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纪念闽东苏区创建６０周年
叶飞
今年，是闽东苏区创建６０周年。宁德地委、行署决定举行纪念活动，以弘扬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很有意义。我在闽东战斗了５年多时间，对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如今，往事仍历历在目。
闽东苏区位于福建东部，与浙南相邻。面积近１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多万。这里早在１９２６年就有了党的组织和零星革命武装。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间，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都曾到这里指导过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到１９３３年“霍童暴动”以后，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１９３４年初，正式建立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块红色区域。
闽东苏区是全国最后建立的一块红色区域，它在产生和发展的道路上有着自身的特点：
其一，闽东苏区是在中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闽东苏区建立，始于１９３３年底到１９３４年初。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由于执行错误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受到了巨大损失，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在战略上进行转移，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这时，由于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减少了闽东地区国民党军队对工农武装的压力，国民党１９路军又乘机发动了“福建事变”。闽东党组织领导工农武装乘机发动了全区的武装暴动，于１９３４年２月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马立峰为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不久，又成立了闽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闽东临时特委；９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闽东苏区作为一个党、政、军组织健全完整的红色区域，得以形成。闽东苏区的建立，仅就闽东地区来说，是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是工农民主革命的胜利。但由于这一胜利是在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时取得的局部的胜利，因此比较难于持久和巩固，苏区建立之后就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这是其它一些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时建立的苏区所没经历过的。
其二，创建苏区的主要领导者绝大多数都是在闽东地区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因此，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依靠群众，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错误作法的影响也比较少。
其三，闽东苏区建立刚一个月，就因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叛变而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闽东有苏区，有党的活动，有红军，而闽东苏区却不知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的去向和中央的政策。闽东党组织和红军独撑危局，坚持游击战争，直到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实行合作抗日，才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在得不到党的任何指示的残酷形势下，依靠闽东人民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闽东苏区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并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的残酷环境里，没有被反革命势力完全摧毁，而且保存并壮大了革命武装。这是十分艰难的，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
一是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改变策略，打破教条，扔掉坛坛罐罐，及时实行战略转变，把苏区变成游击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以重兵围剿各苏区红军。仅闽东苏区四周就聚拢了１０万反动武装，企图一举消灭闽东红军。面对强敌，闽东特委于１９３５年１月在福安洋面山召开了闽东独立师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联席会议，经过激烈争议，一致决定迅速转变单纯保卫苏区、与苏区共存亡的战略方针，变苏区为游击区，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就地上山打游击，独立师转移到苏区外围开辟新游击区，保存实力，坚持斗争。这一决定，对闽东苏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闽东红军主力避免了和强敌硬拚，为以后开展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积蓄了力量。南方３年游击战争结束时，闽东红军是十几个游击区中保留下来的人数最多的，这主要得益于洋面山会议的决定。
