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理论·学术)
专栏：探索与商榷
试论先进技术能否创造价值
李定中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层次性特别明显。从比较原始的生产工具到最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在神州大地杂然并存。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产业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同一产业甚至同类商品生产之中。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生产，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产品质量，从而为企业带来较多的利润。这种常见的现象向人们提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先进技术用于生产时能否在转移自身价值的同时还创造价值呢？
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观点。的确，马克思说过：“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４２４页）同时，他还指出：“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同上３５５页）从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看，似乎可以肯定先进技术虽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却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不仅如此，它还会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些重要观点值得细细咀嚼。首先，他把商品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前者也就是通常说的商品的价值，即体现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值；后者则是指各个生产者生产该商品所实际消耗的劳动量。个别价值既可能大于社会价值，也可能小于社会价值。在前一场合，商品生产者就会处境不妙，甚至破产；在后一场合，他就会赚得超额利润。其次，马克思还曾强调指出：机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上４２４页）他并肯定“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同上４２８页）而“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同上４３０页）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同上３５４页）如果把上述这些观点加以综合研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有必要先把本文所说的先进技术界定为它所能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比当时社会平均达到的水平更高，用它生产商品时的劳动生产率比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更高。这样，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某种商品生产，就会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它的社会价值。
应该肯定，在先进技术促成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时，如果就个别价值分析，那么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仍成反比，并且先进技术作为物化劳动仍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从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着眼，我们就会看到，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商品，可以在市场上按社会价值售出，或按虽低于社会价值但高于自己的个别价值的水平售出。这样，使用先进技术生产商品的劳动就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了。那么，对这种在同样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的现象的成因应该如何认识呢？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需要有能够操作使用它的劳动者，他们与一般体力劳动者相比，往往需要具备较高的素质，其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有所提高。但是，在肯定这一点后应该承认，先进技术的采用在促成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方面仍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是先进技术的卓越性能本身决定了它用于生产时，能够比当时社会平均使用的技术更多地代替人类劳动力，能够进一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正是这种卓越性能本身事先从根本上决定了先进技术能够促使个别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小于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操作新技术的活劳动才能够把它变成现实。例如，卡车与人力车相比，在载重与速度两方面所以能够使运输效率成百倍地而不是成十倍地提高，其决定因素就在于卡车的技术性能本身，而不在于司机的操作水平。不仅如此，进一步分析还会看到，其他条件相同时，为了保证先进技术正常使用以充分发挥它的提高效率的作用，如果需要操作它的活劳动质量越高、数量越多，它就越会使先进技术的采用所能带来的商品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程度，不是增大了而是缩小了。由此可见，对使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商品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现象，认为只是或主要是由操作使用它的活劳动造成的，认为这种价值差额是这种活劳动的复杂程度造成的，认为先进技术的卓越性能在这问题上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观点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这类观点无异于根本否认先进技术同当时社会平均达到的水平相比，能够更多地代替人类劳动力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先进技术的采用能够促成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能够促成劳动起着自乘的劳动的作用。
先进技术能够创造价值的实质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在先进技术用于生产，能够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场合，虽然就个别价值进行分析时，它仍只转移自身价值而不创造价值，但按社会价值为准进行分析，它就能够有条件地创造价值。这里所以强调是有条件的，这是因为：第一，它这种创造价值的作用需要有操作它的活劳动才能实现。第二，它能够更多地代替人类劳动力的卓越性能本身完全是有关的科技教育等工作者复杂劳动的成果，因此，它所以能够在上述意义上创造价值，实质上正体现着物化在其中的这种复杂劳动的贡献。这也正是为什么发明创造者可以通过专利权之类的形式，把先进技术所创价值的一部分归为己有的原因。第三，它这种创造价值的功能，不是就有关商品的个别价值本身来说的，而是就该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实际实现的价值而言的。因此，当社会价值也降到个别价值的水平时，它这种创造价值的功能也就消失了。事实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其他企业势必竭力创造条件尽快采用先进更先进的技术，从而促使商品的社会价值不断下降，这就使上述先进技术创造价值的功能不断削弱并趋于消失。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是层出不穷的，各种更加先进的技术会不断被采用，因此，上述相对先进的技术能够创造价值的现象也会此伏彼起，没有穷尽。
应该强调，在这种先进更先进的技术你追我赶不断涌现的现象背后，凝聚着一大批直接间接有关的劳动者的奉献。他们主要是脑力劳动者，其中既有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者，也有有关学科的科研工作者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还有各级教育工作者，等等。他们坚持不懈的艰苦劳动，促使科技不断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他们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其中不乏非常复杂的劳动，因此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比较多甚至非常多。直到今天，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奉献还没有在物质上得到充分的报偿。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到，科学技术所以是第一生产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不断提高对自然的认识和合理利用的水平，从而不断实现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新技术所能代替的劳动总是远远大于它本身所费的劳动。所以，从整体上看，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所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也必然小于它在使用中所可节约或代替的劳动量。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作为科研成果的先进技术率先用于生产时才能够保证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从而才能够有条件地创造价值。
