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探索与商榷

  中西天人观的历史比较与启示
高飞乐
天人观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起源于人类的神话思维时代。从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神话思维正处在思维发展的前理性阶段。它以具体直观性、直接同一性和边界模糊性为其主要特征。无论是在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还是在古代中国神话中,这种思维特点都是相当明显的。但是,东西方人在共同走过神话思维阶段之后,很快就在哲学思维上分道扬镳了。比较中西天人观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一、中西天人观演进与比较
西方人通过对世界状态不断的怀疑和追问,逐渐形成了分析化、抽象化的哲学思维方式,放弃了神话时代的观念,走向了理性化的思维阶段,产生了主客相分、天人对立的混沌思想。在主客二分思想观念的导引下,西方人增强了人类主体意识,由此触发其强烈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内在冲动。当西方人走出中世纪宗教统治的漫漫长夜之后,这种征服自然的强烈冲动极大地推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走到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前列。然而,与此同时,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大量新的矛盾、危机。当代西方社会创造了相当发达的科学技术,并在征服自然的狂热欲望获得极大满足的时候,地球的生态环境却遭致严重破坏,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当代西方社会又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而在五光十色的商品堆积背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对立达到了极点,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变成冷冰冰的金钱与财物的关系。在当代西方社会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这种极端对立关系造成的后果终于震颤了西方人的心灵,促使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人究竟是什么?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反思逐渐打破了西方人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主客相分思维方式。随着西方人对现代化的反省,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新的各种思潮,其主要表征是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天人观上反对主客二元对立,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非主体性,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方的中国人未从根本上改变神话时代人类那种直观性、同一性、模糊性的思维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剔除其中蒙昧粗陋的部分,对其精华部分精雕细刻,使之日臻精致和完善。数千年来,这种悠远的混沌思维方式,使得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观念内化在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商周之际,中国人的天人观主要表现为具有明显神话痕迹的“天命论”思想。春秋战国时代,哲人们开始用无形的“道”取代拟人化的“神”,并且通过“道”把天与人统一起来。此后,在中国人的天人观发展史上,“道”一直作为阐释天人关系的最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孔孟和老庄两家都以考究天人之“道”为己任,然而两者探究的重点各别,由此铸成中国历史上天人观的儒、道两大基本类型。老庄崇尚自然,从天道出发考究天人之关系,提倡人类生活应当效法天道。孔孟以人类为中心阐释天人之关系,强调天人和谐的价值旨归在于人类道德之完善。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有人传承孔孟道统,有人沿袭老庄衣钵,有人则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对天人之道作新的诠释。不过,儒道两家都未脱离中国传统的主客和谐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观念也就成为两者天人观一以贯之的共同特征。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引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尤其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扩张力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双重撞击之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终于被打开缺口,天人合一的观念遭到怀疑、批判,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日渐高昂。在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今天,特别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中国正由自然经济大步走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农业社会大步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这必将催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更快地更新。
二、以史为镜
我们在观念更新的过程中,切忌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更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我们应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峰,以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视野观照中西天人观念的历史比较,善于从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中西天人观彼此互补。中西传统天人观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西方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对立的一面,以“天人对立”作为自己天人观的核心。中国人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中统一的一面,从而把“天人合一”视为至上境界。二者相较,各有长短。“天人对立”观念的确立有助于人们正视人与自然的矛盾,从而增强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意识。可是,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一当人类倚仗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处于某种优势地位时,就有可能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自然的统治者”的角色,从而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最后遭到自然残酷的报复。反之,“天人合一”观念因过于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而遮蔽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这就必然削弱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压抑人对自然的抗争意识,妨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然而,当今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矛盾陷入日益加深的困境之际,吸取“天人合一”观念的合理因素,将有助于人类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克服人类对自然的傲慢。
2.应当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天人观念。人类既不应是自然的主人,也不应是自然的奴隶。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以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当然,人类是自然界中一个特殊的部分。“人为万物之灵”,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唯一具有智慧的存在物,决定了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主体的地位。人类的主体性表现在人类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积极地、主动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可是,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的主体意识,必须改变人类“主宰自然”的心态。目前,世界人口增长过快,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必须建立一种正确地认识自然、适度地利用自然、合理地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和谐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发展的新观念。
