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高瞻远瞩深切关怀
——小平同志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新华社通讯员柳怀祖新华社记者施宝华
１０月７日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破土动工十周年。它是中国拥有高科技的重要象征。建成六年来，它以世界一流的高能物理研究设施吸引着中外高能物理学家。
实践证明，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极富远见的正确决策，它不仅为我国高能物理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也使我国能够跻身国际拥有高能加速器的粒子物理研究行列，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科学家们回顾我国建造对撞机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总忘不了小平同志。他们认为，小平同志不仅创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是抓重大科技项目的典范。
“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我国的科学家很早就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但是，他们只能在外国的高能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研究。他们一直梦想，祖国能有自己的高能加速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了解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和科学家们的心愿，早在１９５６年制订的科学发展１２年规划中就确定要建造２０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为了支持我国粒子物理研究事业，国家不得不拿出１亿元资金，投资到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合建的联合核子研究所。我国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张文裕等只得出国到这个研究所去从事实验研究。但是，６０年代中，由于国际政治风云变化，我们的科学家被迫回国。张文裕等１８位高能物理学家再也不能忍受无用武之地的痛苦了。他们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希望国家能尽快考虑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复信指出，建造高能加速器“这件事不能再迟延了”，并责成中国科学院筹划建造高能加速器事宜。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这项工作难于进展。直到１９７５年，病情已经十分沉重的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一起批准了我国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基地的建设计划。这个计划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１９７６年冬天才得以实施，一个在北京建设一个４００亿电子伏特高能加速器的计划逐步推开。但是，当时百废待兴，国家有限的财力难于支撑这个过于庞大的建设计划，１９８０年下半年，刚刚准备动工的这个加速器建造工程被迫下马。
小平同志深深理解高能物理研究的重要和科学家们的心愿，１９８１年初，他指示当时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广泛听取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意见，重新论证。
方毅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就我国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证，认为目前世界上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趋势虽然是能量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但每台加速器只能进行特定能区的物理研究。纵观高能物理研究现状，在２×２０亿左右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区仍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和物理实验工作，同时，电子与正电子高速运转弯曲处放射出的同步辐射光，亮度比通常光源强千倍以上，这种同步辐射光在物理、化学、材料学、生物、天文、医学、微电子等领域有广阔应用前景，而建造这种对撞机我国在财力、工业技术能力上都是能够承担的。根据专家们的论证，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在北京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小平同志仔细研究了专家们的论证意见后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他还亲自为工程建设点将。１９８３年４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同年１２月，党中央、国务院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列为国家重点工程，要求在５年左右建成。
“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以加速器专家谢家麟院士为总设计师的一批专家振奋忘我地投入了对撞机设计。他们按照中央确定的“既能进行高能物理研究，又能实现同步辐射光应用”的“一机两用”方针，充分吸收了国外对撞机设计经验，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７日，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工地四周彩旗招展，小平同志亲自题写的奠基石在红绸护饰下矗立在工地中央。
小平同志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兴致勃勃来到工地参加奠基仪式。他看到了老物理学家张文裕便同他紧紧握手。张文裕激动地拉着小平同志的手说：“我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小平同志还和为这项工程做了许多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握手，感谢他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特别是高能物理方面的帮助，希望他继续帮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教授兴奋地说，他相信在小平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必定能建设成功对撞机，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尽力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和高能物理研究、人才培养等事业。
小平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挥锹铲土奠基，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再一次表示了对发展我国高科技事业的积极支持和坚定信念。
“我们的加速器必须如期甚至提前完成”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由近万台集中了多种高技术的设备组成的复杂巨大系统工程，全部工程和设备需要中央十几个部委所属的数百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工厂进行设计施工、制造设备和安装调试，其复杂性和面临的技术难关丝毫不亚于当年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制。它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是十分严峻的，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工程的进展，经常阅读工程的简报，及时作出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确保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
