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文学作品)
专栏：国庆45周年笔会在五星红旗下
我以我血荐轩辕［报告文学］
——一位军队企业家的爱国主义观
李延国
有这样一位军中共产党人——八年前，他带着五个年轻人和５００万借款从广州南下深圳，遥望着特区鳞次栉比的楼群和辉煌的灯火，在市北郊荒凉的笔架山下放下了背包，用镐头在古老的山脊上刨开第一块新土，播下了一位共产党人的拳拳报国之心。仅仅历时八年，古老的笔架山怀抱里矗立起一片现代化的厂房，这里有了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生活。当初的５００万元借款已变成了３４亿国有资产，增值了７００倍；当年的六人小分队已变成拥有九大行业、近百家国内企业和１１家海外公司的全军最大跨国企业集团。八年里，这个军中共产党人和他的同伴们向祖国母亲奉献了十多亿的税金！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叫赵新先，如今是闻名国内外的三九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每天清晨，随着火红的太阳从笔架山上冉冉升起，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也冉冉飘起在“三九城”上空。早起的赵新先总会散步到高高飘扬的国旗下，行一个默默的注目礼，然后再把厂区巡视一遍。我从赵新先那无声的注目礼中捕捉到三九人生活的一个主旋律——爱国主义。于是，我在笔架山下细细聆听了这位爱国者的心声……
Ａ．知耻而后勇
贫穷就要被人瞧不起，贫穷就要挨打。我们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国有企业是“低能细胞”，不能给国家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国家的困难，民族的困难就是企业的困难，企业应当为国家振兴、民族振兴承担历史的责任。——赵新先的话
飞往法兰克福的某国航机波音７０７在香港机场的跑道上一阵急驰，借助巨大的冲力昂首腾向云霄。临窗而坐的赵新先透过圆圆的舷窗向大地俯瞰着，他看到，随着飞机的升高，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的一座座摩天大厦都变成了缩微景观。那喧闹的生活远去了，他轻轻吁了一口气。
在香港逗留期间，他同三九药业的股东——泰国正大集团的代表以及即将成为三九药业股东的美国花旗银行的代表，为公司的发展和合作事宜进行了忙碌的协商和谈判，如今紧张的忙碌变成了一片回忆，随窗外的白云向后飘去。他将在飞机上稍事休憩，迎接新的战斗——到了德国之后，他将以董事长的身份为三九德国公司签署一些文件；他将会晤柏林市长，就三九德国公司在柏林的发展交换意见；他将和德国最大的药业公司——先灵公司的总裁就双方合作意向进行切磋……
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手托救生衣，开始向机上的乘客讲述急救知识。她讲的是英语。用英语讲完之后，又用日语重复讲述。赵新先心里有些不服：机上有一半乘客是华人，为什么不先用汉语讲？谁知，航空小姐讲过了英语和日语就收起了救生衣，显然，讲解已经结束。原来，某国的班机上根本就不用汉语！
下榻柏林一家豪华酒店，在大厅、餐室、商店，酒店人员几次把西装笔挺的赵新先当成日本人、韩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发现在一些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是住不起这样的豪华酒店的。
德国的夜很长，赵新先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往事，想中国人当亡国奴的痛苦。他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东北辽宁，至今还隐约记得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混乱局面。东北三省被割让给日本，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必须说日本话，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日本人掌权，所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都必须按照日本人的法律和习惯去制订……他还想到了屈辱的鸦片战争，想到了甲午海战，想到了火烧圆明园……
他还想起一位教授，在国内很受人尊敬，前两年去了美国，去后不久给国内朋友写信讲述了在美国打工的艰辛，在美国，他住着１２人一间的屋子，随处受到民族歧视。
赵新先善于算帐，善于在数学的神奇王国里揭示世界的秘密。他曾在国内接待过韩国三星集团的总裁，交谈中得知，他们三星集团１９９３年的总产值是６００亿美元，相当于５０００亿人民币，而三星集团总共不到十万员工。韩国除了三星还有现代、大宇等实力雄厚的大财团，他们组成了韩国的经济支柱。而美国可口可乐公司１９９３年的总产值是８００亿美元。我们国家也有一批著名企业，如三九集团１９９３年的总产值是２４亿元。进入了“中国企业一百强”，并荣获“工业相关行业利税第一名”的桂冠。可把总产值折成美元，也才不到两亿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像电影一样掠过他的心海，他的心被沉沉地击伤了。
