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无论如何不能误了娃儿们
——陕西省延长县下西渠小学教师王思明在《新时期创业精神报告会》上的发言
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地区延长县罗子山乡下西渠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我们村距延安市１６０公里，距延长县城也有８０多公里。人们常常形容这里是“十里同村，隔山为邻”，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大沟深，峁梁纵横，经济非常落后。全村只有４７户村民，１７６口人，２０个劳动力。直到８０年代，这里的交通工具还是靠骑着毛驴出进。
我所在的下西渠小学，是一所村办小学。单班多级复式，６个年级还带一个学前班，２０多名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师只有我一个。
任教２７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在群众的支持下，我带领学生挖药材、育树苗、建果园，艰苦奋斗，不等不靠，大搞勤工俭学，累计产值达到１６万元。使下西渠的两代人享受“三免一自给”教育，即免除学杂费、免除书本费、免除文具费，办公费达到自给。从１９７０年开始，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毕业率都实现了１００％，比延安地区普及初等教育规划整整提前了１５个年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下西渠村和全国一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变化最大的还是我们学校，三迁校址，四修校舍，由最初的两孔破土窑洞，发展到现在的一座两层１２间３４０平方米的小洋楼。从１９７１年算起，我们学校共有１８届９１名学生毕业，全部升入了初中，其中后来有３０名取得了大中专文凭，其余的也都因为在校期间学到一门致富的技术，成为当地经济建设的带头人。现在，我的学生在遵守纪律上做到了自治自理，在刻苦学习上实现了自学自醒，在如何做人上达到了自强自立。
在工作中，我做了我所应该做的事情，但党和人民给予了我许多许多荣誉。多年来，我获得了２８项荣誉称号，其中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１３项。中央党校、延安地区教育局、延长县人民政府联合拍摄了以我为原型的四集电视连续剧《走出黄土地》。今年教师节，我作为应邀赴京参加庆祝活动的５０名代表之一，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座谈会上，安排我第一个向领导做了汇报；在中央电视台《走进九月》的文艺晚会上，我坐在了李岚清副总理的身边。一名普通的教师，何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此关怀与厚爱？今天，我就把我这２７年的工作情况汇报给大家。
山沟里办成了“洋学堂”
１９６８年秋天，在民办教师回队挣工分的情况下，下西渠小学原有的教师也就回去了。当时群众看我老实，也勤快，就推荐我这个初中没有毕业，却算是全村文化层次最高的人，担任了学校的挣工分教师。
记得刚开始任教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孩子们就来到我家的院子，请我这个老师。我呢，穿着大口布鞋，粗布衣衫，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来到了学校。学校的教室是顺山坡挖的两孔土窑洞，已经破烂，门窗都露在外边了。桌凳破损很严重，黑板是用一个桌面改做的。只有１４名学生，仅占学龄儿童的１／３。课本呢，只有毛主席语录，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首先想到的是念书得有书，可上哪儿去找呢？买吧，书哪里有？钱又从哪里来？干脆抄吧！我就到相隔１０多公里的邻村去抄。白天抄不完，晚上在小油灯下继续抄。我那握惯锄头长着老茧的手，握起笔来怪不得劲。两天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像只是两个小时。书抄来了，读书声有了，学校也真有个学校的味了。
