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从历史、实践和时代的角度
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阎建琪
学习《邓选》要真正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弄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去思索。
历史的角度：要真正读懂《邓选》所阐述的理论，应当了解每篇文章产生的背景。否则，对《邓选》就只能停留在文字的理解上，而感受不到这些文章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通观《邓选》一至三卷，（这里主要指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各个方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贯穿《邓选》的主题、核心，也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面临的最大历史课题。抓住这个主题，反思历史，对５０年代中期后我们党内开始产生的思想分歧、发生的“左”的错误，乃至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的原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反思１９５７年后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小平同志对这段历史的总结，用语很讲究。例如，他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里“不是完全”、“没有完全”几个字非常恰如其分。丢掉这几个字，就难以对这段历史作出正确的估价。再比如，小平同志１９８１年３月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中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小平同志对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随之深化，他在１９８８年５月的一次谈话中讲：“如果加上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段对“左”的危害的评价是十分严厉的。但是这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观点。小平同志讲这个问题时，用语是很严谨的。他讲：“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他还讲：“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１９５７年就开始了。”这里“主要错误”、“失误”是指我们过去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教训，而不是对我们历史的全盘否定。可见一定要把《邓选》二卷、三卷有关总结历史经验的内容连起来读，才会对小平同志的论述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小平同志在第三卷中对历史的总结，尤为深刻。他讲：“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这是我们历史的正确方面。”“二十年‘左’的错误，那是另一个方面。”他还讲：“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对历史和毛泽东同志作出这样的评判，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同志们可能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谬论，但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四人帮”讲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这句话，反复阐明：社会主义不是穷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并由此展开对历史的检讨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１９８０年他提出：对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公有制占主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直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小平同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认识而不断深化的。也正是在正确总结建国几十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才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实践的角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又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读懂《邓选》，离不开“实践”这两个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真理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经受了实践检验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关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关于社会主义依靠力量和政治保证的论述，以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作出的思考和判断，都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出发，作出的回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突出地表现出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尊重规律，尊重群众，善于依靠集体的智慧，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在事关战略全局的关键时刻和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战斗、坚持真理，是小平同志的一贯风格，也是《邓选》的一个显著特点。读了小平同志有关千里跃进大别山、挥师渡江、进军大西南的篇章，读了他进行全面整顿、批评“两个凡是”的文章，特别是他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搞改革要敢于冒、敢于试、敢于闯，天天在风浪中前进的坚定态度，以及面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所谓制裁，坚决维护中国的国格、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原则立场，使人感到小平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跃然纸上。而要理解这一切，离不开“实践”这两个字。
小平同志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检讨历史，评判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也是我们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这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他还进一步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脱离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什么是中国最大的实际问题呢？他讲：“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联系邓小平同志其他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实际问题，是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十几年来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读《邓选》，就会看到小平同志关于“三步走”发展战略、关于“两手抓”方针、关于“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许多精辟阐述，都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真理。没有过去的历史经验，没有这十几年的实践，是不可能形成现在这样一整套的理论和政策的。
时代的角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是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科学的分析，搞准中国所处的位置，对于掌握这个理论是很关键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现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进而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开始同资本主义制度同处于一个历史阶段，并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过殊死的较量。我们新中国先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后来又受到霸权主义的武力威胁。对此，毛泽东同志坚决顶住霸权主义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的尊严，并根据这一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他的晚年制定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承认，由于１９５７年后“左”的错误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严重偏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自我封闭，“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这段时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这是我们同世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发展的趋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一是在继承“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持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外交政策。二是分析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也在增长，战争有可能拖延、推迟，甚至可以避免；世界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势在继续；三是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依据这些分析，小平同志提出，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他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还讲：“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小平同志又冷静指出，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他还讲，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机遇。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这些观点充满着鲜明的时代紧迫感，反映出小平同志总是从国际战略的全局来判断中国的位置，考虑中国的未来。正如他讲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这些话一语道破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谛，也说明了我们现在一整套方针、政策的时代依据。
第5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也谈效率与公平