知耻而后勇。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最主要的是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赵新先想到，由于三九在国内同行业中效益较好，一些年轻人流露出某种满足。这些年轻人不太懂历史。他要把他在飞机上酒店里所遇到的和当年当亡国奴的感受，都告诉那些年轻人，让他们把忧患意识装进心里，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
今年４月下旬，赵新先在南方药厂召开了隆重的党建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赵新先发表了充满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长篇演讲，演讲题目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勇挑振兴中华重担》。他说：“中国为什么穷？根本原因就是经济落后，而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就在我们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好，没有给国家创造财富。企业经济效益上不去，国民经济就上不去。没有经济实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力量。因此，我们要不回避我们民族近代遭受的屈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承认我们的贫穷落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们志存高远，树立忧患意识，时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赵新先动情地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发出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强音：“国家的困难、民族的困难，就是我们企业的困难，企业应当为国家、为民族的振兴承担历史的责任！”
Ｂ．实业报国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企业亏损也非爱国主义。不会打仗的将军不是好将军，不会赚钱的企业家也绝不是个好企业家。让国有企业创造最大效益，就是企业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赵新先的话
９月１８日是南方制药厂的厂庆日。
赵新先选择这个日子作为厂庆日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国耻日，为了让后人永记国耻；其次，“９·１８”加起来是９９９——含有实业报国，靠知识分子走高科技发展之路的意思。
今年９月１８日，南方制药厂８周年厂庆晚会上，赵新先走上舞台，拿过话筒，深情地唱起了《雁南飞》：“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冬日去，以盼春来归。冬日去，原为春来归……”难道这位军中企业家像有些“下海”人那样也有过“心欲碎”的南飞旅程吗？是的。但他的那份“心碎”，是为祖国的，而不是为他个人。
赵新先最早的“商业活动”，始于他的少年时代。那时候，家里很穷，有时连买课本的钱也要家里东凑西借。年少的赵新先在心里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愿望：我要帮妈妈挣钱！他的第一笔“生意”是用五毛钱贩来一筐苹果，每天下学后挎着篮子在街上叫卖。这筐苹果一个星期才卖掉，他算了算“总销售额”，还是五角钱，不赔不赚。按他原来的计算，这筐苹果是可以赚到一些钱的，后来发现“亏损”的原因是弟弟“偷”吃了苹果（这是“内耗”，这对他后来的企业内部管理、廉政建设不无启迪作用）。
当他在度过不惑之年后再次走上商场时，已不是为了家庭的经济原因了，而是为了祖国母亲。他是军队一名文职军官，早在１９７８年就被提升为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南方医院的药局副主任。在一军大，他是最年轻的“副团级”、科室带头人。在政治上、学术上、生活待遇上应当说是前途无量。那时，一军大对面就是白云山制药厂，原来是一个小作坊式的小药厂。这个厂借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从７０年代中期发展起来，当时赵新先经常面对着蒸蒸日上的白云山制药厂遐想：白云山能做到的，一军大也能做到！当后来一军大在创办的“南方医疗研究中心”得到总后、军委、国务院的批准后，赵新先就主动要求筹办药厂。他的自信在于一军大有许多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教授，他们每年都研制出不少新药，但由于没有生产和流通环节，不能及时将这些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赵新先想做的，就是去衔接科研与生产力之间的这个断环。
有的朋友得知他要丢弃广州舒适的生活，去笔架山下创业，劝他说：“你岁数不小了，何必去吃这个苦？”
赵新先想的是为国分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找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道路和目标，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他要遵照党在新时期的目标，要借特区的政策，走出一条大工业制药之路，让中药走向世界，为祖国母亲创造巨大的财富。
赵新先选择了一条艰难之路。
