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志如铁坚情如火
——怀念伟大的爱国者包尔汉同志
司马义·艾买提
1989年8月下旬,我正在北疆。那里正是天高云淡牛羊肥的季节,处处充满诗情画意。
在我抵达伊犁的第二天,从北京来的电话给了我极其不安的消息:包尔汉同志病危!又过了20多个小时,当我再次接听电话时,获悉的已是包老逝世的噩耗……秋风阵阵凉意,无限悲痛遐思。我猛然记起,包老也曾把足迹留在过北疆;他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后,先是关押在伊犁的;他曾被“三区革命”的代表推举为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他也曾在阿勒泰有力地揭露少数人搞“东土耳其斯坦”的阴谋……正是在这天,我参加了“三区革命”45周年纪念仪式,仰望着那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墓和纪念塔,我眼前浮现出一座新的丰碑。
又是秋天,转眼间包尔汉同志已故去五周年了。今年又恰好是包老诞辰100周年。思绪如同纷披的秋草,包老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爱国报国的许多动人情景一起涌到眼前。
包老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我同他的交往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钢铁般的坚固,火一般的热烈。毛泽东同志曾有一段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觉得在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只有在任何时候都有一颗爱国之心,尤其是在艰难险阻中不坠爱国之志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的爱国者。包尔汉同志就是这样一个爱国者。他一生经历复杂,饱览人间沧桑。解放前他曾留学德国,也曾数次考察苏联;他曾参加新疆的地下斗争,也曾在国民党时期的新疆担任要职;他坐过盛世才的监狱,也做过“国府委员”客居南京;他亲历过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的急风暴雨,也参与了新疆和平解放的伟大进程。解放后,他曾作为省政府主席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建设美好的新生活,也曾长期任职在全国政协;他曾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出访亚非欧许多国家,也曾从事宗教、民族工作;他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受到世人的尊重,也在“十年动乱”中蒙受冤屈……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心始终犹如不熄的火焰,猛烈地燃烧。这里我想讲两件具体的事情。1933年,针对极少数人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妄图策划搞“东土耳其斯坦”的严峻局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不能走“独立”的错路。所谓独立,其实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妄想依靠帝国主义谋求“独立”,新疆人民就会落入帝国主义的魔掌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洞察力和责任感。还有一件事是,60年代中期,他受到不公正待遇,1965年的国庆活动中,他因不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待遇自然不同,但他没有任何抱怨情绪,依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有关的庆祝活动。他很坦然地说,不论我担任什么职务,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都要以欢快和自豪的心情参加祖国的国庆活动。“文革”中,他被无端地打成“国际间谍”、“卖国主义者”,投入监狱,备受摧残。批斗他时,他往往一言不发,但当有人说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时,他倔强地抬起了头,昂然回称:“我是中国人。”
爱国者可以是不同的出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思想信仰。包老的爱国情怀则是和他的共产主义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于20年代末留学德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其后又多次去苏联,逐步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1932年底至1933年初,在我的思想、认识、世界观方面出现了重大飞跃,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正确的,能够解救人类的真正学说,我更加热爱苏联了。我希望自己的祖国——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要为这伟大的目标勤奋工作。”这种信念伴随他走过了人生的漫长旅程,经受了无数的风风雨雨。1989年2月,也许他预感到将要走到人生的终点站,他写下了《给孩子们的话》,其中写道:“自从1912年我从国外返回祖国,至今已近80年了。在这80年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历了无数的人生坎坷。为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了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生活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我度过了无数艰难困苦。”这是他对祖国、对党的事业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生光辉道路的真实写照。
对一位爱国者来说,热爱祖国不仅仅是一种聚积在内心的美好而牢固的感情,还应当是表现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具体行动。尤其要在大是大非和大风大浪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不改初衷,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对每一个爱国者的起码要求。包尔汉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他在逝世前不久回首往事的时候,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终生都在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无论人们对我一生的奋斗毁誉如何”。从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国者的崇高形象。
包老对分裂主义分子企图分裂新疆的活动始终表现了高度的警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1948年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主席,一些不甘心“东土耳其斯坦”失败的人又蠢蠢欲动。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者对包老威迫利诱,妄图再度张起“东土耳其斯坦”的黑旗。包老义正辞严地给予了回答,他在就职时发表的《告全疆民众书》中慷慨陈词:“我们要加紧团结,促进统一。因为有了团结,才有力量;有了统一,才有和平”。
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出笼后,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维吾尔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但也成了极少数人制造分裂挥舞的旗帜,成了影响新疆安宁的祸害。包老同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的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还运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以铁的事实,剖析“东土耳其斯坦”的来龙去脉,阐述新疆与祖国的关系。其代表作有《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论阿古柏政权》等,后者还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写道:“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则是19世纪时列强在中亚实行殖民主义侵略活动而出现的名称。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以西的地区称为‘西土耳其斯坦’,以东的地区称‘东土耳其斯坦’。这种名称完全是以语言和地理概念为出发点的,包含着明显的侵略意图。有人把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侵略目的而使用的地理名称说成是‘维吾尔人的祖国名称’,这显然是对维吾尔族人民的侮辱。”这些话,意简言赅,入木三分,有对侵略者的无情揭露,有对别有用心者的有力鞭挞,也有对无知者的认真提醒。
