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
耿飚
今天，我要说一件关于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红军过乌江之前。当时我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首攻乌江的就是我指挥的那个团。在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这个地方的时候，大约是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下旬，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桔子的一个桔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我是怎么会知道上面所说这件事情的呢？因为我们这回过乌江是在遵义开会之前，到遵义就一定要过乌江，当时蒋介石追赶我们的军队都在我们的后面，红军只要一过乌江就自然把他们挡住了，他们即使过得来也要有一段时间。就在红军赶奔乌江边的路上，张闻天、王稼祥随军过路的时候说了上面这番话。首先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同志，接着刘伯承同志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他是总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之后，我就率领部队拚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又叫我们二师到遵义北面去抵挡敌军。当时二师的师长是陈尧，政委是刘亚楼，他们指派我们四团到靠近四川凉峰崖下边离重庆不远的渡口那里，去堵来自四川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在遵义开会。
闻天同志这件事过去我没有机会讲，现在我把它讲出来。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历史片断，但却是一个关系遵义会议的很重要的史实。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赢了。四次反“围剿”虽然不是毛主席指挥的，也是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才取得胜利的。就是到了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来了个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把他奉为太上皇，完全排斥毛主席。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不用了，完全贯彻李德的那一套所谓“短促突击”。在一次李德讲课的课堂上，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他就拍桌子骂我，还罚我的站。他就是那样蛮横。结果，他那套完全错误的打法把江西那样好的一块根据地丢掉了。我记得毛主席后来在陕北给我讲课时就说过：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并不是要进行什么长征，我们是逃跑，是逃跑主义，是没有办法了，打不赢了。
因此，我们今天要分析一下，如果遵义会议不开，红军就到不了陕北。大家知道，党的“六大”是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开的，党的“七大”则是１９４５年在延安举行的。从“六大”到“七大”长达１７年，在这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会议，就是遵义会议，这是一次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贡献最大的当然是毛泽东同志，周总理、王稼祥等许多同志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今天我要着重讲讲张闻天同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闻天同志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委。他是长征路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职务最高的一个。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
所以我有两条意见：
第一，建议要把张闻天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充分地写在党史上。闻天同志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所以许多事他自己从来不说，然而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学习他，学习他敢于坚持真理，牺牲自己的高贵品德。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戎马一生风范长存
——深切怀念张达志同志
刘澜涛马文瑞张秀山高克林贺晋年王世泰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军委炮兵司令员张达志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们这些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就和他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老同志，对他充满了怀念之情。
张达志同志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７年３月加入共青团，１９２９年２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建国后，１９５５年４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兼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９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八、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还任过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等重要职务。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
张达志同志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论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对党忠贞赤诚，对共产主义理想执著追求。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一二○师警备六团政委，和团长孙超群同志带领部队挺进山西、绥远（现内蒙古）两省交界的长城内外抗击日寇。１９４０年５月，他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大青山是个战略要地，日军侵占后，严重威胁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安全。１９４１年他亲自组织力量开辟了绥东地区的工作，发展壮大了大青山根据地，形成了大青山、蛮汉山和晋西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大好局面，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对日寇是个巨大威胁。１９４２年７月，驻华北内蒙古的日军集中２．５万余人的摩托化步兵、骑兵、炮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敌人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兵分五路首先向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绥中腹地压来。此刻，姚司令员正在绥西地区检查工作，反“扫荡”的重任全部落在达志同志的肩上。面对来势凶猛十倍于我的敌人，他既不惊慌失措，又不麻痹轻敌，沉着冷静，认真对待。带领骑兵支队直属部队和骑兵二团与“扫荡”的敌人巧妙地“捉迷藏”，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穿插隐蔽。这时，我部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人困马乏得不到休息，指战员饿了吃野菜，渴了喝凉水。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以至电台无法架线工作，达志同志曾一度失去了与晋绥首长的联系，一切都得由他自己独自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吃不下睡不着，忧心如焚。当分进合击的敌人将包围圈步步紧缩、即将陷我军于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他凭借熟悉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选择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果断地率领部队从两股敌人的阵地间隙突出重围，转移到绥南地区，与骑兵一团会合在一起。敌人获悉我军突围后，马上尾追而来。达志同志率领我军避敌锋芒，转到敌人侧翼，抓住战机或袭扰或歼灭，拖得敌人疲于奔命，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我大青山党政军机关的梦想，成功地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受到晋绥军区的通令嘉奖。
