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进城出城两由之
——访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吴敦夫
本报记者祝谦
吴敦夫,1945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曾在新疆最南端的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任职。调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如何作为呢?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乌市的工业,纵向比,产值增长了4倍;横向比,与发达地区难以望其项背。原因是什么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乌鲁木齐搞小而全,造成工业布局和结构的不合理。国家161个工业门类,乌市有122个。市场容量有限,大不起来。什么钢铁、煤炭、纺织、机械、电子、小五金等等,五花八门,样样沾边。小而全,必然先天不足。既无规模优势,也无行业中心。至今,乌市尚没有中心地位突出的主导产品,一些企业一问世就“弱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少企业在转轨中困难重重,亏损企业总数过半。
以哲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优劣一体,长短相随。关键是要善于和敢于择优制劣、扬长避短。这些企业优势何在?长处何在?它们优在工厂处于市中心区的黄金地段;它们的长在于厂小好“驱动”。择优,将二产转三产,发展商贸;扬长,迁工厂出城进郊,易地改造。牵住了牛鼻子,就能走活一盘棋。现在,出城进郊的3个工厂,电工设备总厂发展势头强劲,产值、利润均以25%的速度递增。去年,人均创利1万元,劳动生产率居新疆机电行业第二。第三造纸厂在原址建起7层楼的批发市场,尚未配套完善,年盈利已达120万元。市印刷厂过去是自治区的亏损大户,现在,不算在闹市区盖起的8层综合楼的收入,“进郊”后的新厂,去年盈利15万元。小工厂到郊区,干出了名堂,老厂子发挥了黄金地段的黄金效应。退二转三,出城进郊,相得益彰。
乌鲁木齐虽只是个130万人口的城市,但城市人口占85%以上。这种人口比例,是超大型城市结构。市属仅一个郊县,比例失调,城郊不适。即便如此,在市农口听到的提法,仍是到处都在讲的稳定粮食面积,发展二三产业等等。郊县与农业县在同念“一本经”,如此念下去,这本经就会被念成郊县的“紧箍咒”。乌鲁木齐县,应该有别于农业县,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兴县富民。发展乡镇企业不能教条地为发展而发展,搞大棚生产难道不是绿色企业?
于是,我们抓农口改变思路,在乌鲁木齐县实行干部交流,将较富裕的北郊与较贫困的南郊的干部实行合理流动。在南郊开始搞大棚蔬菜,从反季节中增效益;搞园艺,种草莓和改良杏,育肥牲畜,加大对城市的“渗透”力。北郊则在种普通蔬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名优特产品,如生菜、荷兰豆、蒜瓣西红柿等,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又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
这么运作,在乌鲁木齐只是起始阶段。要在经济运作上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顺利走完这段历程,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那才称得上进出“两由之”。
(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重归农门
本报记者江宝章
真是应了那两句俗话:“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8年前,当福州市仓山镇小巷村村民林强庆幸自己因土地被征用而跳出“农门”时,他绝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为此而后悔;而鼓山乡的姜守春同样也料想不到,当年,为没能“农转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怨天尤人,情绪低落,如今却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前些日子,林强找到村长,希望能回村重新当个村民。村长遗憾地告诉他,这不可能。在鼓山乡上洋村,姜守春的模具厂正开得红红火火,左右乡邻都说,守春发了。
黯然失色的“农转非”
不久前,郊区先锋村因部分土地被征用,400多户农民将被转为城市户口。消息传出,村民们全都拒绝农转非。直到村委会答应所有转出去的农户仍然享受村民待遇才罢。台江镇红旗村,1989年以后每一次农转非都要费尽周折。鼓山镇上洋村,去年两批农转非指标均未完成。在洪山乡,在盖山乡,在环福州的各个乡镇,“农转非”不再是大多数农民孜孜以求的梦想。
福州郊区区委书记陈伦一语道破了个中缘由: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郊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乡一体化自然的历史进程。
当了几十年农民的先锋村村长张金魁谈起这几年农村的变化别有一番感受:早年,农民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泞,劳动强度大不说,在子女读书就业、劳保福利等方面也无法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能不想往城里跑吗?
