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体育)
专栏：
全民健身高校体育怎么样
本报记者任建民
学校是育人的地方。育人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不光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生活的本领，还应该使学生知道如何保持强健的体魄。
全民健身，基础应始于学校。比较而言，高等院校又是学校中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最具条件的，高校拥有较多的场地、设施以及专业的师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对象是大学生，他们摆脱了中学时沉重的升学压力，朝气蓬勃，正是锻炼身体的黄金时期。体育活动应是这些集合起来的年轻人最为重要的课外活动。
（一）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清华大学被认为是最具优良体育传统的学校。每天下午５点去学校走走，校园里到处是锻炼的学生，跑步的、踢球的、热闹非凡。
不过，到宿舍、教室、图书馆看看，人也不少，似乎比操场上的还多。学校有线广播里，“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去参加体育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５０年”的号召对这些忙碌的学子不起作用。接下来的广播操更是无人理会。
去人大、北大、经济学院、二外等学校转转，情况更为不妙。
学校不能说不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各高校都按教学大纲的规定开设了体育课。清华大学开设了三年的体育必修课，还在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中开设了体育选修课。四年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开设了三年的体育课，其中第一年教授基本知识与运动技术，二三年级为专项选修，由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运动项目。
课外活动方面，清华大学坚持学生每天出早操，严格考勤制度，并与体育课成绩、奖学金联系起来。二外则实行课外锻炼打卡的考勤制度，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周必须锻炼三次以上，每次锻炼后请在操场上监督的体育老师在个人卡片上盖个章，以示凭证。
学校用心可谓良苦，可有的学生并不领这个情。有的人把卡片弄丢了，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就无从查证了，锻炼次数也就一样无从查证了。还有的同学在操场上虚晃一枪，气喘吁吁地跑到老师身边，连称“累死了，累死了！”总共１１位体育老师，总不能盯住每一个同学。
（二）
按说大学生都是知书达礼的人，难道会不懂得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其实，跟每个人一聊，他们都能讲出一番锻炼对于身体、学习、生活的促进作用。也都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认真锻炼过身体，也切身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无奈，说归说、练归练，总是坚持不下来。
有些学生中学体育基础太差，使他们运动技能差，怕在人前出丑。导致中学生运动基础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一方面，大部分中学，尤其是农村学校缺乏师资、资金及场地设施也是重要的原因。清华大学去年招生又是“大得天下英才”：全国各省市高考状元、前１０名、６００分以上的考生，清华各招来５０％。入学后学校对他们进行了５０米跑、立定跳远和铅球三个项目的测试，结果发现通过率极低。该校教研室主任张斌说：“要在短短几年内把这些新生塑造成健康的合格人才，我们当体育教师的深感压力甚大。”
也有些学校，把注意力集中到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上，对群众体育不够重视。高水平运动员在各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学校脸面有光。结果有限的师资力量、资金设施等保证了学校的各代表队，普通同学想锻炼，只好跑跑步了。
即便不如此，高校本身的场地设施也都十分紧张。课外活动想踢足球、玩篮球，稍晚一会儿就没地了。于是，食堂门口也有打排球的，一球扣掉别人的饭碗的事也就不鲜见了。
尤其是一些同学普遍感兴趣的运动项目，设施、场地不足就更为严重。比如说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