正因为他把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一生的追求,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呼吁团结与统一。1947年,也就是他任“国府委员”期间,曾率“新疆文化艺术团”到台湾参观演出。离开台湾前,他在广播讲话中说:新疆地处西北,台湾雄踞东南,祖国边疆两个省份遥遥相望。两省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亲如手足,维护统一,保卫祖国。这些话语今日听来,依然如雷在耳。
新疆是祖国的一部分,又是包老长期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所以他对新疆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与他热爱祖国的感情一脉相连。解放前,在各种险恶复杂的情况下,他为新疆的解放和进步奔走呼号,呕心沥血,这也是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进步而英勇奋斗。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担任人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他坚决地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带领各族人民,全力推进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于1955年调北京工作以后,仍然心系千里之外,念念不忘新疆,关心着故乡的发展变化。每当文件、报纸、广播、电台中有关于新疆的消息,总是特别留神,特别兴奋。正像他自己说的:“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心”。“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期间,他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却眷恋着新疆。他曾在关闭他的小屋里写过科幻小说,幻想可爱的家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变成天堂一般。他对家乡的感情何等真挚、何等热烈!
1983年,在新疆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等烈士遇害40周年之际,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新疆,并到石河子、吐鲁番等地参观访问。面对故乡的巨大变化,他感慨万千,兴奋难已。1985年正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已91高龄的包老以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再作新疆之行。他参加了各项庆祝活动,还到工厂、医院、学校慰问各族各界人士。值得欣慰的是,他1983年、1985年两度回新疆时,我当时正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因而有机会接待他。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新疆建设事业的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以告慰包老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正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阔步前进,包老关于家乡变成人间天堂的幻想一定会成为光辉的现实。(附图片)
1981年,包尔汉与新疆人大代表在一起。本报记者王东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心里的话
朱镕基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许多领域里造诣很深,建树甚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既记录着宦乡个人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其中不少文章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继出版《纵横世界》和《纵横世界续集》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宦乡文集》。这本文集收集了宦乡从1939年到1988年的50年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170余篇。作为老朋友,我应宦乡的家属和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要求,怀着真挚的友情和深切的思念为这本文集写一点心里的话。
我与宦乡相识相处的时间不长,相知却比较深。我们彼此从事的工作不同,从来没有在一个单位共事。只是在1987年末,我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太平洋论坛会议,他作为代表团的顾问,我们朝夕相处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平时,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次促膝深谈,只要有机会,我们彼此愿意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80年代末,他身患重病在上海治疗期间,我多次前去探视,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许多问题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与他交谈可以得到启发。同时,我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直言无惧,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沉关切,以及对自己生命力的信心所感动。
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但是我对宦乡却是心仪已久。宦乡在我国报界、外交界和学术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他青年时期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1938年,他年仅29岁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1947年担任《文汇报》副主笔,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刚刚解放的天津,担任《进步日报》总编辑,不久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组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4年奉调出使伦敦,先任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76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在外交战线,宦乡表现出杰出的才智和大国外交家的风度,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1978年回国后,宦乡又从外交界转到学术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的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在组织和推动全国国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人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十多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宦乡的品格同他的学识一样令人钦佩。在宦乡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的气概。他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来表明他的人生观。纵观宦乡的一生,他确实是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虽九死而无悔,他的言行是一致的。从他的履历来看,解放前他长期工作在上海等大城市,活动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解放后,他多次出任驻西方国家的大使,在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聚集一堂的国际会议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词严义正。可以说他是个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简朴的衣着,忠厚而毫无虚饰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追逐金钱、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和一掷万金的风气有所抬头的今天,宦乡的这种作风尤其值得提倡。