一天，一个没有上学的小女孩来到学校，怯生生地问我：“老师，我妈说没钱能念书吗？”看着小女孩恳求的目光，可怜的模样，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的父亲也曾是一个教师，他一生勤劳，为人正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１９６１年冬天，父亲病危。在一个飘着雪花的晚上，我从离家４０公里的张家滩中学赶回下西渠，扑到父亲的身边，抓住父亲已经冰凉的手，喊了好几声爸爸，父亲才慢慢地张开眼睛，看看我，看看母亲，张了几次嘴轻轻地说：“无论如何不能误了娃儿们”，就再也不说话了。最终，我还是因为父亲去世失学了。１６岁的我，挑起了全家四代１１口人之家的生活重担，曾祖父、祖父、母亲年纪大了，弟弟、妹妹都还年幼，自己只好回家劳动，养家糊口。我想自己的悲剧不能在这些娃儿身上重演，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上学。回想自己的失学经历，我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同情。于是，我就对她说：“能！没钱也能念书！”小女孩来神了，头也不回就飞一般地跑回家去了。可是，我却觉得这个“能”字的分量可不轻啊！在当时，五角钱的学费对于每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村里的老红军王永善来到学校，拿出火柴盒，让我看上面写的八个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我讲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学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发展了教育事业，支援了革命战争的史实。我想，我会劳动，什么农活都难不住我，我能劳动，自己就是从吃苦中走过来的，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误了娃儿们，于是我领着学生开始了勤工俭学。
１９７０年，我们在荒地上种植了千穗谷、烟叶，这两样都属于经济作物，卖的价钱比粮食高。连同拾麦穗，当年收入达到了１００元。１００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够１００个学生一学年的学费。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宣布免收学费，入学的学生一下子由１４人增加到４３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１００％。学生多了，新的问题来了，一个窑洞挤不下，我就和学生一起把窑往深里挖。我挖，学生用手抱土块，用筐抬土，那个热情和干劲可不小。硬是把窑洞加深了３米。可桌、凳也成问题了，同学们出去借，连庙里的供香桌也抬来了，最后还是不够用，只好再垒了几个土台子，总算能凑合了。
到１９７３年，随着勤工俭学收入的增加，学校实现了三免一自给，同时还节余５００元钱。我就又想到不成样子的“教室”，我们的土窑洞，坐东向西，里面又窄又深，光线十分昏暗，阴雨天，上课得点上煤油灯，才勉强可以看清黑板上的字，对学生的视力极为不利。窑面风吹雨淋，土块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所以我产生了建设新校舍的设想。可我们村的毛驴还没有别的村子的拖拉机多，还想建新校舍？真是不容易！
打石板，首先得找能打石板的场地，可村子周围尽是土，听说老几辈人都没有找到这样的场地。当时有人对我说：“要是能在咱村找到打石板场地，我的鼻子里就能长出象牙来。”那是１９７４年寒假的事，我扛着老?头，背着干粮，一个人在离村子２．５公里路的深沟里去找石场。每天天明动身，天黑回家，这里看看，那里挖挖，沟沟岔岔，几乎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仍一无所获。但我不灰心，直到第五天黄昏，我累得十分厉害，自叹又一天白过了，把肩上的老?头使劲往下一丢，“哐”的一声，这不寻常的声响高兴得我都喊了出来，找到了，找到了，忘记了劳累，忘记了饥饿，不顾天黑，撬起了第一块石板，我摸了又摸，就像找到了救星，比黄金还贵重，我简直不相信是真的，直到把５０公斤左右的石板背回学校，也没感觉到累。回到家里，气温是零下十几摄氏度，棉袄却在冒白汽。从此我每天天不亮就动身去打石板。当时虽穿棉衣，单薄不说，外没有罩衣，内没有衬衣，呼呼的北风吹得我透心凉。当时的干粮只是窝窝头，尽管晒在太阳下，吃时，却是啃冰渣。渴了，去沟底吃一块冰。工具一无所有，借来工具可又不会打，只能在干中学，手被砸烂了，用破布条一缠，继续干。手出汗冻沾在铁撬上，我用嘴吹气，结果无济于事，好长时间手脱不开铁撬。一次挖石头，不防洋镐在石尖上一碰，过来正好砍在右脚筋上，自己把自己打得趴在地上，两只手掌全是血，下巴也擦破了，牙也打活动了。大年三十，全村人都开始过年了，我才拖着疲倦的身子，摇摇晃晃回到家里。炕上躺着睡着的孩子，小脸上挂着泪花，妻子还在烟熏火燎地摊糜子面饼子，准备所谓的“年饭”。正月初一，我仍没有敢休息，两个寒假，４５天，终于打了１４４平方米石板。村民们也主动帮我把石板从沟里背回学校。
箍土基窑需要垫土，５万公斤土垫上了，那是我在村民的帮助下一担一担挑上去的。山墙因地基问题滑塌，在清理时，我被再次滑塌的土埋住了半个身子，学生们急得直叫，幸亏附近的村民及时赶到，才把我从土堆里拉了出来。