北京一年四季多风，羽毛球、乒乓球就得有室内场所，再说乒乓球还得有台子。北京理工大学早几年就开始收费，以免拥挤。人民大学开始收费时，有些同学对此颇有微词。清华大学倒没收费，可想打一次羽毛球或乒乓球，得提前好几个小时排队约号。
打网球被大学生们认为是一种时尚。可各高校的网球场均屈指可数，一般同学甚至不知道什么人可以进去打球。地处东郊的二外地方宽敞些，修了８个水泥网球场，对学生每小时收费１元，打者甚踊跃。
看来，条件所限，大家起码的兴趣不能得到满足，更不用说根据专业特点设置运动项目了。比如说学饭店管理的同学，能不能学学打保龄球、高尔夫球等，不过成了老师同学的美好向往。
（三）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其他不过是身外之物。”一位同学这样说，“锻炼身体，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觉。”
“我也不是不想锻炼，可每天这么多事要干，往往就把锻炼身体的时间挤没了”，另一位同学说。
记者也不止一次地听上了年纪的人说：“我们上大学那阵儿，锻炼身体比现在积极多了。”
可现在的学生每天想的不再只是学习，兴趣多元化了，似乎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儿等着他们去干。
早晨抑或是黄昏，在街头巷尾，常常能看见三三两两的老人，他们甩甩胳膊、伸伸腿，健康之于他们难道比年轻人更重要？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每天早上爬香山的，年复一年游冬泳的，也大多是上了年纪特别是身体有病的人。
他们有了时间，上了年纪，失去了健康，才分外珍惜锻炼的机会。
年轻的大学生们，难道也得等到这么一天，才会有这种紧迫感吗？
第11版(体育)
专栏：体坛絮语
提倡从办公室走向运动场
黄振中
日前，中央直属机关和北京市直属机关先后举行了盛大的田径运动会，数千人参赛，部长、市长们观看比赛，这是件值得称颂和提倡的事。它对于活跃机关生活，振奋精神，提高干部身体素质和工作效率等大有好处。
在中央直属机关田径运动会上，中央办公厅夺得总分第一名。他们生龙活虎，跑、投、跳等实力超群，反映出平时经常锻炼的效果。这对其它机关也是个启迪。
有些机关，既无体育活动场所，也没有体育设施，连乒乓球桌都没有。干部整天在办公室里写文件报表、处理公文，几乎没有任何体育活动。久而久之身体素质下降，甚至积劳成疾。这种现象应引起重视。国家体委正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机关干部的体育活动不应被冷落。
有两种现象反差很大：一种是有的干部由机关到体育场，参加跑步、打球、做操，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一种是一些干部不参加体育活动，由机关到医院，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锻炼是健康的保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关干部从办公室走向体育场，使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呼吁有关部门和领导，为他们参加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增加体育设施，购置体育器材，等等。也希望领导干部更多地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健康。
第11版(体育)
专栏：
“赵四小姐”喜过记者瘾
——记中国女子马拉松名将赵友凤
本报记者江正茂
赵友凤，在家排行老四，所以大家戏称她为“赵四小姐”。
曾创造女子马拉松亚洲最好成绩的南京姑娘赵友凤，这次因脚伤没有参加亚运会比赛，倒当起《中日新闻》的特约记者来了。
在田径场的新闻中心，记者遇到了她，她正忙着整理有关材料。
“赵友凤，这次你为什么不参加马拉松比赛？”记者同她寒暄几句后便问道。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训练了。”今年２９岁的赵友凤，自１９８６年来日本后，在竹内伸也教练的指导下，进步很快。曾多次在名古屋女子国际马拉松大赛上摘取桂冠。１９９０年北京亚运会，她力挫群芳独登宝座，在亚洲女子马拉松的天地里，红极一时。
“北京亚运会后，我两只脚的大拇指，由于训练过度，出现畸形，需要手术矫正。本想术后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谁知恢复不太好，影响了训练。后来又考上了爱知教育大学，学习运动训练学，业余时间不多，几乎没有正规训练过。”赵友凤对自己未能参赛多少有点遗憾。不过她又兴奋地告诉记者：“我现在大学已经毕业，准备回国后用我语言方面的特长，从事体育外事活动。不过明年还将参加名古屋国际马拉松赛，给自己的运动生涯划个句号。”
“你能否谈谈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我转了一个话题。
