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风雨四十年》序
杨尚昆
童小鹏同志要我为他所写的、以回忆周恩来同志为主要内容的《风雨四十年》写个序，说几句话。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从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因而，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文章和文学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广为流传；故此，用各种体裁、从各个角度介绍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供正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的人们学习，是党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童小鹏正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童小鹏是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后几天，他就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以后又一直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１９４６年又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直到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又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为此，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李维汉率领城工部机关随叶剑英和我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工作。童小鹏任城工部秘书处长，负责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秘密电讯工作。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后，童小鹏任副秘书长、秘书长。１９５８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革”浩劫，童小鹏也未幸免，被打成“走资派”，又以“特嫌”为由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到１９７３年才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这时，周恩来虽患不治之症，仍关心并指导统战工作，直到弥留之际。
童小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近４０年，许多老同志都希望他尽早把他所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他早在１９８４年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陈云同志还为他题了书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极表赞成，并同意作序。可是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忙于负责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党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同时出版了他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无暇动笔。现在上述工作都已结束，他决心“叶落归根”定居到福建去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一个好主意。除了文字的叙述外，他还准备按内容插载当时当地他亲自拍摄的珍贵照片，堪称文图并茂。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深受读者的欢迎，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以实际行动来完成革命先辈未竟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祝愿《风雨四十年》的早日问世和取得成功！
（注：这是杨尚昆同志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为《风雨四十年》作的序，该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附图片）
１９５５年４月９日，周恩来总理在新安江水电站工地询问移民生活、住房等情况。本报资料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雷洁琼
今年１０月，是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诞辰１００周年。我同叶老有数十年的交往，今天大家来纪念他，我又回忆起他的许多往事。
叶圣陶同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渊博的文化知识和令人景仰的高尚品德。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８年，我曾与叶老两次一起到外地参观、考察。在两次参观访问中，叶老观察事物精细，分析问题深刻。每到一地，他总是认真仔细地听取情况介绍，还作笔录，同基层干部亲切交谈，了解问题，发表意见。他关心别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尤其使我感动。去四川考察那天，叶老上火车后就觉得腹中疼痛，但他不愿惊动同行的人，忍痛不说。以后病情加重，也只在途中作了一些治疗，仍坚持参观访问。回到北京后，才住院动了手术，取出了结石。那年叶老已是８３岁的老人了，手术之后，健康情况也大不如前了。但他毫不懈怠，仍坚持读书看报写文章，并尽力参加社会活动。
尽管目不明，耳不聪，他还是满腔热情地关心教育改革，关心精神文明的重建工作。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每次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之前，他都尽力收集群众的意见，在会上反映民意，提出兴利除弊的建议，以人民公仆和共产党诤友的形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会务认真负责，关心同志们的进步。他思考问题很深，在民进的会议上，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发表讲话，撰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笔，总是亲自动手。他一贯反对说空话套话的表态，写陈词滥调的文件，谆谆告诫民进的同志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要求民进的同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当教育改革的促进派。在中共中央决定制订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后，叶老倡导民进的同志对教育结构、课程编排、教材教法等献计献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建议，受到党中央的重视。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叶老针对社会上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严重倾向，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辞意恳切的《我呼吁》一文，要求教育界和社会各方面一起来纠正这种背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倾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叶老同时还指出，必须从端正教育思想和改正教育方法两方面入手，才能真正减轻学生和教师的负担。
１９８７年６月，民进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叶圣陶同志这时行动已极不方便，但他仍坚持在家人搀扶下来到会场，同与会代表见面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郑重地说：这几年眼看不清，耳听不明，通向外界的这两个窗口几乎关闭。作为主席不能参加民进的活动，是“不能容许的失职”，恳切要求辞去主席职务。他用“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非诸人”这两句古语，表达了自己有生之年的愿望，并以此勉励大家。这是叶圣陶同志晚年对广大民进会员的教诲，也是留给一切有志振兴祖国、服务人民的人的金玉良言。