二是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闽东苏区和红军在南方３年游击战争中，能够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也可以说是政策和策略的胜利。比如，敌人在闽东地区实行反动的保甲制度，以限制我军和地方干部的活动。我们认为，保甲制度虽然反动，但是保甲长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于是，对保甲长便实行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的政策。让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保甲长给我们送情报，保护群众。我们去时，为我们保密，我们走后，再向敌人报告。这样，多数保甲长成了“白皮红心”的人物，暗地里给我们送情报，买武器、药品和安置伤病员。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我们在依靠人民群众提供物资的同时，还实行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商业政策，得到白区商人的拥护，他们不仅供给我们粮食、武器、情报，还为我们做宣传。通过这些正确灵活的政策和策略，与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顽强而又机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和封锁，使红军在闽东站稳了脚跟。
三是人民的支持。闽东苏区建立的政权，是闽东人民自己的政权，闽东红军是人民和人民政权的保卫者。闽东人民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苏区和红军。在南方３年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闽东人民，特别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畲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组织和红军。畲族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死亡的威胁，金钱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们出卖红军，出卖党。因此，竹洲山和屏峰山的畲族居住区，成为闽东红军的坚固后防，修枪厂和后方医院都设在那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军队伙同当地民团３次焚劫了那里的６个畲村，抓住８位老人和妇女，逼问医院和修枪厂在哪里，老人和妇女齐声说“不知道”。敌人用马刀砍头威胁，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烧了他们的房子，杀了区苏维埃主席，也始终没能破坏我们的后方医院和修枪厂。敌人把山上的畲族群众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也没能割断我们和畲族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特别是畲族人民的冒死支持，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使我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总能渡过一次次难关，得到恢复和发展。假使没有人民特别是畲族人民的帮助和支持，闽东苏区和红军是极难在３年游击战争残酷环境里坚持下来的，发展则更不可能。
闽东苏区人民在建立苏区、保卫苏区过程中，前赴后继，英勇献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苏区转变为游击区后，进行３年游击战争，环境和条件比苏区时期更为艰难险恶，斗争更为残酷和激烈。苏区人民毫不屈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表现了更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心。马立峰、詹如柏、许旺、施霖、阮英平等烈士一个个倒下去，闽东人民的优秀儿子又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冲上去。用１０００多个村庄被毁灭，１７０００多户被灭绝和５万多人牺牲的沉重代价，换取了闽东的新生。可以说，闽东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都凝聚着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业与牺牲精神。这是一笔丰富的遗产，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闽东人民沿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铺设的道路，发扬老区的光荣革命传统，艰苦创业，开发闽东，建设闽东，使闽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中９０％的贫困户比较稳定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闽东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成就和进步，是可喜可贺的。但和闽东人民所追求的目标相比，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和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也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继续努力。因此，在纪念闽东苏区创建６０周年之际，我深切怀念闽东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为闽东人民已取得的成绩和进步高兴，同时也真诚的希望闽东人民继承当年苏区人民的创业与牺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闽东这块红色的土地迅速建设与发展起来，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杨得志英姿犹在
李真
杨司令，我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称呼你！在你患病期间，我多次去医院探望你。你还在我用小字书写的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长卷上，题写了“严于治军，一往无前”的闪闪发光的词句哩！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医院领导同志告诉我，你病重了，我去看你。我多么希望你病情好转，以便来日再去聆听你的教导。然而，你却于十月二十六日长辞于人世。噩耗传来，我十分悲痛，含泪回忆着过去……
那是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路经察南（察哈尔南部）转战平北、冀中，去牵制傅作义，阻止他执行蒋介石命令援救东北败局时，我在桃花堡第一次见到你。当时我在察南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你找我们分区领导去汇报情况。你那英武壮怀的谈吐举止，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我被调到三纵队九旅任政治部主任。直到抗美援朝胜利，我被调到军事学院工作，才离开了你。