这几年,先锋村利用地处城郊的优势,办起了50多家企业,全村的社会总产值已超过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000多元,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村办企业的股份,村民子女可享受从小学到初中的免费教育,老年人每月可领到100多元的养老金,村民生病还可报销50%左右。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今天农民的生活质量都不比城市居民差。
31岁的村支委林瑞娟坐在我的对面,5年前,为孩子的教育着想,她急切地把户口迁出了农村。“现在看来,这毫无意义。”去年她的收入远远超过她那在城里工作的先生。在台江镇的红旗村,随便走进一户人家,80平方米一套的新房明亮宽敞,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一应俱全。全村90%的农户都已迁入新居。
城市不是梦
四面环城的福州郊区,原来主要向城市提供粮食及各种副食品。在改革开放的15年间,随着城市、农村经济的互相渗透辐射,已逐渐长入城区,与城区融为一体。在几年前还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地方,变幻出如林的高楼和纵横交错的公路网。
东面的鼓山镇,福兴投资区其势如虹;西面的洪山镇,科技园内群英荟萃;凤凰小区,百楼矗起,已不见当年的荒郊野地;左海公园,风光旖旎,全然是现代都市模样。入夜,车声与弦歌齐鸣,路灯共霓虹一色,令人恍然不知身在何处。
1987年,福州郊区的社会总产值才7.76亿元,人均收入不足600元,而在去年,郊区的社会总产值已突破100亿,增长近12倍,郊区的经济实力已与城区不相上下。当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还不太宽敞的时候,郊区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40平方米左右;当城市一些企业经营出现某些困难的时候,一些乡镇企业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1993年,福州城郊许多乡镇农民人均收入已达到2200多元,劳动力收入6000多元,无怪乎对许多农民来说,城市风景不再“独好”。
鼓山沧桑
对于福州郊区农村这种历史性的巨变,福州鼓山镇党委书记冯志殿感受最深。这位从1958年起就担任村干部的党委书记一见记者就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同样是这方水土这方人,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鼓山乡1.9万个劳力守着有限的农地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社员每天出工8小时,赚8个工分,每个工分值8分钱,自嘲“三八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限制。那时农民千方百计要跳出农门,理由千奇百怪,手法五花八门。每有招工名额,登门求情者有之,上访告状者有之,令乡村干部们十分头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去年全乡社会总产值18.2亿元,人均收入2580多元。全乡出现了5个亿元村和15个千万元村,拥有各种企业500多个,其中仅福兴投资区就引进外资项目130多个,吸纳外地(包括福州城区)劳力近2万人,年创产值10多亿元,出口交货总值近10亿元。
在鼓山镇,记者听到一首农民编的顺口溜:“政策放宽,农民喜欢;收入增加,胜过当官”。连“官”(干部)都可以不当,自然就不一定非要当市民了。记者曾问一位当地小伙子想不想进城?回答说:“我这不就在城里吗?”一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东有鼓山,西有洪山,南有台江、仓山,北有新店,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福州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已势不可当。到2020年,一座面积182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大都市将取代目前这座62平方公里的江南古城,古老的福州将谱写崭新的篇章。(附图片)
压题照片:在洪山乡水部村旧址上新建的福新路小区。 郑定春摄影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菜窖“长”出的电子市场
本报记者士心
坐落在北京海淀区黄庄路口以东的中关村电子配套市场,是长江以北第一家电子市场,也是最繁华的电子市场——它是海淀区工商局市场管理人员的一个“杰作”。
