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里程碑式的史学巨著
——写在《中国通史》与《中国史稿》出齐之日
王正
《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１０卷本中的第八卷去年面世（第九、第十卷先前已出）；《中国史稿》第七册目前正在印制中，即将与读者见面。至此，这两部大型中国通史历经三四十年，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范文澜的通史简编在延安窑洞落笔
《中国通史》原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范文澜的学术著作。１９４０年，他在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时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简编》的上册（上古到五代）、中册（宋辽至清中叶）先后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集中主要精力修订《简编》一书，实为增订重写，将旧本上册修订扩充为三编四册，共约１１０万字，比旧本扩大了４倍。至１９６５年，前四册陆续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凝聚着范文澜二十多年的心血，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范文澜的史学研究工作，曾说过：《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即使在“文革”那种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于１９６８年７月还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中国通史简编》累计印行几百万册，在４０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各阶层人士学习中国历史的一部主要书籍。
《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出版后，范文澜曾计划再做进一步的修订，但未及实现，即于１９６９年因病逝世。为了完成范文澜未竟之业，由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主持，与所内外有关学者专家合作，开始编著第五册（隋唐）至第十册这后六册，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出版，连同范文澜所著前四册，一起定名为《中国通史》。
毛泽东请郭沫若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中国史教科书
１９５５年７月，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了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书的要求。次年２月由郭沫若主持，成立了由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著名史学家参加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审小组，负责写稿和审稿工作。１９５７年初，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二、三所分工负责，承担起了《中国史稿》的编写任务。１９５８年，该书列入国家计划，年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开始草拟编写提纲。１９６０年春，初稿完成，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由郭沫若亲自修改后，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相继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稿》第一册和第二册。此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编撰工作陷于停顿。直至１９７２年，根据郭沫若的意见，历史研究所恢复了《中国史稿》编写组，重新开始编撰工作。从１９７６年起，包括经过修订的第一册在内的各册陆续出版。
与《中国通史》略有不同是，《史稿》是在郭沫若指导下由众多的学者专家集体撰写的。他生前亲自审定了这部书的编写提纲和说明，逐字逐句地审阅了第一册。到第二、三册定稿时，郭沫若因重病在身，已不能亲自审阅，但仍十分认真地听取了这两册修改情况的汇报。所以郭沫若逝世以后，未经他审定的第四册以下各册，均署名“《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的近代部分后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撰写，计划编写五册本，其中前三册已于１９７８年起陆续出版。
通史代表一个国家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从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和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算起，历代官私修史不绝，绵延数千年，各类史籍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断代史和专题性的通史。近代史学家进一步重视通史的研究与纂著。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采用“新体裁”写的通史，形式上虽较封建时代的史著有所前进，但还谈不上是科学著作。