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薄一波同志就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最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建设问题，采访了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现根据访谈记录发表如下。
一、问：请您谈谈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其重要意义在哪里？它同坚持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关系？
答：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作出《决定》，既考虑了当前的现实需要，又考虑到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重大举措。这次会议对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会作为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载诸史册。
在《决定》（讨论稿）征求意见时，有些同志曾提到这次会议是不是应该讲讲经济问题。我也曾有过这个想法。回顾历史、着眼现实，进一步思考一下，深感中央对这次会议议题的确定，是全面地把握了经济工作同其他工作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全面地把握了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因而是十分正确的。
第一，这些年来我们党始终是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中央对经济工作一直抓得很紧，对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照此抓下去，我们完全可以圆满地实现本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第二，中央针对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提出要解决好组织建设方面的三大问题，即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数以百万计的党的基层组织，使之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堡垒；必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数以万计的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形成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善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干练而充满活力的领导层。我们党是执政党，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建设事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经济建设是中心是基础，但它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需要其它方面、其它工作来保证，如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保证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根本的政治保证，而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就是党的领导。党建设好了，保证党内始终不出大问题（出了点问题也不需依靠外力，党自身就会解决），保证全党始终是团结统一的，保证党的领导始终是坚强的正确的，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不动摇，更好更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正确执行，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反之，如果党建设不好，党内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经济就搞不上去，即使一时搞上去了，也是保不住的。
第三，我看《决定》是抓住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如同解放战争时期的“子虞电”提出建立报告制度，加强全党统一；如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那两次我们党都是处在关键时期，前者是处在面临夺取全国政权的重大关头，后者是处在能否从十年“文革”的错误中摆脱出来、重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重大关头。这两个关键时刻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尽管完全不同，但发出“子虞电”也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好，都表明了我们党在关键时刻，都是首先抓住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民主集中制这个关键问题，把它解决好。正因为这样，前者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后者到现在十六年，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是成绩斐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人们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决定》开宗明义指出：“我国正在进行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发生大转折，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再上新的台阶，从而保证我国能够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画龙点睛之笔是“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把形势、任务的紧迫性讲清楚了。简单地说，我国现在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我的理解是，除了要充分看到形势、任务的紧迫以外，还要想到实现紧迫任务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可能实现得很顺利很好，另一种是可能实现得不顺利不好。作为领导者，必须考虑到这两种可能性，要两点论看问题，不能一点论看问题，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想到这两种可能性，目的是为了全力去争取和确保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经常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到本世纪末，我们能够胜利地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就会为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搞不好，比方说，如果我们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步调不一致，或者我们的领导工作中出了某些偏差，或者各级党组织缺乏战斗力，或者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蔓延下去，等等，而又不能防微杜渐，及时加以解决，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甚至可能遇到新的挫折，发生新的复杂的难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很多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这样想一想，就更可以看出这次全会作出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特别是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和维护中央的权威，确系战略之举。
二、问：刚才您谈到了在关键时期抓住关键问题的重大意义，下面我们想请您具体谈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成功经验好吗？
答：好。成功的经验和例子不少，远的不说了，我还是以“子虞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例，具体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我以为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来，我们党在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表现最突出、最成功的两个事例，也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两桩大事。从中可以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巨大作用及其领导艺术。
先谈谈“子虞电”的前前后后。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毛主席、党中央顺应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决定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１９４７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各路大军捷报频传。但是，在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下，党内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了，在执行土改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中“左”的错误出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及其危害性。１９４８年初，就在党内狠抓了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强调集中必须统一的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１月７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这就是著名的“子虞电”。