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探索与商榷
大科学的国策研究
赵红州
新中国４０多年的科技史，乃是“大科学”的发展史。新中国４０多年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亦是大科学成就（比如，卫星上天、两弹起爆、人工合成、对撞成功等等）。而基础学科领域中的大科学与小科学关系如何协调，则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研究的重要课题。进行建立健全的大科学体制的国策研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大科学”体制及世界各国的情况
所谓“大科学”体制，指的是建立在“规划科学”思想基础上的现代科研体制。这种体制最早渊源于十月革命时期的电器化计划。当时西方国家对前苏联的“规划科学”持否定态度，到了二次大战以后，“规划科学”的思想却成了西方时髦的东西。２０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依赖性的加强，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控制，从美国“曼哈顿计划”到“星球大战计划”，从前苏联“综合纲要”到西欧“尤里卡计划”等，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确立了大科学的科研体制，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规划和调控与国民经济和国防息息相关的大科学项目。
大科学体制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它使现代科学技术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巨大推动，实现了许多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创造出诸如高能物理、宇航科技这样的伟大成就，同时又把许多科学研究成果迅速变成高技术产业，大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但是，大科学体制如不健全，如没有正确的战略或管理不善，那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会扼杀民族的创造力，损害国家的基础学科研究。因为大科学的基础研究，是经过详细规划、慎重选择、充分论证后确定的。由科学家组成的学术评审机构把许多带有创见的基础学科项目淘汰掉，留下来的，一般是常规科学规范容纳了的项目。然后，再经过行政的审批，便把一些与国家的经济和国防等有关方面的或领导者自己看好的项目，推到宝座上，正像７０年代美国把１５亿美元的“癌计划”推上宝座一样。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富于创造的基础研究项目可能会被排除。
在不同国家，大科学体制的发育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科学体制是从小科学体制进化来的。在那里，原来就有比较发达的小科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学研究不是按照规划来确定的。科学家只要找到资助，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自由研究，而支持这些项目的，乃是民间的个人基金会或社团基金会。这种小科学机制在大科学机制建立起来以后，都变成其外围软组织，发挥着必要的辅助功能，专门为那些带有创见的基础学科研究提供资助和帮助。因此，我们可以把西方的这种大学科体制看成是既有大科学硬核、又有小科学软组织的“弹性结构”，这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健全的大科学体制。
相比之下，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其大科学体制就显得缺乏足够的弹性。在那里，本来小科学体制就不发达。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形成了单一的大科学机制，从根本上取消了原有的一点点小科学软组织。在那里，科研课题是按照政府和长远科技规划确定下来的。不管科学家有没有兴趣，课题年年开；不管科学家有没有成果，科研经费年年拨。科学家有了新的创见，往往因为不在规划之列而得不到支持，往往因为不在计划之列而失去评奖机会。这样一来，前苏联等国的“大科学”体制，便成了只有硬邦邦的大科学内核，而没有外围软组织的小科学体制。这种大科学体制是不健全的。
建立我国健全的大科学体制
事实证明，纯小科学体制，不能支撑现代科学技术的大厦；相反，纯大科学体制，同样有害于科技发展。真正健全的大科学体制，必须有小科学体制配合。为此，我国大科学体制的建立有必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加以研究、解决。
首先，在世纪之交的一二十年内，我国科学的战略思想应当是减少与国力不相当的大科学项目上的投入，增加对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资助众多的小科学项目，为未来的大科学项目储备力量。利用税收手段，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社团科学基金会或民间科学基金会，大力发展潜科学研究，保护民族创造力。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学管理方法，鼓励中青年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参与世界科技竞争。上述可谓之大科学小搞，小科学大搞的国策。
其次，应迅速制定我国基础学科结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学科结构是影响一个国家科学能力的重要因素。近代科学史上，一个国家科学的兴衰，除了科学人才、实验技术和图书情报等因素外，基础学科的结构是否健康、合理，也常常是影响科技发展的。８０年代，世界基础学科结构开始分化为两种类型，即以生命科学为主的学科结构，以及“生物、物理、化学”为主体的学科结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前苏联为代表。这种格局的形成既是科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更有市场经济原则的强烈影响。面对这种格局，我国科学的未来走向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
近代科学史是“数、理、化”为代表的非生命学科发展的历史，亦是以物理学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史。
近代世界科学中心５次转移，每一次中心所在国的基础学科结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三足鼎立的学科结构。凡是世界科学中心所在国的国家，其基础学科的结构都是均衡的、健全的。任何片面强调某一、两门基础学科而忽视其它学科的科学政策，都会使本国的科学能力遭到破坏，使科学大国的中心地位逐步丧失。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基础学科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生物学与天文学迅速发展，使数、理、化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相对降低。这一点，充分表现于世界各国的基础学科结构。
因此，８０年代，世界各国学科基础结构进行了调整。一些国家（如美、日等国）基础结构变成了以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学、生物医学在内）为主的学科结构；另一些国家（前苏联、东欧各国等）的基础结构则变为“生、物、化”三足鼎立的学科结构。
在这两种基础学科结构中，生命科学在其中所占比例都在增加。７０年代ＤＮＡ重组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而触发了一场“生物技术的革命”，推动了微生物（或发酵）工业和制药工业的发展。８０年代，生物技术进入医学和农业，形成所谓“ＤＮＡ医学”和“ＤＮＡ农业”的科学理论，并且进一步向着人类高级神经系统方向推进。可以说，世界科技已形成了一股由非生命科学研究奔向生命科学研究的巨大潮流。
我国基础学科的结构一直是不健全的“三足鼎立”结构。鉴于这种状况，今后的科技发展战略到底朝着哪一个目标前进？我认为，任何正确的科学政策，都必须注意两个根据：一是本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第一，我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本上不同于美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美国的基础工业（能源、材料和交通等）经过２００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基础。它可以承载建立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庞大的新的产业群，可以为生物技术这样的风险技术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因此，美国目前形成的以生命科学为主的学科结构，是与其强大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我国的产业结构则不然，基础工业尚薄弱，还支撑不了庞大的新的产业群，因而为生物技术这样的高科技发展提供不了足够的风险投资。因此，提出“向美国学科看齐”的口号，显然是欠妥的。