稍后钱穆的《国史大纲》虽然自成体系，史料丰富，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虽然在改造中国封建旧史学方面做出过努力，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从整体而言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才使中国的旧史学得到彻底改造，使历史研究，特别是通史研究有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局面为之一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在通史或专题通史方面作了巨大贡献。其他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历史纲要》以及吕思勉以系列断代史组成的中国通史，也都是通史研究中极有分量的著作。从某个角度讲，通史的研究与编著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初撰于三四十年以前，中间几经修订，并经数十位史学工作者续撰，称得上是内容丰富、学术质量颇高的通史巨著。
《通史》持西周封建说，《史稿》主战国封建说
这两部通史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通史》持西周封建说，《史稿》则是战国封建说，而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将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个阶段，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来研究、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基本规律、基本特征及其内在原因。经过几十年的科学验证，证明这种理论框架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
《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彻底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主人的观点，突出了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人的重大意义；肯定和歌颂了各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资料丰富、解说严谨、文字锻炼纯熟是这两部通史的又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中国通史》里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史稿》因其缘起是为了编写一部历史教科书，行文也比较通俗，不直接引用或不大段引用原始资料，必须引用时则大多进行相应的解释或说明。这种写作方法大大提高了两部通史的可读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大群众学习历史、接受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书籍。
不论是范文澜独著、集体续写，还是郭沫若指导审阅、合作编撰，这两部书都十分注重百家争鸣、集思广益，广泛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在两书的编撰过程中，郭沫若、范文澜都曾多次公开地虚心征求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并著文归纳有关意见，分析存在的缺点错误，认真修改订正。他们除了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观点外，在其他学术问题上则是从善如流，以一种较妥的说法或习惯说法入书。
两代人心血浇灌史学丰碑
《中国史稿》和《中国通史》自郭沫若、范文澜创始，经过两代人的辛勤工作，历时三四十年，终于得以全部完成。其中风风雨雨，几经反复，近百名学者，其中不乏学有专长的知名专家，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把自己的青年、中年以至老年的全部宝贵时光都交给了这两部史书。同时，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工作者伴随着这两书的编撰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造诣深厚的史学家。皇皇巨著，史学硕果，但毕竟耗时过长，包括郭、范二老在内的一些编撰者以及许多热心的读者竟未能目睹卷终而作古。这不能不成为史界与史家的一大憾事，其中亦有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
值得欣慰的是，两书编撰者并未因全部出齐而停止这方面的工作。据悉，人民出版社目前正在着手印制《中国通史》精装豪华本，十卷一次推出，于今年正式发行。新版对范著前四卷作了个别文字的订正，补编了人名索引；续编出版较早的第五卷则作了较大的修改；其余各卷也分别作了若干史实和文字的订正。
《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是４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产物，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奠定了它们的地位。今天，历史跨进了９０年代，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通史著作也应该有一个大的飞跃。我们期待着史学工作者能够写出更新、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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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沙群岛考古行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恒杰
俯瞰散布于碧波万顷之上的南海诸岛，宛如颗颗璀璨的明珠。到那里去作实地考古和历史考察，是我多年魂牵梦绕的愿望。