叶圣陶同志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地追求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一切奉献给祖国。作为真诚的爱国者，从五四运动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叶老的思想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他总是站在人民方面，站在改革和革命方面，和时代一起前进。叶老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巨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思想、道德、实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记忆
——痛悼杨得志同志
肖全夫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传来了杨得志同志逝世的噩耗。尽管我了解他的病情，事实真的出现时，心理上总有一种对承受力的抗拒。手捧着他去年４月亲笔签赠的《杨得志回忆录》，历历往事汹涌地在脑海中奔腾。
我在得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和学习的时间较长，直觉的积累，逐渐地在我的心底里矗立起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被我视为楷模。
１９５２年７月，得志同志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主管作战。几乎是在同时，我也奉命率第４６军入朝参战，接受得志同志的直接指挥。他对革命事业的执著，对同志的坦诚随和，使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便产生了一种信赖和相知感。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并不甘心于五次战役的失败，他们凭借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空中优势，在“停战谈判”的烟幕下，竭力推行所谓的“绞杀战”，图谋先瘫痪中朝人民军队的后方供应与防御体系，继调兵遣将孤注一掷，于西海岸再次登陆，最后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
１０月２９日，我率工作组同第４２军完成了防务的交接工作后，便在堂岘设置了军指挥所，参与实施志愿军司令部关于粉碎敌人在西海岸登陆计划的部署。
朝鲜的西海岸，背依定州、安州、平壤，是朝鲜主要交通干线的天然屏障。但因其内陆山小路多，地形开阔，便于机械化兵团活动和实施空袭，为敌人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西海岸的这一战略地位，我在实地勘察中，充分地考虑了敌人可能登陆作战的地区及当时我军的实力，重新拟制了作战方案。为了防止指战员们对于停战谈判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针对部队中较普遍地存在的“速打，速胜，速回国”的急躁情绪，军党委还发出了《关于思想建设与作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
得志同志亲自审阅并充分肯定了我们的作战方案和《决议》。他强调指出：实现和平的基础，惟有打败侵略者。当前，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必须教育部队以临战的姿态，扎扎实实地做好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奠定随时消灭一切敢于登陆、敢于进犯之敌的坚实基础。得志同志的这些指示，坚定了军党委的信念，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１１月２日，为了加固阵地，准备长期作战，我们组织了３５个连队共３６４６人，投入了构筑西海岸防守地段防御工事的工程作业，具体落实志愿军司令部和得志同志的指示。得志同志高度评价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充满信心地说：随着我军在东西海岸大规模的筑城、全线兵力部署的调整、新生力量和大批作战物资源源运入部队，我正面阵地工事更加巩固，作战物资也很充足，全军上下士气高昂。我两翼海岸可以说壁垒森严——西海岸粉碎敌七个师的进攻很有把握，东海岸消灭敌五个师没有问题。
我们军在入朝作战２００个日日夜夜中，先后同美军陆战第１师、第２师、第２５师，英联邦第１师土耳其旅等９个外国军队，计９６００余人，较量了１５０余次，总共歼敌１４４００余人，击落敌机９３架、击伤１５５架，击毁坦克３１辆、各种汽车３８辆，缴获各种火炮２５门、轻重机枪１６９挺、各种枪７３２支、各种弹药４４４０００余发、步讲机５６部及大量的其它物资，扩大了阵地５平方公里。这些战绩，不仅把著名作家巴金吸引到我们军，使他饱蘸激情地挥毫写出《在英雄连队里》、《魏连长和他的连队》、《记栗学福同志》等励世奋进的史诗般的篇章，也使我们军享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前来视察，让我们亲身体验这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的超凡脱俗的品格风貌的殊荣。我很清楚，这一切，不仅来源于全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来源于党中央和志愿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也凝结着得志同志的心血。每当忆及这些往事，我的眼前总要呈现出得志同志的音容笑貌。
１９５４年，得志同志回国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我同时奉调到战役系深造，得以同得志同志朝夕相处。３年中，在得志同志孜孜不倦地攻读的榜样感召下，也由于他循循善诱、一丝不苟的严格管理，我从文化程度及军事素养上，都完成了一名高级指挥员的必修课，并且获得了模范学员的光荣称号。当我在主席台上接受刘伯承元帅颁奖时，我看到了得志同志投来的兄长般欣慰的目光。顿时，一股热浪向全身泛开，我的眼睛润湿了。我急步奔向得志同志，他也早就伸出了双手，情真意切地说：“祝贺你，老肖！祝贺你！！”我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厚实的手，激动得一时语塞，只是用劲地点着头，无声地向他表达着我发自肺腑的尊敬与热爱。
１９８０年１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我担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当时得志同志任总参谋长，历史赋予的重任，又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夜深人静了，电话里传来得志同志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老肖呀，这一次你又挑重担喽！中央和军委都相信你绝不会负此重托！”
１９８２年９月，得志同志亲自聆听了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军政军民与民族团结、加强部队的战备训练与正规化建设，以及加强边防建设的情况与构想的汇报。他特别仔细地端详着我所提供的一组反映边防军人艰苦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照片，两眼饱噙泪水，陷入了沉思。看得出来，边防军人那因烈日朔风肆虐而变成古铜色的脸庞，因常年缺氧而扩大了的心脏、水肿了的肺和穿了孔的胃，因吃不上蔬菜而弯曲了的手足关节……都在撕扯着他的心。他哽咽着对我说：“老肖呀！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善边防部队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现在国家也有困难，改善只能是逐步的，你的担子重呵！”得志同志的一席话，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更加坚定了我们搞好边防建设的意志。汇报会后，得志同志与总后洪学智部长商定，向新疆军区拨款２亿余元，使我们从１９８３年起，得以在新疆及西藏阿里地区，展开史无前例的边防建设，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得志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懈的一生。他的离去，是我党我军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他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已经载入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篇章，也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底里。