事业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两年多的时间，盖了５０多个公章，直到１９８５年进入深圳后还一直在跑“三证”。卫生局、医药局、环保局等一些主要部门的公章都是赵新先亲自去跑的。１９８６年９月，他们把药厂的车间建好，生产设备安装好，省卫生厅、省医药管理局、省工商局才联合把三个证发到他们手里。可这才仅仅是开始。打个水井要求人，开个路口要求人，安个电话要求人……作为一个药理学教授，他还必须懂得“社会学”。
生活的艰难完全由于他们“自找苦吃”。当时深圳特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很多到深圳创业的人都是先安顿在宾馆里，住在宾馆，吃在宾馆。当时有个口号是“先享受，后创业”，而赵新先针锋相对，提出了“先创业，后享受”。他带领５个年轻人借住在笔架山下武警小分队的养狗棚里和做饭的食堂里，每个同志只有二至三平方米的小面积，在这种条件下住了半年。到了冬天，武警小分队因任务需要拆掉竹棚，他们被迫转移到还没盖好的车间里住。晚上上厕所要走５００米，是民工用草棚搭的。
思想的艰难，是指年轻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思想有疙瘩。赵新先遵照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在笔架山下成立了南方药厂的第一个党支部。赵新先言传身教地给年轻人讲传统。讲他青年时代大学毕业之后，按照军委的要求，到黑龙江野战部队下连当兵，野营拉练，大兴安岭打山火等。艰苦的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磨练了他的意志，他体会到在艰苦面前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和结果：胜利者是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在艰苦面前能看到前途；失败者是在困难面前在艰苦面前退下来了，没有自信，结果是失败了。那个年代他们总想到红军，想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此激励自己，战胜艰苦。
１９８５年秋天，深圳特区的发展遇到低潮，一些企业撤出了特区。南方药厂还能不能办下去？一些同志也有些困惑，赵新先就召开支部会，重新学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他又提出了“上一流设备，创一流效益，用一流人才，办一流企业”的口号，努力转变企业机制，在市场经济海洋里学游泳。
爱国主义的种子就这样播种在笔架山下。
后来赵新先在南方药厂的党建会上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企业亏损也不是爱国主义。不会打仗的将军不是好将军，不会赚钱的企业家也决不是个好企业家。让国有企业创造最大的效益，就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这不是一句空话。
南方药厂投产的当年就创下了１１００万元的总产值，实现利税１７８万元，人均产值１０万元！创下了“高科技、高速度、高效益”的企业模式。至１９９３年，南方药厂人均年产值已达９１万元！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总后决定以南方制药厂为核心成立三九集团，赵新先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 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三九机制”像遗传密码一样激活着集团所属的每一个企业。赵新先举起的爱国主义的火炬点燃着投身三九事业的每一个人。
袁金钰８０年代初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分配到深圳市某建筑公司当一个科长。后来自己搞房地产，赚了几百万，足够终生享用。可他觉得没意思，精神上没有着落。三九的事业感召着他，主动找到赵新先，愿意在三九“打工”。后来由他办起三九机电公司，面向市场，运用三九机制，公司成立的当年就创下税利３４０万元。
三九机制也是一个很好的科研机制。赵新先充分尊重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和献身精神，“让知识分子取得正大光明的待遇”，对三九医药研究院除了拨给充足的科研经费外，还实行“科研成果转让”政策，谁研制成功的新药产值达到１０００万元，其利润的５０％就归谁。在利益机制的激励下，成立一年多的三九医药研究院就立了科研课题２９项，其中一类新药四项，二类新药五项，整理申报了１１项专利产品，其中国内专利七项，国际专利四项。最近，他们研制成功抗肿瘤药物白介素细胞３，国家卫生部长陈敏章称赞他们在遗传基因这一高技术领域作出新的突破。
１９９３年才成立的北京三九实业总公司，运用三九机制，吸引人才，研制成功了世界领先的微机Ａｄａ语言，引起了军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美国软件权威理查德·瑞尔教授称中国“自行研制的Ａｄａ编译程序的高质量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三九机制既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成功模式，也是三九人爱国主义精神的载体。赵新先向人们证明了一个真理：爱国主义出干劲，爱国主义出智慧，爱国主义出效益！
赵新先把他的爱国之情倾注在了企业历年递增的产值和税利上。每当南方制药厂和三九集团创出高效益登上新台阶时，总有好心朋友劝他：“老赵，你该稳着点，今年那么高，明年怎么办？”赵新先说：“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那么大的动力，我就是时刻都想用自己的行动来报效我的祖国，我把我们做的三九事业作为自己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国家昌盛富强，就是我的幸福！”