校址迁到土基窑，教室的采光问题仍然没能得到彻底解决，我总想盖一座砖木结构的教室。正好邻村有一座旧房子出售，价钱比全用新料盖要便宜，我便买下了。我领学生去拆迁，原以为拆房很容易，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终究不是木工。上房顶危险，自然是我的，我一边干一边指挥，并要同学们注意安全。拆最后两根椽子时，我脚底一滑，差点摔下去，但手心却被钉子刺破了。又是村里的群众和我们一起，把房子从２．５公里外的上西渠迁到下西渠。背沙子，要走５公里山路下到延河边去背。当时总想多背，谁知越背越沉，回到学校，我和学生都是精疲力尽。
搬进砖瓦房，课桌又不协调了。我就请来了当地最好的木匠，从选料到制作，都严格把好质量关。为了省钱，我又和同学们一块油漆。从１９７６年到现在，桌子下横木的棱角已经磨成了圆形，但桌面上没有刻划的痕迹，油漆仍光洁照人。因为同学们深知每一张课桌都来得不容易，它渗透着师生们辛劳的汗水。
学校从两孔破土窑洞迁到土基窑，又迁到砖瓦房，面貌是改变了，来参观的人多了，是鼓舞又是压力，我暗暗将压力变为动力，决心在山村建一个高档次的学校。我弄回１３块一米见方的大石板，竖在土基窑顶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邓小平同志给景山学校的题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山村教育也要现代化是我终生不懈的追求。
多次外出开会、学习，我深感城市的建设速度与偏僻山村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几个年代，而是几个世纪。强烈的反差，促使我产生了盖楼的设想。当时勤工俭学已经积累了约７万元左右，我准备到本世纪末一定要建成一座教学楼。有人好心地劝我：盖楼可不比箍土基窑，不如把土基窑拆了，修成石窑。也有人说：“用这些钱可以盖平板房，咱们这儿又不是缺地皮。”我想，没有超前的意识与决心，就不可能有超前的作为，我要让下西渠人看到都市的风貌，这个楼我盖定了。我打算有一点钱就干一点事，今年买砖，明年买钢材，高山也怕慢汉摇。等料备齐了，再动工修建，不信楼盖不成。
施工过程中的麻烦事非常多，多到让你一会儿也离不开工地。为了不误课，我只好早晨在工人上工前，开灯上一节课，早饭后上一节课，中午休息再上一节课。之后，从工人上工到工人收工一直陪在工地。说实话，这比７０年代打石板还难弄，那时不用管别人，累了，晚上还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可现在，晚上不到１２点钟难以休息。我有时外出开会办事，尽管延长县教育局派了一名同志替我监工，但我总是放心不下，常常是事情一办完，就急着往回赶。
就这样，熬过了１００多个日日夜夜，教学楼总算建成了。上下两层，共１２间。楼的正面贴奶油色瓷砖，侧面为绿色水刷石，背面为清水砖，整个造型为“捷克式”。教室窗明几净，校园绿树成荫，春天花香四溢，秋天硕果累累。有的领导说，学校校舍已成为同类村子的延安第一、陕西第一。１９９２年９月１日，校舍第三次搬迁，山里娃终于走进了“洋学堂”。
无论如何也不能误了娃儿们
我校的学生尽管是来自一个自然村的，但由于各自经济条件不同，文化有别，学生的智力素质也各不相同，为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让一个学生落伍，十多年来，我只得实行普通教育中的特殊教育，即“一对一”的教育。
我想，我的这些学生总有一天是要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要适应社会，就必须有一定的素质和才能。所以，从学生入学开始，我就着手训练培养他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品德的“自治自理”能力，坚持学习和会学习的“自学自醒”能力，改造家乡、建设家乡的“自强自立”能力。多年来，我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现在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的学生都达到了我所倡导的“自治自理”、“自学自醒”、“自强自立”。我的作法是：要把学生培养好，自己首先要做出表率。在劳动中，让学生跟着干，自己不沾一分钱。我既是他们的老师，同时也是他们的服务员。陕北的冬天冷到零下十七八摄氏度，每天天不亮，我就给学生生起了火炉，教室比办公室暖和；现在教室用上了电暖器，又比办公室“洋气”，这些对学生的触动是比较大的。
学校办好办坏，群众最清楚。村里决定奖给我一辆自行车的钱，让我买辆自行车。说实在的，一辆自行车，对农村人来说，作用是相当大的，村民们称它为“不吃草的洋马”。但我想，学校办成这个样子，学生出了力，应该得到奖励；再说，他们需要字典比我需要自行车更迫切，所以，我就用买自行车的钱给学生买回了《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字典》。
