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令人欣喜的回顾
——我国司法行政工作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长足发展
赵大程
建国以来特别是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司法行政工作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工作迅速发展，成为保障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法制力量。目前全国已建立律师事务所５１２７个，从业律师工作人员近７万人；公证机构３０６６个，从业公证人员近１．７万人；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机构３．３６万个，法律服务人员１０．７万余人。据粗略统计，在过去的１４年中，全国律师共为１８．５万多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担任了法律顾问，代理民商事案件２６０多万件，为刑事案件辩护２００多万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１１０万件，全国公证机构共办证４９１４．６５万件，涉外公证文书运用到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全民族的法律意识水平不断提高。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０年，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了第一个五年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活动，全国７．５亿普法对象中，有７亿人参加了学习。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的以普及专业法为重点的“二五”普法活动，目前正在深入展开，其显著的特征是以鞍钢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展的依法治厂活动，以山东章丘为代表的依法治村、民主管理活动，以辽宁本溪市最先发起的依法治市活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开展的依法治军活动，以及依法治路、依法治税、依法治水等活动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监狱、劳教工作不断加强，监所秩序良好，改造质量稳步提高，维护了社会稳定。各地监狱根据犯人特点，有系统、有计划地对犯人进行了政治、法制、技术和文化教育，加强了规范化管理，实行了分押、分管、分教的试点；劳教工作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开展创办劳教特色活动，成功挽救了一大批失足违法人员。
四、人民调解工作得到新发展，为促进社会安定、增进人民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城乡已配有５万名司法助理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１００多万个，调解人员９７６万多名，每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７００多万件，防止可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３万多人。调解的纠纷涉及婚姻、继承、赡养、扶养、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赔偿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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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瑶寨“土法官”
张知干欧显庭
南岭山下，湘南边陲，传颂着一个既普通而又传奇的名字。她就是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贝江乡贝江村年近半百的共产党员、调解主任罗秋月。
莽莽大瑶山清楚地记载：罗秋月做调解工作整整２０个春秋，在关系到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上辛勤奔波。他先后走村串寨爬山涉水４０００多公里，为全村瑶汉同胞调处各类民间纠纷近６００起。其中防止纠纷激化１５起，制止群众性械斗６起，使３０多对关系濒临破裂的夫妻破镜重圆。１９８５年以来，她先后多次被湖南省评为“先进人民调解员”光荣称号，并荣获了司法部颁发的“人民调解先进工作者”奖章。１９９１年，她的先进事迹被拍成电视剧，当时的司法部部长蔡诚亲自为该片题名《心的呼唤》。
偏僻的大瑶山，也是封建残余思想浓厚的角落，各种纠纷突出。１９７３年，罗秋月当上村人民调解员，就把瑶寨的安宁作为己任。于是，在通往全村２００多户７个自然村的条条羊肠小道上，便留下了她繁忙奔波的足迹，也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对罗秋月来讲，不管是多么难的纠纷，她都从不怕麻烦，尽力去调解。回龙村村民刘化锦与妻子争吵，打了妻子一耳光，自尊心极强的妻子一气之下抱着４岁的孩子跑回娘家，秉性好强的丈夫又不愿去接，夫妻俩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３年竟破镜度日达１３年。罗秋月做调解工作后，主动把这冷了１０多年的夫妻之事管了起来。她一次接一次，一年接一年。７个寒暑，她不知多少次登门开导，终于以她的韧性和诚心感动了双方。刘化锦被说服了，在罗秋月的陪同下接回了妻儿。２０年的破镜终于重圆。从此夫妻俩和睦如初，昔日冷冷清清的家又飞出了阵阵欢声笑语。
罗秋月不仅是调解工作的热心人，而且还是科学调解的探索者。她从不少家庭纠纷因经济困难引起悟出了引导群众致富与防止纠纷的内在联系。于是，她把调解工作引向更深层次，在向村民开展法制教育的同时，同丈夫一道钻研致富技术，无私传授给群众。２０年来，罗秋月就是这样恪守职责，迎着困难，默默地在民调工作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耕耘，辛勤地架设同群众密切联系的“连心桥”。贝江村的乡亲父老尊称她是“瑶寨土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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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道热肠
——记新疆维吾尔族调解员阿布杜艾尼·尼扎木
新华社记者何自力本报记者毛磊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萨依布依街道所辖的区域内，有２６个企事业单位、１９个家属院。维、哈、汉、回、东乡、锡伯等１２个民族的７３３户人家在这里生息。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但都没有妨碍他们友好地相处。
俗话说，牙齿和舌头总有相碰的时候，更何况朝夕相处的家人和邻里呢。“关键是要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个街道住了１５个春秋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布杜艾尼·尼扎木道出了他的处事哲学。
街道上一对１６岁的少男少女离家出走，引起了男女双方家长的纠纷：女方家长指责男方家长怂恿孩子拐走了他们的女儿，男方家长指责女方家长没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一时间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身为人民调解员的阿布杜艾尼在了解情况后，把两家人找到一起，他一面劝两家人想办法找孩子，一面苦口婆心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对话。出走的少男少女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中，阿布杜艾尼又找来这对少男少女，给他们讲婚姻法，讲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一场针尖对麦芒的“争斗”终于终止了，两家人又和好如初。