电报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从今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４月１０日，针对某兵团的领导人发生的关于“对敌宽大政策”的曲解，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强调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电报说：“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４月２１日，毛主席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上批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５月２５日，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又十分尖锐地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在中央发出“子虞电”，强调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以后，各地区的领导同志认真执行，即使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一般都能按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但是也有少数地区由于迟迟未做报告而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在给一个地区的领导人的电报中批评说：“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应该认识到，“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具体指导和严格督促，各地区加强了请示报告。到１９４８年秋中央召开九月会议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集中必要的权力于中央，维护中央的权威，加强全党的统一，有了充分一致的认识，一些地方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也基本上克服了。九月会议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规定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与此同时，中央还通过了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稍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结论，系统地阐明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法。
经过从“子虞电”开始的一系列措施的贯彻实施，大大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并迅速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和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很快就解放了全中国，并在革命胜利后，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段历史经验，是许多老同志、包括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多数同志都亲身经历过的。
大家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如果中央不发出“子虞电”，不采取一系列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的重大措施和步骤，不迅速纠正党内存在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削弱党的统一领导的无纪律无政府行为，各个地区陷入分散的各行其是的状态，即使当时的形势很好，也很可能发生逆转，解放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就有可能半途而废，如果这个大好时机丧失了，那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当时这种危险性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党防止了这种历史风险，引导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
再谈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这更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次全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号召大家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全会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和呼声，集中正确的意见，开始对过去的“左”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实现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以，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这个历史转折，是以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如果不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的束缚，恢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同时，小平同志还及时向全党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利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拨乱反正的机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坚持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形成了党在新时期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正是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精神的鼓舞下，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地调动起来和发挥出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广泛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就是亿万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国农村的改革又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小平同志又及时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时，小平同志又深刻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我觉得这段论述非常之重要，也非常之正确。我们要实现和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这个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这是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全部历史而得出的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也是我们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党、国家、人民和民族的命运，都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历史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道路新局面。１６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离不开我们党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在这些年中，我们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很值得进一步好好总结。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时，不妨联系当前改革开放和党内生活的实际，重温一下上述这些历史经验，并作些比较和玩味，我想一定会从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迪。
三、问：您上面列举的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在贯彻和运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成功经验，阐述详尽，很有启发。我们党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从正反两方面来总结，我们究竟应该汲取哪些具体的历史经验呢？请您再谈得深一些。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上，我们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搞过家长制，王明搞过“左”倾宗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革命造成的损失，大家都很清楚。建国以后，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１９５８年初批判反冒进开始，到１９５９年的所谓“反右倾”，到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逐渐遭到削弱和破坏造成的，其恶果是带来了三年困难和造成了十年内乱的灾难。
小平同志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１９５８年批评反冒进、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基本看法和江泽民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方面的讲话精神，我本人和一些同志也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做过一些探讨，总结过去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是不是应该得到以下这样一些基本认识。