Ｃ．扬威世界
商品代表企业的形象，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一个企业的产品走到哪里，国家形象和民族影响就到哪里。我们的企业应成为世界名企业，产品应成为世界名产品，这是我们三九共产党人对祖国所作的贡献。——赵新先的话
今年夏天，赵新先前往纽约同美国最大证券公司——美林公司进行商务谈判，下飞机后，正值美国许多报纸报道“三九胃泰”打入美国市场的消息。《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中国三九集团进军美国的文章，为中国药业打入美国市场感到震惊。文中说，“一些中国企业已走上了向明天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轨道。９９９集团是中国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最快的企业，在中国５００家大型企业中名列第７４位。在美国生产的三九胃泰，原料全部来自中国。”一位华侨激动地说：“这是《华尔街日报》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评价一个中国企业。”
三九集团美国公司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在美国旧金山注册成立。为显示中国人的尊严和三九的实力，赵新先把办公地点设在有名的泛美大厦。立志把“９９９”系列药品打入美国市场。“中医中药是我们民族的特产，在我们国家几千年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医中药能治好中国人的病，同样也能治好外国人的病。”
今年５月，南方制药厂的拳头产品三九胃泰通过了世界最严格的“ＦＤＡ”检验，并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拿到了在美国生产和销售三九胃泰的通行证。６月中旬，笔架山下的总部收到在美国销售的第一笔６万美元的三九胃泰货款。
如今，三九胃泰已经走出国门，打入了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据国家无形资产评估机构认真评估，三九胃泰商标价值２．１亿元人民币，“９９９”系列商标价逾７．３亿多元。这是我国目前最高的注册商标。
一个产品，代表了一个企业，也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的航天号、宇宙号航天飞机的发展，反映了美国的高科技和综合国力；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５０年的拚搏，其东芝、索尼、丰田等名牌产品在中国家喻户晓；最近１０年，韩国也通过他们的服装、食品、汽车等产品让中国人对他们取得了了解。这说明一个企业的产品走到哪里，国家形象和民族的影响就到哪里。
法国塞保利集团，以生产和销售具有法国古典风格艺术家具享誉欧洲。他们一直想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今年７月他们和三九贸易公司结成了贸易伙伴，并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合同。合同履行后，三九贸易公司的业务员蒙有国从法方发来的试算发票中发现：塞保利集团的结算与原合同有误。经反复核算，发现对方少收三九贸易公司７万法郎，相当于１０万人民币的货款。这笔钱如何处理？贸易公司的经理当即表示：“我们跟外商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这不仅是一个企业形象问题，而且是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当即把核算结果通知对方，并分文不少地按合同向对方付了款。一开始法方不相信他们会算错，经再三核实证明他们确实少收了货款时，深为感动。法方总经理希尔亲自写信感谢三九贸易公司。他们愿意向三九提供一切产品不收一分订金；并向他们本国政府申请２．３亿法郎买方信贷，提供给在中国合作办分厂。在国内，三九已成为名牌企业。三九集团成立３年时间，创造了５０多亿的产值，而赵新先个人也获得了许多殊荣：“人大代表”、“军队模范企业家”、“经营大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赵新先并不满足这一切，他的目标是让三九产品带着炎黄子孙的骄傲走向世界。
赵新先走过很多国家，无论走到哪个国家，他都看到那些世界著名企业的广告屹立于世界的每个角落。他深有感触。当他在一些发达国家看到日本、韩国的广告时，心里就想，同是亚洲人，我们的广告为什么做不出去呢？三九人以为国增光的巨大气魄，以４００万港元的代价在香港最繁华的维多利亚海湾树起了三九胃泰的巨幅霓虹灯广告，许多中国人望着这个广告，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柏林市中心广场，三九的广告跻身于美国的通用、日本的索尼、德国的奔驰……等世界著名企业的广告之林。赴德国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和当地华侨都为之骄傲和自豪，这是中国企业打入欧洲的第一个广告，表现了中国和她的企业走向世界的决心。而那些海外公司年轻的三九人，他们怀着报国之心，走向五大洲，战胜种种困难，开拓着国际市场。几年来，他们没有一个离开三九的事业，没有一个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赵新先带领他的跨国集团军，正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瞄着世界一流企业攀登。他的目标是，在近年内跨入世界制药业前十名；在亚洲进入前五名！