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的阿布杜艾尼，看上去老了些，但他认为“老有老的好处”。在调解居民们“吃喝拉撒”的纠纷时，他常常通过老人出面一起做工作。他说：“老人有威信，说话有分量，中华民族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街道上８０多位退休老人都是他调解工作的得力帮手。“老人们在一起聊天，可以知道一些信息，也能把事端及时解决在萌芽状态。”１９８６年至今，他共出面调解各类纠纷１１７起，调解成功率在９８％以上。
在中国，有９７６万人民调解员活跃在各个城镇乡村，他们已成为社会安定、各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现在改革开放，原本宁静的边陲也热闹起来，街道上又从外地来了许多新居民，因此要想大家和睦相处，必须学会遵纪守法、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阿布杜艾尼口齿伶俐，说起话来颇具感染力。他和其他一些人民调解员一道还进行了大量的普及法律知识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宣传，他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纠纷的出现。”
“为他人调解矛盾纠纷，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智者，有了智慧，才能让人服。”能说维语和汉语的阿布杜艾尼老人深有体会地说。他读的书很多，政治、经济、自然科学都读。
阿布杜艾尼所主持的居民委员会因为调解工作有方，已连续三年被伊宁市评为先进集体。去年１１月，司法部授予阿布杜艾尼·尼扎木“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的光荣称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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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作制：律师体制改革成功之路
——北京市司法局长孙常立一席谈
本报记者王比学
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作为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律服务实体，因其诱惑与挑战并存，逐渐成为市场经济舞台上律师业发展的一种新走向。
北京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可以说是中国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发展的一个缩影。
“改革是律师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合作制又是律师体制改革的成功之路。”北京市司法局长孙常立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步切入正题。
他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律师全方位、多侧面地参与其中，而北京市律师工作的实际状况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极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律师数量严重不足；素质不高；法律服务的层次不够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个体制问题。我们的律师工作“吃大锅饭”的现象较严重，如果不寻求一条走出困境的新路，上述这些问题将难以解决。１９８８年，司法部提出要摸索出一条不占国家编制的律师发展之路，北京市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也是始于那个时候。
孙常立边说边拿出一份统计表给记者。截至今年８月，北京市共成立１０２个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占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的近６０％，有专职律师８６０多名。由于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它成立到现在，有力地促进了北京市律师工作的迅速发展。第一是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８６０多名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中，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占３４８人，有５０％的人熟练掌握一至两门外语。第二是提高了律师的服务层次。第三是拓宽了法律服务新领域。第四是促进了律师专业化的进程。如时代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以期货、知识产权、投资与资源开发为主；竞天所以国际招标投标为主；公元所是以企业破产法津事务为主；君合所以金融、房地产投资为主。第五是加速了管理的现代化。总之，发展合作制最大的成果就是吸引了人才，提高了律师队伍的素质。
合作制，这是北京律师改革的一条成功之路。（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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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司法行政战线上
孜孜不倦
——记西南政法学院俞荣根教授
法声
俞荣根教授中等身材，精力充沛，走路如有风。他是个自甘寂寞的人，任凭外面世界商海的潮水汹涌，他都没有中辍自己既定的笔耕。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串令人钦羡的学术成就。
一九八四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孔子法律思想探微》获四川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九八七年，他与另外三位中青年学者合著的四十二万多字的《中华法苑四千年》问世。一九九一年，他被西南政法学院晋升为教授。一九九二年，俞荣根的学术代表作，集其十二年研究心血的《儒家法思想通论》出版。全书洋洋五十三万余言。
一九九三年，他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课题组完成一套共四种丛书的写作。俞荣根独自撰成《艰难的开拓——毛泽东与法》，共计二十五万字。
一九九四年，《中华大典·法律典》编委会又把编纂《法律理论分典》的重担交给了俞荣根教授。
粗略地统计，从八十年代以来，俞荣根教授发表学术论文已达一百多篇，出版个人和合作的专著、教材、译著十二种，共二百多万字。他还为国家培养了十一名硕士研究生。
一九九一年，俞荣根的代表作完稿了。他自己说“太累”，朋友们劝他“该歇歇气了”。但学校又给他压重了担子，要他出任法学研究所所长。他思虑再三，建议以少数民族法作为法研所的研究重点，第一步先从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今年七月，他率队开进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羌族聚居区，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调查，搜集到了大批的实物和资料。目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试写卷——《羌族习惯法》正在紧张编写之中。也许从此开始，他将结束十五年比较单一的书斋作业，去开辟一条书斋与田野相结合的法人类学研究新途？！