在我国的古籍中，不乏有关南海的记录。伊尹《四方令》记录了远在商代南海的大龟等特产已向中央王朝进贡。春秋时期，楚国有个恭王，是中原大国争霸斗争中的一个失败者，大臣在他死后追述功德时甚感为难。子囊却云：恭王能“奄征南海，纳诸华夏”，在统一“南海”、开疆辟土方面有作为。迄秦汉之后，有关南海的景貌记述更是史不绝书。我国先秦时代从南海出行及南亚的交通往来，过去曾有一些零散文物可参证。１９７４年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显示了我国古代在航海技术上的高度水平；同一遗址出土多枚秦半两，西沙亦出土秦半两，１９９３年海南又出土了秦半两，填补了西沙同广州之间的货币流通空白，这都证明我国先秦文献中有关南海的记录并非无中生有。
我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５日登上一艘７９吨渔船，随着马达声，驶入烟波浩渺的南海。经两天两夜的航行，即望见一个航标，船长讲，那就是北礁了。北礁实际是一个由珊瑚构成的大环礁，潮退全部露出水面，远看外为一圈礁石，中为一浅水塘，故尔古称南海诸岛礁为“石塘”。古文献称西沙为“千里石塘”，称南沙为“万里石塘”也就缘此而来。北礁是从大陆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必经之路，礁石涨潮时虽没于水中，但极浅，故航船误触礁者甚多。过去渔民从那里打捞到大批铜锭、石雕佛像、陶瓷器及铜币等。我曾从潭门一位干部家中见到一件青瓷洗，系南朝遗物。
我们过北礁又航行大半天，进到晋卿岛，值风暴骤起，即依岛避风。此后又经过４天３夜的航行，进到永登暗沙，我国的干贝多产于此。《四方令》所记商代的贡物来自南海，自然所指有南沙。而直到解放前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华南渔民仍在黄山、马峙（今太平岛）、奈罗（今双子岛）、铁峙（今中业岛）等地捕鱼捉螺，立庙树碑，搭棚种菜度日。去南沙的东西方旅行家，对此都是公认不讳的（见小仓卯之助《暴风之岛》及香港《南华早报》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８日）。潜水员于水下发现了半显露于礁砂内的一堆碎陶片，这是一件沉落的碎陶瓮，瓮为桔黄色，上面礁砂斑斑，为小口大腹，肩有四系，全然是唐代遗物，系盛水器。它同海南陵水各县所出陶瓮几乎如出一人之手。同样，在广东的唐墓中，亦有类似遗物出土。第二天船始西南行，进入阳明暗沙。下午，潜水员从暗沙与南钥岛间的礁砂中取回一片上面带有礁砂的陶片，去掉浮砂，只见上面布有两道横贯器面的弦纹，下有粗麻布纹，中间布有圆形戳印，印长径１．４厘米，短径１．１厘米，印圈中有一圆点，四周环有７个小圆点，全形如莲藕。这完全是一件压印硬纹陶片，应是径约６０厘米以上的陶瓮的一部分，它同海南、广东所出的秦汉时代陶瓮相类，故尔当属秦汉时代海南和华南居民带去的水器残部。秦汉遗物印证了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异物志》确非虚辞。
船西行到福禄寺礁，礁未露出水面，在近中午时分，二副小陈说：“教授，我发现一插在水中的杆状物，看样子不易动。”我说再去一个人，不过小心别是什么爆炸物。不一会只见两人拖回水面，吊上一看，原来是一铁锚。我跑回取相机时，他们已敲去上面的礁砂。我阻拦已迟，只能取回一块带残锈的礁砂，拍了照。这是一只长１．９４米的单翼铁锚，为今日渔民用锚的前身，属清末广东造，它为清末广东渔民常用锚。在福禄寺礁上尚采得青瓷多片，其中有的器底印有款文“永保长春”，器内底则有蟹纹、月中白兔等。同时还采得“元祐通宝”、“大德元宝”等。我们在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滩附近渔采和登礁的时间较长，得到了卫守太平岛的台湾方面官兵的亲切接待。从北子岛到南子岛自古至今，我国居民活动频繁。我们在这一带的礁盘、岛礁上采的标本比较丰富，内有汉代米字压印纹硬陶、宋代青瓷片、明末清初的团凤朵云残瓷碗及东汉五铢和熙宁重宝，嘉庆、道光、咸丰的通宝。它们足以说明，我国居民从古至今是郑和群礁及整个南沙岛礁的开发和经营的主人。
随后，我们驶向皇路礁。皇路礁也是一个潮退即露的环礁，在这个礁盘上大家共采得多件青花瓷片，器底款有“荣合”、“富”字等，一件为螺旋纹，大都是广东民窑产品。其他还有“熙宁重宝”古币等。再南行４０余海里，我们就到了位于北纬６°２０′的南通礁，乘退潮之时，几位渔民和我一起登礁。尽管礁砂刺脚卵石滚滑，我们仍采到宋元到明清时期陶瓷残片和数枚清代古币等标本。其中一件青花残瓷片，碗底外有一方款，碗内有一长柄直伸的青花叶，后经史树青先生鉴认应为用来作航海仪的水器的残部。自郑和群礁以远我们发现的大量唐宋及明清代遗物中，除已述及者外，还采拾到许多礁砂胶结的来自我国华南大陆的民窑陶瓷残片，印证了唐宋时期我国在南海的经营、宋代水军南巡南海的有关记录。大量明代陶瓷则昭示着郑和多次过南海下西洋的壮举，显示了中国居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事实。迄今我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行使管辖权亦顺理成章。
从南通礁向南航行，不知耗了多少时间，周旋了多少次，终于到了曾母暗沙北缘，到了祖国神圣的南疆，到了我从童年即憧憬的祖国最南缘。我凝视着那湛蓝的海水，波平如镜，可透视５０米见底，下边珊瑚犹如盛开的多彩花丛，五颜六色的鱼儿游戏其间……南海美丽媚人。回首北望，距海南千余海里之遥，离北京则更为遥远，但我越远离北京，远离大陆，益倍感北京和祖国的亲切。
从南通礁到曾母暗沙只有两个纬度多的距离，我们却用了近８天８夜的时间。我们的水、食品及人的体力都已呈现困乏，油也有限了。我们始北返，就在一个紧张的夜间持续航行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永暑礁，看到了招展的五星红旗。一靠岸，我握着来接我们的战士的手，已泣不成声。政委破例为我们加足了油，又叫小警卫员从头到脚把我浑身洗了个遍。他们就在大棚下叫我脱光，多难为情啊！“不怕，这里是男人的世界！”小警卫员边扒我衣服边喊着。入乡随俗，我照做了。这是２０多天第一次大清洗啊！
难忘的６月１８日，最后我们终于返回三亚，回到海南，结束了３３天、３０００多海里的航行。（附图片）