在我采访结束时，正值三九集团召开党建工作会议，我有机会聆听了这位军中共产党人的演讲。有一段话，说得很动情：
“社会上的少数人发了财，面对他们，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诚然，少数人富裕起来的事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大的冲击，对我也是一个冲击。我们三九人个人要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是不可能的。我们讲‘实业报国’，干三九事业，就是报效祖国。青年人要通过献身事业，得到回报，得到安慰，得到快乐，实现人生的价值。南方制药厂的部长们，他们的位置几百万，几千万，能卖吗？不能。我这个厂长的位置几个亿，十几个亿，能卖吗？也不能。因为我们的事业的价值，是金钱所不能代替的。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事业，因为它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我以我血荐轩辕！
“让鲁迅的心声鼓满我们的胸襟吧！
“祖国母亲的富强，就是我们最大的永恒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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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子情深
刘工践
“东升爱临池，功深书臻妙，声名海外传，颇受东邻好。”“笔势殊飞动，想见佳兴到”。
这是１１年前的１９８３年叶圣陶老先生对当时年仅３４岁的关东升书法的描述和品评。这位“五四”文坛宿将，对一位少数民族年轻同志如此奖掖有加，确使我暗自惊讶、感动。
故人逝去新人在。当年还是初出茅庐的关东升，如今已成了饮誉海内外的书法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不仅是该校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还担任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文化大观》、《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这两部长达２５００万字、涵盖中华各民族文化风貌的宏篇巨著的主编。
关东升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内蒙古通辽河畔黄土大地的一个满族书香门第家庭。６岁便随父亲笔耕习字，接受中国书法艺术的熏陶。父亲告诉他，为人之道和为书之道相通，为书之道不可不勤，学字首先要学会做人。
年岁的增长和世事的艰辛，使他渐渐地悟出学字和为人的道理。１９７４年，他调入北京工作，使他饱览古今名人碑帖，更有机会广拜名师、虚心就教。他锲而不舍、如醉如痴徜徉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书法艺术海洋里。无论走到哪，他都笔墨随身，耕耘不息。近３０年的磨砺，终于使他的书法功力日臻成熟，１９８２年５月，他首次参加了国家民委书法展，获一等奖。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屡获成功。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的崭露头角，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鼓励和支持。
现在，国内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许多知名人士，都收藏和悬挂他的书法作品。
特别是在友好邻邦东瀛日本，关东升的书法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关注。从１９８６年到现在关东升曾八次到一衣带水的近邻进行书法展出或讲学，由福田赳夫亲自手书匾额的《关东升书道艺术馆》正在积极筹建之中。
关东升成功了。
鲜花、荣誉、金钱向他飞来。但植根于人民和祖国大地上的关东升没有陶醉。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少部分人羡慕“大款”、“大腕”，拜倒在金钱之下。而我们的关教授却依然执著，一身正气。
１９８６年，他将首次在日本举办书法展的报酬，献给了某歌舞团，为之添置了价值１０余万元的钢琴和高档音响等设备。
他将几次赴日展出的报酬捐给了日本慈善事业和中国在日本的残孤儿。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
１９９０年，美国ＡＳＴ计算机公司有关负责人慕名向关东升索求墨宝，他当时胃病发作，但没有拒绝国际友人的盛情，日夜挥毫，书写了一批精品，并花掉了他辛苦积蓄的近万元存款，精心装裱，直至送到客人手中。他的精神，打动了客人的心，当即决定送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酬劳。他拒收重谢，提议该公司向中央民族大学赠送一批计算机，以解决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燃眉之急。不久，一个价值２００多万元的高、中档计算机机房在中央民族大学诞生了，为表彰关东升的无私奉献，学校特命名为“关东升计算机试验室”。