（一）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是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否正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党对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即党的成熟程度成正比的。党的历史上执行民主集中制比较好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比较差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当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是为党在新时期的这条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组织保证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同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关系极大。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愿意听取不同的声音，广大党员和下级党组织敢于说真话，敢于发表意见，党就充满生机与活力。现在，中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多提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问题都一级一级征求意见，还包括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征求意见，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一些领导干部搞独断专行、一言堂，民主集中制就很难贯彻下去，就势必受到破坏。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毛主席的至理名言：“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记住小平同志的至理名言：“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三）加强纪律性和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坚持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是涣散党的纪律，损害中央的权威和党的统一领导，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如果不警惕不防止这些现象的发生，或者发生了而不注意及时制止和纠正，让不请示不报告、各行其是、自成局面、自成体系等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现象泛滥开来，不但集体的智慧集中不起来，中央的正确的决策贯彻落实不了，而且党内民主生活也要受到破坏；不但党的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不了，而且党的团结统一就有陷于分裂的危险，党的事业就会招致失败。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要注意警惕这一点。
（四）任何情况下都要力戒骄傲，这不但是领导者在领导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保持党的团结和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延安时，我多次听过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教诲：“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又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了这种作风，民主集中制就能得以正确贯彻。而一旦背离了这种作风，即使是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也要犯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这样说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终于“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个教训，我们应该永记不忘。
（五）民主集中制必须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了党的兴旺发达，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以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为契机，继续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把民主集中制从制度上、规范上健全和完善起来。
四、问：《决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义和它的重要性，讲得很好很充分，这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谈的？我们想请您着重谈谈培养跨世纪领导骨干的重大意义。
答：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占了绝大多数，抓住这个大头，把它们的建设加强了，改进了，真正一个个都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那我们搞活国有企业，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许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了，面临的许多困难也就比较容易克服了。最近中央开了农村基层建设会议，江泽民同志讲，一定要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农村安，天下定。这个话讲得好。“为政之道，以农为先”，我们的古人早已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农业还很薄弱，国有企业困难不少，一定要抓住这两个经济工作的重点，努力增强它们的活力和发展后劲。学校的党组织建设也要抓得很紧，因为那是我们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我们党在古田会议上，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基层建立党组织，就是为了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它工作直接做到群众中去，变成他们的实际行动。这是极为重要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时时放在我们的决策和工作的视野之内，任何时候都忽视和削弱不得。
关于培养跨世纪的领导干部问题，《决定》中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些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如果一大批这样的比较年轻的政治家培养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就大有希望了。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过：“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因为：保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确保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靠这一条；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要靠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具有现代化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强人治国；还有我们在国际上的复杂斗争和激烈竞争中，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能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首先取决于有没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因此，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就成了当务之急。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讲理想、讲信念、讲政治，这历来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鲜明特点和重要优势。小平同志说得好：“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革命时期，我们需要有理想有信念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同样需要有理想有信念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这样的政治家。否则，你就不可能正确地履行治党治国的任务。所谓讲政治，懂政治，就是在事关大局、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上，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不能含糊和摇摆，就是必须忠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能够敏锐地识别并坚决进行斗争，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危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敏锐地识别并坚决进行斗争。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是埋头于具体的事务，不讲政治，不懂政治，那就很危险，就会有在工作中丧失原则和迷失方向的危险。这一点对年轻的领导干部来说尤其要注意。我们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因此，今天我们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这个最大的政治，要真正懂得和掌握它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实现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它推向前进，直至取得最后的成功。我记得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６年视察天津时就讲过这样的话：“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刻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充分理解和始终牢记这一条。