工程一开始，在如何建造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对撞机设备制造难度大，我国的设备制造技术还难于适应，还是从国外全面引进为好。但是，多数国内外专家认为，中国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有一个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设备，也希望通过自己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提高我国高能加速器的综合研制能力，造就一支高能加速器的设计研制队伍。工程领导小组遵照小平同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吸收国际的经验”的思想决定，除计算机、快电子学零部件等少数我国目前无力研制的设备，以及用量很少不值得花人力、物力去研制的设备、材料、部件外，都由我国在充分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基础上，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设计研制。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准了这个意见。实践证明，这个建造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对撞机工程的进度，他在一期工程简报上，亲笔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并嘱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认真加以检查督促。小平同志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对撞机的建设者。工程领导小组以改革的精神，大胆实行科学管理。首先，从工程领导小组、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各有关部委到主要设计和建设单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及各设备研制和土建施工单位，层层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各自明确任务目标和责任。与此同时，对工程实行关键路线法的先进管理，根据工程进度，层层编制总体和分系统设备的研制和建筑的建设进度的关键路线网络计划，层层分解落实到实施单位和负责人，及时检查、调度、修正、平衡，确保各项任务按时按质完成。所有工程研制建设参加者，都为对撞机的建设团结协作，奋力拚搏，涌现了许多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对撞机是复杂的高科技系统工程，任何局部的质量都会影响全局。工程领导小组始终坚持把质量放在首位，工程领导小组一开始就对各部件、设备制造的每一步的质量都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每一道工艺都严格按规范检验。不合格的，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更不准出厂，同时派科研和设计人员驻厂和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解决影响质量的问题，进行质量监督，从而确保了对撞机的质量，创造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调试一次成功的奇迹。
遵照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工程领导小组在对撞机建造过程中十分注意对外开放，积极开发利用外国智力。李政道教授为中美两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做了大量工作，经他建议，工程领导小组聘请美国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对加速器有丰富经验的潘诺夫斯基教授为科学顾问。李政道教授还协助中国的数百人次的专家到美国进行考察和学习。根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合作的协定，美国五个高能物理研究国家实验室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给了很大帮助。海外的炎黄子孙杰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丁肇中、吴健雄、袁家骝和邓昌黎教授也以很大的热忱关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并给予许多支持与帮助。欧洲核子中心德国同步加速器中心、日本高能物理所都给对撞机工程很大支持。国外同行的支持和帮助，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如期建成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数万建设者１５００多个日日夜夜的顽强拚搏，中国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在北京建成了！它的建造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对撞机和谱仪的主要指标和性能参数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指标，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对撞机在实现对撞后仅半年左右就达到了设计指标，谱仪整机调试也只用了５个月时间，这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也是罕见的；它的建造投资是最省的，只有国外同类加速器投资的几分之一。
国际高能物理学界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伟大进步，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北京又一个金色的秋天，小平同志又来到了这里，他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对撞机工程全部设施，和建设者一起欢庆胜利，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小平同志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６０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小平同志接着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江泽民同志在主持电子工业部和上海市工作期间，就十分关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要求承担对撞机设备研制任务的单位一定要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按时按质完成任务，确保对撞机工程的如期建成。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６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视察。他仔细察看了所有研究设施，听取了关于对撞机工程建设和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情况的汇报，同科学家们进行了亲切座谈。他高度评价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成就。他说，这一高科技领域的成就的取得，是对撞机工程建设者认真贯彻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和建设对撞机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江泽民总书记勉励科学家们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８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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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系列报道（17）
和为贵合生威
——新余钢铁总厂合并搞活纪实
本报记者余清楚
一度沉寂的新余钢铁总厂又成了大明星。１９９３年，这家企业提前２５天完成全年生产任务，钢产量超百万吨，实现利税超５亿元，昂首跨进全国钢铁２０强之列，成为江西企业的利税状元。今年上半年实现利税又创新纪录。
１９９１年１月，江西省委、省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同时陷入困境的江西两家最大的钢铁企业江西钢厂和新余钢铁厂合并，成立新余钢铁总厂。这一举措，在全国企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三年的实践应验了厂长王忠宪的一句话：和为贵，合生威。新钢厂抓住了合并的机遇，把握了联合的优势，不鸣则已，一鸣冲天。三年累计实现利税近１０亿元，相当于赚回了总厂成立前的两钢。
两厂合并，一个议论了十年的话题，也是冶金行业多年孜孜以求的心愿。江西省和冶金部果断决策，将两只“困兽”熔铸成一只“猛虎”。
原江钢和原新钢同在浙赣线上的新余市，相距仅１８公里。这对钢铁兄弟，曾有过辉煌的创业史，同是江西两个利税大户。原江钢普钢产量达５０万吨，但不产生铁，无铁难成钢。原新钢是我国重点高炉锰铁生产基地，产量达１７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４０％，但炼钢起步晚，效益低。
进入９０年代，随着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曾叱咤一时的钢铁巨人均遇到严峻的挑战，成了壮志难酬的“困兽”。原江钢从赢利大户变成亏损大户，亏损额达６７００万元。原新钢从盈利２０００多万元下降至４００万元。
１９９１年新春伊始，冶金部和江西省的决策层权衡利弊，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地将这对“难兄难弟”合二为一，组成了新的“家庭”——新余钢铁总厂。钢铁界人士认为，两强相并，一个有钢有材无铁，一个少钢少材有铁，优势互补，重新组合，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趋势，是极为理想的“天仙配”。
中国有句古训：“和为贵”。合并后的钢铁总厂，“团结兴厂”是全厂上下的心声。
刚刚挂起的总厂牌子，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钢总厂厂长王忠宪心情却铅一般沉重。
市场未见转机，效益继续滑坡，亏损仍在增加。１９９１年开春，全厂帐面亏损６９６４万元，潜亏挂帐１．３５亿元。更为心焦的是，合厂容易合心难。两厂过去是竞争对手，如今一口锅里吃饭，心理反差非常强烈。
