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国有企业改革纵横谈

  搞活国有企业在于政策的配套
乌杰
企业不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非体制的原因;既有企业内部的原因,也有企业外部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只抓其中一两个因素,不抓政策配套,企业是“活”不起来的。从目前看,还有一些因素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书记、厂长(经理)的现行任免不规范,随意性大。该提的提不上来,该免的免不掉;提拔任免与企业效益脱钩,与能力和工作绩效脱钩;如果用人不当,上级主管单位和个人也不承担相应责任。这种提拔任免办法往往使书记、厂长(经理)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效益和职工负责。
第二,政府机构设置及其行为不利于企业搞活。政府机构臃肿(国外政府部门一般为20—30个,我国约有80个部委),专业部门林立,职责不清,运行机制不科学,办事效率低。政府一些主管部门对企业不适当的干预太多。政企不分,政府职能很难转变。
第三,企业内部组织和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机制不健全;①机构过杂,一个企业仿佛就是一个政府,工、青、妇、纪检、监察等等,一应俱全。②党政关系不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实际执行中成了“你领导、我负责”(即书记领导、厂长负责),这在逻辑上矛盾,实践上造成扯皮。书记、厂长闹矛盾的很多,社会上所谓“核心、中心,两‘心’相撞变‘火星’”,就是指这种情况。③在已股份化的企业,董事长及总经理的任免也不规范。而且“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企管会)的设置要求,使不少企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处理好这些“会”之间的关系。
第四,企业办社会的问题。现在企业要负担职工的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灾、受教育、就业等,使企业不堪重负,无法“活”起来。 第五,金融系统管理不够规范。如银行贷款缺少原则和规范。一个信贷员往往就能掌握企业的生死命运,这被人戏称为“信贷员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第六,历史包袱多,如债务、冗员、资本金不足、设备老化陈旧等。
第七,对国有资产实行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双重管理。任务不同,改革的要求也应不同,不可能把国有企业全部推向市场。
鉴于此,我认为,必须运用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把“搞活”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一并治理,配套改革。说到底,“搞活”的问题,是个科学管理问题。配套改革过程就是使管理科学化的过程,也就是规范各种行为的过程。比如如何实现干部人事管理民主和科学化,政府机构设置合理化,政府行为和功能规范化,宏观管理、产业政策制定、市场管理、企业组织结构科学化等等。总之,抓各行各业的配套改革和规范化管理,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手段,也应成为1995年体改的中心任务之一。
其次,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关于“公有”与“私有”的争论。无论企业姓什么,无论哪一国的企业都有一个亏盈的问题。要使企业有利润,说到底,就是经营者善于使用所有者给予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因此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有20%的效益好,说明这20%企业的领导者的选拔者是英明的。人的管理是第一位的,从严对人的管理十分重要。
其三,英语的“Economy”(经济)是由希腊语“Oikonomia”词根派生的,而“Oikonomia”是由“Oikos”(家庭)和“Nomos”(管理)两个词组成的。从词源学看,经济的实质就是由“家”的管理延伸到对“国”的管理,经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管理问题。这个深刻的思想,直到当代,我认为也是无误的,“经济学”最深的内涵是“管理学”。
其四,国外、国内搞活国有大企业的经验证明,企业改制必须与管理的改善配套,使搞活国有企业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日本电信电话、国铁的改制,都伴随着管理体制、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系统的大幅度调整,绩效明显。新加坡的国有大企业赢利目标明确,管理有方,又面临开放的竞争性环境,内外条件系统配置较好,一直是成功的样本。相反,韩国的浦项钢铁联合企业,在80年代国家绝对控股时,曾被称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企业;在国家的股份减让至30%多实行“民营化”后,由于管理体制等问题,在90年代沦为被“经营诊断”,以观后效的企业。孟加拉大部分盈利的国有企业1986年改制后,由于政府政策不配套,企业缺乏管理人才和经验等原因,其中60—75%的企业现在或者亏损,或者无力偿债,或者已宣布破产。在国内,类似情况也存在。同样是放权让利、承包制,首钢得到的权利较配套,又搞科学的严格管理,一把手10多年不变,结果就比别的企业活,绩效也不错,1994年钢产量已达1000万吨,以后还想实行承包制。相反,搞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也有搞不活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搞活企业,要抓配套改革、配套改革的管理以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因此建议:第一,企业负责人的提拔任免应尽快规范化、公开化,或采用公开招聘、择优录用、奖罚分明,谁推荐、谁负责的责任制等科学制度。
第二,政企分开。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要与企业改革同步进行,政府机构、职能、行为不规范,企业无法进行科学管理,即使内部机制改革了也难以运行。目前,机构改革明显滞后。
第三,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没有实行股份制的企业要尽早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彻底的厂长负责制,变“你领导、我负责”为“谁领导、谁负责”,谁领导谁就是法人。书记厂长一人兼可作为过渡办法,同时辅之以规范的民主管理措施。已股份化的企业也应实施一元化公司制领导体制。这一点对于搞活企业至关重要。
第四,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其他法规政策体系,亦应抓紧建立健全。
第五,所有的配套改革,如人事、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转变、企业内部管理、银行贷款的规范、债务的处理等的改革,都应和宏观改革的完善(金融、财政、税收、投资等项改革)综合配套,同步进行。否则,宏观改革的作用,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现在微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必然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力度、范围和作用。
当前深化改革的实质是为了变革传统的、落后的管理机制和方法,确立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管理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管理本身又是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必要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管理能把许多单个劳动组织起来,使之“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而这个“‘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这就是说,科学、有效的管理对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乃至整个社会财富,起重大作用。现代企业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现代技术;另一个是现代管理。而现代技术的产业化、商品化,也须依靠科学管理去实现。有人统计,中国现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仅是日本的1/10,主要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只要强化科学管理,我国企业现有的效益可提高2—3倍甚至更高。因而,加强和完善对企业的分类管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强化宏观(国家)、中观(市场)、微观(企业)各层次、各行业的管理,意义重大。建议明年为中国科学管理年的开始之年,动员全社会狠抓科学管理、系统管理、行政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等等,从严治国。