王恒杰在南沙礁上踏勘文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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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呼唤步行街
徐城北
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北京，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大马路，已经有了四五十层的大楼，已经有了立交桥和街心公园，已经有了现代城市的种种发达和风流，唯独还没有一条尽如人意的步行街。
您或许说：“不是有王府井了吗？”
是的，在从前“不是”步行街的时候，它倒曾经“是”过。这“是”表现在街道两侧店铺的无序排列与平等竞争上。游客漫步其间，随时都能萌生一种饱览风光的兴奋。这风光，是自然、人文、商业几种“风景”的无意识组合。更典型也更具特色的，是东安市场中星罗棋布般的步行小道。在这样的小道上徜徉，可以感受到园林艺术中的移步换形，可以因苦苦寻觅而赏心悦目，商业文化和旅游文化水乳交融。它是旧北京上层商业文化的一个缩影。和这种上层商业文化相呼应，是昔日庙会尘土飞扬的小道，我们可以想起厂甸、白塔寺和护国寺，从中不难窥到底层商业文化的生动场景。
曾几何时，这些卓具特色的步行街和步行小道全都失去踪影。东安市场经几番改造，合并了同类项，货源如出一辙，服务程序和广告方式均失去特色。在底层民俗文化方面，庙会遭到了彻底扫荡。地坛、龙潭湖、白云观几处只在年节露面的“庙会”，临时拼凑的痕迹过重。颐和园的后湖整修了苏州街，虽然性质接近真正的步行街，只可惜离城太远，贵族化的气息太重，游客盘桓的区间也小了些。
能否下这样的定义——步行街，是以旅游的手段达到商业目的的物质载体。步行街，是由本地人、外地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步行街需要具有如同一卷“世纪风情画”般的流动文化背景，游人到此首先为的是赏心悦目，其次才是选购商品。选购仅是最表层的行为，通过接触其他的“人”和“物”而重新发现、塑造自我才是游览步行街的实质。步行街可以有两个层面：一是体现上层商业文化的，二是体现底层民俗文化的。昔日这两个层面彼此独立，各有各的风光，各有各的市场，各有各的“卖主”和“买主”。还有，这两类步行街过去都具有封闭特点，均以自娱自乐和自给自足为目的，很少考虑到通过开展旅游去赚外地人和外国人的钱，更没想到会有利于和世界文明接轨。
步行街是一块双面镜：一面照出了传统文化，另一面映出了开拓进取。悠久的历史需要在此结晶升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心灵需要在此做短暂的回归。放眼寰中，当今世界重要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步行街，虽然繁忙的政治家通常无暇顾及，但敏锐的思想者则能从中提炼出使世界都为之颤栗和叹息的思考之果。至于本市市民和外来的观光者，从中取得的就是现实的交易和美好的回忆。
作为一个准备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城市来说，步行街是不可缺少的。北京城建最基本的格局有两条：一是东西对称，以永定门、前门、天安门、鼓楼作为中轴线；二是南北有别，素来以内城为主，外城为辅。目前的北京，北部已经有了王府井和西单这样的商业大街，上层商业文化已经有了鲜明体现；体现民俗文化的步行街就只能在南城中寻找。就南城而言，可感到民俗文化在宣武区有着特别精彩的生成和发育。我们发现——如果由“前门第一大街”大栅栏向西行进，经由一条杨梅竹斜街，就可以到达具有“北京古文化街”之称的琉璃厂东、西街，如果再向西，穿经海柏胡同，就是宣武门外大街了。这不就是一条现成的北京历史文化的步行街吗？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步行街由四个路段组成，两个已然定型，两个尚须开发。第二，四个路段仅是主干，其实尚有许多与主干并行或交叉的支流，从而形成一片错落有致的河网。
让我们从东向西叙述。大栅栏进行以“做旧”为目的的整修，以恢复它“前门第一大街”的地位；和它并行的廊房二条，似乎不应是现在的那种一般商业街，可以考虑恢复当年“玉器大街”的风貌；在廊房头条一进口的一处会馆，保存着一座完好的旧式戏台，相信开发出来会比“中和戏院”有更大的号召力。杨梅竹斜街东头，有一处“青音阁”，２０年代曾集茶馆、饮食、杂耍、商业于一体，鲁迅曾常去此小憩；西头的火神庙，曾是出售旧书和古玩之所。还有，在并行着的樱桃斜街上，有当年的梨园公会，程长庚、谭鑫培、陈德霖的故居也都在这条街的附近。继续向西——琉璃厂东、西街，已把诸多文玩字画的店铺整饬一新，两侧尚有许多可供参观研究的会馆，每座会馆都含有文昌阁、举子楼、奎星阁、戏台、祠堂和花园。在最西段海柏胡同南侧的平房中，保存着尚小云、荀慧生、余叔岩、萧长华等名伶的故居，还有著名作家林海音和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的故居。
综观这条步行街，具有以下的优点：第一，地理位置绝佳，处于城南又紧贴城北，交通方便，出入自由。第二，具有足够的长度，且东中西三段各有特色。东段大栅栏突出商业，中段杨梅竹斜街突出民俗，西段琉璃厂东、西街突出经典文化。第三，具有可开发的宽度，可以增加诸多新设项目，前往指定会馆去观摩在古戏楼中的戏曲演出，前往八大胡同等地茶馆喝茶并研习昔日民俗史；还可以新建一些院落，供表演旧时结婚礼仪、出殡礼仪、斗蛐蛐和喂养鸽子（包括制造鸽哨）……
“恢复北京的古城风貌”，这是时代给予中国首都的光荣任务。有计划、有目的地建设步行街，恰恰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笔者希望这条新的“清明上河”能够早些摇曳流淌在北京南城的地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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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科院学者一头扎进羊城一条街
社区文化：魅力十足的新课题
吴以萍
一门孕育在南国花城的新学科——现代城区文明建设与管理，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和号称广州第一街的南华西街的管理人员携手探索，已见雏形。