原江钢部分上海援内职工心里不好受，支援江西３０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在厂子都没了，“阿拉”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原新钢职工则产生了“吃亏论”，虽然企业今不如昔，毕竟还有些盈利，凭什么要为别人背亏损的包袱？
新成立的厂领导班子明白，厂兴在于人心，厂和在于人和。厂长王忠宪是原新钢的党委书记，党委书记陈英栋是原江钢的厂长，对厂内的情况十分熟悉。厂长书记互谅互让，互相支持，互相补台，为全厂的团结做出了表率。王忠宪上任伊始，就到山上原江钢扎下身子，下车间，进宿舍，和职工促膝谈心，摸清思想。他一呆就是一个月，朋友交了一大堆，与职工的心更近了。
前些年，原江钢效益差，欠了职工的“债”。王忠宪上山后，发现这里缺电、缺水、缺煤气、缺住房。他二话没说，筹措了１０００多万元资金，为山上生活区的职工安装了管道煤气，解决了山上的生活用水，并为３０００多名待业青年安排了工作。全厂统一工资标准和奖金福利，及时撤销了山上山下两个生产区，中层干部交叉任职。
山下山上没有了距离，人心齐了，气顺了，干部职工把劲使在扭亏增盈上，１９９１年，新钢总厂就扭亏持平了。
合并是一个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建立全新的经营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变化，是全厂的当务之急。
坐了几十年办公桌的计划处干部马成龙，做梦也想不到会当上湖南经销公司的经理，还能在不到１年的时间内赚到４００多万元。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让我下海承包经销公司时，心里还有些发抖呢。现在连我自己也有些吃惊，我这样一匹‘机关瘦马’怎么变成了一条‘商海蛟龙’呢。”
其实，在新钢总厂，像马成龙这样走出机关下基层、进商海的干部不是少数。
总厂成立之初，人们就发现，这个５万职工的企业，有三怪：干部多，开支大，效率低。这固然与两厂合并有关，但传统的经营机制带来的企业机关化现象不容忽视。一方面生产一线严重缺乏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不少人拚命往机关里挤。
新钢总厂决定抓住合并的机遇，深化改革，让企业内的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他们首先优化机关结构，精“官”简政，将原来的４２个行政处室减至２１个，１５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压缩为２００余人，大批行政人员被推至了生产和经营第一线。
思路开阔了，经营天地也广阔了。王忠宪决定改变过去“封闭式生产、固定式经营”的传统发展模式，实行开拓性经营。在“精干主体，放开辅助”的经营思想指导下，总厂在全国２０个大中城市挂起了经营公司的牌子，还兴办了８个“三资”企业。１．８万多名干部职工走向了第三产业和多种经营。
新钢人通过建立全新的经营机制，终于在合并后的岁月里，找到了高效快速发展的坐标。一位职工告诉记者：“过去是要我干，现在是我要干。我们工人不怕干活，不怕竞争，就怕不给机会。”
合并出优势，联合出效益。行业联合，强强结合，优势互补，规模经营，新钢总厂探索了一条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好搞活的新路子。
合并前，原江钢和原新钢，都是省里的重点户，要资金，要项目，互相争个不休。手掌和手背都是肉，做“娘”的省政府左右为难，往往是这家想建的正是那家已有的，竞相攀比，重复建设，浪费巨大。
合并后，情形就不一样了，一家人不办两家事。总厂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整体效益出发搞技改，按市场需求上项目。从前是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如今是两分钱凑在一块用，规模效益立显。
前些年，原新钢的铁水上山运至原江钢这件事，因为两家积怨颇深，总谈不到一块。如今一列列满载铁水的列车，山上山下来回穿梭，仅此一项，就节约能源和降低成本３０００多万元。
原新钢曾想将６００立方米高炉易地大修，无奈囊中羞涩，望“炉”兴叹。去年，总厂集中资金，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大修，年增生铁产量３０万吨，创经济效益可达１．５亿元。
企业合并后，重复建设现象不复存在。据统计，这３年减少重复建设项目就可节约资金上亿元。而这３年他们却集中资金６亿多元用于技改，完成了１２项重点工程。
两厂合并大大增强了总厂的科技攻关能力，这家企业已是我国生产预应力钢丝和低松弛钢绞线的最大生产厂家之一。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上海杨浦大桥工程国际招标中，他们力挫群雄，一举中标。总厂生产的特种钢带还用于我国火箭发射和大型桥梁工程中，显示了极大的质量优势。
最近，新钢总厂已完成公司试点工作，成立了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新的机制为合并后的新钢再造辉煌提供了全新的活力。现在，新钢总厂已形成矿石、焦炭、铁、钢、材等完整的生产加工体系，成为生产铁合金、铁钢材、金属制品等５大系列、１００多种产品的大型钢铁企业。两厂合并，功过如何？实践证明，合并之举，乃棋高一着，满盘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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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主席会见克劳斯总理
强调同捷克和东欧其它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一贯方针
本报北京１０月８日讯记者吕岩松报道：今天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正在此间访问的捷克总理克劳斯。
江泽民主席对克劳斯总理首次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总理阁下的来访对增进中捷两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捷克和东欧其它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一贯方针。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这一方针都不会改变。”
克劳斯表示非常高兴有机会会见江泽民主席。他说：“我同李鹏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捷克和中国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努力加强两国的关系，特别是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是捷方明确的立场。我们对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
江泽民强调，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异同，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应该让各国人民自己去选择。世界如此之大，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我们尊重捷克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他表示相信，只要中捷双方继续遵循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求同存异等原则，两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能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克劳斯总理表示赞同江泽民主席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世界各国实现和平共处的唯一途径。克劳斯表示，近年来捷克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捷克人民一直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进步。他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发挥着稳定、积极的作用。捷克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江泽民对捷克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他说：“中国人民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决不含糊，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还相互介绍了各自国内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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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八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闭幕
李瑞环出席会议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决定》十分及时非常必要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８日电（记者朱冬菊、孙勇）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和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常委们一致认为，中共中央的《决定》十分及时，非常必要，表示要继续学习，加深理解。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了会议。
