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读者快递
困境中的农业科教电影
中国新闻学院郑海峰肖长伟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原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专门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科教片生产厂。４５年来，他们为在中国农村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农业新技术、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拍摄的一系列农业题材的影片曾获得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１５项农业科教片奖，国内获奖６９次。
然而，这家为中国农民所热爱的国际一流农业科教电影厂目前陷入了困境。最近几年，农业科教片的产量逐年减少，今年中影公司只收购３３本影片，仅相当于该厂生产能力的１／４。中影公司前些时候透露，明年可能不再收购科教片了。如果出现了那样的情况，这家誉满中外的农业科教片厂就有垮台之虞。
农民和科教影片的不解之缘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农村有电视了，谁还看电影呢！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农村现在仍有一些地方没有通电，即使有电的地方也经常停电。此外，地方电视台在节目安排上又很少考虑农业科教片。
多少年来，电影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没有电的农村，放映队拉着发电机为农民服务，重要的农业科教片可以反复放映，电视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民一听说晚上放电影，高兴得早早吃过饭，全家老幼、附近乡邻都来看，一场电影观众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影响极大。因此，在我国农村，电影的宣教作用是电视不能代替的。
症结何在
一方面电影制片厂有能力也乐意为农民提供科教片，另一方面农民又迫切需要科教片，那么为什么出现科教片在农村消失这种可悲的局面呢？
首要原因在于对科教片的属性存在不同的认识。科教片虽然属于电影这一特殊商品，但还应该看到它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工程，不能要求科教电影制片厂单纯以经营、盈利为目的。一些地方政府把不盈利或少盈利的电影部门当成包袱，农村放映队待遇低，电影收费困难。目前，全国农村放映队已所剩无几。没有了农村电影市场，科教片自然也就只能呆在库里干着急。
其次是发行体制不顺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现行科教片厂销售的主要渠道是将影片发行权卖给中影公司。由于农村电影市场的瘫痪，中影公司每年发行包括科教片在内的短片亏损２０００万元。毫无疑问，科教电影靠自身难保的中影公司的补贴来维持，不是长久之计。
在发达国家，农业科教电影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由国家投资或主要由国家投资发展科教电影是通常的做法。加拿大科教片的生产经费９０％来自议会拨款，自己只负担１０％。日本年产科教片１５００部（５００小时），经费来自政府、电视台和大企业。德国科教片的生产经费由联邦政府出５０％、各州政府出５０％。
农业部科技司司长费开伟、北京农业大学电教中心主任雷榕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主任董全德等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国家财政上的支持。政府能否拨出一定的财政专款，建立一套市场经济下简练、高效率的农村电影发行体系？据了解，农业部正在考虑开办一个全国性的农业电视台，主要为农民服务，利用部分广告收入扶持电影生产。在中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电视普及率低，重新恢复电影放映又有一定的困难，暂时可以考虑以录像的形式巡回下乡为农民传播科技知识。
第11版(文化)
专栏：
“百花”散文走俏的启示——
纯文学的潜在市场不可低估
费锡强
近几年来，在文化转型的骚动中，某些文学品种陷入尴尬境地，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散文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青睐。
众多报纸给散文以显著的版面，一批散文期刊相继创刊。一些出版社又以丛书形式推出当代散文作家的新作，如沈阳出版社的《当代散文大系》、华艺出版社的《金蔷薇丛书》、上海知识出版社的《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群众出版社的《当代名家随笔小品丛书》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海天出版社的《现代散文译丛》、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外国散文金库》等也纷纷推出外国作家的散文。在激烈的竞争中，百花文艺出版社以起步早、起点高的五种系列丛书及两份散文杂志赢得了广大读者。
这家始建于１９５８年的出版社，始终坚持以出版散文为重点的办社方针，逐步形成了“百花”特色，在我国出版界享有“散文盟主”的盛誉。早在８０年代初，他们就开始有计划地出版现代作家的散文选集，由于大受欢迎，个人分册越出越多，后来被一并纳入《百花散文书系》中。１９９２年时，已出齐５０种，其中大部分都重印多次，畅销不衰，并获得全国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的殊荣。规模宏大的《百花散文书系》还包括当代、古代两部分１００种。最近，当代部分已出版了《李健吾散文选集》、《刘白羽散文选集》等１０种，古代部分也正在出版之中。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是“百花”献给读者的另一出“重头戏”。收入的作品中，不少属新选新译，填补了外国文学出版中的空白，为读者提供了可亲可信的阅读文本，第一、二辑各１０种已先后出版或重印。
此外，在读者中留下一定影响的还有《海外华人散文丛书》、《台湾散文丛书》、《中外散文选粹》。雄心勃勃的“百花”计划把古今中外的散文名家的精品都囊括在五大系列丛书中，那将组成一个多么辉煌的散文乐章！
“百花”于１９８０年在全国首创了专门发表散文的《散文》月刊，１４年间推出了大量名家力作、新人新作，其中的２００多篇优秀作品被选入语文课本及语文刊物，很多作品选入文摘期刊和不同版本的文集。在物欲横流的当今，这份高品位的期刊不媚俗、不趋时，仍呵护着一片文学净土。许多读者视其为精神的家园，它的发行量在全国散文刊物中一直是最高的。《散文·海外版》是于去年元旦创刊的双月刊，主要精选海内外华人作家的散文佳作，同时特约名家撰稿。更令读者称道的是，该刊采用国际大１６开型，版式舒展大方，图文相得益彰，装帧印刷精美，令人爱不释手。冰心、萧乾、冯亦代等文学界的知名人士都曾给予很高评价。该刊除了畅销于国内图书市场外，在港台及海外华人中亦有很大影响。
“百花”散文的走俏，表明纯文学的潜在市场依然很大。文学读物以高质量的丛书和套书的形式出现以吸引读者，已是大势所趋。
第11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一群“痴人”的奉献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丛书小记
梁永安