曾记得，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间，你和罗瑞卿政委率领兵团挺进平北、冀东时，辽沈战役早已开始了。东北战场，敌人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狭小地区，蒋介石为了挽救危局，企图以北宁线的锦（州）榆（山海关）段作为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以便与华北的傅作义汇合，或据守或从海上逃跑。为了保证东北野战军迅速歼灭三个孤立地区的敌人，毛主席指示：华北野战军要紧紧拖住关内敌军，不使其向东北增援。
牵制和调动敌人，谈何容易啊！敌人用汽车装载输送，行动快速；我军靠两条腿，负荷很重。在那段“牵牛”战中，部队经常不住村庄，不走大路，一会儿爬山越岭，绕到敌人身后；一会儿又急行军，抢在敌人的汽车轮子的前头，经常一天行程一百多华里。
在平谷县白河边之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你讲到“牵牛”的战役、战术问题时说：“我们暂时的目的，不是同傅作义决战，而是牵着他的鼻子走。”你严肃认真、有条有理地讲：第一，要跟踪和缠住敌人，以我们的辛苦达到消耗它的体力、瓦解它的斗志，瞅准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集中我之优势，攻击一点，一口口地吃掉它，但口不能张得很大；第二，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军事行动，忽东忽西，即打即离，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头脑和手脚；第三，要想方设法蒙骗敌人，但不能弄假到底，被它识破，这就必须巧妙地由虚变实，以假掩盖真，造成敌人的错觉；第四，有时要故意暴露一些行动，让敌人发现并追踪我们，利用敌人在这里寻找我们的机会，在另地出奇制胜；第五，尽可能把敌人引进山地里来，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你还列举了历史上“孙庞斗智”等故事，然后说，胜负有数，多算者胜，少算者败。所以，指挥员要多用脑子，这条十分重要。当时我们觉得多日萦绕在心头上的愁云，一下子被驱散了。我旅在攻克平左路上的重镇——石匣，以及其他敌据点时，就是采用的这些战斗手段。
还记得，在朝鲜五次战役前，我和张英辉师长到兵团开会，接受任务时，你挥动那有力的大手，用严厉的口气强调：“要实现我们的战役意图，一定要打穿插迂回战，就是要穿插到敌人的纵深处，迂回到敌人的心脏里，打乱敌人的秩序，打乱敌人的部署。”见你挥手做了一个用力向下切的姿势，“将其割成几块，分成小股，各个击破，最后全部报销。”我们良久地思考着这些话的重量。在战役的全过程中，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指挥也切当，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兵团通令嘉奖，并奖给“猛插分割”锦旗一面，还号召我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和光荣。
还记得，你从志愿军回国后不久，也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有一次在学院大礼堂听刘伯承元帅的报告，休息时我还未走到你的跟前，你就主动给我打招呼：“你有半个多月没去过我那里了吧！”寒暄了一会，我正要把我在学习“兵团战术”中碰到的几个问题向你请教，铃响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晚上，我去你的宿舍，你让警卫员泡了茶，你亲自端出了糖盒要我吃糖，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格，我不抢先开腔，就很难有说话的余地。我说，你是战役系主任，我们正在学习的军事学说，有几个“如何着眼于战略眼光”等方面的问题，请你指教。你稍稍思考了一下，就滔滔不绝地讲：“你是亲自参加过夺取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王牌三十五军的战役、战斗。可以从这里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说，要正确地认识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就必须注重战争的全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那时，为了确保平津战役的全胜，就必须着眼这盘棋的全局。”
你喝了一口茶，继续说：围攻新保安，毛主席在十九个小时内，连续给我们发来三封电报，命令我们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一线。不久，又命令杨、罗、耿兵团，“务必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到晚上九点钟，毛主席更明确地指示：“最重要的任务是务于明日（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一段，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你抬头望了望我：“你看，主席抓得多么紧，多么具体！”你越说越兴奋：“那时，我兵团经过连续六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以最大的耐力顶着寒风，破洋河之冰，下水徒涉，于十二月八日赶到新保安周围，切断了三十五军与外部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对新保安之敌的包围。紧接着毛主席又来电报，要我们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久围困，待命攻击。这就叫做‘围而不打’。部队情绪很高，要求立即下命令攻打新保安，为什么不打，当时我们也并不完全理解。”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说，“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保完成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只有如此，才适合毛主席预料的敌人“欲战无力、欲守无能、欲退无路”的局面，后来整个战役的全胜，就是按毛主席的这个战略原则办的。你加重了语气：“这就是全局。”
杨司令，你由一个贫穷山村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是经过漫长艰难和坎坷道路的，多么不容易！你为中国革命立下的汗马功劳，将铭镌史册。我谨书挽联，以寄哀思：
炮火连天三十载，南征北战，韬略超群，功绩辉煌垂青史。
从严治军六十年，思想领先，言教身教，典型模范镌全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忘身 精神永存
——缅怀泰国中华总商会前主席蚁光炎先生殉难５５周年
马庆雄沈冰凝邓法奇
中国人民在长达８年的抗日战争中，从前方到后方，从国内到国外，都有许许多多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牺牲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上。其中，泰国中华总商会前主席蚁光炎先生，就是在国外殉难的一位爱国人士。今年１１月２１日，是蚁光炎先生殉难５５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念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不论对今天还是对后人都有重要的意义。