学生是学校的建设者，对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十分珍惜，深深懂得学校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学校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暑期，果子成熟了，我开会不在，学生会一颗颗把果子摘下，运到乡里集市上卖掉，开学后把钱如数交给学校。从这以后，我外出开会，不需要请代课教师，学生自己组织，自己管理，按时作息，和我在校一样。他们还把原来的值周制改成值日制，让每个同学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轮流当一次“小老师”，学生达到了“自治自理”。
要将孩子培养成有用的人才，确实太难了。有个学生入学前，常常一个人坐在地上，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我前去问他，你看什么？他说，什么也不看。那你想什么？我什么也不想。那你坐在这儿做什么？他翻着白眼，说不出来。今年暑期，北京来人到我们学校考察，带着摄像机，在村里采访正好碰到了他，同他进行了交谈。事后，采访者让我看那段录像：
你上几年级？
六年级刚毕业，已经考上了初中。
你考了多少分？
１４１分。
多少分录取？
９０分。
你们最高的考多少？
一百八九十分。我是中等水平。
你对王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开始数学差，王老师教会我溯导法，不仅解应用题速度快，而且准确率高，现在还能给小弟弟妹妹们教。王老师在洛阳住院，写信告诉我说，山里的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笨，只要努力，同样是会有出息的。
你将来想干什么？
走出黄土地。
为什么要走出黄土地？
因为这里贫穷、落后。
你怎样才能走出黄土地？
我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
你走出黄土地后怎么办？
重返黄土地。
为什么要重返黄土地？
为了更好地建设黄土地。
看完录像，在场的人都很高兴。他们看到１４岁的孩子能有如此高的境界，说我教育有方，我觉得这正是自己２７年追求的。但“明天——怎样教”，是我永远探索的课题。
２０多名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分七个层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特别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给他们自学的方法，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比如请同学们看自己的备课过程，知道老师也在自学。和同学们一起做上下楼梯的试验，要求一步一阶、一步两阶、一步三阶，谈个人的体会，使学生明白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贪多求快。下雪后，我在雪地上走了１００步，让同学们踩着我的脚印前进、不能有任何偏差，如有偏差就视为犯规，自动退出。结果走１０步有人退出，走２０步有人退出，到了１００步竟一个人也不剩了，同学们说：踩我的脚印前进，胯都有些别扭，结果还犯规了。通过这件事，我主要是教育同学们要学会走自己的路，现在学习要走自己的路，以后参加工作，更要走自己的路。
在教学中，我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了课内外相结合的五步教学法：预习——讨论——讲解——练习——提高。在多级复式教学中，改一次循环为多次循环。鼓励学生超进度自学，高年级主动给低年级辅导，发挥每个学生智能上的最大潜力，使学生掌握会学的方法，达到学习上的“自学自醒”。数学教学中，为突破应用题这一教学难点，我教给学生一种思维方法——溯导法，即追溯应用题中比较数的来源，根据条件和问题，推导列算式的方法。同学们掌握后，解应用题，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率高。
