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难忘的岁月
丁刚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几年里，无论是在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招待会上，还是在瑞中经贸界人士的洽谈活动中，我常会见到一个身材瘦削、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６０年代曾担任瑞典驻华大使彼德利先生（见图）。年届８０的彼德利从事外交工作４０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唯独在中国工作生活过那６年却使他总是难以忘怀。一个秋日的中午，我来到瑞典南部乡村的一座庄园，看望彼德利先生，他热情洋溢地谈了他同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周恩来、陈毅的交往，也谈到在中国难忘的岁月。
“记得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总理是在１９６３年４月３０日。那时我刚到北京不久。”４０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彼德利说，“那时候，新使馆正在建设，我仍住在南河沿附近的一座小院里。周恩来一见面就微笑着问我，‘你喜欢你的小房子吗？’我告诉他，我十分喜爱传统的中国建筑，住在那里面才会有一种真正的北京人的感觉。接着，他和我谈起了欧洲的局势，问我对东西德局势的看法，然后对我说，‘我们不希望那里发生什么事，还是保持和平稳定好。’那次会见大约有半个小时，气氛非常融洽。周恩来很关心我的生活，又问我有什么不便，他那温暖的目光使我感到，他的关心是十分真诚的。”
在北京的６年中，彼德利大使多次有机会与周恩来总理交谈。他在给瑞典外交部的报告中写过这样的话：“周总理是我所见过的唯一集魅力和智慧于一身的政治家。他懂得怎样才能打动你。尽管你有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却使你确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
１９６９年３月，彼德利大使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情感即将离任回国。“那天晚上，我正在收拾行李，”彼德利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忽然有人打电话来，说周恩来总理要见我。我感到很吃惊。因为那时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的外交官们都知道，他很忙，很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大使了。我也并没有想到他会见我。我说，真对不起，我的中国司机已经回家了。可打电话的人说，你的司机就等在外面。我连忙换了衣服赶到人民大会堂。我进去的时候，周总理已等在那里了，还有礼宾司长韩叙。我说，想不到总理在百忙之中能抽空见我。周恩来说，你是在北京时间最长的大使，分手时总该说声再见吧。他问我，‘你夫人怎么没有来？’我说她已经坐飞机回国了，我坐火车走。周总理笑道，‘那么，行李就要由你来搬运了。’那一晚，周恩来看上去精神很好，他问了我许多有关瑞典社会福利的情况。他说，新中国成立后，瑞典是首先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瑞之间的传统友谊必将进一步发展。他还请我转达对瑞典国王的问候。我说，瑞典政府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中国能为推动世界和平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会见结束后，周总理送我走出会见厅，一直等我穿好衣服，才握手告别。”
彼德利大使说，在北京，他交往最多的中国领导人是陈毅。上任不久，他就见到了陈毅。他说，“陈毅问我是怎么到北京的，我说是坐火车，因为坐火车可以更直接地看到许多东西。我告诉他，在火车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北方有着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发展农业的潜力很大。但另一方面，农业的基础很差，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他对我说，‘你说得很对，中国农业的潜力很大，但发展要有一个过程。有人说，中国用不了几年就可以赶上西方，这种观点很愚蠢。我们有能力克服许多困难，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说这话时挥动着双手，显得很激动。陈毅能在当时说这样的话，我为他的坦率所感动。”
会见时，陈毅谈到了一本法国名著，说了句法语。彼德利忽然想起来陈毅曾在法留学，何不用法语交谈。语言的隔阂消除了，他们更觉亲近。陈毅多次和他见面，有时是事先通知，有时是临时打电话叫他去。他们不仅谈国际局势，也探讨了许多中西文化问题。他对陈毅非常钦佩。陈毅给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彼德利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陈毅是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８日。“那一天，我和一些国家的大使去机场迎接马里驻华大使，看到陈毅和李先念已等在那里。陈毅看上去非常疲倦，和我上一次见他时大不一样。那时虽然“文革”已开始，但他仍谈笑风生，可这一次，似乎恶运已经降临。”老人说着站起身来，从书架上取下一个厚厚的日记本，翻开了那一天的日记。上面写着：“我们没有多说话，只是相互问候。显然，他目前的处境十分困难。”从这以后，彼德利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陈毅，但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打听陈毅的情况。离京时，他得到的消息是，陈的身体不好，心脏和肾都有病。
