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历史一页

  在旅顺的一课
江修惠
旅游观光,本来是赏心悦目轻松愉快的事,可是在旅顺游览,却使人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同其它旅游胜地相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旅顺美吗?确实很美!
一条巨大的老虎尾巴,从浩瀚的黄海里围出了一片水阔波平的港湾。拱卫港湾的半圈苍翠而险峻的山岭,岭上的山峰名叫黄金山,白银山,老铁山,白玉山,鸡冠山,听起来富丽堂皇。海岸边,一头雄狮,向着老虎尾与黄金山之间舰船出入的港口,仰天长啸。依偎青山面对碧海的市区,道路整洁,楼宇别致,沿街那些旅顺特有的“火炬松”,像一簇簇跳动的绿色火焰,直灼蓝天!
可是,在这山海壮丽的地方,却盖上了一层屈辱的历史印记,使人面对美景也很难高兴起来。
这儿到处是战争的遗迹,周围的山头上废垒遍布,各种“记功碑”、“表忠塔”触目皆是。而这些炫耀战胜者的“光荣”和悼念战败者的“壮烈”,都同中国人无关。在这里打来打去的都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为争夺这个军事要地进行的厮杀。留给中国人纪念的,只有一所关押或秘密处死过无数中国志士的阴森可怖的大监狱,和一座埋葬着三万旅顺同胞骨骸的“万忠墓”。在众多纪念物中,也有一组建筑性质有所不同,即“解放塔”、“胜利纪念塔”和“苏军烈士塔”。
我们在遍访旅顺多处遗迹时,逗留最久的地方是东鸡冠山北堡垒。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热情的“义务导游”。我们到达时,她正向几个年轻的游客作介绍,没等她讲完,听讲的人就不耐烦地要走,她指着身后的一摞书,请他们买本书,有两个人向书面瞟了一眼,不屑地摇摇头走了。她对游客的冷漠和不礼貌好像并不在意,又迎着我们讲了起来。
她指着眼前这片庞大的堡垒废墟说:“这里是东鸡冠山北堡垒,是日俄战争中日军进攻旅顺时两军争夺最激烈的战地。”缓了一下,她又从头讲起,“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同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包括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永远割给日本。日本占了辽东半岛,妨碍了俄国在中国和远东侵略扩张,于是俄国就伙同德国、法国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大连、旅顺撤军,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当时还没有力量同俄、德、法抗争,只得接受三国的‘忠告’,在中国拿出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金’之后,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人走了,俄国又把手伸到了辽东。1898年3月27日,俄国同清政府签定了《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25年。从此旅顺又沦为俄国的殖民地。日军在被迫撤出旅顺后,就制订了以打败俄国为目标的扩军备战的10年计划。与此同时,俄国也为防御日军卷土重来作准备。这个堡垒就是俄军修建的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中一处,因为地形位置的重要,所以修得特别坚固。”她引导我们向废垒里面走,边走边说。
“日军于1904年2月8日对俄国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从而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东鸡冠山北堡垒是日俄两军争夺旅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日军8月21日向这里发起攻击,到12月18日占领,历时119天。俄国守军伤亡300余人,其中包括第7师师长、旅顺要塞陆上防卫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日军于1905年1月1日攻占旅顺,这时,距它被迫撤走时相隔10年零4天。从此又开始了日本对旅顺长达4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我们的大好河山,就这么样被帝国主义轮番地践踏蹂躏!”
她的这一通介绍,使我非常惊异。看上去她年约50岁左右,穿着朴素,显得有点土气。可是讲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像一位饱学的历史教师,而且在讲述军事行动时,军语运用得也很自然,很恰当。对游客的发问,她都能从容应对。但她在这里为游人讲解并不收费,只要人家买她一本书。这是一本只有100多页的小册子,书名叫《旅顺口沧桑一页》。
“这书你是从出版社批发来的吗?”我问。
“不是。”她摇摇头。
“替别人卖的吗?”
“也不是。”
“那么这书是你写的?”
她笑了笑,“这是我老头子写的。他是海军的一个退休干部。退下来之后,就收集近代旅顺地区的战争史料,进行研究整理,这本小书他花了几年的心血。他写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书,把当年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旧战场的情况,介绍给游览的人,使大家从屈辱的历史中,激发起一点爱国心。可是,出版社说这样的书不好卖,要出版,我们自己必须销售一部分。”
“你在这里整天做义务导游,也卖不了几本书,值得吗?”
“说不上值不值。我在这里向游人讲解,和老头子写书给人们看,目的都一样。书么,能卖几本算几本吧。”
听她这么说,我不禁心头一热,对这两位热心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老夫妻油然而生敬意!
“日本人占领时期,可真是把这里当作课堂的。”她很认真地说。“日俄战争后,日本当局对旅顺旧战场极为重视,他们专门成立了‘满洲战迹保存会’,对旧战场的遗迹进行维护和建设。在旅顺,他们修了多处日俄战争纪念性建筑,还修了从市区通向各处遗址道路,称为‘战迹线’,并经常从国内组织日本的青少年到旅顺来参观,宣扬他们先辈侵略扩张的‘功绩’,向他们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培养武士道精神。侵略者被赶走了,这些遗迹却永远留在我国的土地上。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当作课堂来教育我国人民吗?”
旅顺之行已过去几年了,当时见过的一些景物在印象中已逐渐淡漠,唯独这位在东鸡冠山北堡垒废墟边的“义务导游”兼售书者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依然鲜明。