走进熙熙攘攘的交易大厅,品种繁多、不同档次的计算机整机、显示器、电子通讯器材及其散件、接插件和其他办公设备应有尽有;台湾、韩国等地的先进产品,国内各大电脑公司以及浙江、广东等地乡镇企业生产的电子元器件,都各占一席之地。前不久,记者为便携式电脑购买了一个外接键盘,需要一个转接插头。转遍中关村的大小电脑公司,一无所获。其中一家电脑公司的人还说,这种接插件买一个得花400元。最后经人指点,记者来到电子配套市场,发现这里不同颜色、不同接口的转接插头全有,买一个只用30元。市场里一位技术人员说,在这里,要当即“攒”出一台相当档次的电脑整机,也并非难事。
这个荟萃着高新科技产品的电子世界,其前身却是一家发不出工资的蔬菜公司的“菜窖”。1992年前,这家公司只有16名员工,一年亏损额达12万元。海淀区领导把救活企业的任务交给了工商局。
开始,区领导让他们在这里建一个农副产品市场。这年6月开张以后,没过几天,市场就成了“空壳市场”。区工商局市场科的同志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这里交通不便,处于单行线上,周围大专院校多,所以农副产品销不出去。而中关村虽号称“电子一条街”,电脑公司鳞次栉比,但是专营配件的尚没有一家,顾客买一套东西常常要跑几家。
于是由工商局牵头,连同长城公司、蔬菜公司一起,共投资200多万元,于1992年12月正式开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电子配套市场。旧日的“菜窖”很快就成了“风水宝地”。
如今,这家占地1500平方米、开业不到两年的市场,业已汇集了东北、华北、华南等地13个省、市、自治区250多个客商。每天客流量上千人,日成交额达到50多万元,每年的成交额两亿多元,成为北方最著名的电子市场,名声传到了国外,国内、外的大计算机公司争相在这里设立“窗口”,推销产品,收集市场信息。
“菜窖”变市场,也救活了一个企业。那家蔬菜公司的人员增加到21人,不但工资有保障,一年还可获得50多万元的利润。海淀区工商局不仅实现了他们“搞活一个市场,救活一家企业,方便一片群众,造福一方人民”的工作宗旨,还带动了北京市电子市场的发展,目前北京的电子市场已经增加到8家。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神州一绝

  禾花飞雀漫三水
梁兆明陈敏儿
金秋十月,南粤大地水稻正吐穗扬花,禾花雀如群蝗飞来。
方圆847平方公里的三水市,丘陵山岗林海茫茫,平原水乡万顷良田稻花香,三江(西江、北江、绥江)冲积沙洲处处芦苇荡荡……
这个生态环境,成了禾花雀的天堂。每年秋分节令后的4、5日,晚霞满天的时候,远望风光秀丽的三江,处处芦苇荡上空,禾花雀一团团如撒开的黑豆,又似失伍的蜜蜂,盘旋不停。
这是禾花雀饱食禾花一天而归的壮景。这些日子是禾花雀吃得最肥美的时候,我们在三水遇到市委书记唐友成,他说:“这是三水的一大景观,但禾花雀是害鸟。好在它是席上珍,肥嫩味美,营养丰富,捕雀一年收入万金,所以农民对它又恨又爱……。”
这种雀鸟,每年晚稻扬花时突如其来,稻穗灌浆黄熟时又突然无踪无影。广东人的祖辈创造了一个神话,说它是禾花变的,因而取名禾花雀。其实,它的老家在西欧。据鸟类专家考证:这种雀鸟每年六七月间在西欧河谷的树丛草堆中筑巢,产下5只蓝绿色彩蛋,孵殖后就“遗孤”而去,群飞到西伯利亚再南下,飞到南粤正好水稻灌浆、扬花,吃得胖乎乎的再南飞,过了一冬大概也“寿终正寝”了,回不了老家看望“遗孤”。
禾花雀飞起来快如流星,农民怎么捕捉?来到西江之滨白坭镇时日已西沉。远看漫天禾花雀越飞越低,突然纷纷夹着双翼下坠,像投弹又似下冰雹消失在芦苇荡。我们跟着十多位有经验的壮汉,扛着大网悄悄的来到西江新沙岛芦苇荡时,只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选好一片芦苇,8位壮汉走到一头张开巨网,其他农民猫着腰走到另一头,突然炮竹轰鸣,噼噼啪啪响彻夜空。惊惶的禾花雀扑翼飞逃,撞入网里的数以千计。大伙乐呵呵地说:“炮竹一响,黄金万两。这一网收入就过万元了。”
这只是一个镇的一景。城区有一条长街,加工禾花雀的摊档鳞次栉比,只只禾花雀肥嫩得黄油欲爆。解剖开来,肚子里满是稻花谷浆。农业部门测算:小小一只禾花雀留连三水个把月,至少吃掉半公斤稻谷;全市一般年景捕捉禾花雀按1000万只来算,等于一年增产稻谷500万公斤以上。三水农民摸透了这种害鸟喜欢栖息芦苇的习性,在西、北两江冲积沙洲种芦苇诱捕,大量供出口创汇,所得收入近亿元。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风好正扬帆
——记全国先进青年个体劳动者何克波
朱胜成吴昊杜若原
今年5月6日,全国先进青年个体劳动者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在激昂的乐曲中走上主席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握住一位青年的手,问:“你是哪里人?”“湖北荆州。”“干什么职业?”“水产品贩鲜。”李副总理笑吟吟地叮嘱道:“好好干!”