１９８６年为进一步提高我的业务素质，延安地区教育局保送我到延安教育学院进修，１９８８年，修业期满，是留延安，还是回下西渠，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留延安，地区教研室主动要我，自己的孩子上学也十分容易，就业也好安排，对于我本人的业务长进也有好处，毕竟这里环境好。可进修前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两年前送别我的唢呐声不停地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下西渠的村民，为了我进修后还回下西渠，举行了既别开生面、又隆重异常的欢送会，请来了乡政府的领导，请来照像的，请来了陕北唢呐，座谈会开到凌晨还不肯散去。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我进修完一定回下西渠。第二天，为了赶车，天刚亮就出发，结果群众已聚集村口，列队欢送，还在叮咛，一定回下西渠来。送行的人原说只去两个，结果去了十几个。送别的人步行了７．５公里，唢呐声陪伴了７．５公里。后来就是这唢呐声常常将我从睡梦中吹醒。在这决定人生前途的十字路口上，也就是因这常常吹醒我的唢呐声，使我放弃了留延安工作的机会。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０日凌晨，我告别了灯光闪烁的延安城，辞别了平坦的柏油马路，回到了下西渠，重新住进了祖上留给我的两孔破窑洞。当年送别的人又拥到我家，他们抱着南瓜，提着豆角，仍是那样热情，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笑脸，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唢呐声。
离开两年的学校，好像变得苍老了许多，代课的老师也给我诉说他两年守业的艰辛。我想，我回下西渠决不能再守这个旧摊，只有创业才是出路。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守业就意味着停止前进，实际就是退步。既然创业难，守业更难，我就不守这个旧业，而要再创新业，这个新业，就是不断优化办学条件，创办一流山村小学。
让村里人知道外面的大世界
进入８０年代初，被黄河挡住去路，被大山封住出路的下西渠村，仍有半数人没有去过县城，没有见过汽车，不知道楼房是什么样子，电灯、电视、电脑等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这里如同天方夜谭。
７０年代初。据当时乡上的安排，决定成立民工营，在我们村安营，兴修水利。我想，那就要成立大灶，人多总要吃菜，种菜就有了销路，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按当时季节推算，只能种萝卜了。秋天，果然收了１０００公斤萝卜，每公斤５分，共收５０元钱。我用这５０元钱给学校买回一只自鸣挂钟。村里人都来看这个稀罕物，觉得挂钟十分神秘，看着看着，有的人竟不由自主地随钟摆的摆动，摆动着身体。我按说明书讲了这只人造“公鸡”的原理，使大家对学好文化、过上现代化生活产生了美好的憧憬。
我又给学校买回可以对讲、收音、扩音、电唱的“四用机”，并接通各户的有线广播，把学生阅读课文、讨论问题的声音传送到每个家庭，既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又让家长及时了解到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密切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１９７６年民工营再次到我们村修大坝，我又种植了土豆，收获了５００公斤，收了５０元，又添了７．５元，买回高音喇叭，活跃全村的文化气氛，当时乡上开个什么大会，也常常来借我们学校的高音喇叭。
８０年代初，延长县购回第一批录音机，我也抢购到一台。我自己方言较重，普通话说不准，就在县上复制了小学语文朗读录音，课堂上指导学生发音，课间也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在课内课外有意识地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我和学生一块听、一块学，使学生朗读日趋规范化。
随着勤工俭学收入的增加，我们有了一些钱，就想有电，可要买个柴油机发电、搞个太阳能发电，学校的钱有限，不能如愿。后来得知临潼有风力发电机，我就一个人去买。买好后从临潼到西安、延安、延长、罗子山乡，５００多公里，要倒６次车，装装卸卸。１９９０年元旦，在小油灯下生活过多少辈的下西渠人，终于见到了人类文明的象征——电灯，人们的生活术语也随之改变了，不用说拿火柴，点油灯，说“开灯”，不说吹灯，说“关灯”。接着，我们学校又买回一台大彩电，每当夜幕降临，校园里就热闹起来了，村民们争先恐后聚在这里，收看电视，享受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和欢乐。
今年，山东省滨州医学院医学一系九二级团支部，看了电视剧《走出黄土地》并得知我受伤住院后，把他们建校劳动的生活补助２６２．１２元，全部捐献给我，要我养伤治病，希望早日返回学校。我接到钱后，内心非常感动，心想决不能辜负远在千里之外的团员青年们的心意，一定要让这些钱花得有意义，就又添了近３００元，从广东邮购回一台“小电脑”，把电脑请到我们的山沟沟小学。学习机只有一台，２０多个学生，怎么行呢？我就请木匠给每个学生制作一个“模拟键盘”，让同学们熟悉键盘，练习指法，谁先掌握，谁就上机操作，把激励机制引入到学习上来。
