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者论坛
建设新时代的价值观体系
高齐云黄椰婴
随着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特别是随着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其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特别引人关注的显著变化。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全面地研究、总结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成果和效应、经验和教训，探讨如何建设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价值观体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价值观体系，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实践性。这是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价值观体系必须具备的主要特征，又是我们建构这个价值观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
价值理想是人们认为最重大的、竭力追求并努力奋斗去实现的价值目标，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和具有指导的作用。建设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价值观体系（以下简称新时代的价值观体系），首先必须明确其中的价值理想。作为新时代价值观体系中的价值理想，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它不能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价值理想，而必须是融个人、群体的根本价值理想于自身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其二，它不能是人类的、即社会的最高价值理想，而应该是切合现时代的客观实际和广大群众的水平与要求的，但又以人类最高价值理想为指导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必须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新时代的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和发挥指导作用的共同价值理想。
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共同价值理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民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选择。这个选择既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要求，又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与要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肯定、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这一选择。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理想，要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防止两极分化和消除剥削，达到共同富裕。可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富裕的，而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是文明的，而不是粗鄙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的认识的科学化和深化，也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理解的进一步丰富和科学化。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体价值观念
通常，人们对价值观念作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有益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事物以及怎样获得该事物的认识、观点等。广义的价值观念，则是价值一般、价值理想、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以及狭义的价值观念等相互联系的总和。狭义的价值观念因价值对象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而表现为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等多样的价值观念。本文要探讨的是以何种狭义的价值观念，作为新时代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即确立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主体价值观念。
确定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主体价值观念，当然不能是主观随意的，必须考虑社会的各个构成要素及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应该以关于经济生活的价值观念作为新时代价值观念体系的主体价值观念。现在，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决不是一时的策略性的考虑，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决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作为新时代价值观念体系的主体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性质、特征在观念上的反映，这是我们理解、阐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立足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但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又使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不仅使它自身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性质的不同，也使反映它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观念有着性质的区别。最重要的，是二者的核心观念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核心是劳动致富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反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其核心是拜金主义思想。
上述的分析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思想上的反映，适应后者的要求，又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接受，对消除封建思想、小生产观念和自然经济观念、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巨大的作用。所以，它作为新时代价值观建设的主体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合理的。当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也可能反映商品经济共性中那种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倾向。因此，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就必须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为指导，防止、克服商品经济观念共性的消极因素。
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根本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
判断人们狭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行为，必须以一定的价值标准为尺度。因此，价值标准是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产生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即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检验改革开放各项决策和工作的主要标准，而且也是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根本价值标准。