陈毅去世时，彼德利正在奥地利当大使。他立刻写信给中国驻奥地利大使，表示哀悼。他说，“我知道，尽管陈毅不受当时当权的某些人喜欢，但我还是认为，陈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彼德利从中国离任后，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当过大使，他走到哪里都是先把房间布置成中国风格。在维也纳，他还用自己收藏的作品举办过中国艺术展览。
彼德利自８０年代初退休以来，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发展，为瑞中友好合作奔忙。他说，从近年来所接触到的中国新领导人身上他看到了希望。中国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迈进，世界和平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小镇中国情
杨红光
去年８月１４日《国际副刊》曾刊载《小镇的“中国式狂欢节”》一文，它记述的是德国距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约１００公里的迪特福小镇，每年举办“中国式狂欢节”的动人情景。
当那天的《人民日报》传到小镇时，引起了极大反响。首先是当年狂欢节的“皇帝”布达瓦西看到《人民日报》上登着他率领“大臣”游行的照片时兴奋异常，立即让人摄下了他聚精会神地“阅读”中国《人民日报》的镜头（见图）。同时他问笔者，他的名字在汉文里是什么意思？笔者谐其德文发音意译为“不打娃媳”，告诉他时，他笑得前仰后合，并坚持要我把《人民日报》的文章译成德文，随后该文的译文以及“皇帝”“阅读”《人民日报》的照片先后发表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９、３０日出版的《迪特福报》上，并附中文译文。文章的标题是：“用狂欢节来表达对中国的热忱——中国《人民日报》报道”。文中除详细摘录了《人民日报》文章的主要内容外，并以欣喜的心情告诉它的读者，迪特福神话般的狂欢节享有盛名，其名声甚至远传到中国。它强调指出，发表这件盛事的报纸是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迪特福报》发表此文后，立即在小镇引起轰动，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情。
今年迪特福小镇照例又举行了“中国式狂欢节”。这一天——２月１０日，正好是我国的春节，格外热闹，丰富多彩。
当天，笔者和几位中国朋友驱车赶到小镇时，远远就听见扩音器里播放着那熟悉的“国歌”声：“迪特福是巴伐利亚的中国，我们是巴伐利亚的中国人……”。虽然天气很冷，下了雪，但人们欢庆节日的热情很高。在游行的街道上，挂满了黄色为主的彩旗，旗上有的绘着龙图案，有的写汉字，有的画着中国人像。街道两旁早已站满了人群，耐心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
欢庆游行开始了。以迪特福中学学生队为前导，高举着象征中国人像等牌子，浩浩荡荡向前行进。当游行队伍中出现穿着中国式妇女红衣、假黑发、头上戴花的舞姿婆娑的妇女队和头戴中国草帽腰系中国红绸带的迪特福幼儿园的小朋友时，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游行队伍一队接一队地通过，街道两旁的观众，兴奋异常，或尽情欢笑，或热烈鼓掌。当然，游行队伍压阵的自然仍是已经当了１８年“皇帝”的布达瓦西，他满面春风地端坐在由许多轿夫抬着的很别致的轿（车）上，巡视他的“臣民”。而他的“大臣”们则顺服“民意”地频频散发彩色糖果。“皇帝”的轿（车）行进到哪里，哪里便引起一片欢腾。整个游行持续两小时，然后人群聚集广场，听“皇帝”训示，还表演许多精彩的歌舞节目。
我已连续３年参加迪特福小镇“中国式狂欢节”活动，我深深感到，虽然小镇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作为我们“中国同胞”的迪特福人，他们对中国的一切怀着真诚的敬仰和向往，对中国人民充满着一片深情厚谊。（附图片）
狂欢节上身穿中国古代服装的“皇帝”与“大臣”。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金色布拉格
唐进修
思绪又把我带回捷克首都——金色的布拉格。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冬日，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这座“百塔之城”。那真是：千殿万宇皆缟素，古城无处不飞花。
布拉格有“建筑艺术教科书”的美称。当我们漫步布拉格街头和老城广场时，各具特色的建筑物纷呈眼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罗克式的宫殿楼宇鳞次栉比，尖塔林立。在古色古香楼房的顶端、前壁和门楣上方，大都塑着形象生动的人物或动物雕像，有的表现男性的阳刚之气，有的刻画女性的妩媚秀丽，有的则描绘一段神话或宗教故事。伟大诗人歌德曾讴歌布拉格为“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
午后，我们来到老城广场，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悠扬悦耳的雄鸡啼鸣。导游小姐看到客人的不解之色，赶忙说，这不是真的鸡鸣，而是布拉格的古钟在报时。于是，她带我们到安放古钟的市政厅。古钟建于１４１０年，它不仅是计时工具，而且是件艺术瑰宝。钟面的两边各有两个塑像：右边是“死神”和“乐神”，左边是“虚荣神”和一个紧抓钱袋的吝啬鬼。每隔一小时，“死神”拉动钟绳，钟面上方的小窗开启，走出两个怪模怪样的男人，然后闭窗而去。这时，公鸡则引吭高叫，似乎在告诉人们：抓紧时间吧，你的生命又少了一小时。
