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2 GIA 高速专线,稳定4K在线视频,6个独立ip,最高5TB流量。
被封后自动更换IP,仅需5.88刀每月,支持支付宝。按月支付,不怕跑路!

1994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胡乔木与知识分子
谷羽
乔木始终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不姑息他们的缺点,就像他对待自己一样。
乔木到延安前,在上海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乔木的工作性质,他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使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特别是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乔木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后来他掌握、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乔木是自始至终参加的。他那时刚30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当时,中央的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但是,乔木多少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乔木一生坚持《讲话》指明的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1979年召开全国四次文代会时,他赞成小平同志祝辞中提出的“两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1981年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乔木曾就《讲话》中的一些过时的或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修正意见,很受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的欢迎。
建国初几年,国家面临着恢复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乔木的工作负担也很重,除继续担任主席的政治秘书外,还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等职务,开始独立地主持一些部门的工作。乔木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注意调整和改进知识分子政策。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周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5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问题的研究。乔木过去在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正如他在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记得1956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科院里的气氛特别好,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形成一种“人心向院”的局面,加上一大批知识分子陆续从国外回来,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为“两弹一星”的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出现了摇摆和反复,但乔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动摇。1975年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7月份,他一接手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把工军宣队送回去,把在工厂和农村的研究人员召回来,恢复了长期中断的业务工作。8月,他又受邓小平同志委托,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乔木在修改稿中,首先肯定建国以来“二十六年”的成绩,表明了对说“十七年”教育、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种“估计”的否定态度。并把“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指出:“各单位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本单位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作一次全面的检查,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为他们从事科学实践,提高科学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必要的时间,并且关心他们的生活。”而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个《汇报提纲》,同他主持修改的《工业二十条》和经他授意、由邓力群同志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9月,他在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乔木对这篇重要文章先后多次进行修改。文章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从根本指导思想上作了最早的拨乱反正。
同时,乔木也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时候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诚,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操心、奔走。
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总是把它干好。
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他为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讲话、指示,甚至一些贺电、唁电、通知之类的普通文稿,都是由他动笔。他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乔木病危时,陈云同志派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对他一生辛劳的肯定。
记得在1983年7月,乔木写了一首《小车》诗,赞誉农村干部杨水才的事迹。诗中反复吟诵杨水才的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乔木写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摧。”这些质朴的诗句,我想,正是乔木一生的写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认真做事认真做人
——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00周年
孙起孟
今年是叶圣陶先生100周年诞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此时刻,格外地引起我对他的怀念之情和敬仰之意。
我和叶老结识于60年前,我是他的后辈和学生。30年代初,我给他主编的《中学生》写过稿子,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交谊。1936年间,我至上海《申报》馆工作,叶老仍在开明书店。我们业余有时相约到福州路“高长兴”酒店对酌倾谈,此情此景,历历如昨。“七七事变”前夕,我去广州,彼此分手。
抗日战争期间,渝州重逢。我们一道参加《国讯》的编辑工作,他为此出力甚多。新中国成立前夜,我们先后从香港进入解放区,我和叶老在他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共事。之后,我们工作岗位虽有变动,但同在北京,仍能时相把晤。
60年代初,叶老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语文学习讲座”的创建,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为“讲座”延请吕叔湘、朱德熙、王力、赵朴初、谢冰心等语言学家、文学家担任讲师。为了探索一条开拓这种学习的路子,他不但自己讲课,还和我到平谷下乡作调查,到中小学听学员讲课,参加讲座经验交流会,总结工作。在叶老等的积极支持下,中华职教社的“语文学习讲座”得以从北京推广到广大地区,从城市推向农村。回顾起来,我们两人这段期间交往最多。
叶圣陶先生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语言诸方面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珍贵遗产,尤为珍贵的是他的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