“我还是独身一人。”赵友凤非常爽快，回答起话来，不像有的女孩一样“马拉松”式，倒是干脆利落。“我准备回国后再找，在这里太忙，也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
“女孩子成家后可得做饭、洗衣服。”我吓唬她。
“我做饭还可以，反正能让人吃得下去。”赵四小姐一说完，微红着脸开朗地笑了起来。
第11版(体育)
专栏：
广岛小夜曲
本报记者张国成
亚运会期间，午夜一过，广岛市中区和南区便成了各国记者的天下。忙活了一天的记者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出灯光明亮的新闻中心，融入漆黑的夜幕中。广岛街面上，高大建筑物上的霓虹灯已经熄灭。公共交通也已经停驶。市中心纸屋町一带的“欢乐街”虽然灯火依旧，却已烘托不出广岛的繁华。广岛市人口本来就不算太多，此时在街上行走的就只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各国的新闻记者了。
广岛也有夜行“的士”，但车资不菲。起价５．２美元，外加３０％的夜间费，这使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记者难以每晚享用。无奈，大家只好乘“１１号车”。
少数记者是回旅馆休息，但更多的人却是找饭吃。有人说，记者们是“白天装脑子，晚上装肚子”。此话不假。亚运会赛场分散在广岛市的各个角落。这且不说，单说设在深山老林中的射击场、单程１００多公里的足球场、北部山区的赛艇场、南部临海的帆船场等，就足令记者们往返奔波，废寝忘食了。一天下来脑子装得满满的，肚子却是空空的。
广岛车站是广岛市的一个繁华地。饭馆多不胜数。但此时都已关门歇业。只有小巷中的大排档和小饭馆生意依旧兴隆。透过红色隔布的灯光和高悬的大红灯笼，给深夜的黝黑小巷平添了几分生气。大排档前坐满了食客，一看，大都是记者。从形象上看，有东亚的，南亚的，西亚的还有中亚的。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胸前的记者卡证明了他们的身分。
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顾客。摊档上，煮着鸡蛋、豆腐、魔芋、萝卜的大锅热气腾腾；煮面的荤汤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各种生鲜食品陈杂，主随客便。语言不通，没有关系，用手一指，即可会意。这里比不上大饭店正规有序，卫生方面也并非无可挑剔。但这里也有大饭店不及之处，那就是可接触社会，领略风情。日本的工薪层下班后就是到这等地方小酌一杯。
一杯日本“扎啤”或清酒，佐以“杂煮”和一碟凉拌豆芽，竟也使人感到疲劳顿消。那“杂煮”中的鸡蛋颇似中国的茶叶蛋，但味道却要淡多了。几杯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深谈可不像点菜那样简单，只好人以“言”分了。中国话、韩国话、日本话还有说不上来名字的话都能听到。此时，广岛最国际化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些大排档和小饭馆了。记者们都说，每天唯有此时最轻松。
会了帐，在老板娘连连道谢声中起身离开大排档。夜凉似水。街上偶尔飞驶过“暴走”青年呼啸着的摩托。“波波”和“咕咕”在街灯下向你微笑。亚运，为广岛这日本偏居一隅的小城注入了活力，小城的居民也开扩了眼界。“的士”司机善意地为我们免去车资尾数。小饭馆堂倌主动递上杯杯热茶。老板娘由衷夸赞中国运动员“了不起”。不相识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开车为记者带路。这些美好的情意合着那“杂煮”，那清酒，那高悬的红灯笼，将永远留在记者的记忆中，也留在亚运会的历史中。（本文压题照片由金仁弟摄影）
（附图片）
第11版(体育)
专栏：
“兰兰不是娇娃娃”
——莫慧兰父母谈莫慧兰
新华社记者鲁炜
在广岛亚运会上，广西桂林１５岁的姑娘莫慧兰夺得５枚金牌，成为亚洲体坛的一颗明星。前不久，记者来到桂林市印刷厂家属区，找到莫慧兰的家。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家庭：没有现代化的电器和家具，一台彩电还是亲戚送的，为的是让兰兰能收看到体操比赛的实况。慧兰的父亲莫桥保是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印刷工人，母亲刘冬玉是厂里的临时工，靠糊纸盒为生，户口还在农村。
记者为之震惊：“金凤凰”是从这里飞向世界的！
讲述到他们女儿的成长道路，莫桥保夫妇激动不已，泪水禁不住地流：“兰兰从小就不是一个娇娃娃。”
１９８５年７月，莫桥保偶然看到一则广告：桂林市体操学校招生。他带着两个不满６岁的双胞胎女儿莫慧兰和妹妹莫慧芳一起报了名。她们双双被教练李桂凤选中。从此，幼小的兰兰开始了体操生涯。
每天早上５点半，莫桥保用自行车把两个女儿送到体校。第二年，兰兰住到学校。严格的训练，艰苦的生活，一个尚未懂事的孩子无法承受，兰兰病倒了。一个星期后，父亲再次把在家养好了病的兰兰送回体校，兰兰紧紧地抱着父亲的腿大声哭喊：“我不去学校，我要回家……”莫桥保强忍着眼泪把女儿推给了教练。他心里明白，心一软就会半途而废。他不断叮嘱女儿：每一个训练动作都要做得比别人好。