达志同志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讲党性，顾大局，执行党的指示从不打折扣。１９４７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政委习仲勋同志，为了解决西北野战军生活物资困难，任命张达志同志为西北五省游击司令员，到关中、晋南一带，执行筹集资金的特殊任务。他率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一方面自筹资金，一方面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开展活动，先后筹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受到贺龙、习仲勋同志的称赞。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和政治工作本领
张达志同志是一位骁勇的战将，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达志同志主动要求到前线抗日。毛泽东同志批准了他的请求，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与他谈话，鼓励他到前线英勇杀敌，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还亲笔在麻纸上给他写了委任状。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达志一行１０余人又见到周恩来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周恩来同志与他进行了亲切谈话，并叮嘱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当时很缺的奎宁药水，治愈他的疟疾。这使他感激不已，终身不忘。达志一行在神池八路军一二○师师部见到贺龙师长。当贺龙同志得知他得了疥疮不能骑马，特地准备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到雁北警备６团。
达志同志带领的部队特别能战斗，这与他治军严格、注重抓部队建设是分不开的。在部队建设中，他特别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杀敌本领。１９４５年他参加党的七大后，牢记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方针，为做好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及时地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克服盲目乐观、和平麻痹思想，以增强革命斗志；同时突出抓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的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训练，使部队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过绥包、集宁、晋中、太原、兰州等许多重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革命战争年代，达志同志长期担任我军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很重视加强部队政治建设。他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政治工作原则，对部队不间断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激发了部队的战斗热情；大力抓部队党组织建设，特别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冲锋在前、享受在后；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各方面纪律，充分发扬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最可贵的是，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高尚品德来影响指战员。从解放战争开始，他一直担任我军部队军事主官，职务变了，但重视政治工作、亲自抓政治工作的作风没有变。
崇高的革命风范
张达志同志坚持党的原则，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错误的东西总是刚直不阿，坚决斗争。１９３５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陕北进行了一场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领导同志。达志、晋年同志虽未入狱，但已被列入被捕的黑名单。达志同志已被剥夺带兵的权利，改任红１５军团民运部长职务。他对左的错误非常气愤，向党组织写信反映，并要求调动工作。当周恩来同志到部队找他谈话时，他感到有希望了，毫无顾虑地向周副主席倾诉了“左”的错误在陕北的危害，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当从周副主席谈话中得知党中央已纠正这一错误时，他欢欣鼓舞，异常激动地表示：“党中央来到陕北，挽救了西北红军和苏区，我一定干好民运工作。”在整个“文革”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全力地保护了一批老同志。
达志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情谊。部队一驻防，他利用一切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找老乡攀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和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对干部战士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现了一片深情。部队在行军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解放后，他虽然当了高级领导干部，但始终保持普通一兵本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吃的是西北老家饭，穿的是布衣微服，被西北人民誉为“布衣将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胸怀祖国心系统一
——深切怀念侯镜如会长
黄埔军校同学会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黄埔军校同学会侯镜如会长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黄埔军校同学会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回忆我会的创立和十多年的工作，无不浸透着侯会长的心血与汗水。他的逝世，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一位我们敬仰的先辈和师友。
（一）