这位青年就是何克波,湖北省监利县信德水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国最大的水产品贩鲜户之一。
8年前,何克波还在湖北省监利县酱油厂当工人。不料,家中亲人相继患病,父母守着几亩土地艰辛度日。家庭的经济压力接踵而至,他那微薄的收入无以应付。“穷人家的棉袄,顾了面子没了里子”,逼至窘境的何克波一咬牙,辞掉公职干起了水产品贩鲜。
他揣着80元资本上了路。迎着晨星起,伴着明月归。一辆破自行车,“吱吱呀呀”响在坎坷、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大老远听见收水鲜的吆喝,看见车架上左右晃荡的两只竹篓,乡邻们便知道何克波来了。他跑得勤快,吆喝得地道,价钱也出得公平,极得乡邻信任。只要有货,乡亲们总要等到何克波上门收购。
贩水鲜这行分得精细。游贩管收千家万户的货,特辛苦,本小利微;坐商则坐地收货,再集中出手,凭精明赚钱;大老板就是贩运商,专走大码头。何克波先当游贩,等摸清门道后很快调整了经营方略。他让三弟坐点收购,自己则开始跑码头。
第一次走岳阳,何克波运去两铁箱鳝鱼、泥鳅。为减少开支,何克波自己挑货上船,几公里路累得脸白气短。每跑一次岳阳,能赚到20—50元钱。
一点一滴,汇涓成河。何克波的生意红火起来,运销量逐渐增至每次500公斤以上,市场也扩展到长沙、株洲、衡阳等地。
何克波进入广州市场,开始是依靠一位广州客商。可是有一次,广州突然来了一份停收的加急电报。其时夏日炎炎,缸里、坛里、罐里满是黄鳝、泥鳅。怎么办?何克波决计自己闯广州。路是人走的,赚钱学艺,学艺赚钱,亏了本就当交了学费。
何家水产品贩鲜一发而不可收,年销量不断加大,效益十分可观。特别是与香港天仁公司携手后,何克波在经营上进入新的天地。香港天仁公司以水产品出口业务为主,是台湾四大水产品活鲜批发商之一,而何克波的供货量,占到天仁公司出口总量的50%。
何克波经销地道的江汉平原水产活鲜,成色好,营养价值高。因此,在日本、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的经销商,都要刻意标明:正宗湖北何氏活鲜。
面对如此走俏的市场行情,何克波理应高枕无忧了。然而,何克波想得更深、看得更远。随着国际水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他经销的大宗产品黄鳝,有50%的小条黄鳝受到限制。何克波意识到,这将是销售中的大隐患。于是,他跑到上海等地考察,发现中、小条黄鳝和泥鳅,适合上海人的消费选择。1988年,何克波在上海建立了水产品活鲜批发市场。去年,批发量达60万公斤,销售额1300多万元。
鱼儿离不开水。翻开何克波的工作手记,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客户联络图,上面有客户的姓名、地址、品种、供货量等。据统计,何克波所网罗的固定客户60余人,户平纯收入2万元以上;零散客户1200多人,户平纯收入2000元以上。
原本普普通通的何克波,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凭着自己的勤奋与努力,终于为生命涂上了绚丽的色彩。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遗鸥声声唱大漠
周晨曦刘亮明
沙漠历来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然而,在初秋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却在库布其与毛乌素两大沙漠接壤处的内蒙古伊克昭盟阿拉善湾海子,看到另一种动人景象:草树葱茏,水天一色,鸥鸟鸣唱。大漠的死寂完全被生命的活力与生机所替代。
有关专家告诉我们:这种鸥鸟叫遗鸥,是人类认识最晚的鸟种之一,曾被列为世界濒危物种,属我国一级保护动物。据科学考察,遗鸥目前在自然界仅存六千多只,而阿拉善海子就有五千只左右。
这是一个奇迹——两大沙漠之间竟然有一片明净的水面,这水面又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遗鸥繁殖地。
“多亏这里的人民长期不懈地植树种草、与沙漠搏斗,才逼退了沙漠,使这‘死亡之海’成为遗鸥的乐园。”一位鸟类专家感慨地说。据考察,这些遗鸥最初生长繁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和赤塔附近的扎赉湖,到一九八七年才陆续迁徙到阿拉善海子,而且现在的繁殖群体已从最初的五百八十多对发展到一千五百多对。
在湖心岛上,只见三五成群的遗鸥或凌空展翅,或亭亭玉立。清脆的鸣叫上下呼应,婉转动听。起初,它们一定是以为我们会伤害它们,要么瞪着警惕的眼睛远远地避开,要么排空直上而后猛然扑下驱逐我们。动人的鸣唱一时出现了不安的噪音。然而只一会儿,这些灵性的鸟儿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便缩短了,仿佛心灵得到了沟通——它们知道我们是怀着爱心探访而来,我们是朋友。因此,大片的鸥鸟很快恢复了最初的安详悠然的神态,恢复了快乐的鸣唱,水天人鸟之间复又呈现出完美与和谐。
这时,鸥鸟的美姿才真切地显现在我们眼前:满身雪白的羽毛,丰实而温润,头颈部的油黑色又与马蹄形的白色眼圈相互衬映,愈发显现出独特的艳丽与高雅。
一位国际海鸟专家组的学者说:在大量物种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今天,能够在自然界中发现一个受威胁的鸟种的如此庞大的新种群,实在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幸事。
今天,为了切实保护遗鸥的繁衍生长,由伊克昭盟林业处牵头,已组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队伍,负责日常监护,定期巡视。当地林业部门还在湖区修建了永久性标志,意在吁请人们自觉地保护这些珍贵美丽的鸟儿——我们的朋友,让它们的鸣唱永远在大漠回响,给人以欣喜和生命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启示。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甪直如画
水乡古镇甪直,位于苏州城东南25公里,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故乡。镇内河网纵横,碧水环绕,建筑古朴,景色秀丽。
甪直河多,古桥也多,现存明清时期的古桥41座。这些古桥多姿多彩,把甪直镇装点成一幅幅小桥流水的画面。
本报记者 蒋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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