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略谈文化建设的宏观调控
杜长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需要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文化发展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分配、流通、交换、消费等微观活动，纳入国家所确定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目标，以提高文化事业建设的整体效益，保证和保障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有效运作过程。
协调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与其他社会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重大社会、利益关系与矛盾，只能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文化建设领域内部有关涉及全局性的重要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也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把文化发展过程中纷纭复杂的微观文化活动，纳入国家所确定的文化发展目标和发展轨道，必须有赖于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去实现。
总的说来，文化建设领域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建设领域的宏观调控，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具体调控内容、对象、手段、方式方法上既有某些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独特性。
一、改善对文化发展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对于文化建设领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提出改善对文化发展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对文化发展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的积极作用，克服市场配置文化发展资源过程可能出现的弊端，使宝贵而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与发展中得到充分利用，使其向国家所确定的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项目和事业建设上集中、流动，向最有益于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文化事业和项目上集中、流动，避免文化发展资源的浪费与流失，甚至被盗用作与社会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庸俗、腐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经营。
二、调整和优化文化事业结构，是当前加强和改善文化发展宏观调控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内容。当前我国整个文化事业的事业结构内部构成、比例上不合理，突出的表现在高品位、文化积累型、建设性的文化事业发展受挫。这一类文化产品，在目前能够向社会提供的整个精神文化产品总量中所占比重太低，比例过小，并呈持续下滑趋势。而包括娱乐业在内的一般消遣、消闲、商业消费性文化业持续超常规发展，形成一种热热闹闹的“泡沫”繁荣与社会文化饥渴共存的尴尬局面。正如刘忠德同志所说，现实文化市场更多地侧重在短期文化消费上，这虽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如果引导不当，就会导致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失衡。对此如缺乏清醒的认识，就会给我们的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整体性失衡”，文化事业结构不合理这一深刻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未来走向的问题，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难以解决，必须有赖于国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事业政策，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引导。
三、增强政策调控力度。围绕国家文化发展目标，适时确定、调整和完善文化建设领域各项经济政策，强化运用经济杠杆对文化发展宏观调控力度，是加强和改善对文化建设宏观调控又一重要内容。这些政策包括，国家关于文化事业建设的投资政策，关于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等方面的价格政策，相关的税收政策，文化领域的分配政策，奖励政策，国家关于社会赞助文化事业方面的政策，文化建设领域有关引进、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策等。文化市场发育程度愈高，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调控文化发展的必要性、灵敏度、有效性愈高，愈成为政府调控文化发展的主要手段。
四、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仍然是国家对文化建设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江泽民总书记在１９９４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制定精神文明和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那种认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主要以市场为取向特征的文化新体制与计划手段的运用是不相容的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计划手段的作用是其他调控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因为市场调节本身没有能力解决文化建设与社会经济、政治自觉协调发展的问题，无力解决文化建设与社会经济、政治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衡、矛盾、对抗的问题；市场调节本身也不可能正确地展示国家的文化事业究竟应遵循怎样的途径发展，并以此来确定什么是文化发展的重点。对于这些具有宏观战略性的决策，市场本身无法作出正确选择，而只能由政府作出。
五、加强和改善文化建设宏观调控必须转变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加强和改善文化建设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促进和保障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因此，加强和改善文化建设宏观调控决不能也决不意味着要恢复过去那种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采取的运用单一行政调控手段的老办法，而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转换宏观调控方式，以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实施对文化事业建设的宏观调节与控制。这一新的调控方式和手段，集中表现为，由单一计划和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政策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杠杆手段、信息与舆论导向和必要的计划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所建立起的高效、灵敏、权威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中国神话史的别一种阐释
刘景荣