第5版(理论)
专栏:

  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的思路与对策
辜胜阻李珍
三峡工程是9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这一工程成败的关键之一是能否顺利安置百万以上的水库移民。三峡库区移民不能走补偿移民的老路,应实行开发性移民。
(一)开发性移民是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的一种途径。这种移民模式的特征是:(1)在强调对移民生活设施补偿的前提下,更重视移民经济重建和开发生产条件,强调“造血”功能的形成;(2)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移民人口在移民后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移民前;(3)这种移民方式具有超前性,即在正式开始移民前若干年就进行生产条件和生活设施的重建和开发;(4)它应该蕴含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进步和生产格局在高起点上的重组;(5)这种移民方式一次性地将移民人口安置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而不留“后遗症”,避免多次搬迁。由此可见,开发性移民的灵魂是资源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二)三峡库区移民的难点是农村移民问题。农村移民应在坚持以大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农工贸相结合、产供销一条龙,因地制宜地走多元化安置的道路,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在农业开发中,要注重:(1)推广科技,改变库区落后的生产技术,走科技兴农的路子,将传统农业逐步转化为现代农业。(2)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尤其是对于柑桔之类的商品基地,宜相对集中,联片建设,因地制宜采用村办、组办、联办等多种形式,形成适度规模经济。(3)重视对农田基础设施和水土保持工程的资金投入,提高移民经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4)实行农工贸一体化,完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与大农业发展相适应的科技、贮藏、加工、信息、流通等配套网络,提高农业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5)实行农业专业化,向农业深度进军,走“一域一品”的道路,通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区域性的规模经济。(6)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坚持统分结合。这里要特别注意,移民安置规划要统一,要由社区来统一协调像农田基本建设这一类社会工程,要统一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分配关系,要办一些集体所有和经营的非农产业,壮大社区集体力量,要统一组织智力投资和技术培训。
(三)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的重要目标是按比较利益原则,选择和培育支柱产业,尽早形成库区经济的“造血”功能。库区可以发展的优势产业是:①以柑桔为主的林果业。②以黄连、党参、榨菜等为主的经济作物。③围绕农副产品的延伸增值,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逐步扩展加工领域和加工深度,建立与大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加工工业体系。以上三个产业的发展,对吸收农村移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④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化学工业、建材工业、水电业等产业。⑤对老工业基础进行技术改造,发挥原企业在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潜在优势,以缩短建设周期,形成新的工业基础。⑥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发展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⑦利用镇、县城或市搬迁的机会,大力发展建筑业。
新兴或发展以上各产业需要大量资金。在合理利用现有资金促进支柱产业形成方面,三峡库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第一,集中各部门在库区的投资,使其产生规模效益。目前不少部门在库区有资金投入,只是部门分割,投资相对分散。例如水土保持部门,林业部、农业部等部门都对三峡以柑桔为主的林果业有资金投入,如能集中使用,统一划规,效益会更大。第二,有效使用三峡移民资金,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在移民经费投入上目前应注意以下几点:(1)移民经费应及时到位。移民经费滞后将严重影响移民规划实施。(2)保证移民经费按规定的比例落到实处。(3)提高移民经费投入强度。如果投入强度低,目前亏损企业很可能将移民经费当作消费基金吃掉,届时搬迁都成为问题,更不用说产品和技术的调整。(4)合理选择开发项目。移民资金必须用于库区有优势、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的开发项目。(5)新的搬迁企业应采用新的企业制度,以保证移民经费产生应有的效益。如果新搬迁企业仍沿用旧的产权主体虚置的企业制度,再多的移民经费也可能填不满资产流失的黑洞。总之,有效使用移民经费来调整库区产业结构,是移民“搬得走,安得稳,富得起”的核心内容。
(四)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应借城镇重建的机会,推进具有库区特色的劳动力的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把库区城镇建成现代化经济的地域载体。在未来的10多年中,三峡库区有2个城市、11个县城、100多个集镇需要搬迁。从城镇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的角度出发,这些城镇的建设规划应有较高的起点,建设规模,特别是规划的规模要扩大。对于100多个集镇的重建,能合并的应尽量争取合并,1个10万人的城市和10个1万人的小镇所产生的经济产出是大不一样的,前者的效益会大大高于后者,吸纳移民的能力也更强。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1)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突破人口城镇化的资金约束。一要用好国家在三峡工程兴建中的移民开发资金,让其产生吸收乡城迁移人口的效应;二要充分利用农民手头的自有资金和民间资产;三要吸收利用外来资金推动人口乡城转移。(2)坚持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像特区向外商批租土地一样划出成片土地,在新县城建立乡镇工业区,使分散的乡镇工业化向城镇工业化方向发展。把亦工亦农的乡镇企业农民变为“进厂又进城”的市民。(3)加快农村小城镇的建设,把小城镇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地域载体。(4)依托旧城建新城,运用合并、联营、拍卖等多种产权转让形式加快企业搬迁。
(五)为了缓和百万移民的巨大人口压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移民外迁并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力输出安置移民并带动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解决移民人口老有所依的问题。移民外迁可以采取以下渠道:(1)从政策上鼓励部分移民投亲靠友;(2)对投靠难度大的乡村成建制地外迁;(3)鼓励对口支援地区在库区招工;(4)有计划地组织库区劳动力输出。劳动力输出不仅可以带回外地资金,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适应能力,带动永久性移民。
(六)三峡地区是我国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库区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外力推动,国家需要拿出有效的优惠政策,并动员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支援三峡工程,使三峡地区人民早日摆脱贫困。第一,国家有关部门在审批三峡库区和三峡工程附近受益地区建设项目时,以《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第34条规定为依据,把是否安置招收库区移民作为重要的审查标准。中央在考核各省、市对口支援成效时,把是否招收安置库区移民也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第二,对淹没搬迁企业实行减轻负担,增强活力,扶持搬迁,促进发展的税收优惠。第三,对安置移民的企业和区外投资者实行税收优惠。