李秀皋于文军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我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均不可偏废。但我们是两点论的重点论者，在两者的关系处理上，则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只有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向效率高的方向流动，从而达到优化配置之目的。与此相适应，它必然要求通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来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 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还在于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与基础。在一个效率低下、物质匮乏的社会里，所谓社会公平，充其量不过是低水平收入下的平均分配。然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公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是人们所不情愿的。公平是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在低层次的公平实现了以后，人们则要追求高层次上的公平，而只有在高效率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确立起高起点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关系。
当然，强调效率优先，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或放弃公平。公平是制度合法性的依据，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追求效率，所达到的效率绝不会持久。因此，我们还必须在保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
强调效率优先，还能做到兼顾公平吗？
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效率优先从根本上讲是与公平的实现是一致的。强调效率优先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提高企业和社会的效益，从而为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再者，我们讲效率优先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而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兼顾公平的根本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各地区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会在特定时期内有所扩大，若是在非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而我们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加之国家调节收入的政策，收入差距是能够控制在比较合理、且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限度内的。党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的以至全国人民逐步富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已经成为事实，先富帮后富、带动后富的作用已开始有所发挥。它所带来的客观结果是：一方面，允许先富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先富帮后富，照顾了左邻右舍，又没有忘记共同富裕这一公平目标。
公平有助于效率，但不能实行公平优先
有一种看法，主张公平优先，以公平促效率。理由是：效率的获取主要取决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而积极性、创造性又只能来自社会的公平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是效率的唯一源泉，公平就是效率。公平的程度决定了效率的程度。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公平确实有助于效率，但因此而将公平视为效率的唯一源泉，未免言过其实。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果一因的关系。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时期，除了公平，别的因素（如某些物质利益驱动）也能导致效率的提高。应当肯定，在基本的公平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阶段，公平因素对于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公平并不是引发效率的必要条件，公平也不能单向度地引发效率。因此，那种认为公平就是效率的说法，无疑夸大了公平的作用。
公平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作为衡量社会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和需求的尺度，是以经济效率的不断增长为前提的。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避免两极分化，这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原则，但若在当前经济效率并不高且平均主义积习严重的情况下，强调公平优先，必然会抑制竞争机制的形成。企业之间，职工之间如果形不成有效的竞争，也就不会有压力、动力与活力，从而也不可能促进劳动者提高素质与技能，其结果必然是牺牲效率，普遍贫困。
从实际情况来看，实现公平优先的原则，不仅不现实，而且会产生副作用。现存的贫富差距是多种历史和现实原因作用的结果，解决起来颇有难度。如现存的贫富差别现象与长期存在的“三大差别”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还不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也就不可能消灭贫富差别。又如，我国目前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或没有稳定解决温饱问题。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与自然条件的贫瘠有着直接关系。广西８００万贫困人口中有５００万是居住在缺水缺土的大石山区。由于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和自然条件的恶劣，使这类地域性的贫富差别很难在短时间中被克服，如此等等。解决现存的贫富差别是需要相当时间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目前只能突出重点，集中力量，着力消灭绝对贫困，这无论是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从扩大市场，发展经济的角度，都有着重大意义。国务院提出的从１９９４年起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在７年内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至于解决相对贫困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消灭相对贫困本身也是相对的，只要存在分配形式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产生于新标准上的富裕程度差别就将不可避免，我们就得容忍必要差别。邓小平一贯坚持要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但他同时认为，我们要研究“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克服贫富差距的问题；“太早这样办也不行”；“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思想是深刻的，是实事求是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周恩来早期是怎样提出三大作风思想的
陈答才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对此，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全面阐述过；建国以后，特别是全面拨乱反正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过。那么，三大优良作风的思想内容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笔者在最近的学习和有关研究中发现，周恩来在他早期的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中，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非常鲜明地提出来了。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该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演讲时就指出：“我们不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这里说的“观念”就是指“理论”，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同年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总主任的身份，通告第一军第一师党部诸同志，要求各连队党部小组会议必须注意“从实际问题上解释主义之理论根据”。这里仍然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周恩来讲的更多。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他强调革命军队应与人民有一个正确的关系。１９２５年２月，在东莞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中，周恩来申明：“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他还向东莞人民坦诚相告“本校之政治部极愿大家筹划一种方法，使彼此融洽无间。”要求革命军队与人民“融洽无间”本身就是强调密切联系群众。７月，在另一次演讲中，他总结和回顾了黄埔军校一年来的历史经验说：“我们这一年多的历史光辉，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的中国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这完全希望各位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中国的民众革命化。”固然，这是从号召革命军要宣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这个角度讲的，但说到底还是强调了要联系群众的问题，而且要求更高。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在《通告第一师党部诸同志》中，要求各级党部的会议必须有“同志间互相批评，以党的见地为中心。”虽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讲的同志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还不算太多太集中，但毕竟把这一问题讲明了。
可见，周恩来在黄埔时期的政治工作实践与理论，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三大作风”这一概念。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上述思想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且按当时合作的形式是站在国民党角度讲的，但说这些思想形成了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的雏形并不矛盾。因为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制度及作用给予高度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１９２７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改革开放关键时刻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定》突出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心环节，但强调的前提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我想，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重温周恩来上述思想，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有裨益的，因为周恩来本身就是一位集党的一切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典型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