第二，我国目前的学科结构，除数学太弱外，其它学科尚属正常的结构形态。物理学和化学的发达，这对建立我国强大的基础工业结构，完全是必要的。尤其是，核物理、凝聚态物理都是现代科技前沿，在这些领域部署科研项目，是符合科学自身逻辑的。在这些领域的任何突破性进展，都会为能源和材料工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我国的学科结构，既不能向美国看齐，也不能向前苏联看齐。前苏联的重点学科在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而对生命科学不太重视。我国基础学科的发展战略应当是兼顾经济发展和科学自身逻辑的需要，协调非生命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自然比例，重点资助与基础工业有关的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和化学，重点资助与农业和能源有关的生命科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我国“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的三足鼎立的学科结构，使其适应我国产业结构（或技术结构）的发展变化。一句话，在世纪之交的三五十年里，我国基础学科重点应放在物理学（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上，以便提高我国科技的整体水平。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讨会述要
不久前，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着重讨论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问题，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有５０多人。
有的学者指出，要研究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思想理论、运动、制度和文化等几个方面。其来源有二：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运动；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从实践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也仿效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好的做法。
有的学者认为，现在有的部门把“社会保障法”当作《劳动法》的子法，是不妥当的。社会保障不仅包括对劳动者生、老、病、死、伤、残、失业、救济等的保障，还应包括对非劳动者生活的保障，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统一。对此，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当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推行社会保险一体化。除国家基本保险以外，还可以搞企业补充保险，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有的学者介绍了我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覆盖面小、费用负担不尽合理等。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兴办法定保险，实行多层保险体制，推行个人交费机制等改革思路。
我国当前保险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保险与失业救济方面存在盲区；职工自我保险意识淡薄；改革不配套，企业破产难。学者们提出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根据我国情况，社会保障只能保障最低生活。同时，要考虑职工的承受能力。
关于失业保障基金问题。学者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冗员过多，在深化企业改革中要从国有资产中拿出一块来建立失业保障基金。
学者们强调，我国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要汲取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经验教训。这包括一定要从我国资源情况出发；保障水平不能太高；社会保障的总规模要低于西方；分配使用上要与贡献挂钩；基金筹集宜采取“三位一体”以及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等等。
（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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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者
——读《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李惠斌
王治河所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近日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系统论述西方后现代哲学的书。后现代哲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西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总体倾向都是对西方近现代的传统文化进行解构与摧毁。８０年代以来，国外发表了大量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著和文章，而我国有关评价著述还不多见。如果说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只是对信息时代的现象描述的话，那么，后现代哲学的研究则是抓住了后现代文化现象的方法论基础。作者从“非哲学”、“非中心化思潮”、“反基础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主义方法论”等若干侧面论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后现代哲学。作者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既着重阐述后现代哲学各方面的具体特征，又不失中肯的论述和批判。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往往殊途同归。这是中国读者不会不感兴趣的问题。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詹姆逊因其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而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美国“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因为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詹姆逊甚至直接提出了“资本主义会不会结束”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西方的学者看来，所谓“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即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说这个时代结束了或正在结束，这意味着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受到了新时代的挑战，这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哲学的主流和实质。毋庸讳言，后现代主义理论形形色色，其中有许多消极的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批判的。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
当然，后现代哲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例如后现代思维方式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作者和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