今年，关东升又促成了日本向中央民族大学赠送价值５０万美元的电教成套设备的协议。
几年来，为支持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科研、奖学、助学活动及社会文化活动，关东升都慷慨解囊，做出了数十万元的捐赠。
关东升以自己赤诚的心和实际行动多次谢绝国外财团老板们的高薪聘用，他的夙愿是：“作为一个祖国和人民培养起来的书法家，应报效祖国、造福人民。”
他要在学术上开拓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灿烂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编织。但是建国４０多年还没有一部汇集中国各民族文字和书法典集，他决心把抢救、整理、出版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艺术珍品为己任，使之在世人面前再现昔日的光彩。他着手组织全国５００多名各民族专家、学者和书法家着手编纂《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
与《宝典》成姊妹篇的是另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国民族文化大观》。它涵盖我国５６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包揽中华各族人民数千年来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这两部巨著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同时对促进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将会起到巨大作用。
《宝典》和《大观》，是规模恢宏、卷帙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耗资６００余万元，而在国家财力尚不宽裕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仅拨款１１万元。关东升知难而进，四处奔走，苦心募款，甚至不惜将他多年出国举办书展的积蓄倾囊奉献。关东升矢志不渝的精神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海外华人的关注和支持。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关东升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息地工作着，奔忙着，熟悉他的朋友说他“近来又瘦了”，他却全然不顾，又扑到工作中去了。
“爱我祖国，奉献中华”。这就是他的座右铭。
第8版(文学作品)
专栏：
土家挑夫
朱建华
我恋着湘西，恋着群峰叠秀的天子山，恋着江水幽幽的猛洞河，更恋着一位叫不上名字的湘西少年……
从张家界到天子山，据说有一天路程。负重断然吃不消，便雇了一个挑夫上路。
挑夫是个少年，土家族人，年纪约十五六岁，生得瘦小单薄，提了根竹扁担，在宾馆门前游荡。于是，便招进房间，四个大人将他围住，讨价还价。少年说按一般行情，挑这么重的东西上天子山应收１０元。四个大人连唬带哄，只出５元。少年有些怯，便应允了。
沿金鞭溪进山，但见淙淙溪水蜿蜒曲折，林木花卉漫山遍野，珍禽异兽嬉戏于深山幽谷之中。溪两边奇峰怪石，鳞次栉比，有的如玉柱神鞭，顶天立地；有的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有的似晃板垒卵，摇摇欲坠；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珑剔透。山中空气清新，沁人心脾，一个上午竟没觉出劳累。只是苦了那少年挑夫，大小五六个旅行包担在肩上，走起路像风荷摇摆。他却不惧，一路之上口里哼着土家族情歌。
原定好中午从水绕四门处乘车去天子山三所。谁知，竟遇到一辆拉客的老爷车，不等到座满决不开动。我等愤然，便问挑夫有无近路攀上山去。少年面有难色，但转瞬即逝，挑上重重的行李，带我们弃车而去。
却是一条野树丛生、乱石铺地的山谷，原始风味儿极浓。慢慢地，便难攀起来，山路愈来愈陡，树藤也越发浓密，时令虽已入秋，我们却都大汗淋漓，喘息艰难。看那少年，早已脱去外衣，缠在腰间，负重攀登，左摇右晃，像要翻下山崖，叫人不住地揪心，想他小小年纪，又身单力小，不该干这挑夫的营生。走走歇歇，落日时才爬上山顶，早已筋骨散乱，不愿再移动脚步。找家客店住下，有人便提议赶快与挑夫结帐，隔夜怕又要加钱。大家亲眼所见，挑夫一路确很艰难，就合计给他１０元。谁料，他脸一红，眼中放出两道幽幽的光亮，说啥不收，仍怯怯地说：“讲好的，就５元”。见他认真，只好作罢。
万没想到，夜里落了一场秋雨，第二天大雾满山，能见度极低，只得踏雾游山。偏又迷了路，绕来绕去，说啥也找不见要去的景点。
幸好，迎面走来一肩扛竹扁担的身影。近了，原来是那少年挑夫！见是我等，像是遇见久别重逢的亲人，便提包带路导游，只好由他。脚踏泥路破雾穿行约两个小时，雾散些了，便要分手。我等怕他敲竹杠，心里惶惶然问要付多少导游费，他却轻松地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肩没挑担，不要钱的。”
四个大人都目瞪口呆，直到少年消失在雾中，才感到羞愧难当，无不感叹这湘西的空气确实比都市清新得多！
夜里，又做一梦，见那少年跌进山谷。醒了，枕巾湿了一片，便惊奇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
几年过去了，我从古城保定调到北京工作，无论都市多么嘈杂，物欲如何横流，那两道幽幽的目光仍时常陪伴着我，使我超然，令我心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