得志同志，安息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党的建设奋斗终身
——悼念陈野苹同志
周大仁
在九宫山开会，接到中央组织部郭永平同志的电话：陈野苹同志于８月１７日零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了。噩耗传来，我久久不能平静，为失去了这样一位长者和良师而悲痛。
陈野苹同志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党的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８４年从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上退下来以后，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十分关注和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新时期党的建设，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可以说，陈老为党的建设奋斗了终身。
我第一次见到陈老，是１９８８年５月。当时，陈老应邀来我们湖北省委党校参加全国中青年领导科学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我请陈老给我们党校学员讲一次党课，陈老欣然答应，抽时间给全校学员作了题为：“开来必须继往，求实乃能创新”的报告，受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热烈欢迎。
陈老在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提出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同志，许多人将跨世纪工作，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使命，必须加强培养和教育。陈老说：“这几年走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面临的大势就是改革开放。要改革，要开放搞活，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干部，必须在老一辈开创的业绩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工作要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不这样，我们就有愧于时代，有愧于党的重托、人民的信任，就不是新时期合格的领导者。”并且针对当时干部的思想状况，阐述了开来与继往、创新与求实的关系。强调中青年干部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开来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思想保证。他说，继往、开来和创新，都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求实务实，只有这样正确处理好继往与开来的关系，为创新开来而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开来，才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陈老的报告，道理深刻而朴实，语言通俗生动，对我们学员教育很深，启发很大。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１月，在中央党校举办党建理论研究班。我作为党建理论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又有幸与陈老同在一个班学习，而且同在第三学习小组，我们朝夕相处，更多地聆听了陈老的教诲。
当时，陈老已是７５岁高龄了，不带秘书，与研究班学员一起住党校学员宿舍，与大家同吃同住，按时参加学习讨论，以一个普通学员的身份要求自己。
在一个月的学习研讨中，陈老非常认真，对党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常常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精辟的论述，使大家受到启发和教育。陈老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经验，对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１９９０年４月，我出差到北京，住在中央党校西院招待所内。一天，我给陈老打了电话，准备去看他。陈老却在电话中说：“我这里远，又不好找，我来看你吧”，我执意不肯，陈老却坚持要来。一会儿，陈老便来到中央党校招待所。当时，中央党校招待所还比较简陋，我们住的是通铺房间。当陈老从楼梯上一步一步爬上来，坐在木板床上同我们闲谈时，我心里对他充满了崇敬的感情。陈老仔细询问了干部的思想情况，党校的教学和党建理论研究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汇报。我向陈老反映，少数领导同志对理论学习不够重视，对上党校学习热情不高，认为学不学无所谓。陈老笑了笑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然后，他向我们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他说，进党校学习，是他向往已久的事。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他在云南约了两个朋友到昆明，想北上延安，但因故受阻。后来，他只身步行到成都，找到组织，希望到延安上党校。但四川省工委却分配他到庆符县当县委书记。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求，直到１９４３年７月，才如愿以偿，到延安上了中央党校，并担任六部学员党支部书记，一学就是两年。陈老说，在中央党校，经过学习，我才第一次懂得了学习马列主义最基本的要求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停了一会，陈老又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上，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主席这样要求学员，也这样要求自己。陈老说，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记，当延安整风学习结束以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在“抢救运动”中，把很多同志搞错了，伤害了同志们，同志们受了委屈，我在这里给大家赔个不是！说着，就当众给大家行鞠躬礼！许多同志感动得落下泪，大家得到莫大的、无限的安慰，心里的积郁立即冰消冻解了。陈老的话，使我思绪万千，我眼前浮现出毛主席的崇高形象。
后来，陈老还专门叫秘书给我送来《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二集），自己还签了名。这是一批老同志回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生活的文集，其中也载有陈老的一篇文章《延安精神的陶冶》。我反复阅读这本书，从中吸取营养，也借鉴办好党校的经验。
１９９１年５月，陈老关于党的建设的专著《新时期党建工作的若干问题》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陈老前来武汉参加座谈会。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之后，我再一次请陈老到我们湖北省委党校去给学员讲党课。５月２３日下午，陈老又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给全校１０００多名学员和教职工作了《自觉维护党的权威》的专题报告。
自从认识陈老以后，陈老曾３次来我们湖北省委党校，非常关心我们党校的建设。我出差到北京，也常常去看他，每次谈话的主题都是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
陈老走了，他实践了自己为党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但他那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他坚持原则，为党的建设奋斗终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