第12版(副刊)
专栏:书海扬帆

  只留清气满乾坤
杨子才
李庚辰是我一生中素所敬重的人士之一。他从诸葛亮当年躬耕之地投笔从戎,随后干上了摇笔杆这个行当,偏偏又拣了一条顶难的路儿——写杂文,而且居然一条路走到黑,虽“九死其犹未悔”!三十几个春秋,他没黑没白,潜心学习,博览群书,连浩如烟海的二十五史也扎进去探寻。历代文坛巨匠的作品,先秦诸子,唐宋诗词,元人杂剧,明清小说,他无不研读。他没有大把金钱,但却以享有知识成为生活中的富有者。
“撑肠正有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李庚辰不是为装点门面而读书,而是为用而学,坚持学以致用。这也是我素来敬重他的原因之一。在矢志把自己“交给杂文”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观察社会,殚思极虑,然后奋力挥毫发表了大量繁花似锦的杂文作品,他问世的杂文集有《探世集》、《直言集》、《做人与做戏》等十多部,计百余万言。当代杂坛大家如宋振庭、胡昭衡等,对他的杂文都称道再三。宋振庭说他“立场对头,正视现实”,“涉及生活面广”,“文风朴实,言之有物。”胡昭衡称他行文“言近旨远,外朴内珍;可口循俗,诱人以善”;“纵论上下古今,事例随手拈来,织彩缀锦……”。
我之所以敬重李庚辰,还因为他有股子韧劲,正道直行,不避风险。写杂文,正如作者在《〈李庚辰杂文选〉自序》中所说:“杂文是批评的,战斗的,……总是要指毛病,揭疮疤,总是要洞幽发微、戟刺鞭挞”。
本书名为《劝善惩恶集》,可谓一言中的,道出了杂文的要义和作者坚韧战斗的宗旨。曾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投枪、匕首式的战斗化杂文已经“完成了光荣的使命”,可以进博物馆了,而今而后,杂文只须颂扬先进,讲讲良辰美景、鸟语花香的宜人景象就行了。诚然,杂文对新时代的英雄和人间正气,是要放开喉咙歌唱的。但仅此还不够。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旧社会的种种丑恶,诸如贪污腐败、坑蒙拐骗、不正之风、愚昧落后等等,还将长期存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比之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更要艰巨,必须经历更为长期的斗争。因此,用杂文来劝善惩恶,唤醒华夏子孙齐心努力,使品格和道德臻于完善,共同达于理想的境界,是必要的。李庚辰同志那百万言的杂文作品,正是他爱国家、爱人民的赤子之心的袒露。
作为一个看过他众多杂文特别是早期杂文作品的人,我以为,收入本书的许多篇章更有“嚼头”,更为耐看。这是因为,笔者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学识更丰,阅历更深,思虑更精,其文笔除了保持着上下求索、汪洋恣肆的特色之外,更加显得老辣凝炼,挥洒自如。就内容而论,涉及的生活层面更为广阔,对时弊的针砭更加有力。当然,其中有的篇章大概因为是赶时间,写得率意了些。然“奇物取大节,瑕瑜不相蒙”。就是此类篇章,也无伤于整体所达到的高度。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我与李庚辰同志相识数十年,知其人,观其文,拉拉杂杂写了这些。
(本文是作者为李庚辰《劝善惩恶集》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第12版(副刊)
专栏:千古风流

  柳侯祠忆
俞律
七年前赴广西柳州公干,得有机会游柳侯祠、鱼峰山、东门楼诸胜。如今鱼峰秀色,已渐淡忘;东门壮观,也只剩下一片遥影了。只有柳侯祠的一切,还牢牢地控制着我的记忆。
柳侯祠的风烟,未必比鱼峰山与东门楼更动人,它所以使我经久不忘,乃在此祠主人公柳宗元的道德文章。想当年,一位年轻的导游侃侃而谈,谈王叔文集团的革新政治的抱负和他们的失败的原因;谈八司马被贬南荒;谈柳宗元当柳州刺史的德政——革除弊政、解放奴婢、兴办文教、破除迷信……正是由于这一切,使人经久不能忘情于柳侯祠,因之而不能忘情于整个柳州。
从前在中学读书,老师命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愈的文章相当深奥,读通且不易,何况背诵!只因他具体写了柳宗元在柳州的德政,写了他的正直的情操,所以背熟全文似乎并不曾费太多的精神。至今犹记他为柳宗元的不遇所发出的叹息:“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柳宗元舍己为人的记述:柳宗元贬柳州刺史,他的朋友刘禹锡同时贬播州。播州在贵州境内,就是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当时瘴疠流行,险恶可知。而刘禹锡老母尚在,柳宗元不忍刘母子同去这苦地方!于是毅然决然请求用自己的贬地柳州去对换刘禹锡的播州,后来皇帝老官想想,自己也有个老太后在,不忍刘母去播州受罪,才让刘禹锡改刺连州的。
这与柳宗元的德政比,不过小事一桩。而韩愈却大大地发挥了一通,说世上好朋友之间,往往为一点小利害关系,就翻脸不认,甚至落井下石,和柳宗元的见义勇为比,实在太可愧了!
从前海内城市,差不多都有文庙和武庙。孔夫子和关公是影响最大的了。不过前人对孔与关的崇拜多少有点抽象,而像柳宗元这样以道德文章传扬后世的,虽然祠庙只限当地,而胜迹内涵却十分具体,登临一游,受益最多。至于以声色名世的,譬如南京的秦淮八艳,固然也有些遗迹示人,却只做得人们茶余酒后的闲谈资料罢了。我每临“李香君故居”,总想向历史发问:十里秦淮,古来多少英雄出没,豪杰行止,却缘何都没有故居可寻?


第12版(副刊)
专栏:

书法 诸士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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