3.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必须实现人类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总是向自然索取。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需求行为,但是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人类对自然已经由以往小规模的有限的索取,发展到全球规模的全面的掠夺。这种掠夺性行为大大超出了人类生存需求的范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驱使它选择一种与之相适合的价值观。因此,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占有物质财富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显然,西方社会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价值取向,是无法彻底克服人对自然的掠夺行为的,更是无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的。
今天,中国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怎样向大自然索取的问题,我们必须很好地加以解决,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来决定其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人对自然索取的合理性,从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环境同步发展的新型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学术研讨会述要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吉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五个问题:1.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的演变;2.西学东渐与传统文化的演变;3.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4.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中的地域差异;5.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启示。现将研讨中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以往学术界对此大都界定为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旧文化,近代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这两个对立的文化形态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那么是否由此可以认为传统文化的基础越薄弱,对新文化的阻力就越小,也就更易于接受和吸收近代新文化呢?对此,有的学者以剖析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薄弱,但却并未成为发展近代文化的有利条件时指出:第一,说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旧文化,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就等于封建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并积累起来的,自然会有其不同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但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文化,又都具有优秀部分和腐朽部分;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民族精神所在。把传统文化全部看成精华和国粹,或全部看成糟粕和垃圾,都是片面的;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文化体系,而且不是封闭的文化体系。传统文化固然也有排斥外来文化的一面,但更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一面。一个缺乏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的民族和国家,是不能很好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包括具有进步性的近代文化的。一个民族、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近代中国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提倡新学的先驱者们,大多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人,从魏源到鲁迅,莫不如此,即或受“西学”影响很深的严复、孙中山,也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毫无修养的人,很难很好地接受外来文化和近代文化,因为接受和吸收观念形态的文化,要比接受吸收衣食住行等物质享用的东西复杂得多,是不能简单地搬用和移植、模仿的。所以,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此次会上,学者在谈及传统文化演变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启示时,集中概括为“化西”还是“西化”,即坚持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还是不从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外来文化。对此,有的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先进人士对西方文化的吸收,都是从国情出发,在本国文化的土壤上来加以吸收的,即都是坚持“化西”,而不是“西化”。具体地说,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这个近代中国的主题出发,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融合了中西文化。外来文化不管多么好,只有和本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在这块土壤上生根开花。这不仅是一般的原则,也是实践的结果。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大师,都程度不同地从中国文化尤其是从儒学思想中吸收了养份,他们吸收中国儒学文化,是从反教会神权统治,从尊重人、尊重理性原则出发,吸收了其中的“人本”思想而加以融合;他们所理解的儒学,与中国儒学本身并不完全相同。又如日本是深受中国儒学影响的国家,日本对儒学的理解和吸收,也是在其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选择的。在中国儒学中,纲常伦理以孝为基础,日本儒学强调的却是忠而不是孝,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这些事实说明,不论哪个国家吸收外来文化,都从其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以其本土文化为基础的。但是,也有少数个别国家例外,如墨西哥19世纪30年代照搬美国联邦宪法,但最终无不遭到失败。
三、关于“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的改造。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整理国故”视为反动复古主义。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整理国故”是五四时期人们企图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努力。首先,“整理国故”具有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自觉意识,他们对传统文化既肯定其价值,又持批判态度,主张“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坚持以世界的先进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把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起来,终于找到改造传统文化的理想形式;其次,“整理国故”不仅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传统文化改造的规律与思想家的特殊作用。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改造是历史的连续意识,是继承、改造、再继承、再改造,亦即不断的“整理”过程,每一次“整理”都是一次改造,新文化就是这样被“整理”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被黑格尔称为“灵魂领导者”的思想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能把一切个人带到自觉意识中去,把整个社会从传统引入现代。
(宝成关)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报刊文摘

  跨世纪领导人才的素质
鲁献启在《培养造就跨世纪领导人才的思考》一文中对“跨世纪领导人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初二十年间担任或即将担任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优秀领导干部,是我党在今后几十年内坚定不移地率领中国人民致力于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跨世纪领导人才肩负的历史重任,必须具备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有素质。第一,政治上的成熟性。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能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减少曲折和失误。第二,知识上的综合性。世纪交替之机是一个信息万变的时代。一方面科学门类迅速增多;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互相沟通、渗透、交叉越来越普遍。这就要求未来的领导者,必须熟知多门学科,具备知识面宽、适应性和创造性强的通才素质。第三,思维上的多元性、能力上的全面性。不仅要具备善于驾驭全局、精密筹划的决策能力,具有重点突破的指挥能力;同时,必须具有辩证性、逆向性、整体性、超前性思维的能力。敢于面向二十一世纪,以其应有的胆略和气魄率领人民群众建跨世纪工程,创跨世纪的伟业。要充分认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才的竞争,是领导者能力与民族素质的竞争。我们要赢得二十一世纪,必须首先赢得人才,尤其是具有优秀素质的领导人才。
(摘自《领导科学》一九九四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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