——叶老负责开明书店的工作,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表明其宗旨。在他的主持下,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家》、《母亲》等许多有深广影响的好书;以《中学生》为纽带,吸引和联系广大“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青年读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洋场——上海,“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内容不健康的读物。他“有所为”是认真的,“有所不为”也是认真的。他认为,认真地“有所不为”,正是为了真正“有所为”。
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叶老是熟识的前辈中最认真的。”凡是向叶老领教过的人对此都有深切的同感。他直到90高龄,发言,写文章,还是自己说,自己写,从来不请人代念,不请人代笔。他是语言大师,还曾将发言稿送来征求我的意见,真是虚怀若谷,遇事认真。
1962年“语文学习讲座”开学,叶老为学员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认真学习语文”。他指出,“认真不认真,是学得好不好的关键。希望学得好,先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一贯这样教书育人。1980年编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请叶老作序。叶老先拟出提纲,征求意见,然后写出初稿。当时还没有电脑、复印机,他为了便于讨论,戴上花镜,加上放大镜,将自己的文稿复写5份,发给参加讨论的人,然后认真研究征求得来的意见亲自定稿。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前夕,叶老接受记者采访,谈他将列席十二大的感想。记者准备记录,叶老阻止他,说:你不必记,等一下我给你发言稿。前些日子,有位记者发表访问我的一次谈话,其中有我没有说过的话,也有跟我说的意思不完全相同的话。这不好。我的发言稿,你如果采用,可以摘,可以删,但千万不要改。叶老做人做事的“认真”,使谁对他都肃然起敬。
——叶老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1987年6月5日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3年多来,我身体一直不好,不能为咱们民进再做什么工作,恳求这次代表会议免去我的主席职务,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谅解。”6月9日,他抱病同与会代表会面时说:“我有好多年没跟同志们一起开会了。这是不能容许的失职……实在难以自己宽容。感谢同志们竟给了我宽容……这一回开会,承蒙诸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接受我的恳求,解除了我的主席职务,本来早就应当这样。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形容对诸位的感谢。”两次讲话,态度认真,情辞恳切,感人肺腑。处理这类问题,他更是我最好的表率。
1979年岁末,叶老病重,嘱咐家人,丧事从俭,“在《人民日报》上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1980年他在遗嘱上补写上“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1984年又在遗嘱上补充表示,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短短一份遗嘱,一次又一次地补充,真可谓对生认真,对死认真,“认真”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叶老的遗嘱,字字珠玑,实在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份宝贵遗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彭德怀在曲阜
马英健
今年11月29日是彭德怀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人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他、追忆他。彭总是我党、我军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彭总坚持原则,追求真理、刚直不阿、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众所周知,彭总含冤而终。值此之际,笔者仅就和彭总的一次短暂接触所留下的深刻印象记述一二,以飨读者。
身居高位 平易近人
1957年阳春3月的一天,春意盎然,乍暖还寒,我忽然接到“孔府”打来的电话:“彭总已来到曲阜,现在西花厅,请您来一下。”当时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匆匆前往。我边走边想,彭总何事来曲阜?要我汇报工作吗?事前无所准备,也来不及准备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中央高层领导人,不免心情有些紧张。彭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等要职,想象中大概气度不凡,十分“威严”。想着想着我已来到彭总面前,当我刚一落座,尚未来得及开口问候,彭总已经站了起来,他态度和蔼、笑容可掬地说道:“此次是到临沂东部沿海视察工作回京途中路过曲阜的,考虑到县里工作很忙,为了少牵扯你们,故事前未打招呼就来了,在此吃顿饭,休息下就走。”接着彭总又以诙谐而风趣的口吻说:“你是县委书记,是这里的主人,如果我们打扰了你们,事前不告知,事后又不辞行,那就太不礼貌了。你说呢?”彭总的一席话,不仅使我原来的拘谨心情顿消,同时也使在座的陪同人员笑了起来。
生活简单 朴实无华
见面时彭总一行正在用饭,只见七八个人四菜一汤,不多时其他人都已吃完,坐着喝茶休息,只有彭总一个人还在用筷子捞菜汤,此时我才想到,看来菜做得太少了,忙对彭总说:“菜不够吃,请您等一下,再加个菜吧。”彭总一面吃着,一面笑呵呵地说:“菜不够汤来凑嘛,这是八路军的老作风了。”说着端起盘子喝了起来。此情此景,再一次引起在座的人大笑起来,使气氛更趋活跃。
谈话间,我注意到,彭总在穿着方面也是非常简朴的。当时军队已实行军衔制,只见随行人员中(事后知道其中有中央军委和济南军区的领导同志)大都身着海蓝色高级呢料军服,佩带着整齐的肩章,甚是威武。彭总却只穿一件陈旧的褪了色的呢大衣,足蹬一双看来好久未擦过油的杏黄色旧皮鞋。事后我和别的同志谈起此事:原先只听说彭总历来生活简朴,不修边幅,此次亲眼目睹,相信此说名符其实。当时如果不是别人介绍,我还不会认得出他就是统兵百万、战功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呢!由此联想到“文革”期间有人竟将彭总的生活简朴的优良作风诬之为“伪装”、“伪君子”等,事实证明纯系恶意诬陷。
体察下情 关心人民
临行前彭总问起县里工作忙不忙,群众生产生活怎么样,我一一作了简要回答后,彭总语重心长地说:“县级对中央来说是基层。毛主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里工作千头万绪,中央的方针政策要通过县里向下贯彻,中央许多部门的事情也要经过县里去办。县这一级和部队团级差不多,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任务是很繁重的。在县里工作的同志是很辛苦的。你们这里,是孔老夫子的故乡,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来此参观游览的人会逐渐多起来。你们既要做好接待工作,又要领导好群众生产,要做到两不误。”彭总接着说:我们建国不久,百废待兴,要办的事情很多,国家还有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这要经过若干年甚至几十年艰苦奋斗才能改变……谈话将要结束时,我劝彭总休息一天再走,并借此参观一下“三孔”圣迹(孔府、孔庙、孔林)。彭总却笑笑说:“你们留客的情意,我表示感谢,但我不能在此久留,后天中央政治局要开会,我必须按时赶回北京开会。”并诙谐地说“无故缺席要受批评哩!”由此可见,当时彭总重任在身,军务繁忙,无暇他顾,虽身在曲阜,却无心浏览名胜古迹,匆匆离去。这种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实为后人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彭总要我转告县里其他领导同志: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把孔子的故乡——曲阜建设好而努力奋斗。这是件既艰苦又光荣的事。谈至此,彭总一行起身告辞乘车而去。彭总走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光阴荏苒、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来犹如昨日,彭总的音容笑貌、谈吐风趣,轻车简从、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关心干部、体恤民情等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十月二十二日,是我国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梅派艺术创始人梅兰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梅兰芳先生的故乡江苏省泰州市为梅兰芳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并举行了敬谒梅兰芳先生塑像活动。丁秋玲 王海波摄影报道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