街区是城市的细胞，体现了一个城市的面貌。它的功能已从过去单一的生活和治安管理活动，逐步发展为生产与生活、行政与经营、服务与管理等多元组合。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套用某些五六十年代曾经行之有效的街道管理办法是远远不够了，有必要研究街区建设的新情况，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讨。广东省社科院的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研究人员和南华西街领导干部组成了理论队伍，深入这条有２００多年历史的街道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南华西街党委副书记肖建华和社科院科研人员李辛生共同主编了《超越自我——南华西街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一书。
南华西街企业集团每年工业总产值达６亿元，综合实力居于全国街道经济之冠。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他们经常开展赋词、体育比赛等文化娱乐活动，同时改造人多巷窄的街道，建起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三四十座园林小景和庭院式门楼，使街中有园、园中有景、景中有名家诗词石刻，呈现出岭南特有的街巷风光。他们还注意发掘尊老爱幼、和睦共处、急难相助的传统道德资源，以此来调适街道、集体、家庭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在南华西街，老年人衣食住行均有安排，青壮年则解决了就业问题，青少年的就学率达到１００％，幼儿全部入托，残疾人也基本得到安置。
他们树立“以人为本、街道是个大家庭”的观念，将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行为科学的人力资源理论熔于一炉，推行一套颇具特色的人性化管理。在南华西街工作不仅是为了挣一份工资，而且具有归属感和成就感。自己的前途与街道的发展紧密相联，让大家感到做南华西街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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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北秧歌和威风锣鼓相映成趣
汾阳地秧歌：又一种广场艺术
王心川
两根短木棒翻飞敲击，声如金石，小面锣清脆悦耳，腰鼓声细密繁急。一队队身着黄土坡民俗服装的小演员边舞蹈边敲击乐器，幻化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型。这是参加’９４中国国际儿童艺术节的汾阳儿童艺术团在作献演，地点是北京人民大会堂。
地秧歌是数百年来流传于山西汾阳一带的一种广场艺术，风格上既不同于东北秧歌的载歌载舞，又不同于兰州威风锣鼓的威武雄壮，而追求一种刚劲、灵巧和谐谑的统一。轻灵的锣鼓棒打击技巧，变化繁复的队伍造型，饶有情趣的动作步态加上自编自歌的即兴演唱，使这种艺术形式带上了浓郁的黄河艺术色彩。
山西省汾阳儿童艺术团成立于１９８９年，在普及艺术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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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的生动展示
——北戴河万博文化城小记
在旅游度假胜地北戴河海滨，新近崛起一座万博文化城。
占地５万平方米的万博广场，一组组融民族文化与现代风格于一体而又各具特色的建筑星罗棋布。首先映入眼底的是按八卦方位排列的八个展馆和音乐喷泉，左侧是炊烟飘渺酒旌临风的百食街，右侧是仿古园林式的戏楼、佛教文化中心和海外华人成就馆，远处是仿傣族、侗族、瑶族、苗族、蒙古族风格建设的民族度假村……揽千年之胜，博万里之英，展示中国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这是建城的宗旨。
由民间美术馆、民间收藏馆、奇木奇石馆、西藏风情馆、陶瓷博物馆等组成的展览馆群，收藏了数万件来自平民百姓的文化珍品。江西萍乡的傩舞面具展将观众带入神秘的原始宗教氛围中。巨大地屏“唐明皇游月宫”、“红楼梦”令人叹为观止。民间文化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宫廷文化、文人文化压抑的状态，以其巨大魅力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上。
（陈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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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披“振兴严肃音乐”绶带
淄博师范生骑车义演
山东省淄博师范学校９２级音乐班组成“自行车长征队”骑车行驶６６０公里，演出民族歌舞７场，引起强烈反响。
８月１日，４４名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身披“振兴严肃音乐、弘扬民族文化”的红色绶带，骑着自行车出发。一路上，他们白天骑车，晚上演出，中午从不休息。８月７日晚上，他们顺利抵达北京。９日下午３点，中央乐团的排练厅内座无虚席，同学们忘却了连日征程的疲劳，与中央乐团的叔叔、阿姨们同台演出合唱、器乐合奏等节目。
（阎盛霆 李安盈 郭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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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车博物馆日前在临淄开馆。该馆以后李春秋殉车马坑为主体，荟萃了从商代到明清各历史时期的复原古车或模型一百多辆。
本报记者孟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