侯镜如同志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爱国将领，黄埔同学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始终不渝地关心着祖国统一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侯镜如同志深受鼓舞，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侯镜如同志非常关心海峡两岸黄埔同学。他们曾经同室学习，同场操练，结下了深厚情谊，虽然后来天各一方，但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维护祖国统一、共同振兴中华的心愿是相通的。为了更好发挥黄埔同学在祖国和平统一中的作用，侯老奔走于同学之间，穿针引线，献计献策。１９８３年春节，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和郑洞国、黄维等早期黄埔同学，共同提出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１９８４年初，侯老利用赴美探亲机会，又同宋希濂、李默庵、蔡文治等黄埔同学一起，发起成立了“留美黄埔军校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这个联谊会为台湾和海外黄埔同学来大陆访问、探亲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６日，来自海内外数百名黄埔校友第一次欢聚在首都北京，隆重纪念黄埔军校建校６０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杨尚昆、杨静仁等参加了大会。侯镜如同志在大会上宣布：“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了！”与会同志非常激动，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第一次理事会议上，侯镜如同志当选为副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团结了广大黄埔同学及亲朋故旧。回顾后来两岸黄埔同学热烈交流的情景，我们难以忘记侯镜如同志在创办黄埔同学会时所花费的心血。
１９８４年７月，黄埔军校同学会组建了办事机构。当时收到一些同学来信，反映落实政策遗留问题。侯镜如同志指示：要把落实政策和团结教育结合起来，激发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许多从台湾和海外来的黄埔同学和亲友，目睹党的政策兑现和家乡巨变，改变了往日的误解，消除了旧有疑虑，对“一国两制”充满了信心。
（二）
侯镜如同志１９２４年５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重要关头，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他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经常联系自己的亲身体会，给大家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性很强，听者无不深受教育。
１９８８年初，徐向前元帅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侯镜如同志继任黄埔同学会会长，１９８９年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侯会长一再表示“要为黄埔同学多做工作”，“要把黄埔同学会的工作当做自己的一项事业”。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会与在台黄埔同学的联系增多，侯会长虽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只要有台湾同学来访，他尽量挤时间会见。１９９０年春节，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发表谈话，指出“和平奋斗，统一祖国，是黄埔师生历史使命”，“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要黄埔同学会“关心在台黄埔师生，关心黄埔师生子女和先烈遗属”，殷切盼望“两岸黄埔师生早日欢聚，共叙师生之情，同窗之谊”。在台湾和海外的黄埔同学听到两帅谈话，感到“大义明示”，“深获同心”。为促成台湾同学来访，侯会长亲自打电话与台湾一期同学邓文仪联系。为了这个电话，侯会长在民族饭店等候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又连夜向徐、聂两帅汇报。办完此事时已近午夜时分。８８岁高龄的侯老，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令我们敬佩不已。
１９９０年５月，邓文仪先生来京访问。侯会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拜会徐向前、聂荣臻元帅。邓小平同志于５月１６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邓文仪先生和侯镜如会长。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会见从台湾来访的黄埔同学。台湾报纸登载了会见照片，并作了长篇报道，引起很大反响。邓文仪回到台湾后，积极奔走于黄埔校友之间，发起组织了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１９９１年４月，该会一行３２人来大陆访问。在侯会长陪同下，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切会见。江总书记热诚希望海峡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努力，为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出应有贡献。
由于两岸同学４０年的分离，所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差异较大，难免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侯会长总是进行有理有据的说服工作。在一次接待台湾同学的座谈会上，侯会长说：综合大家的发言，共同的观点是爱国、统一。但如何统一，想法不尽一致。这不要紧，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沟通，总会求得共识的。我相信，只要团结起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侯会长接着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最切合实际的，对两岸人民都有好处，最有好处的是台湾同胞。邓小平对邓文仪已经说过，海峡两岸不能打仗了，要和平。我们不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正是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现在快９０岁了，我们在座的几位老大哥，都主张两岸黄埔同学共同协手，促进国家统一。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高举中华民族万岁的旗帜，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侯会长的讲话高屋建瓴，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既宣传了中央对台方针，又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令在座同学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三）
侯镜如会长走了，他是在为祖国无私地奉献了一切才走的。“德者有名”，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品德高尚，是黄埔同学的光辉典范。
他胸怀坦荡，淡泊名利。他一生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尊重同志，关心和爱护干部，长念人之功，善谅人之过，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好相处，好共事，有一种信任感。
长时间连续地工作，使年近９０岁高龄的侯镜如会长病倒了。即使在医院里，他仍然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对黄埔同学会的工作，他经常在病榻上听汇报。每逢同学前来看望，他都详细询问台湾同学情况。当黄埔军校建校７０周年暨黄埔同学会成立１０周年来临之际，他反复嘱咐一定要把纪念活动办好。在纪念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已卧床两年多的侯会长提出请医生给他打一针，以便到纪念大会上坐一坐，同参加大会的同学见上一面，说几句话。听到此言，在场同志无不动容。
侯镜如会长离开了我们。他热爱祖国，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忘我工作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他那“心系祖国千秋业，和平统一共促进”的诗句，将鼓舞我们为祖国统一而继续奋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１９５０年９月，朱德同志和解放军英雄模范在一起。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