上述观点同“资本、土地、劳动”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说法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后者实际上认为即使在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的条件下，资本（生产资料）也会创造价值。还要指出，马克思既然明确提出了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概念，也就肯定了实际劳动较多创造社会价值较少与实际劳动较少创造社会价值较多的种种现象。这类现象与其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而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对先进技术能够有条件地创造价值的现象，也可这样看待。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之际，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及威海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国际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山东威海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我国海峡两岸和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代表一百多人。中外学者通过重温甲午战争的历史，围绕着甲午战争与近代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关系和人物评价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现将有关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关于甲午战争与近代经济的问题，是过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一种意见充分肯定了甲午战争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推动作用，认为经济的发展同政治的改革不相适应，以至于封建专制体制严重阻抑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导致了甲午之败。另一种意见指出，就中日双方在甲午战前的经济实力而言，中国优于日本，造成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清政府的避战主和与消极防御。对于甲午战后外国资本的扩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全国性范围内所发起的非常猛烈的利权攫夺竞争，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战争“赔款”对清政府的财政影响至巨，无异是雪上加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列强经济扩张虽对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危害，但在客观上又一定程度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表现于近代交通网络的建立、新型企业的大量创办和农产品商品化及手工业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转型等方面。
对于从近代军事的角度去研讨甲午战争，素为治史者所重视。以往多侧重于研究海陆战，且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这次讨论会则集中探讨了军事战略学和海防观等问题，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有的学者认为，从军事战略学的高度评析甲午战败的军事原因是必要的，由于清政府在国防发展战略上的失误、战备工作迟缓、战略筹划不善、对海军使用不当和清军军事素质低下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有的学者指出，北洋海军之所以被毁，有其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深层因素，内在因素为中国一向重陆轻海，外在因素为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有的学者对中国近代海军的海战理论状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海军作战理论的低下，制约了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指导问题。
从文化的视角与层面来研究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一个新特点。一些学者指出，以往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只从政治的、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不够的，应当对文化的深层原因予以重视，正是晚清那种残留的天朝上国心理所形成的封闭心态以及“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之对自己、对世界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的机遇。经过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刺激，才加速了中国进行自我反省和根本变革的步伐。于是，中国人开始摈弃过去那种盲目自大或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并从日本崛起的事实中更强烈地感到必须“因变致强”，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有了新的觉醒。
把甲午战争置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加以研究，探讨甲午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是这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认为，甲午战争时的欧洲列强，纵横捭阖，情况十分复杂，其中英俄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及其变化，决定和影响了甲午战争时期欧洲列强与日本、中国关系的基本局面，英、俄、法、德、美等国对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均程度不同地采取了或支持或纵容的态度。有的学者指出，甲午战争前后，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轴是帝国主义争夺远东霸权，具体说就是西方列强争夺朝鲜和中国。甲午战前，清政府曾指望英俄调解中国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却是一厢情愿，列强出于“利益均沾”的目的，对日本侵华给予支持，但甲午战争的结果则是日本侵略势力在远东的极大膨胀，动摇和改变了远东原先的国际关系态势，远远超过了西方列强的预先估量，使列强在远东地区新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到来。
人物评价依然是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引人关注的一个议题。与会学者除继续对以往研究较多的人物如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方伯谦、光绪帝、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进行了评述外，还对过去研究不够或属空白点的人物作了探讨，其中包括文廷式、宋庆、徐骧、徐建寅等甲午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和康有为、孙中山、廖仲恺等与甲午战争有关联的人物以及汉纳根、麦吉芬等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外国人，表明人物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追述《历史研究》历程开展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
纪念《历史研究》创刊４０周年纪念大会不久前在京隆重举行，历史学专家和史学工作者１００多人出席了会议。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回顾了历史研究４０年风雨历程中的几个转折时期，怀念和追述了创办《历史研究》的老一辈史学家创立的功绩。他指出：史学工作者应当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抛弃其糟粕，但决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以为凭借那些腐朽的东西可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爱国主义，决不能走向复古。季羡林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开展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是《历史研究》长期以来的一贯传统，希望今后更好地发扬。中国的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重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历史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时代任务。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研究中应当注意一点，即切忌把历史问题现代化。过去是过去，现代是现代。历史上存在过侵略与反侵略，否则，就没有爱国主义。刘大年、胡厚宣、丁伟志、丁守和、蔡美彪、李学勤、庞朴等著名史学家出席会议并发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