在不少书店的学术著作日见稀少的时候，《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丛书悄悄上市：语言学卷、历史学卷、哲学卷、经济学卷……据介绍，整套丛书有十卷，收入中国学术名著约３０００种，共１０００余万字，至１９９５年全部出齐。学术界对这一丛书的出版给以高度评价，台湾一家出版社买下了这套书的台湾版权。
这套书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８８年策划这套书的时候，出版学术著作已经是一件光荣而赔钱的事。一个大学出版社的家底并不厚，假如用这笔资金出一些流行的畅销书，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但他们的最后选择仍然是逆风而行。这一壮举立即得到了学人们的支持。年逾九十的历史系教授周谷城欣然出任丛书的总主编。大批的学者围绕着这套书展开了紧张的合作性劳动。
“提要”一词，听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其中的辛苦比写研究性论文还要大。要想把一本古代学术名著浓缩为几千字的文字，没有对原著的反复研读绝无可能。每一篇“提要”之后，还有对名著的版本沿革与研究现状的介绍性文字，这种工作对学术功底的要求就更高了。往往是撰稿人查阅大批的资料，写到稿纸上的仅仅几十字。明知撰稿人写得很辛苦，各分卷的主编们仍然很“苛求”，字斟句酌。例如，《语言学卷》中的“马氏文通”一条，先由一位学者写出第一稿，主编胡裕树教授不大满意，又请他写了第二稿、第三稿，最后又请另一位学者再写了几稿，终于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条目只有万余字，前前后后的草稿放到一起，顶得上一部书稿。可贵的是学者们都有对祖国的文化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无论重写多少次，也无怨言。无怪乎人们都说，在这样一个不少人都将文化性劳动当作商品的时候，能写出这样一本本书来，没有点知识分子舍身取义的“痴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撰写学术著作的“提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两百多年前出版的《四库全书荟要》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因它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受清人文化专制政策的限制，许多古籍无缘收入。复旦出版社的这套书尤其注意选入一些《四库全书》没有的优秀古典学术著作。据说中国学者目前花在搜集资料上的时间约占全部研究时间的４０％，而“提要”能节约学者的大量“入门”时间，解放学术生产力。从另一方面说，广大文化爱好者又何尝不需要这类书。
这套书目前供不应求，给我们上了一堂“文化市场学”课程：只要是真正的文化珍品，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里，终究是会拥有广大的读者的！
第11版(文化)
专栏：
民族艺术家百场义演揭幕
１０月１１日下午，９位艺术家在北京天伦王朝饭店宴会厅演出了民族器乐独奏、合奏和民族歌舞。这是中国民族艺术家小组百场巡回义演的第一场。
这个由享有盛誉的国家一、二级演员组成的中国艺术家小组，曾为青少年学生作过８００多场演出。“我们从未受到过冷落”，扬琴演奏家魏铁柱说，“有些高校怕学生听不下去中途离开，事先告诉学生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却是曲目完后加演几曲，学生仍不愿离去。”
百场义演将遍及北京１８个城区、郊县。演出对象以大、中学生为主，厂矿、企事业单位及驻京部队为辅。（陈亚飞）
第11版(文化)
专栏：
“回到粗糙的地面上”
——小议几本文化研究出版物
８０年代中期“文化讨论热”的一个弱点，是论者都着迷于历代典籍中的文化教义，而忽略了对中国文化的实证研究。各方虽然争辩得面红耳赤，却大多是从经典到经典、从概念到概念，颇有点书生清谈的味道。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往日的“学风空疏”作了深刻的反省。创刊仅一年的学术刊物《东方》有意识地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开辟了“文化时评”、“观察与透视”、“百年经纬”等栏目，明年还拟推出新闻纪实性栏目“中国素描”。今年第五期扉页上“编者的话”宣称：理论研究应该拒绝“没有摩擦力的光滑冰场”，而“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
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以前也出过一些专著，但基本上是对几千年前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等的历史考据。东方出版社本月推出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则转向对这两座城市百余年来命运变迁的现实考察。关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３０年代就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近年来也有一些见解独到的文章问世，余秋雨先生脍炙人口的《上海人》就是一例。本书的长处是把文化的梳理与体制的剖析结合起来，在人文学者的悟性和才情背后找到了峻切缜密的科学理性的支撑，从而平添了几分厚重感。例如，作者注意从移民的角度研究京海文化的变迁。如果说当年太平天国战事导致大批士绅避难于上海，为近代上海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那么，本世纪中叶以后人口流动的一度凝固则与当代不少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的状况有着某种因果关系。本书还把当代北京文化分为胡同和大院两大板块。老舍《茶馆》式的老北京民风只能从胡同中的四合院去找寻；如今的北京人中有３／４是建国后迁入北京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主要生活在行政机关与教科文卫单位的大院里，解放以来由北京推及全国的各种文化思潮正是从这里升起。胡同和大院对应了北京文化大俗和大雅的双层构造。
当前中国文化研究有别于８０年代甚至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经济坐标系的引入。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主体的单纯经济运作过程，这种主体就是具有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人。研究经济离不开人，一定的经济土壤上必然生长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的论文集《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总汇。其中，厉以宁认为文化建设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周忠厚呼吁重视商品美学和科技美学的研究，都使人一新耳目。而贾春峰在国内较早提出的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文化力”这一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如果说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势，那么经济和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则是目下学术界一项充满诱惑力和挑战性的新课题。（高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