蚁光炎先生１８７９年生于广东澄海，世代务农，生活贫困。他幼年丧失父母及兄长，依靠嫂姐长大。１７岁时，他像千千万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穷人一样，乘坐一种叫做“红头船”的木机船，离开苦难的中国，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他先到安南（现越南），２３岁到泰国，当过杂工、装卸工、领班。由于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３０岁左右创建自己的事业，从一般旧小货船起家，开始经营运输业。他聪敏好学，善于积累经验，使他的事业逐步扩展到粮油加工业、垦殖业等，成为著名的华侨工商企业家，对所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蚁光炎先生致富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去营造一个安乐窝，也没有企盼自己成为什么“第一”或“大王”之类，以炫耀于社会。他认为，国家还落后，社会还贫困，还有多少学龄儿童未能接受教育，应该首先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他经常说的：“我从家乡来南洋时，只是空手而来，现有的财富都是从社会得来的，从社会取来的，就应该还给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哪里会有财富，没有国家，哪里会有我？”他在实践自己“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诺言中，是丝毫不打折扣的。他对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和扶贫济困所投的资金及精力，难以用数字来计算。
先生素以乐善好施著称，人们称他为“生佛”。他担任过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第一至第三届董事长，泰京华侨赠医所主席，以及天华医院财政等诸多职务。此外，他对侨居国的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也十分热心，还号召侨众为泰国的繁荣和社会福利出力，自己则身体力行，正如一位泰国政治学教授说的，蚁先生“不仅为他的祖国工作，也为他的居住国尽职”。
这些，是蚁先生为社会直接服务的主要方面和方式。他的慈善之心，还表现在凡社会上遭受水旱灾害，他总是积极呼吁公众赈济，并带头捐献。１９２２年粤东、闽南的“八·二”风灾和１９３１年的黄河大水灾发生后，他都捐出巨款赈灾。在泰国，又多次捐款给泰国红十字会。１９３８年与陈景川、廖公圃联合发起成立潮州会馆后，成立潮州米粮平卖公司，从泰国购买大米运到潮汕平价出售，解救粮荒。若遇到一些穷困潦倒，生活无着，向他求助的人，一旦了解实情，就掏钱相助。由于蚁光炎先生长期热心服务社会，在泰国华人中有崇高声望，故在１９３６年被推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
领导华人，抗日救国，是蚁光炎先生爱国的伟大所在。１９３７年，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消息传到泰国，爱国侨胞无不义愤填膺，愿为救国效力。蚁先生作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出于民族大义，积极组织领导侨众，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是蚁先生发出的响亮口号。他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推销抗日救国公债，发动社会各界募捐。在这场运动中，侨胞人心之齐，发动范围之广泛和深入，场面之热烈，都是史无前例的。１９３８年，他带头捐献汽车并动员华侨司机到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在曼谷创办《中国日报》，宣传抗日。他认为，只要抗日，都应全力支持。对从祖国到泰国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和进行抗日募捐的人员，蚁先生均给予热情接待和大力协助。如早年国民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先生的夫人徐宗汉女士去泰国宣传抗日，蚁先生让其住在自己家中，并亲自接待、陪同，一起组织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他还多次汇款到香港华北银行，由宋庆龄、廖承志转交八路军、新四军，又以中华总商会名义介绍爱国侨生到陕北公学学习，并资助路费。
１９３９年４月，蚁光炎先生被委为广东省参议员，并不顾险阻到达韶关参加省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回泰国途经香港时，与何香凝和廖承志会见，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为了解国内大后方的抗日政策，他又不辞辛苦从香港来到重庆。当时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董必武也曾前去看望他，并向他介绍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主张。为了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决定投资１０万元，在云南南部边境建立农业基地，一可生产粮食，支援前方，二可转运泰国华人捐献的抗日物资。他还亲自或派人与东南亚各国的社团联络，协调抗日救亡运动，深得民众拥护和支持。
蚁光炎先生积极领导泰国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获得了显著成绩，影响深广，同时也引起了日伪敌人的恐惧和憎恨。当他决定回国出席广东省参议会后，亲日派就极力阻挠，甚至企图用金钱收买他；而当他离开泰国后，日伪爪牙又千方百计阻止他返回泰国，企图削弱泰国华人的抗日运动，并扬言要谋杀他。许多朋友和好心人也劝他暂缓回曼谷。但蚁先生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说“大义所在，我岂敢以性命自私！”于是，毅然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提前回到泰国。不久，惨案果然发生。当年１１月２１日晚，他在开完会，驱车去耀华力路接夫人，刚准备开车门时，跟踪已久并埋伏在附近的杀手，突然在黑暗处闯了出来，向他连射四弹，皆击中要害，顷刻间他倒在血泊中。在送往医院途中，在弥留之际，他还对夫人说：“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由于伤势过重，入院仅半小时就停止了呼吸，终年６１岁。噩耗传出，震惊了侨界，千千万万的华人对蚁先生的被害表示深切哀悼，对日伪的凶行义愤填膺。各界要人和泰国政府总理发了唁电。泰国财政部长、曼谷市长还参加了对遗体的“洒水礼”。案发后几天，两名凶手被抓获，判有期徒刑，后死于狱中。
蚁光炎先生完成了他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侨众的天职。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