几年来的实践说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负小平同志和全党同志的重托，他们比较好地处理了国际国内许多复杂和重大的问题，胆识谋断，都在进步。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他们的“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看到这些，我感到很高兴。尽管当前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完全可以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这些困难和问题是一定能够克服和解决的。我注意到江泽民同志近来多次强调，现在在县以上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中高级干部，有不少原来都是搞工程技术的，这些同志在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和经验等方面有优势，这是很好的，但必须自觉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功底不深，缺乏政治锻炼。我看讲得切中要害，我很同意这个看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倍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从而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培养年轻干部，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还有最基础的一环，就是必须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实践锻炼。我们正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繁重任务，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地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地深入下去，蹲点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不搞形式主义，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新问题的具体办法。时间不要很长，一个星期或稍多一点时间，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也好。有的还要及时报告上级党委或中央。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也是向群众学习、吸取群众智慧和经验的必修的社会政治课。过去，毛主席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是经常提醒和督促大家的。他有一句口头禅：谁要是不愿下去，不搞调查研究，“我是拿起石头就要打人的”。我衷心希望现任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要通过调查研究，力求形成一整套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的具体工作条例与章程。只有各项政策措施配套了，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其它工作才能保持有秩序地顺利进行，这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办好的事情。所有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的年轻领导干部，都要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千万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活动之中，更不能以权谋私。
培养中青年干部，认真选拔接班人，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就提出来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每届都有几十以至上百人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经过工作考验，确有一些可以继续培养成有政治、组织和业务领导才能的人才。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证明是好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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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新合作、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保持区域稳定中的作用等
江主席接受新加坡记者联合采访
本报新加坡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林皎明报道：正在这里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接受新加坡记者联合采访时说，近年来，中新两国经济合作有比较快的发展，今后中新两国完全可以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江泽民主席指出，中新两国政府今年２月签署的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开拓了两国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他说，中国在某些科技领域的研究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而新加坡在把科研成果商品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开发电子工业的新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因此，中新两国在这些方面可以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江泽民说，“我深信，在未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和新加坡，也可以说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可以成为非常友好合作的伙伴。”新加坡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在贸易、金融、海运等方面的优势，在未来的世纪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回答有关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保持区域稳定方面将起何种作用的问题时，江泽民说，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这不仅需要国内的稳定，而且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高度重视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这是确保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主张亚太地区的国家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分歧和争议。我们愿与东盟各国一起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经济发达后将在国际上发挥什么作用时，江泽民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但经济水平要接近发达国家，还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即使将来经济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也不会改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以响亮地讲一句话，就是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一点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一个稳定、发展和强盛的中国是本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有利因素。
关于南沙问题，江泽民指出，中国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主张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有关争议，种种“中国威胁论”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我这次到东南亚访问，完全是为了与往访国家增进了解，加强友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在回答有关台湾问题时，江泽民说：“为了逐步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我是愿意同李登辉先生接触会晤的。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能在中国人之间进行。会晤的场合就要与此相称。可以通过两岸之间业已存在的途径，作出安排。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在任何国际会议或其它的国际活动的场合见面。”
在回答有关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等问题时，江泽民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这是任何事物在前进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我们现在正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比如，我们正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抑制物价上涨势头，实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等。我们深信，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江泽民还表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中国方面对此十分重视，并且是非常欢迎的。
第1版(要闻)
专栏：
圆满结束访新开始对马来西亚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江泽民主席抵吉隆坡受到热烈欢迎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江主席离新时致电王鼎昌总统表示感谢
本报吉隆坡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林皎明报道：应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下午由新加坡乘专机飞抵吉隆坡，开始对友好邻邦马来西亚进行为期４天的国事访问，受到马来西亚各界热烈隆重的欢迎。
马来西亚是江泽民主席这次东南亚四国之行的第二个国家。他在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发表了书面讲话，感谢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盛情邀请，并代表中国人民向马来西亚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江主席说，“中马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１９７４年，中马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新的一页。近年来，两国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富有成效，并且展现出十分广阔的前景。”他说，“我诚挚地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扩大双边合作，并为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做出努力。”江主席说，他此次访问马来西亚，将同马来西亚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参观吉隆坡、马六甲、槟城等地，并有机会接触各界人士。
当地时间下午３时３０分，江主席的专机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以及陪同团长、马来西亚乡村发展部部长阿努瓦尔·穆萨在机场迎接江主席。稍事休息后，江主席一行乘车前往吉隆坡市中心议会广场。从机场到市内长达１０多公里的街道两旁，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行人向江主席一行的车队招手致意，更增添了吉隆坡欢迎江主席来访的喜庆气氛。