兰兰记住了父亲的话。一次，莫桥保悄悄地去学校看兰兰训练。训练场上，学员们正在练“倒立”。只见兰兰顽强地倒立着，一双胳膊在不停地颤抖，眼泪不停地往下流。下课后，莫桥保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当看到兰兰的双手因训练脱皮出血、后又感染发炎而布满血和脓时，莫桥保好心痛。但他仍然微笑着鼓励女儿继续苦练。小兰兰用纱布包好手，又回到训练场上。
１９８８年，莫慧兰进入了广西队。同年春节，父亲把兰兰接回桂林过年，同时背她到医院给她受伤的脚动手术。刚下手术台，兰兰就吵着坚决要回队，在场的医生也深受感动。谁能想到一个不满１０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事业心！
１９９０年，兰兰入选国家队，开始更正规、更大强度的训练。训练中，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小兰兰都咬着牙坚持。莫桥保夫妇告诉记者，兰兰在近１０年里只连续休息过一个星期。
莫桥保说，兰兰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国家，归功于她的历任教练。国家队教练刘桂成和袁紫娟对兰兰倾注了胜过父母的爱心。为了兰兰出成绩，袁教练结婚多年也不要孩子。说着，莫桥保夫妇热泪盈眶。
最后，莫桥保告诉记者：在亚洲夺魁，不是兰兰的最终目标；冲出亚洲，超越自我，才是兰兰的理想。
第11版(体育)
专栏：
广岛亚运回顾ＡＢＣ
本报记者刘小明
地球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亚洲刚刚举办了一次体育盛会。亚运会圣火熄灭后，各国和地区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东道主日本的报纸、电视，对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亚运会作了许多回顾、评论、综述，本文集纳了其中一些要点。
Ａ
政治问题介入亚运会，是个不好的先例。本届亚运会开幕之前，“李登辉问题”、“徐立德问题”，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由于主办国日本方面认可台湾高层政界人士出席亚运会，使亚运会前景出现了阴影。台湾当局利用体育运动会搞政治小动作，“挤占国际空间”，说穿了就是要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原则性问题，中国政府和１２亿中国人民当然坚决反对。中国体育代表团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同时考虑到整个亚洲人民和体育界的团结，为了使亚运会顺利举行，没有采取极端的抗议方式。
Ｂ
日本报纸评论当前亚洲体育大势为：中国继续强大，中亚五国抬头，日本前景堪忧。
亚运会期间，日本记者经常使用“‘鱼军团’势不可当”等这类的字眼形容中国运动员，并特别指出，像在世界游泳大赛上一枝独秀的中国游泳女将以及连创世界纪录的中长跑女选手，夺取亚运金牌简直易如反掌，她们水平之高实在令日本运动员望尘莫及。
对于前苏联中亚五国运动员的表现，许多评论认为，“中亚旋风”尚未真正到来，目前只是刚有了一些苗头。初露峥嵘的中亚选手，虽然拿到的金牌数量还不很多，但他们在足球、摔跤、皮划艇以及田径部分项目上的成绩，已经给亚洲体育带来冲击波，为原来的亚洲劲旅树立起新的对立面。目前，中亚五国的体育还是原来苏联时代打下的，主要是吃老本。今后，如果这几个国家经济水平提高，又有着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密切的体育来往，它们将会给亚洲体育地盘中带来更多的欧洲成份。
日本代表团团长松平康隆评价说，由于中国的强大和韩国的阻击，日本运动员这次仅完成了７５％—８０％的夺金牌任务。原来制定的最低指标为７０枚金牌，最后只达到５９枚。在游泳、柔道、空手道等项目，都丢掉了不少预计要拿的金牌。联想到两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日本选手前景很不乐观。日本奥委会已经决定将加强各个主要项目强化委员会的工作，增加经费，增加选手集中训练的时间。此外，日本人对足球方面输给韩国队，特别是由于最后两分钟被裁判判罚点球而失利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是裁判的错误导致日本队的不幸。日本足球界决心在申办２００２年世界杯足球赛方面继续与韩国展开激烈竞争，同时进一步办好国内职业联赛，提高日本整体足球水平。
Ｃ