导游小姐说：到布拉格不游布拉格宫，如同到北京不参观长城、故宫一样。
布拉格宫又称布拉格城堡，由圣维特大教堂和众多富丽堂皇的宫殿组成。大教堂高９７米，长６０米，宽１２米。塔顶有４个文艺复兴式大钟。教堂的外表布满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塑。教堂内珍藏着捷克历代国王加冕用的王冠、金球与权杖。王冠用纯金制成，重２．５公斤，镶有９１块宝石和２０颗大珍珠，堪称无价之宝。
总统府就设在布拉格宫的中心大院。当我们参观时，看见一面国旗正在空中迎风飘扬。金碧辉煌的北楼大厅是总统举行国宴的地方。捷克重视文物保护，而且强调在使用中保护，使用者对建筑物负有保护的责任。捷克政府的许多部级单位也设在古建筑内，有的还是重点保护对象。
走出总统府，我们来到著名的查理大桥。它是布拉格人在伏尔塔瓦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距今已有６００多年的历史。桥全长５１６米，宽９．４米，没用一钉一木，全部用石头砌成，所以又称石桥。桥的两端耸立着气势宏伟的桥楼。桥栏两侧每隔２０余米都有对称的雕像或群塑像。这些捷克艺术大师的作品，有袅娜多姿的女神，有威武雄健的武士，栩栩如生，虽历尽人世沧桑，仍完美无损，风采依旧。
伫立桥头，眺望雪中的伏尔塔瓦河，更觉古城富有诗情画意。伏尔塔瓦河是捷克人民的母亲河，她像一条蓝色的绸带，萦绕着银装素裹的市区，把布拉格装扮得像一个出浴美人，典雅庄丽，楚楚动人。多少年来，母亲河用自己的琼浆玉液哺育着捷克人民。这里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无不以饱满的热情来讴歌这条美丽的河流。捷克著名音乐家斯美塔那谱写的交响乐曲《伏尔塔瓦河》，不仅在捷克，而且在世界上久演不衰，激起各国人民对布拉格的向往。
入夜，我们又登上位于老城广场的市政厅，以欣赏布拉格如画的景色。时值圣诞节，广场四周摆满了五光十色的枞树，再加上商店的霓虹灯，使古老的都市充满节日的情趣。但广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捷克民族英雄胡斯的雕像。他斗篷披肩，昂首怒视前方。胡斯是当年布拉格大学校长，因反抗教皇与罗马帝国，于１４１５年被处以火刑。胡斯威武不屈、凛然就义的大无畏精神，是捷克民族精神的缩影。
在告别布拉格时，我问捷克新闻界的同行：看来，布拉格并非一年四季都是金黄色，为什么称她金色布拉格呢？
捷克同行津津有味地讲了一段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捷克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女领主，名叫利布舍。一天，她向伏尔塔瓦河投下一只用金子做的花篮，并说：“金色的花篮永沉河底，布拉格就永远美丽。”
也许，金色布拉格就由此得名。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预测寿命：
一项棘手的课题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美国国家衰老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理查德·斯普罗特先生，接到一位颇有影响的参议员助手打来的电话，询问：“如果参议员服用某种荷尔蒙，能否延年益寿？”
“对不起，我们无法测定这种可能性。”斯普罗特先生的回答令人吃惊。紧接着，这位研究衰老问题的专家，向参议员的助手作了详细解释：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仍然无法测定一个人的衰老程度；那些通常使人联想起衰老的种种迹象，如须发变白、满脸皱纹等，并不能真正预示此人的确切寿命。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服用某种荷尔蒙能延长寿命，但专家们仍无法对此判断作出科学的论证。
之后，斯普罗特与参议员助手的一系列交谈和通信中暗示：如果议会能拨给研究所一百万美元的经费，他将建立一个历时十年的课题组，专门研究人类衰老的生物特征——某人到底能活多久的特征。这样，也许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专家们就能确切答复参议员的咨询了。
五年以后，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终于开始了，并逐步发展成每年耗资四百万美元、包括十四个实验室的重点项目。通过对许多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现在专家们已经找出十多种可能显示老化的生物特征——从记忆衰退等明显征状，到触觉、痛觉迟钝等模糊特征。从一九九三年起，这家研究所的统计学家把测定的衰老特征“参数”，汇总成一个测算寿命的总“积分”。专家们预言，到一九九八年，他们就能根据这套“参数”和总“积分”，测算出某人的确切寿命。
与此同时，这家研究所的专家们还绘声绘色地描述出十五年后的生动场面：当你请医生做完寿命测算时，他可能会兴高采烈地对你说：“恭喜！恭喜！你的寿命总积分是九十二，也就是说，你大约能活一百一十五岁！”或许医生会满脸严肃地对你说：“告诉你一个既好又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是：照你目前的衰老进程看，你也许活不到六十五岁；但好消息是，你还有好多年充裕时间采取补救措施，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当然，这项重大研究课题一旦真正获得成功，必然会引起一连串棘手的问题的出现。例如，人寿保险公司是否会根据测出的某些衰老特征，拒绝为某些人承办人寿保险业务呢？如果某些病人不愿知道本人的寿命总“积分”，主治医生又如何向他们交待应采取的医疗措施？等等。为了解决这一系列令人烦恼的问题，美国国家衰老问题研究所正在组建一个由科学家、医学和健康保险专家们组成的道德顾问咨询机构。
（于夫姜怡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