全国政协常委程连昌、周铁农、关世雄、马品芳、高兴民、王思明在闭幕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全面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决定》对党建理论有许多新的概括，对党建实践也有许多可操作的规定，站得高、看得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承担历史重任、接受时代考验的坚定决心，使人感到很振奋。他们说，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且执政党带头加强自身建设，目前社会中存在的消极腐败问题一定会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来自民主党派的常委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愿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作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为贯彻落实《决定》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今天的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通过了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人事调整名单：任命赵明喜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按照国家关于干部任职年龄的规定，卢之超、范康不再担任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主持了会议；副主席吴学谦、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邓兆祥、钱伟长、胡绳、钱正英、孙孚凌、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秘书长朱训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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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１５名同志晋升武警中将少将警衔
本报北京１０月８日讯记者吴兢报道：公安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仪式，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武警部队张树田等１５名同志晋升为武警中将、少将警衔。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于１９８２年，担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光荣任务。武警部队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实行警衔制度，每年进行一次集中授衔。
这次由武警少将警衔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的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张树田。
由武警大校警衔晋升为武警少将警衔的有：李寰、孙伦、黄正荣、于茂林、张岳荣、陈传阔、树久雪、喻林祥、张学福、杜常青、张国光、史东辉、高炎、苗树茂。
晋衔仪式由公安部党委委员、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倓中将主持，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田期玉副总警监宣读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
公安部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陶驷驹总警监代表公安部党委向晋升为武警中将、少将警衔的１５名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希望被晋升为武警中将和少将警衔的１５名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实质，在继续抓好部队思想理论建设、作风建设的同时，下大力量抓好党的组织建设。要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武警部队的绝对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研究和掌握部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谦虚谨慎，珍惜荣誉，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把武警部队建设成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钢铁之师而努力奋斗。
国务院副秘书长席德华，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唐天标中将，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蒋先进副总警监和中组部等有关同志出席了晋衔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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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总理同克劳斯总理会谈
双方表示愿不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和其它交往
本报北京十月八日讯记者吕岩松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应邀来访的捷克共和国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对中捷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
李鹏说：“中国对发展与捷克的友好合作关系持积极态度，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和其它交往。中捷之间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没有成为两国发展关系的障碍。我们尊重捷克人民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相信总理阁下的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李鹏对中捷经贸关系得到恢复并出现上升的势头表示满意，并希望两国公司和企业作为经贸活动的主体，在双边经贸合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说，关于经济技术合作中涉及的具体项目，两国有关部门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继续商谈，争取在条件较为成熟的项目上达成协议。
克劳斯说，捷中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的两年中两国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捷克在对欧洲开放的同时，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捷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表示赞赏。捷方充分理解中国的现行政策，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
两位总理还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李鹏总理从所有制的构成、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以及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并扼要介绍了当前的改革措施。
他还向客人介绍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
克劳斯总理邀请李鹏总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捷克，李鹏总理对此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会谈前，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隆重仪式，热烈欢迎克劳斯总理访华。李鹏总理夫人朱琳，国务委员李铁映，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蒋正华，陪同团团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等出席了欢迎仪式。中午，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克劳斯总理和夫人及其一行。（附图片）
１０月８日，李鹏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隆重仪式，热烈欢迎瓦茨拉夫·克劳斯总理。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