探讨新时代价值观体系，还必须研究价值取向问题。而主体价值行为的价值取向，是价值理想、狭义价值观念、价值标准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新时代价值观体系的建设，必须以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统筹兼顾为主要价值取向。这是从我国新时代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也是实现共同价值理想和贯彻根本价值理想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集体、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三者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社会本身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对人这个主体发生的影响，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有关职能和活动，进而改变社会有关的结构、职能、活动。同时，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一定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预先规定了新一代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得到一定的发展。个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集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集体总是由各个个人形成的，因而代替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可见，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统筹兼顾的主要价值取向，也可以表述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徐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今年８月上旬与１０月下旬，由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龙口市人民政府、北京宏运公司、天福庆泰公司和中国徐福会分别在山东龙口和北京举办徐福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参加了以上两次研讨会。
秦代方士徐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２２００多年前，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率数千童男童女及众多技术人才携带五谷种子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文化和当时先进的农耕、金属制造技术，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赢得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崇敬和世代怀念。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和日本，对于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一些学者是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仅仅把它当作“传说”、“神话”。如今，徐福研究不但在中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形成热潮，而且也引起欧美人士的重视。现将两次学术研讨中的一些观点综述如下：
一、徐福有没有东渡日本？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确信无疑。最有说服力的根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严谨求实的史学家，他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其可信程度和史料价值极高。《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淮南衡山列传》中多次记述徐福其人其事，仅《秦始皇本记》记载徐福东渡之事就多达５次。
学者们指出，司马迁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距徐福东渡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徐福其人其事，司马迁是不会多次将其写入正史的。
据日本学者介绍，在日本，关于徐福传说甚为久远，有徐福等人在日本列岛的登陆地点，有徐福等人如何教导当地居民耕种等等，各地还有许多传说中的徐福遗迹，如徐福墓、徐福祠、徐福墓碑、徐福宫和徐福庙，日本一些地方每年还要举行徐福祭等活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人民对徐福这些中国移民的纪念，怀念他们对日本作出的贡献。
日本学者指出，现代的地下考古发现为徐福东渡日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日本有徐福遗迹的地区出土的秦代铜铎等器物表明，这些器物传入日本的年代是在中国的周秦时代，而当时日本正处于漫长的生产力停滞的绳纹时代，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从以渔猎为主的绳纹时代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弥生时代，主要是外来文化作用的结果。从稻种传入日本来分析，早期绳纹时代是以采集、渔猎为主，根本没有水稻，而出土的弥生时代的谷粒与中国江南的水稻特征极为相似，所以专家们公认日本水稻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这与《史记》中所载徐福携五谷出海东渡也完全吻合。
在研讨会上，个别的外国学者甚至提出，我国山东胶南市琅琊乡的琅琊台，继琅琊石刻之后又发现一条罕见的战国输水管道，为徐福东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甚至还有人进而大胆认为：在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一千七百年，徐福就已漂洋过海到达了美洲。
一些中日关系史、日本史研究者对上述的说法持慎重态度，因为作为原始资料的《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的记事，并没有将徐福入海的事和当时称为“倭”的日本列岛相联系，因此不能将承认徐福其人其事，与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列岛这件事相混淆。在没有取得确证之前，不能有所结论。
这些学者发言说，公元前二三百年左右，当时不但造船的技术十分落后，就是航海技术也极为幼稚。唐代鉴真东渡的时候，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条件，远较１０００多年前的秦朝不知要强多少倍，尚且频频遭难，“百无一至”，而徐福要带上大批童男童女和百工的船队都平安无事地到达日本列岛，恐怕很少可能。
二、徐福故里在哪里？
多年来，徐福故里一直被中日史学界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会上，中外学者围绕关于徐福故里最有代表性的江苏赣榆说和山东龙口说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徐福的故里应该在山东龙口。他们指出，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记徐福为齐人是可信的。该书明确记载“秦并天下，分天下以为３６郡，并在其后记载，“既己，齐人徐福等上书”，所以，此处司马迁所写“齐人”的“齐”，应指齐郡，即今山东一带地区。此外《汉书·地理志》关于徐乡（今龙口市）的记载和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对此条记载的注释都是对徐福故里在龙口的有力佐证。
持徐福故里为江苏赣榆说的理由是：１９８２年在江苏省的地名普查中，于江苏邻近山东的赣榆县（古琅琊郡）金山乡发现了原名徐福村后来演变为徐阜村的村庄，经发掘和学者们研究考证认为是徐福故里。随后，在连云港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徐福研究会。
（陈华斌李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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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丛书述要
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和战略思想，山东出版总社组织撰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丛书，前不久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该丛书共六本，包括李庆臻、张道民等著的《第一生产力论》一书。该书通过历史和现实考察，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发展过程，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强调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而且对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汇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赢得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丛书还围绕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教育现代化等专题著书。包括马来平、刘君秋主编的《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机制》；王清扬、王家利等主编的《第一生产力与科技体制改革》；赵发胜、石军主编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陈龙飞主编的《科学技术与教育现代化》；卢新德著的《科技进步与企业国际化经营》。赵志浩为该丛书写了序，指出：“这是一项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对于提高全民的科技意识，促使加快我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有所帮助”。
（鲁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