宦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十分乐观。他从不介意自己的疾病,却时时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是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眷恋和殷切期望,离开人世的。可以告慰宦乡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写这篇短文,主要是寄托我们对宦乡的纪念。
(此文为朱镕基同志为《宦乡文集》所写的序言。)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代骁将千秋英名
——深切怀念陈正湘同志
萧克刘澜涛杨得志耿飚王平罗元发袁升平孙毅
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陈正湘同志去世快一年了,他以卓越的战功、坚强的党性、磊落的人格,走完了光辉的一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曾与正湘同志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至今,他的革命业绩和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正湘同志1911年10月生于湖南新化的一个贫穷家庭。他15岁投身军旅,先后在唐生智、李宗仁、朱培德所属部队当兵,参加过北伐。1930年9月下旬,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正湘同志联络组织了100多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士兵,在江西大余新城镇起义,参加了红军。在长期战斗生涯中,正湘同志担任过纵队司令员以下各级军事主管工作,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成为我军有名的战将,在部队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正湘同志忠诚党的事业,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和突出的指挥才能,领导多次让他担负艰巨的战斗任务。抗日战争时期,在军区遭到威胁时,领导往往把他调来保卫首脑机关。1938年秋,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之阜平、五台山等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围攻,设在阜平的我边区党政军机关告急,正湘同志受命率队从数百里外的冀中昼夜兼程,赶往阜平城东之方代口地域,抢占有利地形,从正面予西进之敌以迎头痛击,掩护了边区机关向龙泉关方向安全转移。
他作战勇敢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越是紧要关头越是从容不迫。1934年2月间,他带领红一师一团二营坚守三岬嶂山头阵地。战斗中,他英勇沉着,哪里情况最危急,他就在哪里指挥战斗,终于打退了优势之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十几次进攻,受到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的赞扬。同年夏他任少共国际师四十五团团长时,接受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在石城县驿马前以西,接替原来由三个团担任的与敌薛岳等部的对峙作战,与敌激战三天,完成了掩护三军团转移设访的任务。鉴于他在反围剿中的突出表现,1934年8月1日,中革军委授予他三等红星奖章。
长征时,在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正湘同志率一个营从安顺场渡河,牵制敌杨森部一个旅,掩护主力渡河并使红军顺利西进抢夺泸定桥,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斗中,正湘同志任红二师四团团长,出色完成主攻作战任务,为党中央立足西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我军东西征作战期间,正湘同志也打了不少漂亮仗。
在1948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中,身为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的正湘同志留在北线,担负保北阻击作战任务。他指挥四个旅机动灵活地抗击敌五个师的猛烈进攻,顽强抗击四昼夜,粉碎了敌人南北会合的企图,晋察冀军区和野司前委的评价是:“没有保北阻击战的胜利就没有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
正湘同志战斗作风深入扎实,计划周密细致,少有疏漏。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握战场情况,及时作出准确判断,指挥作战既坚决果断,又机动灵活。1939年11月初,在歼灭日军1400多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正湘同志照顾全局,指挥得力,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当正湘同志在第一线观察敌情时,及时发现敌指挥所,并亲自指挥炮兵开炮,当场击毙了敌蒙疆住屯军最高指挥官兼混成第二旅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个曾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赫赫战功”,被日军称赞为“大陆战场之花”的日军中将,是抗战中被我八路军击毙的最高将领。他的死震惊了日本朝野,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抗战热情。黄土岭的炮声为我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1940年2月间进行的豫北冀南反磨擦战役中,他为了做到知己知彼,战前以探望军阀孙殿英为名,带侦察员深入到姚村、任村一带,观察地形,了解敌人动态。战役中当发现敌人主力有逃跑的迹象时,正湘同志及时向领导建议改正面强攻为迂回穿插。他带领部队边行军边动员,发扬红军猛打猛追的作风,沿着他勘察过的漳河沿线飞速前进,终于在林县与姚村之间将正在拚命逃窜的朱怀冰的军部和九十四师主力歼灭,朱怀冰的参谋长和姨太太也做了俘虏。朱怀冰仅带少数随员逃脱。正湘同志灵活果断的指挥,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受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首长的表扬,刘伯承同志还两次要正湘同志搞出战例经验总结,供部队参考。
正湘同志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他身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劳动人民的质朴淳厚的优良品质,革命者无私的拚搏奉献精神以及坚定的党性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在为人方面,堪称楷模,不愧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正湘同志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时虚心向同志们学习、请教。他任机枪连排长、连长时,就十分注意观察学习领导是怎么指挥战斗的。他长期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工作,向聂帅学到很多优良作风和指挥艺术。聂帅每次布置任务或谈话,他都当作很好的学习机会。对各级领导同志,他都十分敬重,对于战友甚至下级的经验,他都注意学习,不断用来充实自己。1940年到晋东南参加反磨擦战役,他几次到一二九师师部向刘伯承同志请教战术指挥问题,受益匪浅。
正湘同志对同志一片赤诚,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深厚的阶级感情贯穿到一言一行之中,时时刻刻想着同志和群众。他处处自觉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我们认识他几十年,没有看到他和别人闹过无原则的纠纷,更没有伤过人整过人。他真正做到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称得上是团结、友爱的典范。
正湘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祖国和民族解放所作的贡献,人民会永远铭记。他的治军和指挥上的经验,应该成为我军的宝贵财富。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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