正因此,这里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从学前班到初三,十个年级保证了新的一代最低都要受到初中教育。这在其它地方是少见的。大概是因为人的文化素质高的原因吧,小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格外好,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大罕乡领导说,鲜光村计划生育用不着乡里操心。村妇联主任宋玉突告诉我,虽然少数民族有生育的“优惠政策”,但新结婚的青年人大多数都报了独生子女。不但没有一户超生的,而且给生育指标都不要。每年村里都有10个左右的指标,只有5、6个被要走,而实际出生的仅有2、3个孩儿。问及为什么鲜光人能做得这么模范,他们说主要是青年人文化素质高,观念新,认为“孩子多了拖累人,影响干事业。”“城里人能要独生子女,我们也能。”
鲜光村人尊老爱幼、家和邻睦、互相帮助、情同手足的村风令人羡慕,而两个民族间的友谊,更如那草原上最美的乐曲动人心弦。1992年,蒙古族村民吴阿龙的爱人病重住院,家庭困难使这位蒙古族汉子一筹莫展。村干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在村上经济紧张之时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借给阿龙5000元。随后,在村干部带领下,村民、学校师生又捐助了1500多元。当时正值春天,为了不误阿龙家春耕生产,村干部和村民承担起了阿龙家的大小活计,为他育苗、插秧……现代医学没能挽留住阿龙爱人的生命,是民族兄弟间深厚的亲情温暖了阿龙那冰冷的心。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广西注重提高少数民族干部整体素质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陆汉魁)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在不断选拔、继续壮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少数民族干部数量增长较快。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34.5%,形成了包括党务、政务、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人才的相当规模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广西为提高现有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充分利用各级党校、大专院校、干部学校,以理论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学历教育、岗位职务、知识更新补缺等形式,进行长、中、短期的教育和培训。1991年以来,广西大中专学校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县的乡镇干部1700名,区外境外也为广西培训了653名少数民族干部。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泰安着力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
本报讯山东泰安市,是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散杂区之一,有回、满、壮、苗等25个少数民族,7万多人。市委制定了培养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和1994年到本世纪末《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工作七年规划及实施意见》,努力塑造一支敢作敢为,独当一面,开创新局面的干部,着力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洞察、智囊实干、联系群众、组织协调能力。
全市还从工人、农民中选聘219名少数民族干部,103人破例进入了党政机关。与此同时,泰安市还注重抓好少数民族干部的继续培养,通过送高校进修、集中培训等渠道,提高其理论文化素质。并采取纵横系统、岗位轮换、外出考察学习等多种形式,强化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实践锻炼。
(姜华韩庆全)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民俗风情

  《三国演义》与侗族“三国歌”
龙运奎(侗族)
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一播出,就受到了全国各民族观众的喜爱,特别是身居黔东南地区的侗族人民,更是倍感兴奋,他们一边欣赏着电视上的场面,一边又哼起了自己喜爱的“三国歌”。
在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过程中,随着汉文化逐渐向侗族地区的渗透,许多汉族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广泛流传于侗族民间,有的还在原作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成份,成为侗族民间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国歌”就是其中流传最广、最富特色、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三国歌”是侗族人民根据《三国志》或《三国演义》创作改编的对唱体叙事歌,主要以酒歌的形式流传于贵州省天柱县侗族地区,多在婚嫁等喜事中对唱。“三国歌”中的《桃园结义》、《关公辞曹》、《过五关斩六将》、《刘备被困在西川》、《古城会》、《徐庶辞刘王》、《刘备东吴招亲》等等,都是根据三国故事改编的对唱体叙事歌。这些叙事歌,少则十几行,多则上百行,在对唱中夹叙夹议,既有叙事情节又有抒情色彩。例如《关公辞曹》中的:
客:“曹主恩深多日好,无言拜上你张辽。封金挂印上了马。改日再会摆闲条。”
主:“一莫忙来二莫忙,曹操要留关云长。留得云长朝中坐,万里江山才久长。”
歌中所唱的“曹操”、“张辽”、“关云长”,既是指三国史书上的历史人物,又是指当时唱歌喝酒的宾主;歌中所唱的“朝中”既是指三国史上的朝廷所在,又是指当时唱歌喝酒的地方。这种一语双关的表现手法,正是北部侗族酒歌的一大特色,很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民族理论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理论研究,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日前联合召开首次民族理论研究座谈会。20多位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如何开创民族理论研究新局面。代表们就民族理论研究的现状,影响民族理论研究相关因素以及如何解放思想,深化民族理论研究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求实)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这里星光灿烂

  丹珠昂奔:我国最年轻的藏族教授
韩梅
他,今年39岁,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副院长、藏学研究所所长、藏学系主任,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藏族教授,也是中央民族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系主任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丹珠昂奔出生在青海省海东地区一个普通的藏族家庭,这个能吃苦,爱动脑的孩子,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着。1981年大学毕业后,他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所、藏学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几乎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觉,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拚命地学,拚命地写:学他需要的一切知识,写他的感觉、感情、生命体验和厚重的理论思考。1991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他已发表300多万字的著作。1993年他调任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并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
20年的心血凝聚成20年的累累硕果,他出版了《藏族神灵论》、《佛教与藏族文学》、《吐蕃史演义》、《爱我中华、爱我西藏》、《藏族传统文化辞典》(主编之一)、《藏族文化散论》等著作,发表了《论活佛》、《藏族古代伦理思想初探》、《藏族文化圈与格萨尔王传》等60余篇学术论文,共400多万字。他研究学术,也研究经济、政治;他研究历史,也研究现实。《藏族神灵论》一书是他在藏区实地考察的结晶,从理论上廓清了藏族的神灵系统,剖析了藏族各大神灵家族形成、发展的社会原因、历史背景。为藏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学术思想。三万言论文《藏族文化与现代化》,是他研究藏族现实问题的力作,论述了藏族文化的个性弊症,健康机制,以及藏族文化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对藏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探讨,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获得1991年度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还主要表现于对藏文化的理论研究方面:他首先提出了藏族文化具有原始信仰文化、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三期发展的观点。确立了藏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历史分期。并将其理论运用于藏族长篇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中,获得了可喜的成绩:1986年,因在《格萨尔王传》发掘中取得成绩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表彰,发表了《部落战争与格萨尔王传》、《试论格萨尔其人》等有关《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论文多篇。他提出了藏族文化是以原始信仰和苯教文化为基础,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主导,并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些形式和内涵的多元文化的学术见解。他对本民族人民的一往情深的爱和沉静、客观、科学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他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有关藏学讨论会,并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成员前往德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访问讲学。
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他还在文学的田野里笔耕不懈,一篇篇藏族题材的小说、散文带着深深的思考和浓情汩汩流出:《在岁月脚下》、《草原上的传说》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获奖,中篇小说《白雪山、红雪山》还被译为日文。
目前,他已主持完成了“八五”重点课题《历辈达赖喇嘛、历辈班禅额尔德尼年谱》近100万字和30多万字的招标项目《藏族文化志》。他说:“路还长,路还崎岖,我将继续努力于此。每一位想为人世做点事、取得一点成绩的人都应该抓住时间,更愉快、更精确、更有效地使用生命。”(附图片)
丹珠昂奔在日本


第10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留个地址,以后多联系。薛培原摄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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