今天，吉隆坡议会广场装饰一新，中马两国国旗在广场上飘扬。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在这里为江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江主席一行乘坐的车队抵达议会广场时，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和总理马哈蒂尔同江主席热烈握手并互致问候。随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和总理陪同江主席登上检阅台。这时，乐队高奏中国国歌，鸣礼炮２１响。在仪仗队队长的陪同下，江主席检阅了马来西亚皇家武装部队的仪仗队。军乐队随后再次奏中国和马来西亚国歌。接着，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加法尔向江主席介绍前来欢迎的内阁成员。江主席也向最高元首和马哈蒂尔总理介绍了随同他访问的主要陪同人员。
今天同机到达马来西亚的有：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特别助理曾庆红，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王忠禹，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特别助理王维澄，特别助理束怀德和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等。
欢迎仪式结束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加法尔陪同江主席乘车来到下榻的宾馆，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新华社新加坡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曾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今天在结束对新加坡为期３天的国事访问后致电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感谢王鼎昌总统及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予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
江泽民在感谢电中说，访问期间，勤劳智慧的新加坡人民在新加坡政府的领导下，不断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以及新加坡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在过去３天中，他与王鼎昌总统、吴作栋总理和李光耀资政就双边关系以及一些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江泽民表示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新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他祝愿新加坡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又讯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了对新加坡为期３天的国事访问，１０日下午乘专机离开这里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新加坡副总理、新方陪同团团长李显龙到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为江主席及其一行送行。
（附图片）
十一月十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在吉隆坡议会广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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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波港二十万吨级卸矿泊位投入试生产
首次接卸超大型二十五万吨散货船
本报宁波十一月十日电记者范伟国报道：我国最大的二十万吨级卸矿泊位在宁波港北仑港区扩建完工，并在今天投入试生产。载有二十一万多吨巴西铁矿的二十五万吨“易坚”号船，十一月七日顺利靠上这个泊位卸矿作业。
宁波港北仑二十万吨级铁矿卸船泊位，长三百六十米，宽三十六米，是在原十万吨级铁矿卸船泊位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设计吞吐能力为二千三百万吨，可接纳三十万吨巨型散货船。
宁波北仑港区的航道水深平均在五十米以上，后方陆域宽阔，集疏运网络正在日益完善，是建造特大型泊位的理想选址。据测算，在这里建造大型泊位，投资可节省三分之二。宁波港务局不用国家一分投资，自筹资金三点五亿元人民币，在保质量的前提下，抢时间，争速度，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打桩开始，到今年九月底就完成了二十万吨级码头主体的建设。
二十万吨级泊位建成后，用二十万至三十万吨的矿船运输进口铁矿，每年一程运费比用十万吨级以下矿船运输可节省近七千五百万美元；与五万吨级的矿船运输相比，每年将节省一程运费一点五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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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设宴欢迎江主席
宾主祝愿两国友好关系向更深入和广阔的方向发展
新华社吉隆坡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魏国强、丁宝忠、段吉勇）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今晚在国家王宫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来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
今晚，坐落在吉隆坡市南部的国家王宫灯火辉煌。当江泽民到达王宫时，端古·加法尔上前迎接。随后，端古·加法尔夫妇同江泽民进行了简短交谈，在场的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夫妇。当江泽民在马最高元首夫妇和总理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时，乐队演奏了中、马两国国歌。
端古·加法尔在致欢迎词时说，江泽民主席的访问在“马中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预示着两国友好关系新时期的来临。
端古·加法尔高度评价了马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并认为马中两国加强合作的潜力巨大，发展马中关系有利于双方，也将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他说，马中两国在许多区域和国际问题上都有共识。在许多国际场合，两国为维护共同的权益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而密切合作。他说，东亚地区被公认为下个世纪发展的中心并将面临挑战。这一地区国家之间加强接触和协商将有助于本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江泽民在致答词时高度赞扬了马来西亚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说，马来西亚政府和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发展经济道路，在国家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江泽民祝愿马来西亚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取得更大进步。
在回顾了中马两国的传统友谊后，江泽民说，中马建交２０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全面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成果卓著，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发扬光大。中国对马来西亚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远见卓识表示高度赞赏。江泽民说：“我这次访问贵国就是为了进一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推动中马友好合作关系向更深入和广阔的方向发展。”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江泽民说，当今世界仍处在深刻演变之中，多极化趋势明显增强，总的形势向缓和的方向发展，但世界仍充满矛盾，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南北差距越来越大。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迫切要求建立和平、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他说，中马两国都面临着维护和平、发展经济的共同使命。中国人民正一心一意从事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使我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中国非常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为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进行不懈的努力。
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马来西亚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为维护和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所发挥的十分积极的作用。他说，值此新旧世纪转换之际，中国愿与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一道，为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亚洲带入２１世纪而共同努力。
参加今晚王宫会见与宴会的，中方有陪同江泽民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特别助理曾庆红，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王忠禹，特别助理王维澄，特别助理束怀德，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及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马方有国会下议院议长查希尔·伊斯梅尔，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巴达维，乡村发展部长阿努瓦尔·穆萨，交通部长林良实，国家团结和社会发展部长纳普西娅·奥马尔以及其他多位内阁成员、知名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
（附图片）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端古·加法尔在王宫举行宴会，欢迎江泽民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图为江泽民主席在宴会前同加法尔夫妇和马哈蒂尔夫妇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