《女神的失落》（龚维英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颇有新意的神话学专著。全书６章３４万字，向读者徐徐展示了中国神话由女性的世界到女神的失落、再到诸神的灭亡直至蜕变为“仙话”、“佛话”的悲剧性衍变过程。作者认为，在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上古时期，先民们最初构筑的神话世界也同当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类社会一样，是女性的一统天下。那时被认为主宰着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众多神祗，大都为女性角色所充任，有的甚至是直接由后人所羞于言道的女性生殖器演变而来。只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女性在人类社会的支配地位逐渐为男子所取代，神界的支配者们才纷纷被改变性别，长出胡须，成为后人所熟悉的样子。不仅轩辕黄帝是女流之辈，而且如城隍、土地、山神、火神、战神等，也无一例外是女变男身。所谓“女神的失落”，指的就是中国神话发展史上诸神的性别由女到男这一衍变过程。关于中国古代个别神祗性别的变化，前人也曾有过零星的论述，但没有形成足以引人注意的影响。３０年代闻一多先生曾有《五帝为女性说》，当时和者甚寡，后人编纂《闻一多全集》亦未收入，足见其影响之小。作者以众多神祗的性别衍变为线索，对中国古神话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并把“女神的失落”作为这一发展衍变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现象揭示出来，是有一定价值的。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在先民头脑中曲折反映的产物。既然中国上古社会确曾经历过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那么神话世界里出现“女神的失落”的现象，当然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作者本书的结论绝非仅仅从现成的社会学或神话学观念直接演绎而来，而是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细致的梳理和严密的论证得出的。为了说明某一个论点，作者常常要援引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类型的材料，加以反复辩证，最后才下结论。知识的广博、材料的丰富，加上治学精神的严谨，构成了这部著作观点新颖而又内容厚重的学术品格。
《女神的失落》还是一本具有较强可读性的神话学著作。这不仅得力于作者在搞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兼搞文学创作，因而形成了严谨而又不乏生动、形象富有文学意味的语言风格，而且也得力于作者对书中大量穿插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所作的新颖诠释与述说，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地、女娲炼石补天、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等等，在这里都以崭新的其实也更接近原貌的样子出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这些，不仅一般读者读来饶有兴趣，而且专业工作者也会从中得到启发。
作者在这本书中还大力提倡和实践着这样一种观点：研究古神话，必须懂得“昔者初民”以“不符合文明人思维逻辑的简单的、质朴的类比联想”为特征的“原始思维”。完全用今天文明人的思维方法去解读古人用“原始思维”构筑的神话世界，许多事情都将是“匪夷所思”的。由此我不禁想到，当我们打开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女神的失落》时，是否也需要一点“原始思维”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啄木鸟》庆祝创刊十周年
大型文学双月刊《啄木鸟》创刊十周年纪念会日前在京举行。创刊于１９８４年的《啄木鸟》，是全国公安系统唯一大型文学双月刊。与会同志认为，十年来，该刊一直坚持办刊宗旨，办刊品位，办刊特色的原则，质量一步一步提高，并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任建新同志等题词表示祝贺。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青年文艺家》杂志创刊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给跨世纪的一代青年文艺人才的迅速成长培植一片沃土，架起一座桥梁，《青年文艺家》杂志已于日前创刊。《青年文艺家》杂志由原《文艺学习》改刊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主办的综合性文艺刊物。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探索》举办新诗集展览
日前，由《诗探索》编辑部主办的“中国新诗集版本回顾·首届９０年代新诗集展览”在京举行，同时还召开了“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地区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编辑出席了会议。
（闻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无梦谷》研讨会在京举行
女作家叶文玲的长篇小说《无梦谷》研讨会，日前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浙江省作家协会在京联合举行。作品展示了５０年代末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艰难的心灵历程。与会人士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凝聚着历史的精血和时代的思考。
（闻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我在美国当律师》研讨会召开
张晓武、李忠效著的《我在美国当律师》近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日前北京十月出版社和秦皇岛海洋置业公司举行了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中国青年留学生奋斗追求的人生之路，此间还就域外题材的文学创作问题进行探讨。
（经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扶携文坛新辈茁壮成长
冯牧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２０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１００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８０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我们想起本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６０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它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２１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笑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批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２１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本文是作者为《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所作的序）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不屈的归来者
——读陈沂《归来集》
欧家斤
有幸得到陈沂的《归来集》诗集，掩卷思索，深为诗人百折不挠的性格所折服。文如其人，在此得到生动的统一。诗人在序言中有个精彩的开头、精辟的论述：“诗言志”，我是信奉这句话的。但还要补充一句，我认为：“只有在最艰难困苦或最悲愤而又满怀希望的时候，才能写出好诗。而且我还认为，诗格与人格一定要统一。这是诗人的崇高风貌、自我修养的必然。”
诗人的这番论述，符合“愤怒出诗人”的规律。这番论述，是我们阅读该集子的最好注释。全集由《青春的鳞爪》、《严峻的考验》和《归来》三部分组成。写于“最艰难困苦或最悲愤而又满怀希望的时候”的《严峻的考验》，是全集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所以，与陈沂同命运的著名诗人艾青，称《严峻的考验》是诗，是一首好诗。
从笔调上来看，诗人百折不挠的性格，主要体现在直率和深沉两个方面。如高山流水，飞瀑直泻。诗人根据自己的情感奔腾，信笔写来，明言快语，不精雕细琢，这就是直率的笔调。《不能认输》、《心灵深处》、《严峻的考验》、《我并不孤独》、《狱中杂记》、《题与丁玲合照》、《枕边急就》、《我们总有那一天》等等，均用直率的笔调写成。
在这些诗歌里，诗人就是要用彻底的激情去鞭策自己、鼓舞自己、战胜厄运。这直率的笔调，不仅使我们很容易地把握了当时诗人的感受和情思，而且他那不可遏止的情感之流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冲击着我们，感动着我们。如“人生不怕难，／端赖意志坚。／寒风能刺骨，／吹不垮信念。”即是。
诗人的心在历尽坎坷、饱经沧桑之后，他那剖示人生的笔就会万分沉重。《一张照片》、《黄昏遇喜鹊》、《同志，谢谢你》、《深沉的怀念》、《狱中诗抄》、《归来》等等，都用了深沉的笔调。如《狱中诗抄》写夫妻咫尺天涯：“相隔十二米，／胜似万重山。／但闻镣铐声，／不见亲人面。”
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之流总离不开“形”、离不开“象”，就像物品要有包装物一样。赋之以形，成之以象，这是诗人对情感之流的最好把握和传递。在《归来集》中，诗人取象的手段是形形色色的，使无形变有形。如《睡之前》写到：“行李，／行李，／一个书包，／一口箱子，／铺褥盖被，／还有一个收音机。”诗人还善于设色。如《雪中》写到：“屋外飘飘飞白雪／脸被抹黑心里白。／阿郎准备十年苦，／留得青山看晚节。”此外，诗集中几首长诗，节奏感也很强，很有气势。如长诗《我们总有那一天》，在五个诗节的开头，均用“我们总有那一天”来统率。总之，诗人的坎坷命运和不屈精神，在意象、色彩、节奏上面找到了恰当的“喷火口”，给人们奏出了悲壮和欢欣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