从学校第一个建成苹果园起，现在下西渠村几乎每户都有一个小果园。
从学校第一个造小片用材林起，现在下西渠村每户都有一个小用材林。这些林子的树苗也大部分是学校提供的。
学校在育苗过程中，同学们采集树种，实地操作种子处理、育苗等。学会了春天梢接，夏天“丁字形”热粘皮嫁接技术，有部分同学已成为“嫁接能手”。乡政府的同志也来学校请教育苗技术，他们称我们的育苗方法是“旱地覆膜”育苗法，效果好，创出旱塬育苗的新路。
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实行了免费教育，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校舍由两孔破土窑到今天小洋楼，延长县、甚至铜川市有的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校上学，成为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来学校参观的除教育系统外，有个体户，行政干部，有年过古稀的老人，也有刚刚学步的孩童。有坐车的，也有步行的。
我村在北京林业部工作的一位同志回来探亲，坐在接待室，说：没想到下西渠也有楼了。
我们村一个青年说媳妇，女方家庭得知是下西渠人，马上说：下西渠村子有王老师，有楼，有电，能给。
我们下西渠小学是有了小洋楼，但楼旁边常放着老?头，我的手上长着老茧，鞋子里常有黄土，学校的围墙、大门还没做成，为了省钱，一切都得自己干。
去年９月１４日，我和我的儿子在维修学校果园里的房子时，木梯突然从中间折断，我从上面重重地摔了下来。当时，只觉得右脚有一股强烈的凉气，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全身。凉气很快消失了，随即是难以形容的疼痛，梯子压在右脚上，我又坐在梯子上，把脚腕折过９０°。儿子怎么也扶不起我来，他和几个大同学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我和梯子分开，看着完全变了形的脚，把他们都吓呆了。我坐上手扶拖拉机去上西渠找一个当地医生。他在没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把脚扳正。雨越下越大，只好返回到家里。第三天乡政府的车把我送到延长县医院，经过拍片发现两处骨折，大夫说问题不大，打上石膏就行了。我想学校的工作要紧，没有住院，当天就又回到学校。回到学校后，脚、小腿越肿越粗，膝盖以下全是紫色，不要说下床，就是翻身也要别人帮忙。白天还好过，晚上就难熬了。只好叫几个孩子轮流打我的大腿，打到麻木，才能迷迷糊糊睡两个小时。后来大腿打得发紫也不起作用了。为了不耽误同学们的学习，电大毕业待分配的大女儿，拿起我的教本走上讲台替我给孩子们上课，直到现在。
伤筋动骨１００天，我盼呀盼，１００天终于盼来了，２００天也盼到了，可双拐仍是双拐。我拄着双拐做着我每天所要做的事情。直到今年３月，在地区教育局局长武耀东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才到延安地区医院检查，医生说，骨头可能坏死，武耀东同志立即决定送我去河南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治疗。诊断结果是右脚距骨陈旧性骨折、塌陷三毫米，骨增生突起１０毫米。当我知道我的病十分严重时，面对大夫给我的两种治疗方案，我想了很久很久。第一个方案是手术治疗，脚腕做成死关节，今后仅能在平路上行走，第二种是保守治疗，一直要受疼痛的折磨，但还可以在山路上行走。这两种方案实际上不容我选择，下西渠哪里来那么多平路啊！为了不耽误娃儿们，我只能选择后者。人们不理解、大夫不理解，但我自己能理解。我终生瘸着腿走路，无怨无悔。住院期间我写信给女儿，叫她如何安排勤工俭学和学校的工作；写信给学生，告诉他们努力学习，给他们寄回新购买的书籍。但我毕竟是个凡人，静下来细细一想，今后学校建设仅仅靠１０岁的小孩能行吗？又如何能保证我们学校继续上档次呢？住院三个月，我回顾了三个月，日日夜夜思考了三个月，我不能干重体力活了，又为什么不用我的技术呢？我要办油籽加工厂，把种植业变成加工业，除稳定学校的收入外，还可带领村民奔小康；我要办家长学校，使每个家长当好学生的校外教师，形成教育的大环境；我要办全免费的寄宿学校，将下西渠小学服务范围扩大到邻村邻乡，为那些因经济困难而不能继续学习的孩子们提供当地一流的学习环境；我要办农民技术学校，让他们掌握至少一门农业技术，使他们留在黄土地，改造黄土地，把黄土地变成他们生存的乐园。（附图片）
（题头照片为王思明同志。本报记者李宏伟摄。其余4张照片由下到上依次为下西渠小学校舍的3次变化：从土窑洞到土基窑、砖瓦房、教学楼。顾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