广岛是一个仅有１００多万人口的城市，加上整个广岛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地区，人口也不及北京市的一半。作为第一个在首都以外主办亚运会的城市，广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出现了交通不便、电脑不灵、语言难通等问题，但广岛市民热情待客、勤奋工作，尤其是１０万名以上的大会志愿人员牺牲个人休息和部分收入，不取报酬，无私为运动会成功举行做贡献，这些都给亚运会每一位参加者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这次亚运会，观众虽不是十分踊跃，但也达到１１１万多人次，基本上与赛前预计相符。必须承认，亚运会与奥运会不是同一等级的体育盛会，期待亚运会能吸引像观看奥运会那样多的观众是不现实的。另外，这次亚运会是在不打乱普通市民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的情况下举办的，大会动员的警卫力量也很少。总之，本届亚运会给人总的印象是：祥和多于激动，发展多于成就。
第11版(体育)
专栏：
皮朋左右为难
孟彦编译
飞人乔丹退役了。与乔丹合称芝加哥公牛队“两大台柱”的斯科特·皮朋在新赛季平均每场得２２分，抢篮板球８．７个，助攻５．６次。这一足以使他跻身ＮＢＡ顶尖高手行列的成绩好像并没有给皮朋带来好运，相反，他现在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
公牛队的老板吉米·克劳斯花了淡季的大部分时间试图把皮朋转会出去，这使皮朋感到他被疏远了，毕竟，公牛队是他步入ＮＢＡ７年来所效力的唯一的球队。
“也许是因为我太骄傲了，”来自阿肯色州的皮朋说，他是１２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不知道这种骄傲是来自我的家族、个人背景还是别的什么。这件事无异于在我脸上狠抽了一记耳光。”
对皮朋来说更大的污辱是他没有同克劳斯及公牛队其他高层人员交流的机会。
“吉米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皮朋说，“他也许是没脸见我。关于转会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唉，也许是到了该换个地方的时候了。”
皮朋因为公牛队让他的好友、前锋格兰特转会到奥兰多魔术师队而大为光火。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让皮朋更无法忍受。公牛队和来自克罗地亚的托尼·库克签订了一份为期６年、价值２６００万美元的合同，从而使库克超过乔丹成为公牛队有史以来薪金最高的队员。而皮朋还在履行他那份２１００万、为期８年的合同。
“我认为在一个球员还没有证明其实力时就给他这么高的待遇，对他是一种污辱。”本赛季薪金２１０万美元的皮朋说：“库克还没有显示出他是干这一行的好手。”
皮朋非常嫉妒库克，更确切地说是嫉妒那份２６００万美元的合同。这一点在今年５月１３日的那场比赛中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在对纽约尼克斯队的东部联赛半决赛的第三场比赛中，比分出现平局的紧要关头，教练菲尔·杰克逊示意皮朋把球传给库克，皮朋却拒不执行。杰克逊只好用皮特·迈耶换下了皮朋，在离比赛结束还剩下１．８秒时，迈耶把球传给库克，库克投篮，中了。这一球决定了公牛队的胜利。那１．８秒在芝加哥当地的体育广播中足足持续了４个月。对皮朋来说，那１．８秒意味着他在整个赛季的失败。那场比赛终场前２４秒钟，当库克没有摆脱对方的拦截时，皮朋被迫跳起远投，但球却连篮筐边儿也没碰到。
“人们只看到眼前发生了什么。”皮朋说，“他们不知道在场下以及比赛的前几天发生了什么，而那才是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
７年来一直想得到别人敬重的皮朋总是难以如愿以偿。正如乔丹所说的那样，在聚光灯下，你所有的毛病都暴露无遗。上个赛季皮朋被指控非法携带枪支，因为一名警察在他的汽车里找到一支枪。由于这种搜查是不合法的，指控最后被驳回。皮朋还受到了球迷的指责，因为他说芝加哥体育馆里的球迷全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为白人球员和黑人球员欢呼的方式完全不同”，当然还有那倒霉的１．８秒。
如果不是西雅图球迷的反对，皮朋早已成了西雅图超音速队的球员了。现在华盛顿子弹队成了皮朋最有可能加盟的球队。“我希望我能转入子弹队，”皮朋说，“这是一支有望东山再起的球队，我想，在那里我会有更好的机会。”
你很难把身高２．０３米的皮朋划入某一类人，正如当他在球场上满场飞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是后卫还是前锋一样。他是巴塞罗那奥运会冠军“梦之队”中的一员，但他又和其他成员不同。他很健康，而且他正处于职业球员的黄金时期，到今年９月２５日他刚满２９岁。他很想加入“梦之队第二”参加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但他实在不适合和那些年轻队员配合。
“我现在有些左右为难！”皮朋说。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