(七)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有关专家分析预测,由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未来18年内,库区经济发展需要30万各类人才。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呢?首先,利用移民搬迁的机遇,从移民经费中划出一部分经费用于发展职业教育。其次,要建立学校教育、在职教育、科普教育三位一体的新教育体系。在职教育是成本低收效大的一种方式,应予以特别重视。
(八)三峡库区在经济开发方面的最大瓶颈是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吸引区外投资的软环境差。移民开发最重要的工程是加快三峡库区沿江铁路、沿江公路和机场的建设,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体系,打开东中部同西部的通道。交通和通讯不仅是工农业产品的流通的载体,而且也是生产要素流动的必要条件。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1)尽快将库区沿江铁路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2)加快库区高等级公路的建设;(3)加快宜昌、万县新机扬的建设。三峡库区水陆空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开发性移民,而且有利于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沟通大西南同华中、华东地区的联系,进而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
(九)移民工作的重要保证是科学的移民管理体制。建立以县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地方政府对移民工作的强有力的领导;建立各种责任制,使权责利相结合;移民工程长达十几年,对于领导这一工程的行政首长和移民管理者要相对稳定,以避免短期行为;建立强有力的监控机制,保证移民经费的落实,使移民工程的资金有效配置、工程质量得到保障。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培育和运作》述评
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军同志的著作《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培育和运作》一书出版。该书对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过程中遇到的若干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了可贵的探索。
我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该书在回顾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综述我国企业制度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作了以下三点概括:认识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改革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飞跃,但仅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分权式”改革,不能根治计划经济的病根,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确定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正确的,但仅在放权让利上做文章,不能克服传统企业制度固有的弊端,企业改革必须在转换经营机制上下功夫;确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可行的,但是不触及产权制度,就难以实现经营机制转换,要真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必须理顺产权关系。这一概括揭示了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的必然趋势,有利于人们坚定推行以理顺产权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目前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若干共同性,但是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本书作者用“一个适应”和“两个主体”来揭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共性与特性。所谓“一个适应”,就是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同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方面同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共同性。所谓“两个主体”,就是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这一方面同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既不能无视共性,否则就会严重妨碍借鉴西方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更不能无视特性,否则就有照抄照搬、“全盘西化”的危险。
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本书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当前在实践中涌现的新鲜经验,系统地论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对策和办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精心组织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努力减轻企业负担;同步推进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这些对策和办法,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本书的写作,也有一些显著特点。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同志为本书所作的序言指出:“这本书在撰写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撰写方法上,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侧重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侧重现实的方法;在内容上,抓住了企业制度创新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并相应提出了对策和办法。”
本书在理论上作了若干探索,但其落脚点和侧重点还是放在当前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培育和运作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究竟应该如何设置和表述,还有待于人们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去不断地探索。
(赵发胜)


第5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社科书讯
▲汪海波撰写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七年)最近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主编的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九九五年)的第一卷,是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之一。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历史分期、完整叙述重大事件的决策和实施过程、运用典型史料和统计资料相结合、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相结合、客观评价事件和总结有益经验等方面都做了富有新意的探讨,进一步充实了由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主编出版的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九八五年)所奠定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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